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历史主义的态度，从小说题旨、作品结构、人物刻划、讽刺艺术等几个方面对《儒林外史》的前期批评作了概括性的梳理与较为深入的分析。作者认为，前期评点式的批评尽管有其观念、方法及表述上的弱点，但也不乏精粹深微之见，其人文视角、感悟方式等至今仍有值得承传的价值。
我国古代小说肇始于先秦散文、史传，初具规模于魏晋，发荣滋长于隋唐，宋元时期富于通俗文学色彩的“世情小说”的崛起，似标志着作者与读者对于小说的审美品味从“猎奇消遣”到“人生反思”这样一种由“出世”向“入世”的明显转变。逮至明、清时期，世情小说不待言已蔚为大观，并且由文人创作的长篇小说也臻于成熟，《儒林外史》应该说是其中的佼佼者。人们已经对小说达到相当的重视，李贽、冯梦龙、金圣叹等人，更是把小说推重到堪与“六经”比并的祟高地位。不过，此时的小说理论，尚处于初具规模的阶段，故多笼统、概括之见，并富有感性特征，在组织结构上也较为零散片断，停留在序跋、评点状态，还未能系统成篇，当然也谈不到形成什么体系。尽管如此，细细体味，我们仍然会发现在这些评点论说中不乏深刻与敏锐的见解，即使是在今天，也能够给予我们以视角独特的启迪。
《儒林外史》问世以来，对这部内容极为丰富与复杂的卓越的小说作品，评论者一直是不绝如缕。姑且将当代的《儒林外史》研究算作一个阶段，而把此前的研究称之为“前期批评”，那么本文即拟就《儒林外史》的前期批评进行观照，以求掌握其概貌与特点。这一“前期”可以说包括了古代、近代与现代，为了突出“溯源”的主旨，探讨具有我们民族特色的古典小说理论的发展轨迹，在论述中准备以古代阶段为主。这倒不是单纯出自时间因素上的考虑，以为唯古为佳，而是因为在这里不能不考虑的一个因素是近、现代的文学批评已开始受到西方文艺理论的渗透和影响，那么它们又具有作为从古代文学批评向现当代的文学批评转化的过渡阶段的性质，所以，它们在本文的分析中并不占主要地位，而只是作为主体分析的参照物出现。
一
由于《儒林外史》写的是文人自己的生活，自然格外引起人们的兴趣和关注。一时间评点批注，纷然而来。首先是对小说题旨的注意，评论者们见仁见智，众说纷纭，如有认为是“穷极文人情态”，描写“时代之怪现状”的“讥世之书”（易宗夔：《新世说》、徐珂《清稗类钞》），或言其“意在警世，描写炎凉世态”（丘炜萱：《客云庐小说话》），或认为是作者“著书自述身世”（徐珂《清稗类钞》），最具代表性的是闲斋老人的意见，认为：“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儒林外史》卧闲草堂本序），与他持相同见解的评论者颇不乏其人，如卧闲草堂本评语、齐省堂本评点及黄小田、天目山樵等人的评点，对于闲斋老人的看法均持赞同态度，认为此书是以对功名富贵的评说为“全书主脑”、“第一着眼处”，“一篇之骨”等，对《儒林外史》来说，这一评价称得上是简明扼要，具有相当的概括性。
在《儒林外史》那浩大的篇幅里，作者通过不同人物的不同故事，从不同角度，描写了人们对于功名富贵或热中或淡泊、或追逐或拒斥的种种情态，犹如闲斋老人所列举的那样，“有心艳功名富贵而媚人下者；有倚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者；有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自以为高，被人看破耻笑者；终乃以辞却功名富贵，品地最上一层，为中流砥柱。”