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来几种主要说法
钱钟书先生在《小说识小》中称《儒林外史》为“吾国旧小说巨构”。其结构学在我国六大古典小说中也是别具一格的。纵览百年来的研究，主要说法有四：
一曰“连环短篇”说。
清末民初的《缺名笔记》（注：赵景深《小说戏曲新考•中国小说史料》题《缺名笔记》乃蒋瑞藻作。）谓：“《儒林外史》之布局，不免松懈，盖作者初末决定写至几何人几何事而止也，故其书处处可住，亦处处不可住。处处可住者，事因人起，人随事灭故也；处处不可住者，灭之不尽，起之无端故也。此其弊在有枝而无干。……则无惑乎篇自为篇，段自为段矣。”
这一说法的确比较切合《儒林外史》结构形态的外在特征。所以，一经胡适的表述，便成为一种颇有影响的说法。他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写道：“《儒林外史》没有布局，全是一段一段的短篇小品连缀起来的；拆开来，每段自成一篇；斗拢来，可长至无穷。这个体裁最容易学，又最方便。因此，这种一段一段没有总结构的小说体就成了近代讽刺小说的普通法式。”再经鲁迅的表述，便几乎成为学界的不二之论。他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儒林外史》：“惟全书无主干，仅驱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虽云长篇，颇同短制；但如集诸碎锦，合为帖子，虽非巨幅，而时见珍异，因亦娱心，使人刮目矣。”
迨至五十年代，吴组缃先生又从而发展了胡适和鲁迅的说法，而使之更完整，更具理论意义。他在《〈儒林外史〉的思想与艺术》中是这么说的：该书“每回以一个或多个人物为中心，而以许多次要人物构成一个社会环境，从人与人的关系上，从种种日常生活活动中，来表现人的思想性格与内心世界，总是在这一回为主要人物，到另一回即退居次要地位，而以另一人居于主要：如此传递、转换，各有中心，各有起讫；而各个以某一人物为中心的生活片断，又互相勾连着，在空间上，时间上，连续推进；多少的社会生活面和人物活动面，好像后浪逐前浪，一一展开，彼此连贯，成为巨幅的画面。这种形式，显然受了‘三言’‘二拍’之类话本小说和《三国》、《水浒》之类长篇的影响；同时也有些像《史记》的‘列传’或‘五宗’、‘外戚’诸篇形式的放大：总之，它综合了短篇与长篇的特点，创造为一种特殊的崭新形式。这种形式运用起来极其灵活自由，毫无拘束，恰好适合于表现书中这样的内容；正和绘画上‘清明上河图’、‘千里江山图’或‘长江万里图’之类‘长卷’形式相类。若要将它取个名目，可以叫做‘连环短篇’”。
二曰“功名富贵”说。
闲斋老人《儒林外史》序云：“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有心艳功名富贵而媚人下人者；有倚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者；有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自以为高，被人看破耻笑者；终乃以辞却功名富贵，品地最上一层为中流砥柱。”卧本开卷第一回总评亦云：“‘功名富贵’四字是全书第一着眼处，故开口即叫破，却只轻轻点逗。以后千变万化，无非从此四个字现出地狱变相。可谓一茎草化丈六金身。”足证闲斋老人之认为“功名富贵”四字在这部小说结构中的重要。
然而，一则由于现代学者往往好以西方近代小说去视《儒林外史》的结构，而将闲斋老人的“其书以功名富贵作为一篇之骨”说误以为仅仅是在说作品的主题思想，二则由于鲁迅的“虽云长篇，颇同短制”说自二十年代以来已几成学界的共识，而一经吴组缃先生发展为“连环短篇”说又那么切合作品结构形态的外在特征，所以闲斋老人提出的这一以主题和主线合二为一为其特点的“功名富贵”说，却反晚于“连环短篇”说而在《儒林外史》结构学研究中产生影响。时下持这一说者正方兴未艾。或认为“运用结构原则和系统分析方法去探求《儒林外史》的深层结构，我们可以发现一个中心对称的基本结构框架：以对待功名富贵和文行出处的态度为中心，两类人分居对称的两侧，一侧看轻文行出处专求功名富贵；一侧淡薄功名富贵讲究文行出处。两侧之间形成鲜明的对比关系。……每一侧的人物又往往成双成对地出现，形成互相补充的结构。”