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本文从中外作家的气质类型及吴敬梓的创作经历的考察入手，提出吴敬梓是一位理性型的作家；他所创作的《儒林外史》也因此成为理性型的小说。其理性化的特色既表现为思考的深刻性、人生主题的普遍意义，还表现在作者以“常醒的理解力”借助形象传达理性内容，具体说来，它呈现在三个层面：一是结构的完整性，二是人物统一于主题，三是细节和语言的理性色彩。无论是结构、人物，还是细节和语言，都清晰地体现着作家的思想和创作意图，都是作家理性的外化结果。但是，《儒林外史》中的理性并没有损害艺术形象，而是灌注着“生气的情感”，这就使作品既具理性特色，又是一部伟大的艺术品。
【关 键 词】理性作家/理性小说/“常醒的理解力”
任何一部优秀的小说都有自己独特的艺术风韵、美学品格，《儒林外史》自不例外。把《儒林外史》陈放于几部古典长篇小说中略加比较，它给于我们的是迥然不同于其它作品的独特的艺术感受。《三国演义》给我们以历史厚度，《水浒传》给我们壮和悲，《西游记》给我们幽默和想像的惊奇，《红楼梦》给我们优美与细腻。——《儒林外史》给了我们什么样的独特感受呢？是它的理性。
《儒林外史》确乎是一部理性小说。它的理性意味在其它古典小说的参照之下更显突出。它灌注着理性的凝重，闪动着理性的光辉，引发它的读者作理性的思索。而这一切，又源于它的作者是一位富于理性的作家。
吴敬梓：一位理性作家
考察文学史，有两种类型的作家：一种是感性型作家，一种是理性型作家。感性型的作家对社会对人生有着高度的敏感，他们往往凭藉直观的感觉，把握社会、时代的脉搏；他们的创作，是基于直观的社会人生的把握，直接诉诸于形象。在西方文学史上，莎士比亚、巴尔扎克都是这一类型的作家，例如，“莎士比亚之所以成为伟大诗人，是由于他善于寻找与概括一种更好的行动，是由于他富有体会情节的感觉和同情人物的力量，并不是由于他有表现的天才”（注：安诺德《诗与主题》，《安诺德文学评论选集》12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在莎士比亚的世界里，“我们正在领会一些可以由理智来表达的东西；这是由于每一种精确的感觉都通向理智的方程式……莎士比亚也罢，但丁也罢，都不曾真正思考过——思考不是他们的本份。”（注：托•史•艾略特《莎士比亚和西奈卡的苦修主义》，《托•史•艾略特论文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年版）富于感觉，富于激情， 而不是深刻的思考，正是感性作家的特征。他们的作品往往给人以心灵的激荡，也会启发人们理智的思考，然而理性完全蕴藏于形象之下，人们阅读到的是形象而非理性。
理性型的作家则不同。他们对社会、对人生往往有着深入的思考，他们的创作，固然有冲动、有激情、有灵感，但是更多地是自我思考的延伸和外化；他们有明确的社会、人生态度和相对稳定、业经思考的观念，在创作过程中，这种态度和观念支配着他们的笔墨，无论是情节、结构，还是人物，都以一定的态度和观念为基石。因而他们的作品，同样给读者以感染。但是，更让读者领略和回味作家灌注其中的态度和观念。在西方文学史上，司汤达、托尔斯泰可属这一类型的作家。例如托尔斯泰，对自己的思想历程就有着极为自觉的总结，他的思考甚至进入逻辑思辩之中，“是我在人类知识之林中，在数学和实验科学的光照之内，在思辩科学的昏暗之中彷徨徘徊。”（注：托尔斯泰《忏悔录》，转引自《外国文学教学参考资料》第五册368页， 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他思考着沙皇专制国家的种种罪恶，又以“道德自我完善”、“不以暴力抗恶”为世界观，他的小说也就共同展示了他的现实批判倾向和自我世界观，也就凸现着这样一重理性。