作者并非对功名富贵视若寇雠，功业心、名利心本也是人情之常，令作者忧心、痛心的是人们对功名富贵的追求过于热中，把它作为人生最高的价值标准，在追逐功名富贵的过程中，达到不择手段、不顾一切的狂热地步，这样，他们获得了功名富贵，却迷失了本性。换言之，人们在对于功名富贵的追逐中，付出了过高的代价——他们交出的是自己作为一个人的存在所赖以确立的基点——自我。书中虽然写了在俗世利欲的浊流里洁身自好的一些人物，让这些贤者智者作为“中流砥柱”的形象而存在，但他们的数量显然太少，根本无法与那些充斥于社会各个角落的沽名钓誉、角逐于名利场的碌碌之辈相抗衡，并且这庸碌者的阵容还在不断扩充，这种专鹜虚名、唯利是图的风气极具感染力，一些本性不失为纯朴的年轻人，当他们一旦走近功名富贵浊流的漩涡，就往往不由自主地被它巨大的吸引力无情地裹挟而去。人格堤防的普遍崩塌，造成了众多的寡廉鲜耻之徒。世风衰颓，诈伪层出不穷，小人之风大煽，直道难行，又岂是寥若晨星的几个君子可以牵挽扼止的？正是这种群体性的本性迷失，让作者感到震惊，他以艺术之笔，把自己的忧虑与痛楚融汇在这部庞大的著作里。而作者的这一番苦心孤诣，应该说是唤来了“知音”的。如上述闲斋老人之论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而卧闲草堂本评语也持相同见解：“‘功名富贵’四字是此书之大主脑，作者不惜千变万化以写之”。二者连语言都大体相似，诚然是英雄所见略同了。
黄小田认为论说功名富贵乃是此书之“一篇主意”，沿着同样的思路又作了不少发挥，如对第三回周进痛哭于贡院一节的评点。第三回写周进到贡院观光，触动自己科举无望的伤心事，不由撞号板滚地大哭，以至于吐血昏厥。从周进个人来说，他的悲哀是发自内心的、真实的，然而唯其如此，也可以说更令人为之悲哀：这无疑是一个被科举的沉重桎梏所挤压扭曲得变了形的灵魂。周进这一人物在小说中有重要地位，因为他是紧接着“不要功名富贵”的理想形象王冕出现的第一个深受功名富贵荼毒的人物，如果王冕是作者笔下开端一篇正面文章，那么王冕之后，多篇的反面文章也就从周进开了头。正如黄小田的评点所说：“入手写功名富贵毒人如是，以后千奇百怪不出此矣。”到了近、现代的评论者，对《儒林外史》主旨的阐发更趋细微具体，如认为它批评八股科举，写社会之混浊恶态，反对封建婚姻制度，反对“节烈”观念，描写良心与礼教的冲突等等，可以看出，这些后起的评论一方面沿着前人的方向把观察目光投向更为具体的社会生活层面，一方面也以自己时代的思想观念赋予《儒林外史》的评说之中，所以近、现代的《儒林外史》评论既有沿袭前人步武的成分，也有对于这部作品的新诠释，如果仅就沿袭一面而论，两造之间又表现出宏观把握与局部观察的不同风貌，即开拓者倾向于作整体性的解读、而后继者则表现出对具体问题的更大兴趣。
二
《儒林外史》的结构也相当独特，让历来的评论者颇感迷离。一种意见是认为《儒林外史》结构松懈，例如“《儒林外史》之布局，不免松懈，盖作者初未决定写至几何人几何事而止也，故其书处处可住，亦处处不可住。…此其弊在有枝而无干。”因而，这位评论者认为《儒林外史》是“篇自为篇，段自为段”（据蒋瑞藻《小说考证拾遗》）。胡适也认为《儒林外史》是“没有总结构的小说体”，“《儒林外史》没有布局，全是一段一段的短篇小品连缀起来；拆开来，每段自成一篇，斗拢来，可长至无穷”（《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儒林外史》果然是“没有结构”的松懈之作吗？要回答这个问题，还离不开对作品题旨的体认。实际上，前述各种对《儒林外史》题旨或主脑的认识即“功名富贵”之荼毒于人说，已经揭示出这部小说的描写主体是人，所谓“穷极文人情态”（徐珂《清稗类钞》）。作者对笔下众多人物的描写刻划，都不外是围绕着人物对于“功名富贵”的态度来定其褒贬。那么，《儒林外史》是否作到了围绕其题旨而展开叙述呢？应该说除了个别细节与局部略显游离之外，整部作品在结构组织上是井然有序、有其内在的呼应与对照映衬的格局的，所以，它并非散漫无章的缀凑之作。
