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在“振兴中华文化”宏伟愿景的鼓舞下，中国文化建设不断推进，同时，“信仰”问题亦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为此，《上海文化》2015年开辟专栏，并且接连三期连载了南京大学教授、四观书院文化导师潘知常先生的文章《让一部分人先信仰起来——关于中国文化的“信仰困局”》，为了进一步推动这一讨论，由北京大学文化研究与发展中心、四观书院共同主办“中国当代文化发展中的信仰建构”学术讨论会，于2016年3月26日在北京四观书院召开。
受邀出席研讨会的专家有：
中央党校任登第教授、北京大学哲学系阎国忠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毛佩琦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孟宪实教授、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宋澎先生、北京师范大学李景林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郭英剑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牛宏宝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刘成纪教授、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摩罗教授、北京师范大学郭家宏教授、南京大学潘知常教授、四观书院周易玄院长。）
“以信仰代宗教”
——在“中国当代文化发展中的信仰建构”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
潘知常
谢谢各位的精彩发言。趁此机会，我想提一个简单的想法。我这个想法还是用的“口号体”，关于“口号体”，例如“然后让一部分人在中国先信仰起来”，刚才有的朋友赞成，有的朋友不太赞成，但是，有时候在学术会议上这样说话还是有点有利额，例如，比较有利于传播。
我想提的想法叫：“以信仰代宗教”。
我的理由主要是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这是从中国最近100年来的实践的角度来思考的。中国最近100年来的实践，大概基本上是下面几种看法。
第一种叫“以美育代宗教”，是蔡元培先生提的，今天我们来开会的有四位美学家，大家对这个口号都很熟悉。第二种叫“以科学代宗教”，是陈独秀先生提出的。第三种是“以伦理代宗教”，是梁漱溟先生提的。第四种是“以哲学代宗教”，是冯友兰先生提的。这四种说法，应该说在中国都没有得到过主流的位置。但是也都曾不同程度地起过积极作用，尤其是“以审美代宗教”，起码在美学界内，还确实是起过很大影响的。
但是，其实还有第五种看法，它是中国100年来的主流，叫“以主义代宗教”。“以主义代宗教”是孙中山先生提的，后来，我们也把它叫做：以意识形态代宗教，以革命代宗教。
因此，一定要说我们中国在过去的100年里没有成功的东西，也不尽然，我觉得“以主义代宗教”就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梁漱溟先生曾经肯定过：主义加团体，也就是以主义代宗教和以团体新生活取代伦理旧组织，是百年中国所完成的两件大事，但是，它后来也导致了一定的遗憾。我们今天重新讨论宗教问题乃至信仰问题的时候，就不得不说：现在这条路是很难再简单直接地走下去了。
当然，“以主义代宗教”也不是中国的特产，也就是说，它不是中国特色。因为全世界关于这个方面的思考，可以分为两大系列，一个是有神论的个人主义，从英国到美国，然后到亚洲四小龙，到加拿大，到澳大利亚，现在在全世界他们都是一二流国家、现代化国家
但是还有一派，我想，可以把它叫做无神论的个人主义，它在西方也是有根据的，比如说，就与南部欧洲的文艺复兴有关，只是，其实文艺复兴只创造了西方经验的一半，就是个人主义，但是他没有创造西方经验的另一半，就是有神论。
但是，无神论的个人主义，也是西方的一大传统，“以主义代宗教”就属于这个传统。从法国开始，后来法国大革命的硝烟也影响全世界。这就是《九三年》中的"利剑共和国”、“思想共和国”。在这当中，我认为无神论是一个关键。后来的前苏联的暴力革命，其实也是法国大革命的变种。
中国的过去了的一百年，应该说是受法国大革命、前苏联的暴力革命影响很大。也因此，我们中国100年的实践，可能更多的是“以主义代宗教”，引入的也是“科学”和“民主”这两个要素。
