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文化记忆与文化现状的矛盾撑起《儒林外史》这部“精神遭遇”的大故事。无论是体现着文化记忆的人还是代表着文化现状的人都生活在各自的误解中，作者用反讽这把两刃剑一举挑开文化与现状、缺席与人性两方面的症结：所有的路都是让人走的，也都是捉弄人的。作者用抑制高潮的叙述策略、“具体写实、总体象征”的白描手法不仅恰到好处地实现了反讽意图，更昭示出在一个文化溃败的时代，人人都是失败者，唯有理性自赎、道德自救这一叶方舟了。
关键词 八股文化 玩感觉 误中缘 失败 价值虚无主义 道德理想主义
吴敬梓的出现意味着文化知识人作为真正的叙事人（而不是代言人）出现在中国小说史上：文人以文人的视界、价值标准来打量这个世界，用文人的语言、叙述策略来描写“故事”并反思故事本身。这种文人自觉言述的话语活动使中国小说走出了帝王将相、朴刀杆棒、才子佳人、发迹变泰等媚俗的窠臼。也因此，他的《儒林外史》（以下简称《外史》）这部伟大的奇书才是有着浓厚的“三国气”“水浒气”的国人读不懂、不想读的（鲁迅那句“伟大也要有人懂”的名言就是为《外史》抱不平的）。《外史》的取境和立意绝不跟着居于正统地位的意识形态或民间流行的市井心理走，而正是来“反思”这地久天长的活法的依据并追问其合理性的，而且除了《红楼梦》，没有哪部古代小说富有《外史》这样的——人性的尊严、明白的理性、深切的疑问。
一
《外史》是一部找准了18世纪士人及国人情绪的大书，它用平实而自然的手法来写一串、一串的人物以及他们的相逢与离散，勾画出一个可以名之曰“精神遭遇”的大故事，支撑这个大故事的基本冲突是文化记忆与文化现状的矛盾，再简化一下便是“文化与现状”的矛盾，用得上今天走俏的话头：全面展示了人文精神的遮蔽与失落，整部长篇的内在张力是称得上社会良心、人类理性的知识者处在汪洋大海一般的“流行文化”包围中那挣扎不出来的呐喊。
“流行文化”是个丑不忍睹的称谓：一是八股、二是假名士、三是全民皆兵般的趋炎附势的势利见识。在没有现代化的传播媒介还靠口耳相传构成声气的古代社会，这三类流行色以铺天盖地的普遍性构成令作者痛心嫉首的文化现状。所谓文化记忆，主要是对原儒风范的记忆，对纯正礼乐文化传统的记忆，对所谓“处则不失为真儒，出则可以为王佐”的理想士子的追忆。之所以说是记忆、是追忆，就是因为作者环顾神州士林，到处讲究的是揣摩逢迎的考校、升迁调降的官场，试看今日之域中，竟是纱帽之天下！
八股文化大昌天下，盖因为纱帽召唤着那些八股士，他们舍生忘死地去挤那一条独木桥，竞相比赛“揣摩”工夫，以举业为生命的终极停泊地，成为被八股吸魂器吸干了气血的空心人（如著名的周进、范进），国家却以三场得手两榜出身者为真才，作者指出：这其实是场双向误解。士子误以八股举业为安身立命的基地，为飞黄腾达、实现自我的津梁，是一种“舒服的误解”，发过、中了的自然舒服透顶，就是不中、未发的或做馆（如王德、王仁）或操选政（如马二），都有献身不朽之盛业的“崇高感”，马二先生总以为自己在起草政府文件（第十三回），卫体善、随岑庵则宣布他们的评选标准才是真正的文章标准，单是中了还不行（第十八回）。马二太虔诚、误解了八股的属性，卫、随二人则是在自欺欺人。他们都不可能反思这种圣贤复出反而考不上的“代圣贤立言”的考试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国家以利导义，施行功令教育，确实推动着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人来研经制艺，然而八股文本来只是一种便于打分的文体，它的好处在于操作简便，可以使“踩分点”趋于量化，然而一旦用它来一锤定音（列为头场的《四书》八股文一旦成为落卷二三场的考试往往便白干了），便出现了许多怪现状，小而言之许多真才落榜，大而言之使儒学原典变成文字游戏，从而彻底扭曲了原教旨、遮蔽了儒学的真血脉，使广大读书人大面积的遗忘了文化传统。无论怎么说，这都是文化的“胜利的失败”！