“卧评”不独领会到作者的创作意图，也体察了作品的结构方式：“‘功名富贵’四字是全书第一着眼处，故开口即叫破，却只轻轻点逗。以后千变万化，无非从此四个字现出地狱变相。”所谓“开口即叫破”者，是指《儒林外史》的“楔子”部分，开端先写出一首词“人生南北多歧路，将相神仙，也要凡人做。百代兴亡朝复暮，江风吹倒前朝树。功名富贵无凭据，费尽心情，总把流光误。浊酒三杯沉醉去，水流花谢知何处。”之后，作者说了这样一段话：“这一首词，也是个老生常谈，不过说人生功名富贵，是身外之物；但世人一见了功名，便舍着性命去求他，及至到手之后，味同嚼蜡。自古及今，哪一个是看得破的！”不过，作者立刻就写了一个“看得破”的，即洁身自爱、淡漠功名的高士王冕。对此中深意，卧评持有一番见地，认为王冕这一理想人物是作者借以“隐括全文”的举世皆浊彼独清，“功名富贵人所必争”，王冕却不要且躲避功名富贵。何谓“隐括全文”？也就是在篇首标举出王冕这样一个理想人物，使之与后面描写的形形色色的功名富贵之徒形成对照、映衬。以高士之洁白，衬出俗夫之卑污；亦以世俗之污小，衬出君子之高洁。这种先揭橥主题，而后展开宽泛又细致的具体描绘，总提与分述遥相呼应、两下里映衬的叙述手法，就形成一种貌似松散而实为严谨的叙述格局。对此，我们可以称之为“一点聚焦、多点幅射”式的结构。如卧评所言，“可谓一茎草化丈六金身”，也就是说，由一点生发开去，铺叙、点染出一个林林总总的“浮世相”。放是放得开，收也收得拢，无论世相怎样纷繁，这些对“谄媚势利”的一一揭示与痛诋，都指向对质朴真淳人性这一本原的回归。
在这种“发散型”的结构里，作者通过讲述一个个的故事来刻划人物，完成主题。这些故事往往各自独立，似乎没有什么关系，再加上作者有意采用一种曲折隐晦、含而不露的表现手法，就使作品的内涵更显得难以体认、扑朔迷离。乍读之下，不免给人以支离破碎、缺乏整体结构的感觉，似乎它没有一个能够统摄全局的中心。实际上，《儒林外史》具有自己独特的结构方式，只不过这种结构较为潜在，故而不易被人所把握。仅以小说中的一个人物为例，我们即可以看出作者在刻划人物、交待情节方面是怎样地不露痕迹、在仿佛不经意之间进行着十分着意的匠心营运。先是第二回，在“王孝廉村学识同科”的回目下，写一王姓举人盛气凌人，对落魄的老秀才周进倨傲无礼，他与周的一番交谈，话头总不离“功名”二字，一副势利面目；第七回标名“王员外立朝敦友谊”，写一王姓新科进士热络络地与比自己小二、三十岁的荀进士认同年，荀进士丧母后，王某又体贴备至地教唆荀匿丧不报，以便不耽误授官；第八回“王观察穷途逢世好”，作者仍然不置一句褒贬之词，只是写王员外被授官南昌知府，到任后首先关心的是“地方有何出产、词讼有何通融”，对于拦任之事，也是唯恐自家吃亏，对前任太守一味留难，直到对方表示愿交出二千两俸银供他周转补亏，这才肯办交接手续。紧接着就订制了“头号的库戥”和“头号的板子”，从此日以敲比为事，“这些衙役百姓，一个个被他打得魂飞魄散，合城的人，无一个不知道太爷的利害，睡梦里也是怕的。”因此博得“江西第一个能员”之称，待到宁王起兵反叛，这位“能员”马上俯首归降，宁王兵败后，王某自知罪在不赦，遂隐名易服而窜，道遇一位似曾相识的少年，正是当年曾以慷慨大度之心包容过他的宵小见识的那位蘧太守的孙儿，王某又一次利用对方的善良，对蘧公孙的倾囊相赠恬然受之，从此遁迹空门；此人最后一次出场是在第三十八回，已经出家为僧的他，对千里迢迢前来寻父的儿子竟提着领子，一路推搡出门，到死不肯相认，表现了对人伦的最后一次否决。