（注：李汉秋《儒林外史研究方法评述》，《文学遗产》1986年第1期。）或认为“否定功名富贵，不仅是《儒林外史》的主题，也是它艺术结构的主线。这条主线在书中不是人或事的实体存在，而是思想线索的贯穿。”（注：杜贵晨《中国古代小说散论》第197页。）或认为“从内在逻辑看，《儒林外史》大体表现了文运衰败——维持文运——文运大落的过程，……反映了作家揭露、希望、幻灭的思想过程。”（注：见李汉秋《儒林外史纵览》一书转引平慧善的观点。）同主这一说者在阐释上的众说纷呈，无疑会将《儒林外史》结构学的研究引入深层。更何况，这一“功名富贵”说是以对主题和主线作统一把握为其要旨的，不像“连环短篇”说那样可以单从作品的外在结构形式方面去考察，阐释上的见仁见智当然也就在所难免，而这又正是它可以深入作品肌理的地方。
三曰“时间顺序”说。
这是最具创意，也是最晚起的一说，提出者是吴小如先生。他在刊于一九八一年九月《吴敬梓研究》上的《两个没有很好解决的问题》中说：“第二个是关于《儒林外史》全书的结构问题。这部小说的结构究竟是松散的，还是缜密的？书中的人物与人物、故事与故事之间的次第安排，究竟是有机的联系还是随意凑泊而成？作者在人物塑造和情节部署方面有没有个统盘考虑？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有关《儒林外史》结构的论点是否已成定论？这种艺术结构，对表达全书的思想内容有无必然关联？……我个人的倾向是，吴敬梓用这种艺术形式写书，有其继承传统的一面，也有其戛戛独造的一面；更主要的是，他用这样的方式方法来组织书中的人物和情节，是为了表达主题思想的方便，因此，人物和情节之间的来来去去，是有机的联系（或说有其内在的关联）而非随意或勉强凑泊而成的。不仅如此，我还以为，他所写的故事所以这样先后排列，还有个时间顺序问题，即《公羊传》所说的‘所传闻’、‘所闻’和‘所见’这三个不同阶段。当然这一点比较次要，但吴敬梓在写书时，确是把时间顺序做为安排人物情节的依据之一的。”然而，论证有时比结论更为重要。《儒林外史》中的“时间顺序”，其特点何在呢？吴小如先生并没有作出回答。弥补这一缺失的，是章培恒先生的论文《〈儒林外史〉原貌初探》。该文发表在《学术月刊》一九八二年第七期上，它虽片言未及《儒林外史》的结构问题，却以十分充足的论据论证了一个出人意外的论点，那就是：“吴敬梓在写作时，对作品中故事发生的时间，是经过周密考虑和计算的。”这实属百年来《儒林外史》研究的一项重要发现，从而也就为“时间顺序”说的成立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四曰“单体多彩”说。
该说认为《儒林外史》虽然没有一个贯穿全书事件的主角，也欠缺一个提挚全书情节的高潮，但不能因此而否定《儒林外史》的结构之可取，尤其它的单体结构是极富创意的。这看法以海外和港台学者最为普遍。比如，台湾郑明娳女士在她的论文《儒林外史的单体结构》中就曾以“单型曲线式”、“圆形回应式”、“交叠滴漏式”、“汇聚辐辏式”的结构图阐释了此书单体结构的多彩。其结论则是：“全书的大结构既不以少数人物为中心，各小结构也不重视一般的情绪效果。然而这些究竟并非小说的必要条件，比诸近世所谓的‘现代小说’之‘失去焦点’，外史恐怕还不够‘现代’呢。”这种对单体结构的深入研讨，无疑会加深我们对作品总体结构的认识。
照我看来，这四种说法都不是面壁虚构，都道出了《儒林外史》结构学的某一特点，都属于“深刻的片面”，这是它们的共同优长。它们也有共同缺失，那就是没有捉住“外史”二字去研究问题。假若我们把问题的研究落到“外史”二字上，则不难发现作者的苦心孤诣与戛戛独造之处，正在于善将当代儒林中见怪不怪的“事”精心撰写为前朝儒林历时百年的“史”，从而让有心人去观风俗，知盛衰。由此也就决定了作品中不可能有一个贯穿全书事件的人物与提挚全书情节的高潮。时光将一批批儒林人士送入作者的笔端，又从而将他们送出画外，这就形成了作品浅层面上的“虽云长篇，颇同短制”。然而全书明里既有“功名富贵”作主脑，暗里又有“时间顺序”为主线，这就又形成了作品深层面上的虽云颇同短制，而实乃整饬长篇。若要将它取个名目，可以叫做“纪传性结构形态”。
显而易见，鄙说可以涵盖如上四说。因此，拟对后者作些补说以资论证。
二、关于“时间顺序”说问题的补说