假名士则是“空头文学家”一类人物，他们是这个古老帝国那语文传统的寄生者，那个语文传统供给他们“精神资源”。让他们编织“诗”是一切的幻觉景观，他们本是玩感觉的闲人，却当起了相当活跃的文化明星，互相封赠大名士的称号，满怀着天下谁人不识我的良好感觉，欣欣然以为名士比进士享名多矣（第十七回）。误解是他们的上帝，他们一旦走出误解便七宝楼台塌陷、一无所有。追求仿古的湖州名士看清了所谓的人头原来是猪头后归于没寂（第十三回）。扬州那批斗方文豪的名士气焰被“盐捕分府”的一条链子一索而光（第十八回）。南京以杜慎卿为领袖的名士搞了一个选美大会便各奔前程，他们的诗性、浪漫性等等只是种“玩”性，一种有多大本钱做多大买卖的把戏而已。那个淹滞的社会既没有给这类文化闲人保留什么惬意的高位，也没有淘汰他们的机制，他们可以在官场和乡村之外的“社区”——有“文化生活”的城市中自我陶醉、尽情地靠着想象力来转败为胜。长篇正文的最后一回单写“呆名士妓馆献诗”，不仅相当漂亮地给名士结了帐，还天才地预告出名士加妓女的模式成了下一时期的流行色，至少可以这样说：晚清那名士加妓女模式的小说不胜枚举，叠印出这种“文化生活方式”在中国经久不衰的命运。
古老帝国的组织结构如一块夹心饼干。名义上，士为四民之首，其实却只是官——民这两大片饼干所夹的那一小点“心”。不管士林堕落与否，都不是表率乡里的真正的乡绅，如果他们既无权又无钱的话。实际情形却是谁有权势、谁有钱财便是真正的乡绅。士人竟奔纱帽，围着权转已成传统，已不值得大惊小怪，问题在于八股举业这根指挥棒驱遣士子群体性地去钻那既已搭成的积木框架中，尤令作者愤怒的是士人居然围着商人转、当他们的干蔑片，被金钱所左右“非方不心、非彭不口”，致使神州沦陷为一个“五河县”，作者便按捺不住，变小说为杂文，直接出面来唾骂了第（第四十七回）。
这个现状事实上已宣布了这是一个文化溃败的时代，颓波已成颓心难挽，尽管每一代人文主义者都有“人心不古”自古而然的发现、同时又有“于今为烈”的浩叹，但是吴敬梓这次写出了令人绝望的“发现”：人人都活在误解中，人人都是失败者。人们在忙忙碌碌追逐价格的同时背弃了价值，各种莫名其妙的误解使其陷入物质与精神的双重障碍中、陷入人与社会的双重脱节中，好坏正误都失去差别，这个世界没准了，荒谬无益的伪妄、铺天盖地的实利、实用主义，使得阴暗隐晦的价值虚无主义突然全面开花，空前通行又畅销，象过了明路一样的理直气壮。
用斯宾格勒的话说：一个失去了文化的民族已不成其为一个民族，只是“一堆人口”。
二
对付扭曲最富杀伤力的办法就是反讽。反讽的定义多矣，但其基本属性在于它是把两刃剑，能一棍子打两拨人。面对文化与现状的双重问题，制度与人性两方面的毛病，反讽便成为贯穿长篇的一个基本态度、基本手法。
若用简单的二分法来处理，则沉沦在现状中的文化人是伪妄的愚人或奸人，而沉湎于文化记忆中的便是高人、高士了。吴敬梓以清醒的现实主义笔力写出了个中未必然。最典型的具有本体象征魅力的是杨执中一案。二娄作为今不如古、城不如乡、官不如民的专职谈家本应该受到寻找、重建文化记忆的作者的礼赞，他们的人生姿态与风格的“原型”还有着作者本人的一些影子呢，但作者对他们照“讽”不误，他俩与杨执中那场“误中缘”，甚至可以视为作者在隐喻、讽刺着包括自己在内的迷古的一代对文化传统的误解心态。二娄有一而再、再而三的证据确认杨执中为旷世高人，正是自己要追觅的那种文化状态的体现者，杨执中把自己耽于读书、以无用为高的脾性当成古典文化的真脉遗存，这是一种有益的误解、从而很可能是一种故意的误解，因为这样一来，杨执中便可以反败为胜、有理有据地活下去了。他还能将权勿用由一个时文士劝说为仿古士，足见“文化记忆”在荒村野店中犹有余热，然而他们那“管乐的经纶，程朱的学问”却对付不了五百钱惹出来的麻烦（第十二回），冲虚古拙的高人既在现实面前一筹莫展、更不能指示什么文化前途，应该说杨执中比扬州那帮假名士更象传统文人，他身上还残存着传统文人的风骨，哪怕这仅仅因为他身上还有乡土气的缘故。当然他只是个把犬儒当真儒、反朴未必归了真的待沽而不得售的废物，犹如他手中那把无用的铜炉。