纵观这一人物，作者写来的确是良有深意，象王某这样的人，为人势利刻薄，交友不以德，临民不仁，事君不忠，受人大恩不图报，又毫无骨肉之情，明明是一个利欲薰心、无德无行、一无可取的小人，作者却不动声色，闲闲写来，且屡以“立朝敦友谊”、“穷途逢世好”这类反笔作表现文章，似乎想要掩盖自己的真实意图。然而在仿佛不经意之间，字里行间却带出了此人入骨的势利凉薄，读来令人齿冷。在描写手法上，也是草蛇灰线，时断时续，甚至故意闪烁其辞，令人初读之下，甚至不以为这些故事片断之间有什么联系，必须细心体会，把有关片断相互连缀、参照，才悟到这几回中的王某原来是同一人，从而对这一人物达到整体上的认识，把握作者的含蓄寓意，并且体会到作者经营结构上的一番苦心。王惠在书中并不是一个重要角色，他的“故事”严格地说几乎构不成什么完整的故事，并且这一人物的出场也不连贯，只是断断续续地出现在不相衔接的数回之中，尽管如此，我们却无法否认这一人物在性格上的完整。显然，在作者笔下那些貌似散漫的描写中，有着一个中心性的统摄，这就是对人的精神世界、伦理价值的评骘与探询。在对王惠的描写中，作者正是围绕这一中心，多侧面地向我们揭示了这一人物的内心世界。在此附带说一句，这种写法其实是很“现代”的。那么，仅从这一人物的描绘上，我们已可以看出《儒林外史》并非没有中心、没有结构之作，它可以说是以表现、刻划人物为中心，这一点是明显地区别于传统小说以故事情节为中心的格局。
由于《儒林外史》不以情节为主，就使一些习惯于传统小说格局的人感到不适应。实际上，没有完整、统一的情节，并不就等于没有结构，所以我们指出《儒林外史》自有其独特的结构。而胡适所说的“《儒林外史》没有布局”，“没有总结构”，显然是不符合作品的实际情况的，表现出囿于习见的思想格局和缺乏对作品全面、深入的体认。张天翼在40年代曾撰文论述《儒林外史》，指出吴敬梓的“兴趣全不在故事本身，而是在人物上。只要借点儿事情把一个人物之为人写了出来，就已经是交待清楚了。以后他怎么样，就不大去关心了。”“作者或许是简直无意于讲求什么结构”，因为，“一个人活了一辈子，他的活动、作为，…难道都也象一般小说里所写的一样，有一个完整的结构么？凡事都一定也有头有尾，必会有个交待的么？”因此，“象《儒林外史》这样自自然然的写法，倒似乎更切合那实在的人生些哩。”同时期的王璜也与张天翼达成共识，认为吴敬梓不愿为了追求结构上的严整而“影响到他的真实，…影响到他人生观的线索，他要将他的人生观，藉书中的故事与人物的活动，使其能有精密的联系，就不得不采用这种看似没有结构的结构。”较之卧评，现代评论家的这些见解当然是更上一层楼，他们都见出了《儒林外史》所具有的现代小说的特质，然而他们对于《儒林外史》独特的结构方式所进行的深入细密的阐发，又与卧评有着精神上的一致与契合，可以说，他们不过是以现代语言与概念把卧评的观点进行了表述与生发。总之，《儒林外史》在叙事表现上以人物为中心、为主脑，在结构上则采取一种“散点式”的布局，再辅之以一种含而不露，甚至是故作迷离的表现手法，如此种种，就构成了《儒林外史》所特有的一种若隐若现、似有如无、欲断还连的潜隐性的结构方式，这就是《儒林外史》在组织结构上的独特之处。
三
