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儒林外史》中的人物都持有足以代表当时社会芸芸众生中各类人物的独特个性和形象。作者对于现实的批判是通过讽刺的形式从各个人物的形象上体现出来的，这使读者更能深刻地认识到错综复杂的矛盾都是现实社会中的产物。由此可见，通过周进的痛哭，范进的笑声和王玉辉的悲欢，作者笔锋所指，决不是某个特定的个人，他们是诸如科举制度及封建礼教等社会弊端下的典型代表。这种通过对现实的具体描绘来反映当代社会现实生活本质的文学原理就叫现实主义。

现实主义的美学原理是以典型为代表的。所谓典型，指的是能够把作品的内涵和形式、现实和想像、艺术对象的客体和把对象加以作品化的那股力量的主体，以及现实与其发展趋势之间的辨证法上的统一性等，具体表现出来的一种美学上的形象。由此看来，这里讲的现实主义指的并不是“正确地去表现各类细节”的那种讲究细节的现实主义，而指的是“讲究在典型环境中，典型人物的真实重现”的那种现实主义。

这样的现实主义的美学原理是与唯心主义美学相背驰的。唯心主义美学虽然能够区别这种现象和本质之间的不同，但那只是认识到这两者之间的对立关系而已，并没能正确地将两者加以连贯；相反地，现实主义是把现象和本质同样地看成为客观现实中的两个机缘，把它们统一在各种各样的发展过程之中。

对于现实主义的议论已经进一步发展到论及批判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阶段。这些都可以被看成是人类历史进程中，某一特定时期所孕育和发展出来的概念。其中，尤其是批判现实主义是在封建社会没落，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已展现在历史面前并发展到了极限，资本主义社会所拥有的弊病都已充分地暴露无遗时出现的。批判现实主义中所含有的强烈“批判意识”，与身为讽刺小说的《儒林外史》之间，在对现实的批判方面，有其同本同源，异曲同工之妙。因此，有人认为《儒林外史》是批判性现实主义系列的小说。对于这个问题，事实上，论者各持己见。问题的关键是在于把批判现实主义看成是一个历史上的概念，还是概括性的概念。下面，本文将以《儒林外史》是讽刺，还是批判现实主义为论题的中心，加以讨论。

　　二

早期以现实主义小说来论及《儒林外史》的是马茂元。他主张在《儒林外史》登场的人物不是静态的，而是发展的，在变化之中互相影响，描绘典型的环境，因此，这部小说已具有现实主义小说该有的特点。[①]他说，“全书五十五回中出现了一百多位各种不同类型的人物，每种类型人物都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汇合起来就可以看出当时社会整体的面影；同时，通过对人物的批判和讽刺、肯定或否定，我们更可以看出一个贯串全书的作者的思想体系，对社会与人生种种矛盾复杂的心情……因此，就作品的社会意义及其艺术表现来说，我们都可以肯定这是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的作品。”[②]

此后，这方面的议论潜伏了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到了80年代以后，李汉秋重新加以提起。[③]他主张把《儒林外史》看作是一般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小说是没有意义的。他认为这部小说是中国“古代现实主义文学的高峰时期的产物，已具有批判现实主义的特色。”[④]他说，依据高尔基的定义，批判现实主义不单包含着文艺思潮方面的意义，还包括着创作方法的含意。因此，他认为把《儒林外史》看成一部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加以研究的话，首先应该从创作方法等方面着手，创作方法虽与创作流派维持某个程度上的关系，但同时也相对地具有其独立性。由于在现实主义以前的浪漫主义和以后的自然主义当中也都能看到对当代社会的“批判意识”，因此，批判性现实主义的作品中的关键性特征——“批判性”，就应具有更概括的涵义。他所谓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的《儒林外史》的特点，“首先表现在它客观地、精确地再现了当代广阔的社会现实，从而将小说提高到对整个社会人生进行严肃解剖的高度。”[⑤]其次，“《儒林外史》在中国小说史上鲜明地树立起社会批判的旗帜，奠定了小说的批判倾向，表现出清醒的批判现实主义的特色。”[⑥]再次，“《儒林外史》塑造了个性鲜明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标志着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在我国的高度发展。”[⑦]

