（注：本文所说的体制外知识分子定义较严，要求具有独立性、人文性、思辨性等知识分子精神，主要包括从事独立思想学术研究、非商业性自由文学创作、艺术创作者，一般的商业写作者不在讨论范围之内。）

英国学者富里迪的著作《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被介绍到中国之后，曾引起国内思想界一定范围内的关注与讨论，但与大多数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一样，很快便不了了之。知识分子精神的萎退在消费主义的21世纪是普遍现象，富里迪著作的批判点主要也在于庸人文化对知识分子精神的侵蚀。其实，庸人文化固然是一方面，但最根本的还是思想与威权的永恒矛盾，在威权强盛的时代，思想普遍受到压制，但反过来也可能催生极个别孤独、勇毅、英雄气质的思想者，进行“一个人对抗整个时代”的抗争，他们的思想人格高度与业绩，是消费主义时代的知识分子很难追拟的。在权力分散化的当代西方国家，思想的自由度比18、19、20世纪都要高，而顶级思想者的精神高度和战绩与黑夜中开拓的思想先驱有差距，这是难以避免的结果，至于思想向商业的让步，固然可视为人文精神滑坡的一种表现，但消费主义毕竟不如刚性的威权主义来得可怕，到目前为止，还不足以证明西方的精神隐患已演变成崩溃性的精神危机，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一个世纪，那就很难说。

富里迪关注的焦点，多少有些“后现代”的气味，而在中国思想界，则更多为前现代的问题所困扰。

绝地：体制外知识分子的艰难处境

在政治上，素来存在着“最高纲领派”和“最低纲领派”，在对待知识分子精神的问题上，同样如此。萨义德是著名的“最高纲领派”，在他看来，知识分子应该永远是与权势对抗的“局外人”，这一纲领是简明的，正因为简明，所以难行，以此观照，无数所谓的“当代名儒”、“学术大师”原形毕露。

独立思想是异端性的。就思想本身的活火性、流质性而言，无疑体制外知识分子更贴近思想者的理想人格，即使是在民主国家，只要仍然存在当权者和无权者，体制就必然对思想构成约束。理想的知识分子类似独行侠，仗剑江湖，纵横驰骋，为弱者请命，与强者对抗，在自由的原野上生、死、思想和流血。即使参加组织，也是那种道义性质的、结构非常松散。不足以造成对人格的异化的组织。严密的组织、吓人的纪律与权力的大棒，素来是思想的恶梦。自从策士商鞅、独夫嬴政以来，这挥之不去的梦魇就与中国思想史相伴随。

知识分子常有“立言”的梦想，而在当代中国，体制外知识分子立足思想界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在我印象之中，大陆地区成名于2000年后、活动于体制外而能在思想界造成影响的，根本没有几个人，某些挂着“自由学者”、“自由作家”头衔的人物，要么是在体制内功成名就后脱出体制当文化个体户的，要么有很深厚的学院背景、师承渊源，在体制内有广泛的人脉关系。如果前些年的韩寒能算知识分子的话，可能是一个特例，但那有特殊的文化原因，而且韩寒对思想界的影响主要是引起讨论，其道德文章没达到真正令主流思想界重视的程度。韩寒本身的功力尚欠火候，但即使换一个学力深厚的人（比如30岁不到就名满那不勒斯的克罗齐）易地而处，也很难突破论资排辈、讲究人脉的当代知识界的层层壁垒。

事实上，体制外学者即使学力和思想高度达到体制内人物十倍以上的程度，其成绩也很难得到主流思想界、学术界承认，这是一个非常严峻但不得不承认的事实。即使排除故意屏蔽的因素，就一般的传播学知识而言，体制外学者缺乏必要的名声、地位、平台、人脉关系、可利用的传播媒介，在与体制内学者的竞争中处于绝对劣势地位。而且一般的体制内学者即使不能成名，仍有稳定收入以养家糊口，体制外学者除非本身家境殷实，否则除成名之外，别无途径以保证长期开展独立研究。因此，他们的竞争对象，不是一般的体制内学者，而是体制内的权威人物，其难度可想而知。当代学人尤其是从事文史哲政研究的，所需阅读的文献资料是海量的，有一种通俗的说法，在某一领域达到专家的学力，需要付出10000个小时的时间，更莫论通人，在一般情况下，学人必须保证在生活上无后顾之忧，方能开展深入研究。像葛兰西那样在牢狱中都能写出巨著的人物，毕竟是极少数。而且就算真的写出了登峰造极的著作，能否获得肯定还是未知之数，从历史经验来看，中等偏上的著作比超一流的著作迅速获得肯定的机率大得多，思想史上很多大师都是身后成名的。永远埋没也不是没有可能，超一流著作在任何时代都是很少的，当代中国每年发行数十万种新书，总数还在攀升中，根据概率常识，埋没的可能性非常大。

