媚雅可谓中国文人之通病，媚雅与媚俗，貌似相去甚远，实则是一对孪生兄弟，最终都通向玩世、犬儒，消解了人生的庄严感。媚雅在中国的文学中显示得尤为突出。一部《全唐诗》，何等堂皇，不可一世，据说包含了中国诗歌的最高成就，我通读过一遍，对中国文人诗化、美化威权、暴行、灾难、死亡的手段之高感到失望、悲怆、可恨。很多所谓的传世名篇，我读罢只愿快快忘掉，实在没有吟诵的雅兴。当然，其中也是有真品在的，若说语言功力，老杜几无抗手，但杜诗中有真挚、庄严、悲悯的灵魂，其“雅”才来得正，来得高洁，方能压倒那些媚态、奴气的小诗人。文学乃至世界的一切学问，比到最后，比的都是灵魂高度，这就不是一般的小雅人所知的了。唐诗尚且如此，坊间流传的各种才子式的讥诮、文字游戏、小笑话，更是来得不堪。

媚雅作为一种文化性格，源于士阶层。士是中国特色产物，在外国，即使在东亚文化圈，也很难找到与之对应的词来。要研究中国知识群体，士是最重要的一环。直到现在，还有很多人习惯用“士林”来称呼知识界，作为一种约定俗成的做法，固无不可，但若树为价值追求，那就颇多可议之处。近年来有学者教授之流以“君子”比附“公民”，就是基于对“士”的文化自信，至于是不是“合群的爱国的自大”，那就要研讨一下了。

伪狂未改奴才气

思想罹难者张中晓认为，中国的古文化无论何等智慧高超，要害都是没有通过个人，也即在于扼杀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这位带着凋残的肺叶写作的现实主义者，往往一语破的，咬文嚼字的学究即使将思想触角了相近的地方，也不可能像他这样以断决的语言说出来。

士群体能与专制主义同生两千余年，其实只须看这一点，就可以依据常识推出，两者之间的合作肯定是远大于分歧的。国故派学究堆砌大量专业名词、逻辑语言、史学资料，不过是扰乱视线而已。中国士人有各种名目，如“狂士”、“高士”、“国士”、“逸士”、“奇士”、“游士”、“侠士”等，其实可以归类为两类：朝士和隐士，前者入朝堂，与权力共谋：后者走山林，也逃避了反抗。商韩的功利主义太可怕，孔孟的路子又走不通，便到释老哪里去寄身，兜兜转转，煞是可怜，统治者练就一身外儒内法神功，士大夫炮制各种“瞒”和“骗”的妙法，总之苦了苍生。反抗者当然不是没有，士群体中极优秀的分子，如嵇康、李贽、黄宗羲之流，的确能在一定程度上冲破身份障碍，在沉黑暗哑的思想史上留下雄声，但这只是少许偶然偏离轨道的火星，无法构成炙天的烈焰，而且思想方法仍不可避免地受制于旧轨，嵇叔夜借老庄反对礼教，李卓吾托狂禅离经叛道，黄梨洲说三代之后帝王皆贼也，那三代之前呢？士大夫精神的最高峰，仅至于此，从“狂士”到灵魂真正完整、雄迈、博大、自由的“狂人”，这一步两千年来没人能迈过去。“国学大师”刘文典脚踹蒋介石，颇有古狂士之风，但可否算得上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典范？总之我觉得，早年追随孙文革命的刘文典，比西南联大时期自称除庄子本人之外最懂庄子的刘文典更加可敬。

再说狂狷。“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连信奉中道的孔丘，都对狂狷有这样的评价，作为一种精神品格，狂狷是庸人主义的对立物，是特立独行者的灵魂形态，总体来说是可取的。但是，狂狷也有真伪之分，有哲人之狂，也有小人之狂，有侠者之狂，也有奴才之狂。其中分野何在？唯有在威权面前，在铁与血、悬崖与火刑架前方能检验。章太炎有“章疯子’之称，目空天下士，至少前期纵横捭阖、搏击强权的章氏，是基本配得起狂人之誉的。台湾的李敖，一生毁誉参半，在牢笼面前，的确也曾显其英锐，总体而言，与章太炎一样，都是早年表现胜于晚年。至于今世某些知名学者，口气也很大，号称仅见似我者未见胜我者，其实不过是在狭窄的学术领域以知识骄人，不涉及对权力的态度，仅得狂狷之皮毛而已。还有一种“哲学狂人”、“哲学超人”、“哲学疯子”，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大概是尼采罢，我是深受过尼采哲学影响的，的确，在思想的前瞻性、洞见力、扩张力上，尼采可能是无可匹敌的，其个人主义主张，对精神解放之驱动力亦不可谓不大。但尼采的一生，未曾为庶民请命而战，虽然他声称超人是要降落到大地上的，但当其思辨推至极致时，亦不免流于玄虚，因此近来我对他也不那么敬佩了。中国当代某些尼采研究者，无力继续尼采的气魄，倒是沿袭了玄虚化的成分，画虎不成，甚是可惜。