对于李汉秋的立论，许多评者在肯定的同时又持保留的态度。他们虽肯定李汉秋所提示的《儒林外史》是属于批判现实主义的这一主张，但同时对于李汉秋把批判现实主义和讽刺小说看成是对立的这一论点，表示了异议。首先，董子竹认为《儒林外史》是“一部具有浓烈讽刺特色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⑧]，但吴敬梓“对自己的事业还不是满怀信心，也不能真正了解自己的优越性。他只能具备封建社会进步知识分子‘嵌崎磊落’个性的优越感。他虽然代表着历史的必然要求，但不可能在当时实现这一要求，他本身具备着极大的片面性。”这种片面性让吴敬梓“没有对他所讽刺的对象——封建社会作彻底的否定。”于是《儒林外史》是一部讽刺倾向极浓的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对此，胡益民也主张讽刺“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美学范畴，而是喜剧的一种较典型的表现形式。”[⑨]从这一角度看来，《儒林外史》无疑是“一部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较多地运用了讽刺手法”的作品。因此，《儒林外史》虽然具有讽刺色彩，但用“讽刺小说”这一定义并不能概括《儒林外史》全书的内容，而用“批判现实主义”则可以涵盖。不过，王祖献提出了相反的主张。他把批判现实主义看做是一种历史的概念，“批判现实主义的产生与特定的时代生活、社会思潮密不可分。”[⑩]但是，《儒林外史》面世时的清代“虽属封建社会末期，但在乾隆初，封建经济仍在发展，政治相对稳定，对外斗争取得胜利，文化、学术还相当兴盛。故当时的社会尚未完全丧失存在的合理性。”因此，《儒林外史》“不同于西方近代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它是中国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是讽谕性的讽刺小说。”

到此，我们可以得到两个结论。那就是基于《儒林外史》中强烈显示的“批判性”，一些论者据此把它看成是批判现实主义作品，同时，另外一些论者又把它看作是讽刺小说。(11)其中有一部分得到李汉秋的肯定(12)，而王祖献提出来的所谓“批判现实主义”概念的历史性的议题，可说是值得研究问题的线索。

　　三

我们从前文中可以看到问题的焦点有两个。第一是，能不能把《儒林外史》看作是批判现实主义作品？其次是，如何划分讽刺小说和批判现实主义小说之间的界限问题。

首先，我们应该知道《儒林外史》是否属于批判现实主义作品的这一异义的产生，是起因于对“文艺思潮”和“创作方法”这两个概念上的模糊。从广泛的意义上来看，现实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相互间是有差别的。这与现实主义概念产生的历史时期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随着时间的变迁对现实主义定义的区分，也趋于多样化。有人说，每个时期的艺术形态大概都有两个倾向。其一是把外部的事件与现象，按其比例关系真实地加以重现的“现实主义”模式，其次是把事件和现象抽象化、图式化或象征化的一种“理想主义”的模式。换句话说，前者是物理造形的模式，后者是观念造形的模式。在这里，艺术史就是这两个倾向的反复、交替的过程。因此，西欧的艺术史可说是包含了从理想主义到现实主义的四个转换时期，其代表为纪元前4、5世纪前后的希腊，15世纪的意大利和17世纪的荷兰以及19世纪的整个欧洲。这些时期的共性是从农业文化转型到商业资本主义文化，随着社会的统治政权从地主阶级的贵族手中转移到商业资本家手中的同时，封建共同体的内部结构已经土崩瓦解了。城市资本主义得以发展的同时，人们在思想方面，对于上天的、超越的、形而上学等价值的追求已趋式微。相反地，对于地上的、现世的、感官方面的价值的追求更趋强烈。到了19世纪，欧洲的现实主义运动的提倡者们，在历史上首次认识到现实主义是他们艺术活动的主要项目。因此，在上述四个时期当中，最后一个时期和前三个时期是有明显不同的，这一时期的现实主义理论已经得以深化。

至此，勿须远溯，从14世纪文艺复兴开始，现实主义历经了文艺复兴时期的现实主义、古典主义，到启蒙主义的现实主义，进而发展到浪漫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每个历史时期的现实主义，自然都有其差别。虽然如此，但能将各种现实主义捆在一起的主要因素是，它们都采用了共同的创作方法。因此，可以说上述各类现实主义都有其异曲同工之处。而把《儒林外史》看成是批判现实主义作品的论者们的立论根据也就在于上述这种普遍性现实主义观念。(13)不过，他们论理上的矛盾也在这一点上。因为作为他们理论依据的创作原理本身就是一种历史的概念。因为没有一种文艺思潮能够脱离具体的社会及历史背景而超然存在。创作方法指的是，从属于同一个文学思潮的作家群的创作实践中，浓缩出的一种共同艺术的一般化原则。因此，考察创作方法时，应该通过创作方法本身与文学思潮的有机结合才具客观性。由此观之，上述议论共同显示了两种倾向，一是，只强调了批判现实主义是属于一种思潮，二是过分强调了方法的层面。