思想界的竞争，从来不是纯粹的学术问题，且不论思想对抗威权这种悲壮的反抗，就思想学术圈子本身而言，为了一张入场券、一张梁山泊的虎皮交椅，争得焦头烂额者比比皆是。甘阳被打事件引起热议，无数青年讲师借机宣泄胸中酸苦，其实这些青年学者处境再差，还是体制内的“工人”，起码衣食无忧，若能把工龄熬下去，等资历较深之后，前路不至于很凄惶，体制外知识分子（未成名者）的处境比他们要艰辛十倍。在体制外从事非商业性质的自由创作、文史哲政独立研究的知识分子，大多都是“最后的理想主义者”，其道德使命感是常人难以比拟的，能坚持下来的人，其自由性、独立性、抗争性、坚韧性、纯净性，都远远超过一般的体制内人物，即使专业性比思想界权威有所不如，人格精神也足以弥补。而当代学术圈子重知识、轻精神的技术主义倾向，无疑加深了对思想的异化和残害。至于唯名是尊、论资排辈、拉帮结派、圈子文化等不正之风，更是恶劣可恨，对体制外知识分子而言，就像一堵堵无形的墙，让他们四处碰壁，无路可走。就我所知，体制外知识分子群体中贫病终生者有之，愤恨成狂者有之，颠沛流离者有之，下落不明者有之，好下场的倒是没有几个。

两条道路：体制内和体制外

粤剧《林冲夜奔》唱词云：“落难英雄，唯有反、反、反！”体制外与体制内，历来是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体制内知识分子与体制外知识分子相互蔑视、敌视，在当代思想界已是心照不宣的事实，前者视后者为“野路子”、“不专业”、“偏激分子”，后者视前者为“策士”、“帮闲”、“技术主义者”、“知识贩子”。这不是一句简单的“文人相轻”能解释的。如果把思想界视为一个权力场的话，同样有朝野之分，是战栗于权杖之下，随指挥棒起舞，还是立身悬崖之上成为独异者，道路的选择，并不只是学术兴趣的分歧，实际上取决于人格精神和思想走向。

杰斐逊有云：“自由的常青树需要时时用爱国者和暴君的鲜血来灌浇。”争自由是一个长期的、甚至经常循环反复的过程。真正的思想者，由于自觉地处于奴隶、个人和弱势者的的位置，不可避免地要化身为抗争的猛士、复仇的侠者与良知的守夜人。他们不但不畏惧孤独、黑暗、疯狂和绝地，反而像爱恋自己作品的古希腊雕塑家一样甘愿与之长相厮守。个人主义与人道主义，在其精神高处是相通的，但只有在这样的思想者身上才能完美交汇，避免犬儒的自利或群体崇拜的迷惘。权力的诱惑何等巨大，庸众既沉默又喧嚣，自由思想者往往需要英雄式的勇气、圣徒式的坚韧、狂人式的魄力，方能于暴风雷雨中前行、幽冥鬼狱中潜进。同样是蔑视，强者蔑视弱者与弱者蔑视强者，相去不可以道里计。受体制保护、动辄对体制外知识分子施展“狗眼看人大法”的思想界“权威”，不过是自取其辱、自暴其丑、自唾其面而已。

然而，比起口舌之争，更严峻的问题是，体制外知识分子应该如何生存？会饿肚子是人类永恒的弱点。成名是渺茫的，养家糊口是现实的，摧毁一个无权者太容易了。那么，有没有一种“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可能，即靠体制供给饭碗而精神处于体制之外？在纯理论上，或许不排除这种可能性，但别忘了体制的同化力，还有各式各样腐蚀人心的犬儒主义借口。“娜拉走后怎样”，似乎永远没有两全其美的解决方案。

决择是思想的直观反映。选择体制外道路者，对自己的处境应该有充分认识。一般来说，中国知识分子中最优秀的那部分人，可以看淡金钱、蔑视权势，但对名声和历史地位多少还有些眷念，这是一种传统的“立德立功立言”情结，他们甘忍生前的落寞，以争取“千秋万世名”，虽然未能免俗，但也属人之常情，是可理解、可接受的。可是，如果根本没有千秋万世名呢？自由思想者所要割舍的，比传统士人还要多。在威权主义、消费主义、犬儒主义三重魔咒之下，体制外知识分子呕心沥血、殚精竭虑，一词一句地斟酌，付出毕生精力，把自己的灵魂都剖开写成的著作，最后可能收获不到一篇书评，甚至根本连面世的机会也没有！有谁知道在这些文字后面，那只啼血的杜鹃煎熬了多少个日日夜夜，与多少古人和今人、理论和现实短兵相接地搏斗？一个志在救世的人，到头来无力自救，生前寂寞，死后更寂寞，连一个九流网络小说写手都不如！这绝非危言耸听，200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凯尔泰斯，当初耗费13年光阴出版了围绕奥斯维辛的自传体小说《无形的命运》，因为无权无势无名，印数仅达出版底线，其中大部分根本没进入书店，堆积在发行部门的仓库中，如果不是非常偶然的机会使作品被介绍到德国，谁知道凯尔泰斯是谁呢？谁又知道，高高在上的当权者、冷漠的学究、势利的出版界、麻木的阿Q之国，使多少个凯尔泰斯不见天日！

所有这一切，都只能有思想者自己去承担，没有诸神也没有天国，这是一场绝地中的鏖战，突围成功者是少数。对思想者而言，关键在于鏖战，至于其他的一切，如名声、历史地位等，只能视为一种偶然的、可有可无的战利品。这虽然看似一种不近人情的苛求，但真理从来就不是无代价的。只要世间还有人和鬼、主和奴，思想就往往要拖着血痕前进，不能忍受孤独的创伤与炼狱的煎烤者，终究是小灵魂。

深渊万丈，在攀爬的过程中，随时会陨落，犬儒主义者有一万个借口，而真正的思想者只有一个古老、简明的理由。

那就是——自由！唯有自由，能使我们确信自己活在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