在中国文学史上，同样有着这样两种类型的作家，他们同样存在着类型的差别。例如李白之于杜甫，徐渭之于汤显祖。对吴敬梓来说，他与曹雪芹正是基本同时而类型相反的两大小说家，吴敬梓属理性型，曹雪芹则为感性型。
吴敬梓之所以是理性作家，与他的生活道路密不可分。“少年志卓荦，涉猎群经诸史函”，（注：吴檠《为敏轩三十初度作》）吴敬梓虽然年幼时聪慧颖异，但是他仍遵从传统和现实规定的人生道路：学而优则仕。他广泛涉猎群经诸史，一方面为了应付科举考试以便踏上仕途；另一方面，又受着经史的思想浸染，逐渐建构成自我思想体系，例如他在著名的《移家赋》内，就对“先世还金事，至今乡里皆称之”以及“先君为赣榆教谕，捐资破产修学宫”颇为自豪，赞誉之情溢于其中。（注：《移家赋》内，这些均作赋外语而夹杂其中）从他的早期生活来看，他接受的是儒家思想，在《移家赋》中，他称道先世“讲孝友于家庭，有代传之清节”，他记述自己的父亲“暮年黉舍，远在海滨，时矩世范，律物正身”，“守规矩与绳墨，实方圆而枘凿”。（注：吴敬梓《移家赋》）无论是家学渊源，还是他根据“入世”需要习学的书籍，灌输给他的都是儒家思想，以至于在40岁时，他还和朋友们共建先贤祠，甚至在资金不够的情况下，“独鬻全椒老屋成之”（注：《全椒志》并苏州群玉斋本《儒林外史》金和发均载此事）。
从资料记载看，吴敬梓接受的儒家思想不完全是应付科举考试的那一套《四书》《五经》，他接受的是先秦儒家思想。这对于《儒林外史》的创作有重要影响，我们姑且放下不论，引我们注意的是儒家思想对吴敬梓理性人格的构建作用。先秦儒家思想讲“兼济”，倡进取，它更多地注重人的社会性，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重于后者。因而儒家思想对于文学艺术的影响也就在于重视其社会功用而轻视其对主体情感的抒发，所谓“文以载道”是也。进而对于作家而言，也就更多地建构起他们性格——人格的理性倾向。这也正是中国古代文艺创作中一种现象的原因之一：只有当作家彻底绝望于仕途，他们才能回归感性世界，才可能成为一个才人、才子，成为纯粹意义上的拥有自由人格的感性型作家。
儒家思想固然构建了吴敬梓性格——人格的理性倾向，但吴敬梓对于它的消极影响却是一个例外的例外。吴敬梓并未抛却儒家思想，象其它感性作家以摒弃为回归感性之途，而是对儒家思想的接受更深入一步，从而使自我理性化的程度也更深一层。这就是他的“治经”之举。与他的儿子吴良粮相处“将三年之久”的沈大成说：“先生少治毛诗，于郑氏、孔氏之笺疏，朱子之集传，以及宋元明诸儒之诸论，莫不抉其奥，解其症结，猎其菁英，著为《诗说》数万言，醇正可传，盖有得于三百篇者”。（注：沈大成《全椒吴征君诗集序》，《学福斋集》卷五）可见吴敬梓“治经”并非始于晚年；他的治经，也不是刻意于疏证前人成说，特别是“不在宋儒下盘旋，亦非汉晋诸贤所能笼络”，（注：吴敬梓《尚书私学序》）而是期求不懦不躁，有所心得。这种“治经”的经历与“治经”的态度，既是对先秦儒家思想的进一步思索，又使吴敬梓更具思想深度，而“治经”的过程，必不同于创作，它所需要的是理论的思辩，需要“扶其奥，解其症结”，从思维方法上看，它使得吴敬梓进入了纯粹的理性的世界。
吴敬梓不仅“治经”，而且与颜李学派有接触，他与客居金陵的程廷祚相为“至契”，而后者是颜李学派在南方的重要代表。颜李学派的思想既与吴敬梓信从先秦儒家的思想相吻合，又使他的认识更为明确。颜李反宋明儒生空谈心性，他们批评“宋元来儒者却习成妇女态，甚可羞。‘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即为上品矣”（注：颜元《存学编》卷一《学辩》）；他们主张经世致用，提倡礼乐兵农，“宋人但见料理边疆，便指为多事，见理财便指为聚敛，见心计财武便憎恶斥为小人。此风不变，乾坤无宁日矣！”（注：《习斋年谱》卷下）程廷祚直接从李恭而学，“以习斋为主，而参以梨州亭林”（注：戴望《颜氏学记》九《绵庄》），吴敬梓与程廷祚相交游，感觉到了当代进步思想，从而对宋儒的那一套理学认识更清楚，与先秦儒家思想更为接通，最终完成了自我思想的构建。当他拥有了成熟的思想构建以后，他对社会、人生的认识也就更加深刻，他具有了思想家所能具有的敏锐和深沉，理性人格也更为突出，与其它的小说家拉开了距离。