显然，被杨执中“记”住的文化传统完不成“为末世之一救”的使命。这一脉传统固然讲究超越势利风习、并蔑视商业性活动，但一味崇虚养、贱实务、以幻想为生，也太“形而上学猖獗”了。最终成为高不起来的高人自不待言，就是国家发给薪水、资金鼓励他们尽其所能去“高”又能有多高？又能高到哪里去？这个蹈虚的传统不但无法抵御争名逐利、趋炎附势的势利风习，反而恰恰为这种风习畅通无阻让开了跑道。当然，这只是我们的遐想，作者什么也没说，他只是从容蕴藉地用那种“具体写实、总体象征”的笔法来写“故事”，“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二娄三顾杨氏草庐的故事理当成为世界级的反讽经典。反讽水平可以与杨执中一案等量齐观的还有马二一案、杜慎卿一案，马二这条亢龙难以跳出枯窘的境地，杜慎卿才情过人、追求喝彩，然而只是以风雅的庸俗代替平凡的庸俗，在那精彩的追求不俗的动作背后是最平庸的媚俗情志。他们身上的“文化”就是“现状”。
就是为反抗现状而矗立出来的“思想的雕像”——贤人和奇人，也同样肩负着反讽，而且还有连环套一般的反讽。首先，遍被华林的势利风习、在朝在野的八股士、假名士大军把他们推为“孤岛”，在这个对比中被讽刺的是那些名利的奴才、道德上的残疾人，而不是他们，作者也正是要让他们形击那些虚妄小人。然而不幸的是，那帮无耻、无聊的丑类活得蓬勃昂扬，而他们却活得很无奈，他们那份心明眼亮的内省精神也只够让他们无奈而已。这对他们是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其次，他们担荷着势与道的对立、现状与文化的矛盾，这本是人文主义者的宿命，即使失败了也虽败犹荣，至少当个悲剧的主角，然而，他们却并没有成为挑战的标志、进攻的嚆矢、失败的凯歌。大贤虞博士象孔夫子一样“穷讲究”，却没有了孔夫子内圣外王的内在张力，只剩下了一团暮气沉沉的“古老性”。“千秋快士”杜少卿有侠客一样的“不在乎”的豪气，却没有也不可能有实际作为，作者绝对没有讽刺他们的立意，然而却写出了他们被讽刺的命运。第三，如果说“势”开“道”的玩笑固然让人气闷还不致于让人绝望的话，那“道”本身让人泄气便是“最后一枪”了。我们不得不承认贤人奇人所共同持有的“基于礼的超越意识”，只是一种合情合理合法的逃逸而已，贤人对古代礼乐文化的复辟意欲本是一种“传统的误解”，太相信道德理想主义的教化功能了。他们并不是盲目乐观的热病患者，他们象几乎自知失败是不可避免一样，无论搞大祭、还是应征辟都是一副“无可无不可”的派头，当作者在颂美他们的“通脱”时实际上在描述着他们的逃逸冲动。虞博士是一派游世的逃逸，庄征君则是享有特权的无路可走就地成仙者，杜少卿以流掷家产为代价从天长逃到南京，摆脱了食客却又入了词客的包围圈，最后又终于从南京逃走，沈琼枝主动出击却成了一个坐实了的逃犯。最后所添的琴棋书画四客，本是作为理想精神薪尽火传神不灭的象征人物出现的，也是作家能想起来的最好的人生姿态，然而却是连事业也不追求的极度的解脱者，可名之曰消极防御的逃犯。这最后的“苍凉手势”深切地宣布了：文化已从社会舞台退位，变成仅由个体生命呵养的气功了。
三
文化失败的一个直接后果便是：语言的贬值。而一部《儒林外史》又是一部儒林内外的人在说话的“史”。象那些室内电视剧只是在嚰嚰叽叽地说话一样，《外史》中人也“什么鸟儿出什么声儿”般的在那里嚷嚷。而且正是那此起彼伏的“聚谈”支撑起这个“精神遭遇”的大故事的。可以在不尽准确的意义上借用一句现代大话：语言就是世界观。我们区分贤人、奇人、八股士、假名士的一个重要依据就是他们的言述品质，因为在那个谁也没有什么正经事可干的生活圈里，几乎唯有言述品质体现其文化品格了。