《儒林外史》中的时间顺序，不只是作者“安排人物情节的依据之一”，还是作者结构作品情节的主要线索之一，具有编年作用，而这在作者是有明确意识的。何以知之？
其一，从时序与主题歌的关系看问题。
论者但知《儒林外史》有个“敷陈大义”、“隐括全文”的“楔子”，却没注意“楔子”中还有一首主题歌，就是开卷那首词《蝶恋花》：“人生南北多歧路，将相神仙，也要凡人做。百代兴亡朝复暮，江风吹倒前朝树。功名富贵无凭据，费尽心情，总把流光误。浊酒三杯沉醉去，水流花谢知何处？”其中“江风吹倒前朝树，功名富贵无凭据”，又可看作这首主题歌的“主题词”，二者构成了全书基调的主旋律。因此，如果说，“功名富贵无凭据”是全书第一着眼处，那么，“江风吹倒前朝树”便是全书第二着眼处。二者共同点染为“楔子”所说的“贯索犯文昌，一代文人有厄！”又从而展示为明代成化末年至万历二十三年共108年的文运。写它是如何在科举制度重轭下日渐式微，以致“论出处，不过得手的就是才能，失意的就是愚拙；论豪侠，不过有余的就会奢华，不足的就是萧索。凭你有李、杜的文章，颜、曾的品行，却是也没有一个人来问你。”足见，以时间顺序为暗线去绾系人物情节乃作者的基本构思之一。
其二，从时序与“文字过峡”的关系看问题。
正如章培恒先生《〈儒林外史〉原貌初探》所统计的：“在第三十六回以前，明确提到年代的共四处（第一回不计在内）：第二回言及成化末年(1487)，第二十回言及嘉靖九年(1530)，二十五回言及嘉靖十六年，三十五回言及嘉靖三十五年(1556)。另有一处言及‘适值江西宁王反乱’（第八回），宁王造反是历史上实有的事，在正德十四年(1519)；可以说，这在实际上也点明了具体时间。因此，从第二至三十五回，在时间上共分成四大段。第一段为第二至八回，共三十二年。第二段为第八至二十回，共十一年。第三段为第二十至二十五回，共七年。第四段为第二十五至三十五回，共十九年。”这里，需予补说的是两点。一是，这明确提到年代的五处，都是卧评所说的“文字过峡”。所谓“文字过峡”，就是一个故事向另一个故事过渡。这是有案可查的：第二回乃全书正文的发轫，周进故事的登台。第八回为王惠故事的结束，二娄故事的开始。第二十回是匡超人故事的结束，牛浦郎故事的开始。第二十五回是牛浦郎故事的结束，鲍氏父子故事的开始。第三十五回乃庄绍光应征故事的结束，虞育德主祭故事的开始。二是，这只有作者有意为之，才能出现这种状况。显然是旨在说明哪些故事是发生在明代哪一时期，让读者对其发生的大致时段能了然于胸。
其三，从时序和时间状语的关系看问题。
时间状语诸如“过了半年有余”、“足足闹了半年”等等，这在其他小说中，一般皆属作者的漫然着墨，可出现在《儒林外史》里，作者却是语语经心的。如果说，书中明确提到的年代，是作者对笔端时序问题的“点睛”，那么，相将出现的那众多时间状语则是作者在“画龙”。还是让我们就上述四个时段来说吧！假若对这四个时段中的故事作一具体考察，便不难发现：每个故事中各时间状语表述的时间之和，就是该故事所由发生的总时间；各个故事所由发生的时间之和，又恰好与该时段的总年数是相合的。这一点，章培恒先生已在《〈儒林外史〉原貌初探》中以第二和第三时段为例作了令人信服的论证，并在该文的注中作了补充说明。兹再对更为复杂的第四时段作番考察，以资补证（注：关于鲍廷玺过继给鲍文卿为子时的年龄问题，卧本刊刻时有误，说见章培恒《〈儒林外史〉原貌初探》注⑤，其说甚是。）。按鲍文卿与向知县相别及其以廷玺为子，是在同一年，即第二十五回所说的嘉靖十六年。鲍文卿与向知县重逢，向云：“自同你别后，不觉已是十余年。”其时当在嘉靖二十七年。第二十六回写鲍廷玺于向知县和鲍文卿重逢之年“十月十三日”，由向知县为媒娶王氏之女；“看看过了新年”，向知县带鲍氏父子下察院去考童生；“又过了几个月”，王氏死于难产；“又过了几个月”，鲍文卿亦病故；“过了半年有余”，金次福为鲍廷玺说媒，议娶王太太，其时当在嘉靖二十九年。第二十七回写王太太即“择定十月十三日过门”；当她知道鲍廷玺却原来是个戏子，气成了一个失心疯，“一连害了两年”，把衣服、首饰都花费完了，夫妇被鲍老太赶出了家门，在外借一间屋居住；难中鲍廷玺与在苏州抚院衙门做相公的胞兄倪廷珠相逢，“又过了半个月”，在倪廷珠的资助下买了一所房子，其时当在嘉靖三十二年。第二十八回写鲍廷玺到苏州探望倪廷珠，谁知倪廷珠已死，乃投季苇萧于扬州，又为季苇萧下书予客居南京的季恬逸；第二十九回写季恬逸与萧金铉和诸葛天申合选文章，“到四五个月后”，讲葛天申那二百多两银子也就所剩有限了，恰值慎卿来南京，三人便去拜访，“那正是春暮夏初”；第三十回写杜慎卿“择于五月初三日”，逞风流高会莫愁湖，其时当是嘉靖三十三年的五月初三。