何满子先生认为，吴敬梓与曹雪芹相比，由于不同的禀赋、经历和素养，“曹雪芹更属于艺术家的气质；而吴敬梓，相对说来，更带有思想家的气质”（注：何满子《吴敬梓是对时代和对他自己的战胜者》，《儒林外史研究论文集》20页，安徽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是颇为中肯的说法。需要补充的是，吴敬梓思想家的气质可能有禀赋原因，但从现有的生平资料考察，仍可寻觅出所赖形成的踪迹。而这种“思想家的气质”正是他作为一个理性作家的内在依据。他的理性的深刻，与他的作为作家的感性禀赋，形成合力，捧托出了一部以理性为特色的优秀的小说来。
《儒林外史》：一部理性小说
读《儒林外史》需要相对的知识和修养。中学生们可以对《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读得如痴如醉，对《儒林外史》的接触就很少很少。不少大家们回忆青少年时期的读书生活，说自己读《儒林外史》的不多；相反，在他们进入创作阶段后却大受《儒林外史》的影响，对它推崇备至。读《儒林外史》还要有十分的耐心，只有仔细品味，才能领略它的“伟大”，往往是读至数遍，才会对它平静的语言塑造的人物所蕴含的意义得之一二。读者对《儒林外史》的一般接受情形是：始而为它感性层面的缺乏“生气”（没有连贯的情节、没有贯空全书的主要人物形象、没有传奇化的故事、没有旖旎动人的男女爱情）而游离于外，顶多随便翻翻；继则为它对人物的深刻刻划、为它语言的纯净、为它的讽刺笔墨所吸引；最终为它的内在意蕴以及这种意蕴与人物形象的相互渗透而叹服。吴敬梓写周进看范进的卷子看到第三遍“才晓得是天地间之至文”，这是对八股取士制度的不动声色的讽刺，而《儒林外史》愈读愈觉其绝妙伟大，则是一种共同阅读感受。鲁迅感叹《儒林外史》“伟大没有人懂”；胡适谓“我是最敬重吴先生的”（注：胡适《重印〈文木山房集〉序》，引自《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1105页，上海古籍，1988），茅盾为准备写小说的年青人推荐《儒林外史》（注：茅盾《印象、感想、回忆》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版），自不是一时兴之所至，而是实在由衷地叹服《儒林外史》。——这种种不同于其它古典小说的阅读现象说明，《儒林外史》有着独特的风范，那就是它的理性。《儒林外史》是理性作家创作的一部理性小说。
《儒林外史》的理性首先来自吴敬梓思考的深刻性。关于这部小说的主题，研究者们认识不断深入，自有各种各样的看法。其实作品的主题比之其它古典长篇小说较为容易把握，小说开篇《一箩金》词中即提出“功名富贵”几个字，“功名富贵无凭据，费尽心情，总把流光误”，然而“自古及今，那一个是看得破的！”闲斋老人为之作序，说得更为明白：“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有心媚功名富贵而媚人下人者；有倚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者，有假托功名富贵，自以为高，被人看破耻笑者。终乃以辞却功名富贵，品地最上一层，为中流砥柱。”（注：黑格尔《美学》第3卷第263页）反“功名富贵”，这是小说的正题；吴敬梓又以对先秦儒家及颜李思想的接受，倡“文行出处”，是小说的反题。于是小说便以反“功名富贵”倡“文行出处”为主旨总纲。