名士气——一种媚态精神

我坚定地认为，把名士精神视为独立人格的典范，是无知之举，包括我自己，几年前也犯过这样的错误，至今引以为耻。作为专制主义的同生体，即使其中有某种特立独行的成分，也是表面的、形式的、残损的、肤浅的。奴隶通过斗争，可以成为自由人，但决不能把奴隶标榜为自由人。近二十年来，国学大行，老庄热过之后，孔孟卷土重来，接着又是“民国范”，“你方唱罢我登场”，热闹则热闹，也未免鱼目混珠。古人且不论，就拿“民国范”来说罢，一时思想界、舆论界、出版社为之热炒，固有缅怀自由之成分，也杂夹着复古主义、游戏媚雅、闲适文化之动机，其中曲直，各人心事各人知。

在“民国范”中，有一个倾向很值得注意，就是把诸多民国人物，不分思想流派、来龙去脉，统称为“民国名士”。余世存的畅销书《非常道》，仿效名士教科书《世说新语》，风行一时。民国文人，处于新旧之间，气质固然是独特的，但论者多抱着一种赏玩的态度，啧啧于民国文人的“奇人奇行”，而忽视内在精神的甄别，也不管是自由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国家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复古主义者，只要言行奇特，便一律给予赞颂，实乃看客心态，只要打得精彩，谁是谁非是不必管的。至于把文化遗民、大小官僚、才人佳人、专家学究、清客谏官都奉为“自由主义大师”，廉价给予吹捧，与其说是爱慕自由，不如说是爱慕名士，一言以槪之，媚雅耳。民国时期的自由主义者当然是有的，也存在很有血性的人物，但绝没有某些雅人所形容的那么泛滥如过江之鲫。

说完民国，试看当代“名士”又如何。江河日下，自由精神不见长，媚雅之风反增。有“为艺术而艺术”者，斤斤于形式、笔法、技巧，滥用后现代主义话语，剥离艺术的神圣感、悲剧感和艺术家的人格精神，大量制造矫情、空洞、恶趣的赝品，反而自以为佳。有“为学术而学术”者，视知识为本位，以学科为中心，抱材料为私产，教条式地执著于所谓的“学术规范”，不惜舍本逐末，暗中磨去自己的棱角，写下一通四平八稳的学术著作，其实只有资料价值，自由、个性、思想的挣扎与价值探寻，在他们的著作中是看不到的。有“为思辨而思辨”者，制造逻辑陷阱，设立语言屏障，玩弄概念游戏，可以为一两个生拗、考究的名称纠缠大半辈子，却决不肯走出“冥想”的私域来关注造福大众的事业，有深度而无痛感，何况那些深度只是技巧上的深度、走火入魔的深度、牛角尖的深度，不是灵魂的深度，实是不折不扣的精神侏儒。以上三种，对苍生是无用的，对强权是无害的，是小雅人的精神趋向，空掷了生命，侮辱了思想。

总体而言，名士气有几个层次，一是玩弄文字、附庸风雅、炫耀才情，这是最低浅的层次，而是“学而优则仕”，与权力合作，三是“独善其身”，走隐逸路线，四是任狂，特立独行。相对来说，第四种要好些，若经过新思想的锤炼，有望从名士气中脱出，上升到争自由者的境界。但第四种在名士气中是最少的，就整体而言，名士气是媚态的。媚雅也是媚，媚俗也是媚，媚权更是媚，名士气之下的所谓韵味、意境，大多都带有奴才的尾巴，细审之下，矫情处比比皆是。

媚雅与圈子文化

思想不应是无病呻吟的叫唤、讳疾忌医的自欺、自得其乐的满足。名士的泛

滥，既有文化基因的原因，也与知识界或多或少的自我封闭不误关系。道统也罢，学统也罢，很大程度上都有圈子文化的成分。当代中国知识界尽管山头林立，作为一个整体，与社会上的弱势群体，一直存在着相当程度的脱节。直到今天，中国思想界真正始终和弱势者站在一起的人物，其实是很少的，高谈阔论代替不了现实关怀。举个简单的例子，伟大的美国诗人惠特曼熟识几千个小贩、工人、农民、售货员之类的人物，能叫出他们的名字，把他们当作朋友，更莫说自虐的托尔斯泰，我们的思想界有几人能做到呢？

中国士人的高傲，往往是对付弱者，当面对强者时，就是一脸媚态。上有所好，下必效之，统治者好雅，大名士带头媚雅，小名士为了在名士圈生存下去，也不得不媚。一部《世说新语》，演到最后，结局是《儒林外史》。要破除媚雅之风，不敢望于当权者，我们就先看看，有没有几个大名士出来以身作则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