第三十一回写鲍廷玺于莫愁湖之会后，在杜慎卿处“又效了两个月劳，到七月尽间”去杜少卿家打抽丰；第三十三回写鲍廷玺向杜少卿借钱，说“只有门下是七八个月的养在府里白浑些酒肉吃吃”；该回又写“杜少卿在家又住了半年多，银子用的差不多了，思量把自己住的房子并予本家”，“足足闹了半年，房子归并妥了”，于是便移家南京，那正是“桃花”盛开的季节，其时当是嘉靖三十五年的二月下旬。第三十四回写天子招贤，庄绍光决定先应征，然后辞爵，而杜少卿则托病谢聘，醉心于看花饮酒和泰伯祠的修筑；第三十五回写庄绍光面圣呈策，其时为“嘉靖三十五年十月初一日”。显而易见，这与上述第四时段的年代完全吻合。因此，书中主要事件的发生时间是可以推断的，比如鲍文卿的死，当在嘉靖二十九年二、三月间。由此可见，《儒林外史》里的时间顺序并非一般的情节线索，它对书中的主要事件还起纪年作用，从而也就使作品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编年史的性质。
其四，从时序和他人伪墨看问题。
今见最早的刻本，也是以后各种版本之母本的卧闲草堂本《儒林外史》，乃五十六回。那第五十六回“神宗帝下诏旌贤，刘尚书奉旨承祭”，它“与本书的主题及叙写风格、思想感情都不符合”（张慧剑校注本前言），明显地出自某妄人的狗尾续貂，这一点已几成近人和时贤的共识，所以亚东图书馆本仅将其作为附录，而张慧剑校注本则将其删去。
然而，今见张慧剑校注本等五十五回的《儒林外史》也有个令人深思的现象，那就是如同美国夏志清先生《中国古典小说导论•儒林外史》所说的：其“第三部分（第三十七回至五十四回）由一组形形色色的故事混杂而成，没有明确的构思。当其中的几个故事回转到第一和第二部分的讽刺和说教的语调时，另外的故事则仍是因袭传统的‘浪漫传奇’，赞美和歌颂军事长官以及一些男男女女的异乎寻常的儒家行为。总的看来，这一部分留给人们一个严重的不匀称的印象。”问题在于：怎么解释这一现象？
吴组缃先生在他的论文《〈儒林外史〉的思想与艺术》中，结合程晋芳作的《文木先生传》和《全椒志》都说《儒林外史》原书只有五十回，曾明确指出：其中“如三十八回写郭孝子寻亲途中经历，三十九回萧云仙救难、平少保奏凯，以至四十回上半劝农兴学；另外还有四十三回野羊塘大战，……可能不是原作者的手笔。”理由是：“这些片断，有的写得完全不真实，有的写得概念平板，总之都没有现实生活体验；作为艺术看，显得很低劣，和书中所表现的一般高度的严肃的现实主义精神是迥不相侔的。其次，在这几段里有几处对话，那思想跟全书主题和作者的思想也正面冲突不能相容。……再看这几段里用的语言，也多陈词滥调，生硬呆滞，读着枯瘪无味；手法上也庸俗拙劣，有些地方对不起榫来，有些地方显然是坊间小说的老套。”这一结论是从鉴赏学的角度得出的。与此殊途同归，章培恒先生则从考据学的角度考证出：“第三十六回的一半，第三十八回至第四十回的前面一大半，第四十一回结尾至四十四回的前面一小半”，乃“后人窜入”。其摆出的一个重要证据是：“在三十六回以前，在时间问题上没有一处是不相合的；但在那以后，就扞格不入了。……在把上述后人窜入的部分去掉以后，我们可以再一次看到吴敬梓在计算时间上的精细。”不言而喻，章培恒先生所说的这些后人窜入的部分，便涵盖着吴组缃先生所例举的上述片断。这种研究方法不同而结论上的殊途同归，显然是由于他们道出的只不过是种铁案如山难动摇的事实。
这里，需略予补说的是三点：一是，疑第三十四回庄绍光赴京面君，投宿辛家驿遇山东贼头赵大夜劫萧昊轩饷银一节，以及第三十五回庄绍光辞爵还乡，夜宿荒村遇老妇走尸、老翁咽气一节，亦皆后人窜入，而且窜入者与写第三十九回萧云仙救难明月岭者为同一人。何以言之？这两个插曲，皆游离于它们的回目题意之外，且与回中的前后情节不相关，其窜入的痕迹甚明：一也。萧云仙即萧昊轩之子，父子二人皆善以飞弹打人，而今日之四川恶僧即昔日之山东贼头赵大，则窜入者窜入萧昊轩飞弹击赵大是旨在为萧云仙飞弹打恶僧故事作伏线，其意自明：二也。“老妇走尸”故事，怪诞不经，风格和全书迥异，而却与第三十八回“郭孝子寻亲”中窜入的“罴九兆雪”故事相侔，乃坊间小说俗套：三也。二是，“卧评”评庄绍光遇响马一段谓：“最妙在绍光才说‘有司无弭盗安民之法’，及乎亲身遇盗，几乎魄散魂飞，藏身无地，可见书生纸上空谈，未可认为经济。此作者皮里阳秋，真难从不知者索解也。”诚然，吴敬梓确实善用“皮里阳秋”法，此评也的确符合该段对庄绍光的描写；然而，在他的笔端却从未对庄绍光下过贬辞。因而，此评不只可以作为该段系后人窜入的一个硬证，而且可以作为该段的窜入当早于卧本的一个铁证。三是，最为重要的是，既然后人窜入的部分不只在作品的时序面前会原形毕露，而且在鉴赏学面前也会露出它的马脚，可见这部小说的艺术结构不是松散的，而是缜密的，人物与人物、故事与故事之间的次第安排是有机的联系，而不是随意的凑泊。
