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一翻各种版本的文学史著作及近年来研究《儒林外史》的文章，对《儒林外史》的评价几乎是众口一词，认为它是一部伟大现实主义著作，“卓绝的讽刺小说”。发表在1995年第二期《江淮论坛》上杨义同志的文章《〈儒林外史〉的时空操作与叙事谋略》，把一些人对《儒林外史》的评价作了以下的概括：“《儒林外史》似乎是中国最伟大的几部古典长篇小说中至为清澈透明的一部了。它对八股取士制度下的士人社会以及官绅市井社会的社会相的穷形极相的描写，它的讽刺艺术在深刻中浸润着几分怜悯，它的语言在明净的已基本洗去说话人套数的口语中饱含着精粹的表现力，都令人叹为观止，推崇为中国古代甚至是唯一够得上高品位讽刺文学的杰作。”还有的著作盛赞《儒林外史》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说它的作者“以超越时代的慧眼预示了中国封建制度的必然灭亡”。
对这种观点，笔者不敢苟同。本文着重谈一谈《儒林外史》在思想内容上存在的严重缺陷。
一、明清时代的科举制度是中国历代选拔官吏制度的发展。对此应当历史地看，而不应笼统地加以批判。
在中国，选拔官吏，历来都有制度。汉代有察举的制度，西汉以举贤良为盛，东汉以举孝廉为盛。汉代被荐举的吏民经过皇帝“策问”后按等第高下授官。魏晋南北朝的有所谓九品官人法，各州郡都设中正官负责品评当地人物的高低。这种制度本来是为了品评人才的优劣，以便选人授官，但是后来由于担任中正的都是“著姓士族”，人物品评全被豪门贵族所操纵，九品实际上成了门第高低的标志了。隋唐废除九品中正，设进士、明经二科取士。通过考试的方法取士，相对于由中正官负责品评人才来说，这的确是一个很大的发展，免除了许多弊病。进士科以考诗赋为主，此外还考时务策，也就是考实际治国的能力。但唐代规定参加进士科考试要请当世显人向考官推荐奖誉，才有及第的希望，这就在用人上保留了一个“开后门”的机会。为任人唯亲保存一块阵地。明太祖朱元璋是个比较开明的皇帝，它施行了比唐、宋更为完备的学校制度和科举制度。洪武三年，明朝政府设科举，规定以八股文取士。考试专以四书五经命题，四书要以朱熹的注为依据。文章的结构、语言要求都有固定的程式。清代沿用了明代的科举制度。考试的办法相当严格，逐级过关。例如清代人为取得参加正式科举考试的资格，先要参加童试，参加童试的人称为儒童或童生，录取“入学”后称为生员，俗称秀才。生员分为三种：成绩最好的是禀生，其次是增生，新“入学”的称为附生。每年由学政考试，按成绩等第依次升降。正式的科举考试分为三级：（1）乡试，（2）会试，（3）殿式。
明、清两代的科举考试，其实质当然是为封建统治选拔忠实的奴仆和爪牙，所以在考试的内容上要以“四书”、“五经”为依据，程序上要由相应的官府主持，殿试还要由皇帝亲自主持，所以，它是中国封建社会选拔官吏制度的一种延续，但是较之以前的办法确实有很大发展。一是有了统一的考试内容标准，或者说选拔人才有了统一的政治标准。这个政治标准就是经宋代理学家加工篡改了的儒家经典。儒家经典虽经加工篡改，但其精神实质的绝大部分毕竟得以保存。而儒家思想虽然有许多东西应当批判，但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的象征，它的确包含了许多适合中国国情的有用的东西，是值得我们继承和借鉴的一份宝贵遗产。在今天看来，明清时期的科举制度是应当批判的，但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它在当时也还有一定的作用，是历史进程中的一个发展阶段。
其次，明清的科举考试较之以前是更加严格的，从某种程度上说，打破了官僚垄断，特别是地方官吏、豪强势力在选拔官员上的垄断局面；多少为那些有真才实学的人，特别是为出身寒门的书生提供了一点竞争的机会。尽管科考中的舞弊现象严重，但那是实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不管怎么说，考试的办法，总比官员们指鹿为马，乱点鸳鸯，封官许愿的办法好得多，考试作官的人未必比靠裙带关系上台的人坏。
其三，科举考试对于提高知识分子的地位不能说没有一点作用。如果明代还袭用元代初期选拔官吏的办法，那么对知识、对文化无疑是极大的摧残。正因为明代知识分子的地位提高了，所以明代的史学、文学、科学技术都有了很大的发展。象《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等宏篇巨著的编辑成书，没有众多知识分子所做的浩繁的工作是绝对不可能的。
综上所述，我认为《儒林外史》把批判的主要矛头指向明代的科举制度是舍本求末。
《儒林外史》的第一回题目是“说楔子敷陈大义，借名流隐括全文”，显然，这里寄托了作者著书立说的用意。这一回，作者写了一个他认为最值得歌颂的人物王冕，此人学识渊博，不慕名利，生活恬淡。他同明太祖朱元璋曾有过交往，志同道合，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朱元璋“削平祸乱，定鼎应天，天下一统，建国号大明，年号洪武。乡村人各各安居乐业。”对此，王冕是非常拥护的。但是，他对朱元璋定的“三年一科，用《五经》、《四书》八股文”取士之法却很不满，提出批评道：“这个法却定的不好！将来读书人即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儒林外史》第一回）。作者用王冕的话来敷陈大义，隐括全文，作为全书的纲——批判八股文取士的方法。可见吴敬梓不是一个“超越时代”的预言家，他何曾预见到封建社会的灭亡？他的批判的矛头并不曾指向封建制度，而仅仅是要批判八股文取士的方法——他甚至并不反对历史上的科举制度，是专对朱元璋的方法不满。因为这个方法给读书人提供了一条荣身之路，使得他们“把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而吴敬梓假借王冕之口所说的“文行出处”也仍然是儒家之道，只不过不该让知识分子有一条“荣身之路”而已。可否这样推论：吴敬梓并不反对封建制度，甚至也并不反对封建的科举制选拔人才的方法，他反对的只是“八股取士”这个法，因为此法为知识分子提供了一条荣身之路。今天看来，八股取士“这个法”虽然不好，但历史地看，总算是选拔人才方法的一个进步。批判的矛头不指向封建的国家机器，仅仅指向“选拔人才”的方法，而且是一个有所前进的方法，这显然是没有抓住要害。