战国时期策士们的四处游说是一种“话语的权力”。两汉清议、明末礼堂中的党人议论别是一种“话语的权力”，就是魏晋名士的清谈，也是“微言一克”，偏偏《外史》中的士子们，除了贤人偶有正声、奇人发些高论，剩下的都是“废话一吨”，吹牛撒谎，胡支扯叶，除了俗气入骨的恶谈就是无聊的闲谈，总之都是瞎扯淡。这醒目的退化大势至少昭示了士子从中心到边缘这样一个不可驳回的失败命运。
策士那一言兴邦一言亡国的政治威力是早已消失了，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宰相以下都是只准给“一姓”来打工的打工崽，但清议始终是士子干城卫国的用武之地。但清廷文化专制手段之博大与恶辣是空前的，《外史》中士人之萎缩也是被“治”成的，就是品地最高的贤人、奇人也发不出什么石破天惊的“革命”大声音。最惦记着要“替朝廷做些正经事”的迟衡山提议：“讲学问的只讲学问，不必问功名；讲功名的只讲功名，不必问学问”。算是最嘹亮的士人宣言了（第四十九回）。他们只能以明哲保身、儒者爱身的态度来躲着走、走所谓自己的路。庄征君劝告卢信侯别再收求高青邱文集素来被认为是披露文化恐怖气氛的着力之笔。呜呼，他们大约一生都生活在类似我们的“文革”岁月中。要维护所谓的读书人的良心充其量就是不做什么事情。他们是做梦也不敢象东林党人那样说话的。如果说贤人的这种退化情有可原，那名士的退化也有令人悲悯的因素。
遥想魏晋名士要么是高官、要么是皇亲国戚，再等而下之也是衙内、将军，他们尽管不得好死，却处在政权中心的漩涡中，都是《外史》中那些平民名士如景兰江、季苇萧们难以沾边的世界，唯二娄、二杜是贵族后裔，然而他们除了诗酒风流还能做什么？当然清代自有真且大的名士，象王渔洋、袁随园等，然而他们只能去讲诗词作法了。若将《随园诗话》、《小仓山房文集》与晋人谈玄的文字稍加对读，便会感叹：士种退化何以至于此？晋人那一套核综名实、辨名析理、动静生死、有对无对、言意之辨，对清中叶的儒林文苑来说差不多是天方夜谭了。更莫说《外史》中那些地方性的小而假的名士了。原因首先在“制度”：政治、思想上大一统之外桎梏、理学之内在理路上的内桎梏，还有叫你怎么说你就得怎么说的八股法，等等。大文化滑坡个中人焉能翻出池外？他们无须讨论什么有无、为与不为了，现实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只有一个无所作为。这就象秃子不用再理发一样。
沦为边缘人之后，士人后退一步天地宽，作斗方玩戏子随才器使，帮闲揩油吃荤饭，不一而足。然而他们的话语系统没有多元化起来，反而越发和光同尘，随俗从众，做村妇闲谈科了。那些吹牛撒谎的假名士不是与胡屠户、乌龟王义安们如出一辙么？就是谈书本也“只不过讲个举业，若会做两句诗赋，就算雅极的了。放着经史上礼、乐、兵、农的事，全然不问”（第三十三回）。贤人区别于他们的地方正在于贤人有“追忆”经史典章，保持古典文化精神的情态，于是两类人生活在不同的视域中，贤人奇人有古典文化这个学养从而能够登高望远，表现出通脱超拔的哲人风姿，而假名士、八股士则因失去了这个背景从而过高的估价近在眼前的东西，成为在厕坑中翻上翻下终日忙碌却出不了粪坑的可怜虫。
八股士、假名士那些象长疯了的花草一样多的蠢言妄语综括起来说就是：把官方“给定”的话语或市民“给定”的话语变成自己的话语，从而把自己彻底给定化——封闭起来，成为振振有词的“哑巴”。他们那“废话一吨”湮没了贤人、奇人那“微言一克”，貌似人文的东西遮蔽了真正的人文的声音，尤其是那帮假名士虽生在非信息社会，只能靠自我感觉来度日，但他们颇象与商品逻辑同流合污的后工业社会中的所谓的“知识分子”。据批评这类“知识分子”的中外学者描述，这类“知识分子”胸无定则，即没有学术思想资源，也谈不上坚守如一的信念，却总在追求最大化的“明星轰动效应”，实际上只能成为社会噪音的制造者。这种文化群体不可能有什么深度感，因为他们失去了文化、历史、甚至生命之根。他们在“进步”中退化。