要而言之，正如刘知几《史通•列传》所说：“夫纪传之兴，肇于史汉。盖纪者编年也，传者列事也。编年者，历帝王之岁月，犹春秋之经；列事者，录人臣之行状，犹春秋之传。”《儒林外史》一方面以时间顺序为主线使事件暗“历帝王之岁月”而假托前朝，一方面以“功名富贵”作主脑用故事明“录人臣之行状”而尤在士林，可谓二者精神兼备，所以我称它的结构形态是纪传性结构形态。
三、关于“功名富贵”说问题的补说
闲斋老人和卧本评语，说“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也罢，说“‘功名富贵’四字是全书第一着眼处”也罢，说“‘功名富贵’四字是此书之大主脑”也罢，说的都不只是作品的主旨，还涵盖着作品的主线。而对后一点的忽略，乃“五四”以来研究者的共同倾向，“无结构”说即由此而滋。
其实，主旨和主线的高度合一，是《儒林外史》结构学的一大特点。这一特点，是对我国古代文艺美学中“附辞会义，务总纲领”说的运用和发展。比如，《文心雕龙•附会篇》，是刘勰研讨艺术结构问题的专论。该文探讨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能使作品做到“杂而不越”，亦即西方文论中所说的“寓杂多于整一”问题。作者的回答是：“夫才量学文，宜正体制，必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然后品藻玄黄，摛振金玉，献可替否，以裁厥中，斯缀思之恒数也。”这里所说的“情志”显然是指作家的思想情感，“事义”显然是指作家对于事物意义的理解和揭示。二者亦即该篇所说的“义脉不流，则偏枯文体”的“义脉”，则这一“义脉”说的内涵便不只指作品内容主旨，还包孕着作者的情感线索和情节的因果线索，明矣！比如，“立主脑”说的始作俑者李渔，其《闲情偶寄•立主脑》有云：“古人作文一篇，定有一篇之主脑。主脑非他，即作者立言之本意也。”这里所说的“主脑”，显然是指作品的主题思想。然而，他紧接着又写道：“传奇亦然。一本戏中，有无数人名，究竟俱属陪宾；原其初心，止为一人而设；即此一人之身，自始至终，离欢悲合，中具无限情由、无穷关目，究竟俱属衍文；原其初心，又止为一事而设。此一人一事，即作传奇之主脑也。”假若结合其《减头绪》篇所云“头绪繁多，传奇之大病也。《荆》、《刘》、《拜》、《杀》之得传于后，止为一线到底，并无旁见侧出之情”看问题，则这里所说的“主脑”，又显然是指作品的情节线索。论原因就在于：《立主脑》篇作为李渔的结构论，其“主脑”说犹如刘勰的“义脉”说，它指的不只是作品的主旨，还涵盖着作品的主线。明乎此，也就有助于我们检验闲斋老人和卧本评语一提再提的“功名富贵”说，它是否切合《儒林外史》的内容本旨和结构状况。
然而，在研讨这一问题以前，应先就作品的主题问题一申鄙见。因为，“五四”以来关于《儒林外史》的主题问题，先后有“反八股科举”说、“反功名富贵”说、“一代文人有厄”说的争雄。其实，书中写得明白：罪恶的八股制艺制度以功名富贵为士子的价值观念和奋斗目标，功名富贵以其诱惑力败坏着士子的“文行出处”和黎民的世情人心，从而使“一代文人有厄”。正因如此，所以我认为：“八股科举——功名富贵——一代文人有厄”，是作品同一主题的三个层面。功名富贵以其对社会人心的直接毒害而被置于三个层面的中心，但作者机锋所向却是整个仕途经济和世态人情，并以其特有的文化反思性质和高度的思想艺术成就而“穷极文士情态”，从而暗示了国家已到了无人可用的地步！
因此，“功名富贵”四字作为《儒林外史》的“主脑”，它既是作品的主题，也是作者描述百年士人行状的思想线索，从而也就规定了作品形象体系的内部构成，这就出现了闲斋老人所说的四类士人。这种形象体系的内部构成，合卷思之，既可将它看作是百年士人行状的“纵剖面”，而又可将它看作是一代士人行状的“横断面”。更由于作品艺术成就之高，所以还是那闲斋老人说得好：“篇中所载之人，不可枚举，而其人之性情心术，一一活现纸上，读之者无论是何人品，无不可取以自镜。《传》云：‘善者感发人之善心，恶者惩创人之逸志。’是书有焉。……世有善读稗官者，当不河汉予言也夫！”