如上所述，《儒林外史》是以描写人物为主，并且它所描写的主要是“儒林”中人物，这就确立了它特殊的审美观照角度，即必须相当程度地深入其精神世界，捕捉他们行为的文化模式。那么，象这样的作品，在人物描写上就具有相当的难度，决非一般满足于编织曲折离奇的情节、惯于炮制热热闹闹“大团圆”结局的流俗之作所能够企及的。《儒林外史》在人物描写上堪称是“独出机杼”，作者所具有的生活阅历和不凡才情，观察生活的独特视角，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儒林外史》在人物描写上达到了在当时来说就超出流俗、在今天来看也是颇为不凡的成就，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一部分成就，《儒林外史》也就绝不会作为一部杰出之作而流传于世了。既然人物描写在《儒林外史》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它也就不能不引起评论者的格外注意。这也就成为历来的《儒林外史》评论所集中论述的一个题目。
令评论者们注目的是作者在人物描写上的一些独特手法。其一，是《儒林外史》描写人物的客观态度。这种客观态度首先体现在作者对于人物只作冷静旁观式的描绘，绝不肯介入自己的主观评价，例如前述对王惠这一人物的描写，又如王冕的清高、杜少卿的豪放、范进的冬烘、匡超人的功利、严贡生的贪婪、沈琼枝的泼辣、胡屠户的势利等形形色色的“众生相”，作者都是以一支老辣之笔，不动声色地曲折写来，描绘入神，正如东武惜红生所言：“凡世态之炎凉，人情之真伪，无不活现纸上…”。以至于卧闲草堂本评语惊叹道：“慎勿读《儒林外史》！读之乃觉身世酬应之间无往而非《儒林外史》”。妙就妙在这众多的人物似乎只是一任自己的本性在那里行动、得呈其态，给读者以深刻印象，“读《儒林外史》者，盖无不吆其用笔之妙，如神禹铸鼎，魑魅魍魉，莫遁其形。然而作者固未尝落一字褒贬也”（浴血生：《小说丛话》）。众多评论者注意到，《儒林外史》在叙事方式上有一个突出特点是，不同于当时许多作品那种“由作者评说”的态度，而是尽可能地把自己叙述人的身影隐藏起来，只是让人物形象来表现一切，从而达到这样一种效果：作者虽然不直接表述什么见解，他的倾向和态度，却不期而然地流露于字里行间。这种纯然客观的描写手法是相当高明的，它使作品富于含蕴，耐人体味。比之于中国古代小说那种乐于做出价值判断、往往“卒章显志”的传统方式，《儒林外史》这种“寓褒贬于客观描述中”的手法，确实表现出一种全新的艺术素质，从而使《儒林外史》具备了现代小说的因子。
《儒林外史》在人物描写上的客观品性还表现在作者对于人物刻划的“求真”态度，即力求写出生活中真实而有生命力的人物。一方面，作者着力于写出人物个性，例如同是外省青年初入名利场的艳羡虚荣，牛浦郎的招摇撞骗不同于匡超人的虚矫做作；同是对科举的热中，周进的痛不欲生、范进的喜极而狂和马仁先生的冬烘迂腐又相映成趣；同样是风流不羁的大家公子，杜少卿的豪放纯真，不谙世故有别于杜慎卿的“雅中有俗”的放诞外表下的精明；诸如此类的例子不胜枚举。正如天目山樵的评点所指出的那样，《儒林外史》对人物多作对应性的描写，构成相互映衬，“写牛浦、匡超人往往相对：匡超人事父未尝非孝，牛浦一读牛布衣诗想相与老爷……”。两个原本不失为纯朴的青年，受到不良世风薰染后，迅速发生了变化，一个热中于做假名士，一个希图攀结官府来满足虚荣心，尽管他们的经历、性格各不相同，但在追名逐利，不择手段这一点上又是完全相同的。作者以这样颇具相似性的两个人物构成一种对应互补的结构，这种“同中有异”的人物类聚正体现了作者在人物描写上注意突出各个人物的性格特征。追求人物描写的真实的另一个方面是，作者一反传统小说中常见的把正面人物理想化、反面人物脸谱化的做法，或把人物描写为单一性格，如鲁迅所说的“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类型化手法，而只是如实写来，不假夸张与矫饰。在他笔下，肯定性人物也不乏对其缺点的描绘，如杜少卿的疏狂，迟衡山的迂执，虞华轩的偏激等。