有鉴于此，周林生和苏海对于上述议论展开了全面的批评。他们对于李汉秋的见解持有较强烈的异议，进而批评了董子竹和胡益民的说法。他们回顾以上的议论，认为是“建国三十多年以来，我国学术界基本上是把《儒林外史》归入到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中去的。”(14)在这里，他们反驳的起点在于现实主义观念的历史性。他们主张现实主义在广义上虽具有其普遍性，但不能忽略每个历史阶段之间现实主义的特殊性。同时，他们把现实主义加以区别成“古典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和“革命现实主义”三类，其中，按着高尔基的定义，批判现实主义是“欧洲的19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形成的‘一个主要的、而且是最壮阔、最有益的文学流派……这种现实主义的创始者，……清楚地看到了这个阶级的社会创造力的衰弱。这些人可以叫做资产阶级的浪子’。”(15)

据此，他们把握住的批判现实主义的一些条件如下：第一，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从英国开始的产业革命扩展到法、德等国以后，随着，资本主义原有的一些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尖锐化。从此，对于前一阶段的社会，资本主义所特有的健全的批判精神已经衰退了，相反的是资本主义的弊端和罪恶相继地暴露无遗，就是说批判现实主义是针对着这些问题进行批判的，产生“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根本历史条件，即在于资本主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第二，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所反映的生活内容不是封建社会的现实，也不是其他历史阶段的现实，而是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现实。第三，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所表现出的思想倾向与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身分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主要是一些中、小资产阶级分子，他们的思想政治观点并不完全一致，但基本上没有跳出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个人主义这个圈子，他们以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个人主义作为自己批判生活、抨击社会的思想武器。”由此可见，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较大发展而出现，以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为其内容特色，以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个人主义为其主要思想武器的资产阶级文学。”

　　四

总结上述议论，首先，我们得知由于地域的差别，批判现实主义具有了各不相同的历史条件和形成迟早的差别。虽然如此，它基本上是针对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社会出现的弊病，加以赤裸裸的、辛辣的批判。这就是说，批判现实主义这一观念是属于一种历史的概念。由此看来，把《儒林外史》归类为批判现实主义作品，这是没有道理的。因为这个时代在中国社会里还没出现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

其次，批判现实主义和讽刺小说的关系是应该从上述的文艺思潮和创作方法之间的有机结合来认识的。基本上，因为讽刺只止于企图以现象和本质的对比来揭露一个社会的本质，并不能展示出这两个因素结合以后的世界的整体面貌，结果只有流入虚无主义的下场。这里所谓的虚无主义与现代主义系列作品中出现的那种分裂的世貌是属于两个不同的层次。现代主义只注意到人的内面意识，对于周边的环境，反应较弱。它与讽刺小说有着本质上的差别。因此，讽刺小说本身就保有一个致命弱点，那就是说把它不能看成是一个文艺思潮。在这个意义上，文学史家自然有把讽刺定位为具有创作方法的倾向。由此可见，讽刺小说和批判现实主义本来是两个层次不同的概念，把他们视为对立的，这一观念的本身，就已是矛盾的了。尤其在历史的意义上，讽刺可能是在现实主义的整个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现象，不过在批判现实社会方面，讽刺和现实主义之间具有共性而已。

不过，严格来说，这种批判性不单是把讽刺小说和批判现实主义加以连贯的媒介，并且是衡量这两个观念的准绳，特别是批判现实主义中的批判性有其全面性。与在批判上具有局限性的讽刺小说相比，批判现实主义的基本任务既在于对腐朽、没落的社会整体进行全面的批判，在这一意义上，批判主义可以被定位为一种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基本标志。《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在其理想中对世界观所显示的局限性，可以说，在他选定批判的对象时就已暴露出来。虽然如此，他对于当时社会现实的批判态度可以说具有其一定的时代意义。同时，虽然不能把《儒林外史》看成是具有历史概念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但在一定程度上，把它看成是能够提示当代社会的现实问题，而属于一般意义上的现实主义系列的作品，尚可被接纳。