然而，“功名富贵”四字作为全书的思想主线，它不只作用于书中各篇传记的人物塑造，从而使之“驷牡异力，而六辔如琴”，最后使作品的人物塑造组成一个可以自镜和镜人的形象体系；它还作用于书中各个部分的情节部署，从而使之“首尾相援，节文自会”，最后使作品的情节部署形成一个《文心雕龙•附会》所说的“杂而不越”的有机整体。这后一点，可以从如下三个方面看问题：
第一回是楔子，回目是“说楔子敷陈大义，借名流隐括全文”。盖该楔子开头的《蝶恋花》乃全书的主题歌，一声“功名富贵无凭据”，即将“功名富贵”的实质轻轻点破；该楔子的主体部分是王冕行状，一声“这个法却定的不好！”则又借王冕的口将八股取士制的危害轻轻点明，而写王冕行状则又旨在为士子立极。第五十五回是尾声，回目是“添四客述往思来，弹一曲高山流水”。该尾声的主体部分是四奇人的行状，写此是旨在说明讲“文行出处”者已不在儒林而在市井；该尾声的《沁园春》乃全书的余韵，感叹苍凉，所谓曾几何时而江山不可复识矣。不难看出，这楔子和尾声，二者不只在思想上是呼应的，而且在形式上也是对称的，作者以之作为全书的起与结，显然是旨在增强作品的整一性。此其一。
第二回至第五十四回，是全书的主体，它又可分为三个思想段落。第二回至第三十回，写各类士人因以“功名富贵”为价值观念而不讲“文行出处”，以致文运式微，照应了楔子中王冕所说“这个法却定的不好！”第三十一回至第三十七回上半回，写杜少卿和他的朋友们为挽救文运而修建和祭祀泰伯祠，想“借此大家习学礼乐，成就出些人才，也可以助一助政教”，照应了楔子中王冕所谓“天可怜见，降下这一伙星君去维持文运”。第三十七回下半回至第五十四回，写文运在八股取士制下的衰颓，儒林已销磨无人，这既补足了楔子中王冕所谓“贯索犯文昌，一代文人有厄”的结果，又在为尾声中市井间四奇人的出现作引。显而易见，这一部分与楔子和尾声，可谓经络相衔、血脉贯通，其中三十四回以后那妄人窜入的伪墨所以会被识破，也从反面说明了这一点。此其二。
正如卧本评者评第三十七回“祭先圣南京修礼”所说：“本书至此卷，是一大结。名之曰儒林，盖为文人学士而言。篇中之文人学士，不为少矣。前乎此，如莺脰湖一会，是一小结束；西湖上诗会，是又一小结束。至此如云亭、梁甫，而又臻于泰山。”这说的是小说之主体部分的层次性，以及莺脰湖一会和西湖上诗会对祭先圣南京修礼的遥相烘托作用。需予补说的是，莫愁湖之会，也是一小结束。然而，莺脰湖一会和西湖上诗会是闹剧，莫愁湖之会是喜剧，祭先圣南京修礼则是悲剧！此其三。
凡此，又不难看出：作者在人物塑造和情节部署方面是作过通盘考虑的，并非贸然落墨。
一言以蔽之，《儒林外史》在结构上既具有“纪”的特点，又具有“传”的特点。前者表现为以时间顺序为线索对书中重要事件予以编年，这是暗写；后者表现为以“功名富贵”为思想线索将书中众多人物传记勾连成一个有机整体，这是明写。所以，我称它的结构形态为纪传性结构形态。
四、关于“连环短篇”说问题的补说
《儒林外史》中的确存在众多的相对完整的“人臣行状”，或如《史记》中的“列传”，或如《史记》中的“世家”，而以前者居多。“卧评”称之为“传”，胡适称之为“人物小品”，鲁迅称之为“短制”，时贤们一般皆称之为“短篇小说”。论其写法，并不叙人物之一生，而只取人物一生中某几个或某个横断面，与《史记•管晏列传》中的《晏婴传》用笔相若，所以称之为“短篇小说”是恰当的。吴组缃先生的“连环短篇”说，是对鲁迅的“虽云长篇，颇同短制”说的合乎逻辑的发展和完善，在对《儒林外史》的外在结构形式研究方面，无疑是较切合作品实际、最富学术价值的一说。然而组缃先生在他的论文《〈儒林外史〉的思想与艺术》中虽从逻辑上作了阐释，却未及将之置于《儒林外史》中予以具体论证，引用者又多满足于作为成说引用，因而予以补证也就显得十分必要。