毫无疑问，吴敬梓在小说中表现的这一主题既基于他所身处的那个时代的社会现实，又有着现实和时代意义，对八股取士制的抨击，对官场无耻肮脏的揭露都显示了吴敬梓思考的深度。然而更重要的是这一主题还是一种对人生、对人与社会的深刻思考。黑格尔推崇伟大的艺术品“一定要是对人类具有普遍意义的旨趣，或是要有在本民族中广泛流行的一种具有实体性情致作基础”（注：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三篇《清之讽刺小说》）。“功名富贵”、“文行出处”问题正是普遍的人生关连问题。是追求“功名富贵”而不讲“文行出处”而摒弃“功名富贵”，是人生的最基本的选择，特别是对于中国的读书人来说，更是一个无可回避的人生问题，对于吴敬梓同时代的人来说，又是一个亟需清醒反思的人生问题。正是在这一层面上，《儒林外史》的主题才不是片时的深刻，而是具有广泛的深刻意义，才让人读后或猛然惊醒，或思索其中，才让人叹服吴敬梓思想的深刻。
罗格尔在论及创造想象时说：“这种理性内容与现实形象相互渗透融合的过程中，艺术家一方面要求助于常醒的理解力，另一方面也要求助于深厚的心胸和灌注生气的情感”（注：黑格尔《美学》第1卷359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朱光潜译）。《儒林外史》的理性特别地源于它以“常醒的理解力”借助形象表现理性的内容。它的主题不仅深刻、而且十分明确，进而是以“常醒”的状态贯穿全书，忠实地表现着作者所表达的“理性内容”，打个不大恰当的比喻，结构、人物、语言是“形”，反“功名富贵”、倡“文行出处”的题旨则是“神”，“形”为“神”而设计而存在，又最大限度地传“神”。我们可从三方面略加申述。
（一）主题与结构
在几部著名的古典长篇小说中，《儒林外史》的结构无疑最为完整，完整得近乎精巧。除了鲁迅所指出的“全书无主干，仅驱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虽云长篇，颇同短制”（注：夏志清《中国古典小说导论》249页， 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的特点以外，尚可注意的还有两点：其一：开头结尾的呼应。小说第一回“说楔子敷除大义，借名流隐括全文”，标题即已明示为小说主旨总纲，叙说王冕洁身自好，讲“文行出处”，鄙弃“功名富贵”，也就树起了作者心目中的正面理想，同时也就鲜明提出了作品的主题。小说最后一回“添四客述往思来，弹一曲高山流水”，一个“添”字喻作者欲搁笔而意犹未尽，“述往思来”则为总结全书之语，“高山流水”乃是期于读者能明晓作者心中深意。该回叙市井四奇人故事，他们或写字，或卖火纸筒子，或开茶馆，或作裁缝，总之与“功名富贵”无涉，却讲究“文行出处”，有自己的独立人格。这一首一尾，均为点题之笔，可见主题贯穿始终；首尾各一词，同样起强化题旨作用。其次，是小说的结构块面。夏志清将小说结构分为三部分：第二至第三十回，“包含各种不同类型的人追求名利地位的所有为人喜爱的故事”；第三十一至三十七回“讲述主要角色杜少卿和他的朋友们——南京的一些贤士文人的故事”；第三十七至五十五回，“由一组形形色色的故事混杂而成，没有明确的构思”。（注：夏志清《中国古典小说导论》249页， 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这三个部分的划分是准确的，但对第三部分的理解我们有不同看法。尽管这部分故事显得庞杂一些，却仍然紧扣主题，郭孝子寻亲，萧云仙、汤奏建功而受灾遭贬，余大、余二先生以及虞华轩、王玉辉的所行所为，均不以“功名富贵”为念，均显示了讲究“文行出处”的高尚人格。相反，如高输林、秦中书、万中书、陈木楠之流，则依旧盘旋于“功名富贵”下，俗不可耐。如果说，其一、二部分以正、反合的方式完成了“反”与“倡”的主题，第三部分则是补充和强化主题之笔，它仍旧贯穿着作家“常醒的理解力”。