但是，我们也确实是忽视了“科学”和“民主”背后的东西，这就是“信仰”。“科学”和“民主”，当然是西方世界的现代化的两个抓手。我们中国人一看，就说，是这两个东西推动着世界，可是，谁推动着这两个东西呢？谁让我们“信以为真”？谁让我们“信以为善”？在这背后，还有一个信仰的问题。
从这个角度，我个人觉得基督教对西方社会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当然我绝对没有引进西方基督教的意思。而且，我也知道中国人往往以为佛教是“骑着白马”而来但是基督教却是“骑着炮弹”而来，在中国提出用基督教来解决问题，不但不切实际而且会引起不必要的争议。在这里，我只是觉得，把眼光集中在基督教，并且从这个问题开始思考西方的现代化问题，绝对不能算错。
因为西方近代的社会变革，我个人觉得确实是和基督教的崛起有关，和“新教”有关。不过，问题的讨论又不能仅仅局限于此。因为只要把新教对西方社会的影响升华一下、提炼一下，就不难看出，其中真正影响世界的。其中能够从教堂真正走出来的，这两个字，就是信仰。所以我认为：是信仰引领了西方现代社会的建构。
这个发现很重要，而且也完全符合事实。例如，我们发现，黑格尔在总结西方基督教对西方的影响时候，他就说，新教是有“一个有思维的精神”，但是，“它最初只是被置于对宗教事务的关系之中，还没有被推广应用到主观原则本身的另外进一步的发展里面去。”那么，新教是经过谁才把它冶炼成为思想的利剑的呢？黑格尔说:是康德。黑格尔说：“只有后来在哲学中这个原则才又以真正的方式再现。”
那么，康德在基督教里发现了什么呢？就是发现了信仰，康德为西方提供的，就是信仰这个秘密武器。
这就是我要在中国提倡“以信仰代宗教”的第一个理由。
在此基础上，我们再回过头来想一想，就会发现，中国这么多的思想大家，他们为什么都非要寻找一个东西来代替宗教？那肯定是因为宗教问题极为重要。因此，如果我们能够找到一个东西来代替宗教，或许可能就是解决问题得更简单的方法，就是借着前辈的思想大家去讲、去思考。当然，我的答案就是：以信仰代宗教。
第二点，信仰到底什么？当然，我们可以用很多的概念去描述它，我在《上海文化》的那篇文章也讲了，我认为信仰就是一种终极关怀，最简单的说，就是康德发现的那四个字，人是目的。
但是，我们今天能不能更简单的说一下呢？全世界的宗教都是有利于信仰的。因此我们没有必要去贬低任何一个宗教，全世界的宗教应该都是充满正能量的。但是为什么基督教能够更多的和西方近代社会结合？这无疑是一个值得去思考的问题。
比如说佛教，比如说伊斯兰教，我们看到，从推动推动近现代社会发展的角度，它们可能不太比得上基督教。那么，基督教为什么能够做到呢？其实，这与它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有关，因为它是一神教。
而一神教的最大优势，我觉得就是在上帝的熔炉里去思考人性问题的时候，可以顺理成章地把人性里面的神性问题思考出来。
也就是说，人的绝对性，例如人的绝对自由、绝对选择、绝对尊严、绝对责任，都是在什么意义上更加易于去思考呢？我觉得，就是在一神教的思想熔炉里，它最容易被思考。因为我一开始都完全以为它是神所赐予的东西，结果，到最后突然发现，它是人自己的东西，是人性中最为神圣的东西，也是人之为人所必须呵护的东西，必须捍卫的东西。
我举一个例子，前一段美国有一个教授，他翻译一本书，《天路历程》。这个书是全世界除了圣经以外是第二畅销的。翻译完成后，他让我写序，我说我实在写不了，可他一再坚持，后来我就借这个机会学习了一下，突然就有所领悟。例如，人类有不少的文学名著都是写的人类的在路上。中国的《西游记》也是在路上，《天路历程》里面的基督徒也是在路上。可是，中国的《西游记》的九九八十一难却都是外在的，都是外在的妖魔鬼怪。但是《天路历程》的基督徒不同，他所遭遇的妖魔鬼怪都是呢再的。他打来打去到底是在跟谁打呢？他是跟人灵魂当中的那些动物性的东西甚至人性的东西在作战，他是要借此把自己人性中的的神性的东西塑造出来。这个东西，我想可能就是基督教通过神性这个熔炉教会我们的对绝对尊严、绝对权利，绝对自由，绝对责任的冶炼。或许，这就是黑格尔所说的：“第二次的世界创造”。“在这个第二次的创造里面，精神才最初把自己理解为我就是我，理解为自我意识。”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基督教为什么能在世界上产生影响？其实不止因为它是宗教，而且因为他无意中充当了人类信仰的大熔炉。正是它，在提示着西方的人们，人，不仅仅是有理性地生存，而且更是在有信仰地生存，不仅仅置身在理性中求生存的功利世界，而且还要置身在信仰中求意义的境界人生。反过来看中国，我觉得问题就比较简单了，比如说我们从对人的绝对尊严、绝对权利，绝对自由，绝对责任的冶炼的角度，就同样可以中国的传统思想的历史贡献。比如，中国宋代有一个思想家说，“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那么，为什么“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中国人也通过孔夫子的思想打造了中国人人性中的神性的东西、神圣的东西，打造了人的绝对尊严、绝对权利，绝对自由，绝对责任这样的东西。