兹将书中这类具有短篇小说性质的人物传列举如下，以清眉目，或有助于对问题的补证。书中除了楔子里的“王冕传”和尾声里的“四奇人传”，以及上引后人窜入的篇章以外，具有相对完整性的人物传，主要如下：第二回至第四回“周进、范进传”；第五回至第六回“严贡生、严监生传”；第七回下半回至第八回上半回“王惠传”；第八回下半回至第十二回“娄琫、娄瓒传”，其中第十回至第十一回插入“蘧駪夫传”；第十三回至第十五回上半回“马二先生传”；第十五回下半回至第二十回上半回“匡超人传”；第二十回下半回“牛布衣传”；第二十一回至第二十四回上半回“牛浦郎传”；第二十四回下半回至第二十七回“鲍文卿、鲍廷玺传”；第二十九回至第三十回“杜慎卿传”；第三十一回至第三十七回上半回“杜少卿传”；其中第三十四回下半回至第三十五回插入“庄绍光传”，第三十六回插入“虞玉德传”；第三十七回下半回及第三十八回中片断为“郭铁山传”；第四十回下半回至第四十一回“沈琼枝传”；第四十四回下半回至第四十五回“余有达、余有重传”；第四十六回下半回至第四十七回“虞华轩传”；第四十八回“王玉辉传”；第四十九回至第五十二回“凤四老爹传”；第五十三回至第五十四回“陈木南传”。吴敬梓所以用这么多人物传来展示作品的主题，显然是由于小说所涵盖的空间，北自山东，南至广东，东起江苏、浙江，西至安徽、江南，纵横十来个省，小说所囊括的时间又上起成化末年，下至万历二十三年，共108年，非如此以类似西方美学上的所谓“散点式”则不能涵盖这一时空，而他又旨在写“外史”。问题是，他除了以时间顺序为暗线，以“功名富贵”为明线以外，又是以什么方法具体而微地将这么多人物传记在外在结构形式上使之成为一个有机整体的？我以为其方法主要有六。
一是，以一个主人公和另一个主人公相见为关锁，将毗邻的两个人物传紧密关联。这种情况仅一见，即“范进传”与“周进传”的相接，其关锁是两位主人公的考场相会。
二是，先让后一个人物传中的主人公在前一个人物传中登场演个配角，以作为联系毗邻的两个人物传之间的纽带。这种情况亦仅一见，如“严贡生传”与“范进传”的衔接，便是以严贡生其人及其于“范进传”中在前往汤知县处打抽丰的范进和张静斋面前的一番表演为纽带的。
三是，以次要人物或某物某事为中介，将毗邻的两个人物传紧密相连。这种情况最多见，比如，以余有达为中介勾连“王玉辉传”和“虞华轩传”，以《牛布衣诗稿》为中介勾连“牛浦郎传”和“牛布衣传”，以向知县断讼获咎勾连“鲍文卿传”和“牛浦郎传”，便是如此。
四是，以同道之间亲密交往为圆周，在一个人物传中插入一个或两个人物传，形成一组。这种情况凡两见，前者如“娄琫、娄瓒传”中之有“蘧駪夫传”，后者如“杜少卿传”中之有“庄绍光传”和“虞育德传”，皆是如此。
五是，让人物先在与其传记不相毗邻的人物传或过峡性章回中登场一现，于相隔一些人物传和过峡性章回后再为其作传。这种情况亦两见，就是：“王惠传”是在第七回至第八回，其人初次露面是在第一回“周进传”，中间隔着“范进传”和“严贡生、严监生传”；“牛布衣传”见于第二十回，其人初次露面见于第七回过峡性文字“范学道视学报师恩”，中间隔着“王惠传”、“娄琫、娄瓒传”、“蘧駪夫传”、“匡超人传”。
六是，以人物传为骨架，以次要人物为经络，筑构全书情节。这里所说的次要人物分两类，一类是无个人传记的人物，一类是离开了本传的人物。其中前者居多数，在密合作品情节和密合作品针线上的作用尤为重要，而又以令人可笑可鄙的斗方名士和八股迷为最，成为本书艺术结构上的一大特点。比如，荀玫始见于第一回“周进传”，直到第二十九回“杜慎卿传”中才了案；金东崖始见于第七回“王惠传”，直到第三十七回“祭先圣”中才了案；陈玉甫也是始见于第七回“王惠传”，直到第五十四回“陈木南传”中才由其子陈和尚为其了案。凡此，便是明证。
不难看出：让毗邻的两个人物传的前一个人物传的主人公径入后一个人物传当配角，这情况在吴敬梓的笔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吴敬梓组合笔端人物传的方式方法是多种多样的，皆以曲折见长。其笔端人物传的单体结构，正如上引郑明娳女士所说，也是五彩纷呈的。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答案恐怕只能是：作者在动笔前对如何塑造人物，又如何部署情节，已成竹在胸，作过通盘考虑。
由此可见：胡适认为《儒林外史》“没有布局，全是一段一段的短篇小品连缀起来的”，固然不正确；鲁迅认为“惟全书无主干，仅驱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虽云长篇，颇同短制”，也并不确切。然而经过发展与修正，吴组缃先生提出的“连环短篇”说，我以为是可以成立的。因为它比较符合书中的人物传组合方法，至少在对《儒林外史》的外在结构形式研究方面，时至今日还没有比这更恰当的说法。