四
吴敬梓对这个世界周身充满自相矛盾的特性太敏感了，就象他必然选用了反讽一样，他必然选取了抑制高潮的叙述策略。而且这个叙述策略恰到好处地实现了反讽意图、贯彻了反讽精神。
吴敬梓一反已成了说部传统的传奇写法，他用平实的语言写最平实的故事。当作者对描写对象失去内在感觉和兴趣的时候，他便找个合适的借口转入下一个，这是《外史》中人邂逅相逢转而各奔前程、突兀来去而无什么性格成长史的原因，也是《外史》的舞台在流动、情节起迄只靠幽丝单气就把球传下去的原因，作者对经营什么开端、发展、高潮、结局之类人工景观不感兴趣，面对流逝的生命与生活，他便干脆来个“流水帐”。情节结构无高潮、人物命运无高潮、叙述意向无高潮，叙述语调除了极少例外都是低调，这在古代长篇小说中是独一无二的奇迹。素被视为全书高潮的大祭泰伯祠其实并不是高潮，不比三起名士大会写得好自不待言，而且也不比它们高且大，而且大祭刚完，同回之中即迅速转入琐碎的日常生活。他似乎故意在瓦解任何可能成为高潮的东西。这也许是他摆脱流行文化、主流文化、从大面积文化异化占领区中逃逸出来的对策，当然也是他的思想倾向、艺术修养水到渠成的结果（这倒颇能与标举“小说等于反激情的诗”的昆德拉说到一块去）。作者认为人这个类的基本境遇便是“多歧路”“无凭据”“知何处”（《序词》第一回），所有的路都是让人趟的，也都是捉弄人的。一切都是个匆匆而过，一切都是个不了了之。
而且人物一茬一茬地换届，但事儿还是那些，所有的老问题因不了了之反而都存在，而且流行的成了主流的、主流的成了流行的。士种不但相对古代在退化，就是书中人物也以递进的趋势在退化，贤人一代不如一代，假名士一鳖不如一鳖。人如过河之鲫，那河床却是不动的。《外史》时间跨度很长：百年，非但不是一日长于百年，反而是百年恍如一日。横跨数省的地理幅面也没有拓宽生存空间：任何地方的人都背着权与钱这两块枷板。乡下人还是那样的乡下人，老例还是那样的老例。他们那万变不离其宗的把戏把他们变成了被游戏的东西，角色那乏味的命运能唤醒人们对现实和自身起一种“反讽”的惊谔吧？
如果说还有那么几个人幸免反讽的洗礼，便是那一组做人水平极高的老人了：泰老、卜老、牛老、于老者等，他们既不会做八股文，也不会谄诗人，也不懂什么经史上的学问，但他们比高翰林、范学道、景诗人（兰江）都更“文化”、更理性、更有人性的尊严和人性的温磬。《外史》中流淌着一束可以称为“老辈人口气”的语调，还不说那贯穿全篇的“世纪老人”俯瞰顽童的口气，且只说那几篇当视为全书眼目的“临终遗嘱”：王冕母叮嘱儿子不要当官，当官没有好下场，匡太公告诫匡超人将来日子顺利了切莫增添势利见识，娄焕文劝告杜少卿凡事都要学其父亲……
当然作者绝无凡老皆好、建构老人乌托邦的用意，严贡生、钱麻子、成老爹都是丑陋至极的“老妖精”，胡屠户教范进、牛玉圃教牛浦郎都是教唆犯那种教而且臭不可闻。周进、范进这种“老乡愿”困贴全“停滞帝国”的根性而宦海无恙，但他们那粘滞的作风只能使本已逼仄的河床淤泥更深。作者对这号老人有着本能的厌恶、不可调和的憎恨。
但是，就象作者偏向文化记忆而蔑视文化现状一样，作者在面对前伏后继的向往城市、追求实现自我欲望的时髦心理时，他偏爱乡村化的道德哲学。他也许并不明白只有文明进步，才会建构起合理的道德，他也许对“道德老人”过于敬重，以致于想用这种情愫来抗衡文化现状了。令人同情的是，文木老人只有理性自赎、道德自救这一张底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