（二）主题和人物。
《儒林外史》以“短篇连缀”式的结构，勾勒了大量的人物形象。这些形象研究者们曾予以分类，例如“八股信徒”、“无聊名士”、“贤人”、“奇人”等。其实，书中的各色人等，除个别之外，均统一于作品的主题，因而只可分三类：一类是醉心于功名富贵之人，二是摒弃“功名富贵”讲求“文行出处”之人，三是主题“功名富贵”与“文行出处”主题之人。前两类人物均为儒林中人，亦可再细分，如醉心于“功名富贵”者，又有八股信徒与无聊名士之区别，前者有马纯上、周敬、范进诸人，后者有娄家公子、赵雪斋、景兰江、杜慎卿、季萧苇等人。摒弃“功名富贵”讲究“人行出处”的，也可分贤人、奇人两类，虞博士、庄绍光、迟徼山、贤人也；杜少卿、季遐年、王太、孟宽、荆元等，奇人也。第三类人物稍为复杂，但细加甄别嫠析，仍可见他们对凸现主题之作用。
第三类人物从身份上看形形色色，他们有官僚（太守王惠、知县汤奉），有地主（严监生、严贡生），有武将（萧云仙、汤奏），有乡绅（虞华轩），有乡中秀才（王德、王仁、余大先生、余二先生），有寻亲的郭孝子，有行侠仗义的江湖好汉凤鸣岐，有不甘“伏低作小”携财逃奔的沈琼枝，有卖笔青楼的聘娘……这些人物虽然不在儒林中，但是在人生价值取向和社会态度上又分别是“功名富贵”和“文行出处”的延伸，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形成了一种对应关系：例如同是官僚，太守王惠敲榨勒索，敛集财富，汤镇台则注重立德修身。同是兄弟，严贡生挖空心思谋夺哥哥家产，其它方面的品行也很恶劣，而余大先生、余二先生兄弟情谊敦厚，余二先生为哥哥消除了一桩官司，而余大选了徽州府学训导，也要弟弟随同上任，说：“我们老兄弟相聚得一日是一日”，其情深笃。张铁臂虚设“人头会”，骗人钱财，娄家公子说成“英雄本色”，岂料上当受骗，甘鸣岐送万中书到台州受审，又替被骗丝客和陈正公讨回被骗银两，却不领一文报酬，真乃英雄本色。沈琼枝逃离宋家后，在南京卖诗刺绣，自谋生计；聘娘却被名士陈木楠所蒙骗，甚至梦见自己凤冠霞帔，成了太守夫人，而她的喜爱名士会看诗的名声传出去后，竟引来了呆名士丁言志要同她“谈诗”。廪生王德、王仁自称“我们读书人，全在细常上做工夫”，却在拿了百两纹银后不顾病中的妹妹，扶立赵妾为正；郭孝子没有满口的纲常伦理，却历尽千辛万苦，寻找父亲。……这些人物，不象儒林中人那样有明确的“功名富贵”和“文行出处”的价值指向，却是表现出这两种价值指向下具体的生活态度——或者求名求利，人格扭曲，俗气逼人，可鄙可笑；或者讲究道义，洁身自好，人格刚健，令人钦敬。他们依然围绕着作品的主旨，没有旁侧外溢，而是凸现和深化着作品主旨，正如闲斋老人所评：“篇中所载之人，不可枚举，而其人之性情心术，一一活现纸上，读之者，无论是何人品，无不可取以自镜。”又如天目山樵所云“是书将为名七下钟贬，即其写官场、僧道、隶役、娼优及王太太辈，皆是烘云托月，旁敲侧击”。（注：庚辰花朝天目山樵识语，引自李汉秋《儒林外史研究资料》137页，上海古籍，1984）吴敬梓是在以 “常醒的理解力”勾勒着这一大批人物，尽管有的丰满，有的很简单。
（三）主题——细节——语言