二、造成明清时期政治腐败的要害并非“八股取士”，而是封建的国家机器。
有人在分析《儒林外史》的思想内容时，说它批判的主要锋芒是指向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旁及封建礼教和官吏的腐败，于是对其内容各方面的联系概括出这样一个公式：科举制度下士子堕落，科举制度下礼教杀人，科举制度下吏治不清。因此，科举制度是万恶之源。如此概括《儒林外史》的内容和作者的思路，我以为是正确的。作品中写了范进、周进之类的读书人在追求功名的道路上一步步走向堕落；描写了王玉辉因受封建礼教的毒害太深而失去了人性；还描写了王太守、汤知县贪污腐败、鱼肉人民的罪行，这在客观上都为我们提供了认识中国的封建社会官场黑暗、封建礼教腐蚀人们灵魂的形象教材。但是，这最多只能属于形象大于思想的范畴。作者的公式是一个颠倒的公式，把科举制度当成万恶之源实在是本末倒置。万恶之源应当是皇权，是封建的国家机器，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有了封建的社会制度才会维护上层统治集团的利益，为贪官污吏的滋生提供了上壤和条件；有了封建的社会制度，才会维护封建礼教；有了封建的社会制度，才会有八股取士的选拔官吏的方法。
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说：《儒林外史》中的人物，“大都是有真人真事做影子，为避免清代统治阶级的迫害，作者故意把故事背景说成明代”。又引用闲斋老人《儒林外史序》说：“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有心艳功名富贵而媚人下人者；有倚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者；有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自以为高，被人看破耻笑者；终乃以辞却功名富贵，品地最上一层为中流砥柱。”
这段话一向被认为是切中《儒林外史》要害的权威性评语，它揭示了小说的主题。作品正是批判那些热中功名富贵的人，才体现出小说的教化意义，用意是劝诫世人切莫追求功名。
不可否认，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功名富贵是和封建的国家机器有联系的，但是，批判功名富贵却不等于批判封建制度。恰恰相反，作者是站在封建地主阶级立场上，希望通过思想上的“教化”，选拔官吏制度的改革，以巩固封建的统治，所以，全书不曾有一处是否定封建制度的。作者把政权与官吏的关系搞颠倒了，把政权与统治思想的关系搞颠倒了。舍本而逐末。因此，只有批判，并不曾有真正的建设，不可能为人们指出正确的前途来。
三、作品中的正面人物不值得称道。
在《儒林外史》中，读书人几乎没有一个是好的。反面典型且不说，即使是作者极力歌颂的正面人物，除了不愿为功名富贵而屈辱自己以外，别的方面均不值得称道。作者赞誉的王冕，顶多只能称一个隐士。有着作者自己的影子的杜少卿，原是一个富家公子，他重孝道，轻科举，轻视金钱，藐视封建礼教。巡抚推荐他进京去见皇帝，他装病不去。他对妻子说：“放着南京这样好玩的所在，留着我在家，春天秋天同你去看花吃酒，好不快活，为什么要送我到京里去？”杜少卿于国于家一事无成，成天满足于朋友山水之乐，全然是有闲阶级的一个浪荡公子。
作者笔下的其他正面人物如庄绍光、迟衡山等人的品格，代表了作者理想化了的封建文人的品格，他们鼓吹“著书立说”、“礼乐农兵”，是所谓“真儒”，儒家正统思想的化身，到底也只能一事无成，成了复古派的空谈家。
不管是明代还是清代，知识分子群里都有许多被鲁迅先生称为“中国脊梁”的人物，他们中间有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爱国志士、民族英雄；也有许多杰出的史学家、文学家、科学家、医学家、天文地理学家等等，他们是绝不同于王冕、杜少卿之类的，可惜在吴敬梓的笔下，这样的人物一个也没有。
总之，这部批判现实主义的讽刺小说《儒林外史》，批判得倒是颇有力量，讽刺也可称之谓入木三分，可惜它的锋芒指向出现偏差。应当大力批判的他没有或许是不敢去批判，而对于“儒林中人”却“鞭辟入里”，大加挞伐。抱着这种感情来写读书人，当然是不可能为读书人指出正确出路的。
《儒林外史》在思想内容上，不仅不能与《水浒传》、《红楼梦》等优秀长篇小说并比，而且比起《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作品来也是差得远的。难怪有人说《儒林外史》是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污蔑，是作者极左的又是极右的思想的产物。吴敬梓出身世代官宦之家，他自己也曾努力追求功名，科场失意，便转而愤愤不平。这本来是件好事，可以促使他能够更深刻的认识社会，对封建社会作本质上的暴露。然而非常遗憾，他把牢骚发在八股取士的方法上，进而把一盆脏水都泼撤在知识分子头上。
我无心贬低《儒林外史》的认识价值，更无心贬斥它在写法上的诸多精辟之处。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知识的重要，是不能不对过分抬高《儒林外史》地位的作法有所反思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