如果从这个角度思考，我觉得，我们就不存在引进基督教的问题，也不存在引进佛教的问题，因为我们是要引进所有宗教里的充满正能量的东西。
而人类神性的那一面，在过去的时代，基本上都是通过宗教的熔炉打造的，哪怕是儒家的思想，他不是宗教，但是它也有宗教性。他们干的一件事情，我认为全世界都是一样的，就是对人的绝对尊严、绝对权利，绝对自由，绝对责任的冶炼，彼此的区别，只不过是神性的东西少一点，神性的东西多一点而已。但是没有哪个文化是没有神性的，只是多少而已。
从这个意义上，我有时候到外面去客串一下讲儒家时候，比如说讲《论语》时候，我有时候是这样去理解的。我说，《论语》讲的，包括《大学》讲的，就是中国人的君子宣言。这就类似于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论语》在讲什么呢？中国“人”的宣言。中国人的大丈夫宣言，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人人性中的神圣的东西都被揭示出来了。显然，就是因为有这个东西，所以中国人才会认为，“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
这是我在提出“以信仰代宗教”时候想说的第二点。那也就是，从历史演进的角度，我们看到了信仰的作用，从逻辑思想发展的角度，我们看到了信仰的力量。
第三点，是从现实社会的角度，强调信仰的意义。
我个人认为，从现在的角度来说，信仰的提倡当然是个很费力气的事情，甚至可能说了也等于没说。但有的时候思想价值就在于不说白不说，因为每一个时代都有时代的灵魂和时代的主旋律，而我们这个时代，信仰，就应该是时代的灵魂和时代的主题。
宋朝的王安石曾经被两次罢相，他每次都是回到南京休息。退休之后，也是住在南京。他说过一句话，我很受启发。他说中国“成周三代之际，圣人多出于儒中，两汉以下，圣人多生于佛中”，那么，现在，从中国的民国以后，中国如果还希望出一些大的思想家，会不会是产生在和“信仰”对话的过程当中？会圣人多生于信仰中？我认为，答案是肯定的。
而且，当今还是一个“无神的时代”，也是一个呼唤着“无神的信仰”的时代。这个时代，也亟待中国的信仰经验的参与。
去年七月份，我为计划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的《中华百寺》纪录片写了慧能，六祖慧能，题目叫《南华寺》。当时我就想，慧能他创造的禅宗其实有一点中国特色的，因为它是全世界宗教中最特殊的，是无神论的宗教、无神论的唯心主义，开创的，也是中国特色的无神的信仰。
由此我就受到启发，我们中国的哲学也是有信仰的，它的中国特色就在于：通过哲学来建立信仰。我们中国的美学也是有信仰的，因为我们中国人从来就是通过审美来建立信仰。
而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时代，正是一个“无神的时代”，却也是一个呼唤着“无神的信仰”的时代。我们不否认宗教的作用，但是宗教已经不能像过去那样。而且，即便是在西方，它现在的作用都开始淡化。在中国，宗教就更难担此大任，因为就是在中国古代它都没有做到，在古代，我们还是要靠孔夫子这些哲学家。何况我们今天是在“无神的时代”？
于是，本来信仰与宗教、哲学与艺术都是相通的，也无须专门强调以信仰去取代宗教，可是，在宗教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的特殊时代，面对无神的信仰，“以信仰代宗教”，凸显信仰的作用，以及从哲学的角度、美学的角度去回应信仰，从现实的角度去建构信仰，就成为时代的必须。
我常说，我们可以拒绝宗教，但是我们不能拒绝宗教精神；我们可以拒绝神，但是我们不能拒绝神性；我们可以信教，但是我们不能拒绝信仰。这是因为：信仰当然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信仰却是万万不能的。
我认为，超越有神论与无神论、超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以信仰代宗教”，这就是当代中国的思想现实，不管这个问题最终能不能解决，面对这个现实，可能却必须是我们所应该做的一个选择，而且，我们也别无选择！
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