五、结论和余论
关于《儒林外史》结构问题，“连环短篇”说，是吴组缃先生提出的；“功名富贵”说，是闲斋老人提出的；“时间顺序”说，是吴小如先生提出的；认为“作者在写作时，对故事所由发生的时间是经过精心考虑的”，乃章培恒先生的发现。百年来，最具价值的说法，可谓尽见于此。对此，我只是分别作了点补证。目的是想说明：“时间顺序”是《儒林外史》情节结构的暗线（这是源于作者的史家态度），“功名富贵”是《儒林外史》情节结构的明线（这是源于作者的价值观念），“连环短篇”是《儒林外史》情节结构的外在特征（这是源于作者的人文精神）。若要将它取个名目，可以叫做“纪传性结构”；因为《史通》给“纪”和“传”下的定义正是：纪者编年也，传者列事也；编年者历帝王之岁月，列事者录人臣之行状。《儒林外史》既以人物传为其骨架，而作者笔端的人物传又是暗中编年的，“功名富贵”则既是作品结构情节的明线，又是它的主题，称之为纪传性结构，当不算太错。如果说这篇文字还有点我个人的心得，亦仅此而已。
《儒林外史》在结构上有此匠心，不是偶然的。这既反映了作者对史家写法的极为重视，及其对史学的造诣之深，又反映了作者蒙受明末清初复古思潮的影响，也主张“经世致用”。我这么说，理由有三：
清初三大思想家因力主“经世致用”，所以既重“经”，也重“史”。黄宗羲认为“拘执经术，不适于用，欲免迂儒，必兼读史”，顾炎武认为“八股盛而六经微，十八房兴而二十一史废”，便是明证。吴敬梓既是个“研究六籍之文，发为光怪”（唐时琳《文木山房集》序），又是个对“宋元明诸儒之绪论，莫不抉其奥”（沈大成《全椒吴征君诗集》序）的饱学之士，其蒙受明末清初复古思潮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他所以“好治经”，把治“经”看做“人生立命处”，最终目的则是为了“经世致用”，个中当然也就包括了治“史”。
再看《儒林外史》在人物塑造上和《金陵景物图诗》小序在名物考证上反映出来的作者对史学的造诣：《金陵景物图诗》小序，其考证“幕府山”得名的由来，则引《晋书》；考证“天印山”得名的由来，则引《南史》；考证阮籍墓的方位，则引《一统志》。作者对《晋书》、《南史》、《一统志》熟悉如此，更何况《左传》、《史记》、《汉书》、《三国志》！我们知道，《晋书》有“皮里阳秋”一语，它的意思是“口无所臧否，而心有所褒贬”，实际上也就是《文史通义》所说的“春秋之所书以褒贬为主”，《三字经》所说的“寓褒贬，别善恶”。它要求对人物的态度上做到“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要求对事件的记叙上做到“疏而不遗，俭而无阙”、“文如阔略，语实周赡”，而《儒林外史》在人物塑造上用的却正是这一方法。其写人，“明镜照物，妍媸必露；虚空传响，清浊必闻”；其写事，“文虽简略，理皆要害”、“一言而巨细咸该”。假若作者在治“史”上没有下过一番功夫，我想在史家笔法上是不能如此猎其菁英的。
还有，我国古代文学与史学同流，而小说的发展曾蒙受史传文学的影响，所以古代学者称小说为“稗史”。闲斋老人便是如此，其序云：“稗官为史之支流，善读稗官者可进于史，故其为书亦必善善恶恶，俾读者有所观感戒惧，而风俗人心庶以维持不坏也。……夫曰‘外史’，原不自居正史之列也；曰‘儒林’，迥异玄虚荒渺之谈也。”程晋芳也是如此，其《怀人诗》之十六云：“《外史》纪儒林，刻画何工妍！吾为斯人悲，竟以稗说传。”其《文木先生传》云：“所著有《文木山房集》、《诗说》若干卷；又仿唐人小说为《儒林外史》五十卷，穷极文士情态，人争传写之。”谓《儒林外史》非正史，那是没商量的。程晋芳所以要“为斯人悲”，显然是“悲”吴敬梓虽以“治经”作为“人生立命处”，却未能实现其“经世”之志。然而他不说吴敬梓仿《水浒》或《三言》而说“仿唐人小说为《儒林外史》”，这又该怎么解释呢？正确的解释恐怕只能是：因为唐人小说在构撰上比明代小说更接近“史”，所以深知吴敬梓创作思想的程晋芳才作如是云。
正是基于这三点，所以《儒林外史》虽云“外史”，可吴敬梓却旨在将它写成“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而且的确做到了这一点。难怪吴湘皋说：“江南北朋游中，余独畏其才大眼高而心细也。”（吴湘皋《文木山房集》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