对这种写实的态度，卧评给予充分的肯定，“衡山之迂，少卿之狂，皆如玉之有瑕。美玉以无瑕为贵，而有瑕正见其为真玉。”因为生活中真实的人都是有自己的缺欠的，能够写理想性人物的弱点与不足，才更见出描写的真实。同样，在《儒林外史》中，对于作者持抨击态度的人物，也只作恰如其份的描绘，而并不把他们写成十恶不赦、一无可取的邪恶化身。这就使《儒林外史》在人物描写上达到客观真实的境地，突破了以“善”为最高准则的古典审美模式，而以“真”作为艺术追求的最高准则，写出了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和复杂的性格组合。
四
作为一部杰出的讽刺性作品，《儒林外史》在讽刺艺术上达到相当高的水准。对于它的讽刺艺术特色，评论者们也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首先，对于《儒林外史》讽刺的犀利与深刻，给予高度评价，例如清人徐允临在其《儒林外史》跋中所言：“是书于浇情薄俗，描绘入微，”惺园退士的《儒林外史》序则说：“《儒林外史》一书，摹绘世故人情，真如铸鼎象物，魑魅魍魉，莫遁其形。”黄小田也认为《儒林外史》对于丑恶世态、浇薄习俗直欲“骂杀”，“不遗余力，穷形尽相，”“作者之笔厉害如此。”十分赞赏吴敬梓对于恶浊世风的有力鞭挞、辛辣嘲弄。从这些评语中也可以看出，人们肯定《儒林外史》的讽刺笔触，并非仅仅出于鉴赏趣味上的偏好，而是认识到讽刺的生命在于真实，在承认《儒林外史》形容世相的准确公允的基础上，对其讽刺锋芒加以推许。
其次，对于《儒林外史》巧妙不俗的讽刺手法，评论者们也大加推崇。如果缕述众多评论者所列出的《儒林外史》在讽刺艺术上的特色，大致可析为如下数端。其一是以冷嘲见长。所谓不着一字褒贬，是非自见，“淡淡着笔”，“纯用白描”（黄小田语），卧评谈论第四回对严贡生的描写时说：“才说‘不占人寸丝半粟便宜’，家中已关了人一口猪，令阅者不繁言而已解。”又如作者写范进在居丧守孝期间外出“打秋风”，在汤知县接待他的酒宴上，一面扭捏作态，不肯用银镶杯箸，一面却又“从燕窝碗里拣了个大虾元子送在嘴里”，这种从不动声色的描写中透出的辛辣讽刺深为评论者所激赏，鲁迅曾高度评价此类讽刺手法为“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这种通过客观准确的描写将人物言行中荒谬之处揭示出来，令读者意会的“白描”手法，堪称是《儒林外史》讽刺笔法的一大特色。《儒林外史》讽刺艺术的又一个特点是善用反笔，作者每每对人物的可鄙可笑行径故作堂皇之语，持一种似庄实谐的嬉笑反讽态度，以谐谑之笔对功名势利之辈进行调侃。这一点在作品中多有体现，例如将热心于举业、醉心于八股文章，艳羡功名富贵的鲁小姐称为“才女”，一面极写她种种煞有介事的自寻烦恼，新婚燕尔，即因丈夫不通“制艺”，使她当夫人、受封诰的梦想落空而“愁眉泪眼，长吁短叹”，连称“误我终身！”表现得俗不可耐。再回顾作者给予这个人物的“才女”称号，就使人备感滑稽了。又如王惠劝荀玫匿丧不报，唯恐耽搁做官。此举在重视“纲常大义”的封建社会本来是极违“礼法”的，作者偏名之为“敦友谊”。还有第四十七回写五河县节孝牌位入祠，虞余两家的百余名乡绅、秀才丢下本家节妇亭子不送，却热络络地去为大盐商方家老太太的亭子送行。对入祠的情景，作品中这样描写：在方老太太的主亭子排场阔气的送行行列末尾，有“余虞两家的举人、进士、贡生、监生、共有六七十位，都穿着纱帽圆领，恭恭敬敬跟着走。一班是余、虞两家的秀才，也有六七十位，穿着斓衫、头巾，慌慌张张在后边赶着走。……那余、虞两家到底是诗礼人家，也还厚道，走到祠前，看见本家的亭子在那里，竟有七八位走过来作一个揖，便大家簇拥着方老太太的亭子进祠去了。”