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个世界的人文研究领域，有一个“界”，叫“鲁迅研究界”。这个“鲁迅研究界”，主体在中国，但中国以外，鲁迅研究者也很不少，例如在日本，鲁迅研究的阵营便很壮观。至于鲁迅研究的成就，日本也有十分让人敬慕之处。实际上，日本的鲁迅研究，深刻地影响了最近几十年的中国鲁迅研究。

中国的鲁迅研究界，主体当然在大学和专门的研究机构。但大学和专门的研究机构之外的鲁迅研究也很可观。供职于出版社而业余研究者，有几位就成就卓著。例如朱正先生，例如林贤治先生，就都是长期在出版社供职者。现在要说的房向东，也是业余研究鲁迅而正业在出版社者。1996年，房向东出版了《鲁迅与他“骂”过的人》，这是房向东谈论鲁迅的第一本书。房向东自己大概也没有想到，竟一发而不可收，此后又出版了《鲁迅：最受诬蔑的人》《鲁迅这座山——关于鲁迅的随想与杂感》《恋爱中的鲁迅——鲁迅在厦门的135天》等。迄今为止，房向东陆续出版了七种谈论、研究鲁迅的著作。现在，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又把这七种著作集中出版，这多少有些让人惊讶。业余研究鲁迅的房向东，竟然出版鲁迅研究的文集了，在鲁迅研究界，似乎还没有先例。

房向东这样的学院外的鲁迅研究者，是有着区别于学院研究者的鲜明特色的。他们做学问的心态，他们做学问的目的和方式，都往往很不同于学院研究者，因此，他们也自有着学院研究者无法替代的价值。换句话说，即便学院的研究再全面再深入、即便学院研究的成果再丰富再辉煌，也无法取代学院外学者的研究，就像一种花再芬芳再艳丽也无法取代另一种花。

有明确的“问题意识”和鲜活灵动的思想，多激情、少顾忌，是学院外学者的一大特色。这种特色在房向东那里就表现得很典型。与许多学院研究者的“吃”鲁迅不同，房向东的投身鲁迅研究，一开始就是为了解答心中的困惑，就是为了赞成或反对眼前的某种论调，某种倾向。在《鲁迅门下走狗》（见《关于鲁迅的辩护词》）中，房向东说，他先前“并不是很喜欢鲁迅，更没有打算研究鲁迅。我觉得鲁迅的作品太难懂，有一股苦味，还有一股涩味，读起来累人。鲁迅就像一枚我当时并不爱吃的青橄榄”。而“后来，让我下决心研究起鲁迅并对鲁迅产生了深深情愫的，是因了一些无知妄人的妄语。一些场面上的人轻飘飘地说：鲁迅，无非就是骂人。而且，在文坛上，轻薄鲁迅，几乎成了带周期性的感冒。这让我生气！于是，我带着问题开始研究鲁迅，我要搞清楚鲁迅的所谓‘骂人’问题。从1992年到1995年，经过三年的努力，我写成了三十多万字的《鲁迅与他‘骂’过的人》……”因为对“鲁迅无非就是骂人”这种不无市场的论调心生怀疑，因为对否定鲁迅的“周期性感冒”心有不满，房向东开始了对鲁迅的研究。以鲁迅的“骂人”为研究的突破口，并非房向东苦思冥想后的选择。或者说，不是像学院研究者那样，因为要研究鲁迅才选择了鲁迅的“骂人”这一“课题”，而是鲁迅的“骂人”迫使房向东投身于对鲁迅的研究。

写《鲁迅与他“骂”过的人》这部书，房向东采取了十分艰辛的个案研究的方式。钱玄同、胡适、周作人、章士钊、陈源、林语堂、沈从文……这些曾被鲁迅“骂”过或曾与鲁迅“对骂”过的人，房向东一一梳理鲁迅与他们的关系，联系到时代背景、文坛局势和双方的精神立场等诸多方面来考察鲁迅与他们的矛盾冲突，并在这一基础上对鲁迅的“骂”做出自己的评说。