注释：

（1）马茂元《〈儒林外史〉的现实主义》，《西南文艺》，1954.10期。（《明清小说研究论文集》再收录）

（2）马茂元，上揭书，264页。

（3）这是在《儒林外史》研究史上值得特写的，对于以现实主义小说的《儒林外史》的研究论文如下，可供参考：

德辉《〈儒林外史〉与事实主义》，《广播周报》（复刊），1947年3月27期。

马茂元《〈儒林外史〉的现实主义》，《西南文艺》，1954.10期。（《明清小说研究论文集》再收录）

全椒县滁州县地直安徽大学《儒林外史》评论组《评论〈儒林外史〉与现实的阶级斗争》，《安徽大学学报》，1976.1—2期。

李汉秋、石晓林《论〈儒林外史〉的批判现实主义特色》，复印报刊《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85.2.（原载《艺谭》（合肥），1984.4.）

李汉秋《近代现实主义的曙光（《儒林外史》的历史性进展）》，复印报刊《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87.4.（原载《安徽大学学报•哲社版》（合肥），1987.1.）

李汉秋《〈儒林外史〉：近代现实主义的曙光》，中国《儒林外史》学会，《“儒林外史”学刊》，黄山书社，1988.

（4）李汉秋、石晓林《论〈儒林外史〉的批判现实主义特色》，复印报刊《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85.2.（原载《艺谭》（合肥），1984.4.）100页。

这篇文章是李汉秋把已在《光明日报》寄稿的文章（《批判倾向与讽刺倾向—谈〈儒林外史〉的批判现实主义特色》，《光明日报》，1984.4.24.）修改发表的。李汉秋发表这篇文章以后，陆续发表在该报纸的文章如下：

董子竹《〈儒林外史〉是讽刺小说—与李汉秋同志商榷》，《光明日报》，1984.5.22.

胡益民《〈儒林外史〉的讽刺及其他—与董子竹同志商榷》.《光明日报》，1984.6.19.

王祖献《〈儒林外史〉是讽谕性的讽刺小说》，《光明日报》.1984.8.28.

周中明《“以公心讽世之书”》，《光明日报》，1984.10.30.

但是，这些文章都有比较笼统的说法，或者是对于李汉秋的看法提了消极的批判。对于这个问题的认真的批判就是周林生和苏海的《〈儒林外史〉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么？》（复印报刊《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85.24.（原载《雷州师专学报•文科版》，1985.1.））。

此外，李汉秋发表这篇文章以前，已有了对于以批判现实主义作品的《儒林外史》的议论。请参考北大中文系文学专门化一九五五级集体编著《中国文学史》（1959年版）和游国恩的《中国文学史》（1978）以及李泽厚的《美学论集》（1979）。

（5）李汉秋，上揭书，101页。

（6）李汉秋，上揭书，102页。

（7）李汉秋，上揭书，103页。

（8）董子竹《〈儒林外史〉》是讽刺小说—与李汉秋同志商榷》，《光明日报》，1984.5.22。

（9）胡益民《〈儒林外史〉的讽刺及其他—与董子竹同志商榷》，《光明日报》，1984.6.19。

（10）王祖献《〈儒林外史〉是讽谕性的讽刺小说》，《光明日报》1984.8.28。

（11）在这里，李春尚所说的“讽刺固然是批判，但批判不一定是讽刺”多有启示的意义。（李春尚，《〈儒林外史〉讽刺形象的悲剧意义》，《广东教育学院学报》（广州），1987.5，243页。）

（12）“指创作原则或方法，……它实质上是旧时代的现实主义发展到高级阶段或成熟阶段的产物。”（李汉秋，上揭书，100页。）

（13）其代表的论者是李汉秋。他注意到在一般的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共同担持对于现实的批判性，展开他的见解。（请看李汉秋的上引论文）

（14）周林生、苏海《〈儒林外史〉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么？》（复印报刊《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85.24.（原载《雷州师专学报•文科版》，1985.1.）63页。

（15）高尔基的话，请看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编《文学理论学习参考资料》下卷（春风文艺出版社，1982.）549—5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