对此黄小田评道：“还说‘诗礼人家’还说‘厚道’，嫉之甚矣，偏以讥诮语写之，愈见沉痛。”余虞两家的这些进士、举人、秀才等，生长于“诗礼之家”，又是读书人，本当承担起维护人伦的道义责任，然而他们却如此势利厚颜，令人不堪入目。作者此时大约感到一切抨击指责之证明均不足以表达自己对此等恶俗之风的憎恶之心，于是愤慨之极，反以平淡出之。看似不骂，只写这些余虞两家的子侄在方盐商家的节妇亭子后面“恭恭敬敬跟着走”，“慌慌张张赶着走”，已显其丑态可掬，写到他们路遇本家的亭子时，作者又刻薄一笔：“竟有七八位走过来作一个揖”，对此，作者故作慨叹：“到底是诗礼人家，也还厚道”，已经是明显的反讽，用这种“皮里阳秋”的手法，对这些不肖子孙实已骂杀。作者在此处对这种趋炎附势，背弃伦常的行径故意加以“诗礼人家”、“厚道”之类的反语，其意图在于制造一种明显的荒唐悖谬效果，让读者自己去感受、评判。显然，这种含而不露的冷嘲更富有鞭辟入里的谴责力量，其力度是远出于正面指责之上的。
评论家们还进一步探讨了《儒林外史》讽刺艺术的社会价值，卧评、黄小田、天目山樵以及黄安谨、东武惜红生等均认为吴敬梓的“讽世”、“骂世”，意在“醒世”、“救世”，是出于功善惩恶、解救世人之执迷的一派苦心。正如卧评所指出的：“作者虽以谑语出之，其实处处皆泪痕也。”黄小田也认为：“不善读者但取其中滑稽语以为笑乐，殊不解作者嫉世救世之苦衷。”又如近人天僇生认为， 由于《儒林外史》极写社会中的卑劣，一些读者就将其视为“轻薄谩骂”之作，而“不知其人作此书时，皆深极哀痛，血透纸背而成者也”（《中国历代小说史论》）。这些评论者都看到了在《儒林外史》那嬉笑怒骂、狂放不羁的讽刺笔触中所蕴含的感时忧世、深哀沉痛的悲剧情怀。与这种见解一脉相承的是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对《儒林外史》讽刺艺术所作的概括：“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吴敬梓的讽刺，唯其所以公心，故能从根本上有别于历来的一些专事人身攻击、宣泄私愤的格调浅薄卑下之作，而具有丰富深刻的文化内涵。这种深沉的感时忧世之心，使作品充溢着鲜明的理性色彩和深切的人生关注，从而对读者产生强烈的震撼，正是在这一点上，使《儒林外史》具有了独特无两的清醒的现实感，从而把它与那些专以攻讦谩骂为能事的“黑幕小说”、“谴责小说”相区别，使它成为一部伟大的讽刺艺术杰作。
概括地说，《儒林外史》的前期批评从方法上多直观感悟与联想，从范畴而论则以人文批评为主体，从政治、社会历史角度所作的批评极少；而后期批评则不仅在方法论上更多地引入、借助西方文论（包括马列文论），就其性质而言，也呈现出日益浓厚的政治—社会批评色彩。当这种批评处于特定历史阶段时，《儒林外史》几乎完全被解说成为“封建社会图解”式的作品，此时的评论对于作品所具有的浓郁的人文色彩，也就难免视而不见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单纯服从政治需要、有失作品本来面目的批评态度。可喜的是近年来《儒林外史》的研究有了新的起色，呈现出向人文批评回归的明显趋势。当然，这种回归不会是对前期批评的重复，而是在当今时代以新的理论视角对这部伟大作品进行审视。不过既然是文化批评，那么从基本观点上就不可避免地要对前期批评有所承袭，并且进一步在此基础上进行拓展，所以在论及《儒林外史》研究的成果时，我们不应该忘记早期《儒林外史》批评的开拓之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