在对鲁迅“骂人”的研究中，房向东除了读鲁迅作品，还接触了许多关于鲁迅的资料，这使他明确地意识到这样一个问题，即鲁迅身前身后，都挨过许多“骂”。尤其令他不能平静的，是鲁迅身后受到的种种非议和谩骂。于是，他又花了两年多的时间，写出了《鲁迅：最受诬蔑的人》这部三十多万字的书。在写这部书时，房向东在范围上做了几种限制。一是将论述对象限定在鲁迅身后对鲁迅的“诬蔑”。在鲁迅不能还嘴时攻击鲁迅，似乎特别令房向东不能容忍。这样一种设限，也很能见出房向东作为学院外研究者的学术动力。另一种限制，则是将对鲁迅的恶意和无理的诬蔑与对鲁迅的善意（或并非心存恶意）的学理化的批评区分开来。这本书只涉及他认为是鲁迅死后对鲁迅恶意和无理地“诬蔑”的言论，至于那些善意的、学理化的对鲁迅的批评，他即便不同意，也不纳入论述范围。这说明对那些指向鲁迅的批评、挑剔，房向东还是能明确地区别对待的。当然，据以区分的，是他心目中的标准。《鲁迅与他“骂”过的人》与《鲁迅：最受诬蔑的人》这样的著作，在学院派学者看来，或许不无“纰缪”，不够“严谨”，但总体上，在这些年的鲁迅研究领域，放出一种异彩。

因为有极其强烈的问题意识，所以在某些问题上，房向东真正成了最有发言权的专家。例如，在鲁迅的“骂人”与被“骂”上，恐怕就没有人比房向东知道得更多、了解得更细、思考得更深入。《关于鲁迅的辩护词》的第一篇文章，是《“实骂”与“虚骂”——鲁迅“骂人”现象的文化解析》，文章不算长，但却很有学术分量。房向东把鲁迅的“骂人”分为“实骂”与“虚骂”两种。所谓“实骂”就是对很具体的问题的“骂”，是就事论事的“骂”。例如，在与高长虹冲突中关于“太阳、月亮和夜”的议论，在与梁实秋的冲突中关于“硬译”的议论，就属“实骂”。而所谓“虚骂”，则是从某个具体问题生发开去，上升到一个普遍性的层面，成为对某种常见现象的剖析、批判。房向东指出，“实骂”和“虚骂”并非两类文章的特征，而是同一篇文章中的两种成分。“骂人”时“实”而不“虚”，在鲁迅那里是极其罕见的。鲁迅总是能从对某个具体问题的观察上升到对某种普遍现象的思考，所以，鲁迅的“骂人”总是先“实”后“虚”、实实虚虚、“实”中有“虚”、“虚”中有“实”。房向东虽然自称是“鲁迅坟前的一只狗”，却并非无条件地拥护和捍卫鲁迅。房向东很清醒地指出，鲁迅的某些“实骂”，有过火之处，在责人时有“过苛之病”，但是，即便是那种“实骂”失当的文章，也仍有永久的价值，因为鲁迅并没有止于“实骂”，而是上升为对某种普遍现象的分析、评说，而这种“虚骂”性的分析、评说，仍然是极其准确、深刻的。房向东实际上指明了阅读、理解鲁迅杂文的正确方法，那就是不要在那些“实骂”上纠缠不休，不要让那些鸡零狗碎的“实骂”牵扯着自己的目光，而应该注意、品味那些对普遍现象的分析、评说。房向东说：“鲁迅的‘骂人’，有骂对的，有稍感过火的，有误会等等，但这都并不重要。它的意义在于‘实骂’中包含着‘虚骂’的成分，而纯粹‘实骂’和成分，也将不断地被历史虚化。鲁迅留给我们的是超越个别、具体的一般和抽象，鲁迅的价值，在于他的‘骂人’文章给我们提供了社会典型，大众的灵魂和时代的眉目。”这是很精彩的看法。

最初是鲁迅的“骂人”与被骂激起房向东研究鲁迅的热情，房向东也的确在这个问题上钻研极深。既然开始了对鲁迅的研究，鲁迅就愈来愈强烈在吸引着他。把鲁迅的“骂人”地与被骂梳理清楚后，房向东并没有就此罢手，而是向其他领域进发。例如《孤岛过客——鲁迅在厦门的135天》，洋洋四十多万字，对鲁迅生命中的这一特定时段进行了既全面又深入的探究。

房向东不是学院和研究所中人，不太在乎“学术规范”。没有规范的约束，房向东常常嬉笑怒骂、天马行空，在“学院派”看来，未免太“野”。然而，也正因为不受规范的约束，房向东往往能感受到“学院派”难以感受的问题，往往能抓住“学院派”难以注意的东西。从“学术规范”的角度看，房向东的鲁迅研究的确有种种弊病，算是一种“野路子”，但是，我敢负责任地说，房向东的鲁迅研究，比许多“学院派”的看似严谨的鲁迅研究，要有价值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