吴敬梓用他的深刻思想统驭着笔下的人物，他塑造的人物又反过来转递着他的思想。进而，他用以塑造形象的基本工具——语言也着上了理性色彩。人们常常称道《儒林外史》的“白描”语言，白描不仅仅简练，更在于语言背后深厚的意味。这种意味正是吴敬梓的深刻思想。实际上，《儒林外史》的语言同样是作家“常醒的理解力”支配的结果，只是它又与细节塑密不可分，于是，就呈现为“主题——细节——语言”这样一个转换、递进、反作用的两级过程。这类例子甚多，我们也试举两个例子略加说明：
（1）…马二先生照着这条路走去，见那玲珑怪石，千奇万状
，钻进一个石罅，见石壁上多少名人题咏，马二先生也不去看他。
（第十四回）这是马二先生游西湖中的一个小细节。吴敬梓对石壁上的题咏，不加抄录，但说“马先生也不去看他。”寥寥两笔，马二先生没有才情、没有雅致，但着意于八股举业的形象特点已然勾勒出来。而对于一个读书人来说，连“题咏”都“不去看他”，实在大煞风景，实在缺少起码的文气文心，其罪在于八股举业毒害读书人心灵，究其根坻乃在“功名富贵”之心将人扭曲异化。叙述的语言闪动着吴敬梓的反“功名富贵”的态度。
（2）…吃过饭，虞华轩笑着把方才写帖子的话说与余大先生
。余大先生气得两脸紫涨，颈子里的筋都耿出来。说道：“这话是
哪个说的？请问人生世上，是祖父要紧，是科名要紧？”（第四十
六回）这个场面的原委是唐二棒椎说有个侄子与自己同榜，来祭祖时送上个帖子称“门年愚侄”帖子。余大先生听了这个话的反应是气愤不已，吴敬梓用了“气得两脸紫涨，颈子里的筋都耿出来”两句简略的描写语言，最充分地把余大先生讲“文行出处”的原则和嫉世愤俗的性格勾画出来。而余大先生形象正是吴敬梓心目中的理想人物，是讲“文行出处”的君子。
《儒林外史》的语言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婉”，鲁迅说“婉而多讽”，又说“旨微而语婉”。“多讽”并不是“全讽”，而“婉”则是全书的语言风格。“婉”，委婉之义，也就是平实、简炼而深刻。对醉心功名富贵的人，虽加讽刺，却不动声色，不夸大其辞，浮露在外；对讲究“文行出处”的君子，虽有褒扬，也不动声色，平平道来，让读者自行品味。正因为如此，鲁迅才批评《官场现形记》与《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常常夸大其辞，又不能穿入隐微，但照例的慷慨激昂”（注：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第六讲“清小说四派及其未流”）。两相比较，《儒林外史》的语言才格外地呈现着“婉”的风致。“婉”的语言风格本于吴敬梓理性人格，惟有保持“常醒的理解力”其语言才含婉深邃，才贯穿全书始终。
要之，在吴敬梓的艺术世界中，我们能够时时并且多方面地感受到他作为一个理性作家的理性力量的散射。作品的结构，经过了精心结撰；作品中的人物，按照作者所思考过的社会情境和人生态度行动；作品的细节、语言，也经由作者冷静斟酌，简炼而内涵丰富。当读者品味过这一切后，不得不赞叹作者思想的深刻，赞叹《儒林外史》的伟大。
《儒林外史》是一部理性作家的理性小说。然而，它的理性并未损害现实的形象，却依旧灌注着富有“生气的情感”。相反，由于理性，作者能够“穷神尽相，画工化工合为一手”（注：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第六讲“清小说四派及其未流”），写人物能够“窥其肺腑，描其声态，图画所不能到者笔乃足以达之”（注：卧闲草堂本闲斋老人序）。黑格尔曾经这样说过：“每一部伟大的艺术品都使人感到其中材料是经过作者从各方面长久深刻衡量过的、熟思过的。轻浮的想像决不能产生有价值的作品”（注：齐省堂增订惺园退士序）。《儒林外史》正是这样一部“伟大”的艺术品，并且由于它的理性特征，成为了中国古代小说史上一部独具一格的伟大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