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相信刊物的级别问题，好的杂志有很严格的评审制度，它会把不好的文章卡住，但是也会把棱角鲜明的东西卡掉。”
采访人：您认为发表论文的数量在学术水平衡定中应该占多大比例？
陈平原：这两者之间是有关系的，数量太少不合适，太多则没必要。我当年做系主任的时候定了标准，每年统计时，发表多少篇以上的不算。只希望大家一年能发一篇正式论文，且不要求核心期刊。因为作为学者，长久不写论文是有问题的。而且，人文学科很难有一篇论文定乾坤的。专业不一样，如研究当代文学能写很多，但有的专业，比如音韵学，一年能写一篇就了不起了。此外，之所以不强调核心期刊，是因为评审刊物的制度，在我看来有问题。学术界其实有自己的看法，哪些杂志比较好，大家心里是有数的。为了保底，我做系主任的时候，定了几十种大陆、港台以及日本的学术杂志，鼓励大家投稿。英文杂志没必要，因为学校已有奖励了。为什么另起炉灶，因为现有的评价体系存在一些问题：第一，集刊没进来。很多集刊专业性很强，学术水平高，但它不在评价体系里面。第二，我不相信单位级别能够决定杂志级别，杂志级别决定论文质量那一套。所谓特级、一级、权威杂志的划分是有问题的。就拿《中国社会科学》来说吧，他们有很严格的评审制度，会把不好的文章卡住，但也会把特立独行、棱角分明的东西卡掉。你看最近二十年，对整个中国学界有巨大影响力的论文，有多少是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的？反而有些民间性质的学术集刊，能保证特立独行、前沿性的思考和表达。所以，我更看重作者和论文，以及学界的反响，不太相信杂志的级别。
重不重杂志，看什么样的杂志，以及他们选聘的评审专家。理工科论文有影响因子作为判断的依据，但也不是绝对的。人文学的情况更复杂，好论文不见得发在影响因子最高的杂志上。用图书馆学家的眼光与方法来引导学术，不是一个好的思路。
“人文学科的转引率可作为参考，但价值不大。”
采访人：您认为人文学科的论著被转载率和引用率有多大的价值？
陈平原：不能说没关系，但是关系不大。现在有的杂志明言，要在本杂志发文章，最好引用我们杂志的论文。这里有几个问题，第一，很多专业性很强的领域和话题，因为你做得很好，一锤定音，把问题都解决了，人家不跟着做，也都不引用。反而是那些争议性很强的，大家都引，或拿来当批评对象。所以，正引、反引、详引、略引是不一样的，但计算机并不能解决这么多的问题。人文学著作的引用和自然科学的引用不大一样。但我承认，这个指标可以列为参考，因为人文学的领域很广。如语言学这方面做得比较规范，引用率很重要；而做文学的，普遍不太爱引用别人的话。有的专业喜欢天马行空，有的专业则强调知识积累，这是不一样的。
“职称评审中，第一，要取消名额制；第二，要改内部评审为外部评审。外部评审，可以通过匿名评审和学校保密两方面来避免人情压力。”
采访人：关于学术委员会的构成，除了学校级别的学术委员会，下面应该到几级学科？
陈平原：北大基本上是以院系为单位组织学术委员会，有的院系有两个一级学科，如历史系；当然也有自身学术水平不够，须与其他院系合组学术委员会的。但说到底，只要是内部评审，表面上尊重专家，其实还是不够专业。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即使是正常状态，也会严重受制于人情。
采访人：您认为网络、电视等媒体的关注度，是否可以用来为人文学者的影响力加分？
陈平原：没有关系，而且不应该。你愿意上电视，没有问题，但除非你是做新闻传播研究的，如果不是的话，粉丝不能成为评价标准。现在的问题是，中国大学的人文学者，参加大众媒体活动，相比其他国家要多得多，获得荣誉、名声也更容易。但主要问题不在这，关键是教授评审制度很难改变，一般都是大学人事部门下达名额，然后院系学术委员会做评议。所以，对你的整个评价，是你在系里面的名声、人际关系以及教学科研等一大堆因素综合在一起。在国外或港台大学，不是这样的。到时间了，你愿意的话，我给你送出去评审。主要评审你的论文和著作，论文是怎么样就怎么样。但这前提是保密，如果有人不服气，学校只给你看评审的结论，你无法追问是谁评审的。而在中国大陆，都知道谁在评审你。所以大陆的整个评价体系，客观上成了内部评审。我常说，一定要改内部评审为外部评审，否则，很容易让人情代替学术。我们的职称评审有两个严重的问题，第一是名额制，在欧美大学没有名额的说法，只问你合格与否。这个制度不改变，每年同事之间的竞争会非常残酷，久了就会变形，各种下三滥手段就会出来，导致人际关系成为必须时刻经营的东西。这对于全心全意做学问的人非常不利。会鼓励这么一种风气，也做一点学问，但花很多精力在人际交往上，从而严重限制了中国大陆学术水平的提升。
所以我才再三说，第一，要取消名额制；第二，要改内部评审为外部评审。若怕标准不同而导致放水，可以让若干名校组成联盟，我们互相评审，用这个办法，是能解决弊端的。否则，那些学问好而不擅长经营人际关系的人，在这个环境里，是很难评上的。这个制度之所以难改变，可能是权力问题，学校不怎么愿意放权。还有就是教授的比例问题。但这本来不应该是问题的，美国越是好大学，教授的比例越高，他们并没有比例限制这一说法。
采访人：外部评审怎么避免人情压力？
陈平原：第一是匿名评审，第二是学校保密。这不应该由院系来操作，应该由大学的相关部门来操作。主事者签订保密协定，泄密会被开除。作为申请人，你有权提供一个名单给他们，选哪些，他们来定；最后收回来的评议，如果有强烈争议的，可以另外找人。如果不是的话，主事者不可能改变这个结果。这套制度在国外玩得很熟，谁触犯这个制度，是会被赶出去的。但是在中国的大学，既不能真正尊重外部评审，也无法保密，这个制度做起来就比较困难了。
参与这种评审，一般是没有报酬的。但比如哈佛大学选聘讲座教授，看得上你，才请你来做评审，这是一种荣誉。所以，不是钱的问题。不管有没有评审费用，即使有也不多，教授们也都会认真做的。对大学来说，选上一个好学者，是管二十年、三十年的，所以值得投入精力。而且，好大学的著名教授，你在这个位置上，就有义务做这个事，所以，不会计较钱的事情。
“我不觉得项目经费与学科水平有直接关系。以金钱来衡量学者和成果，在我看来，是很不准确的。”
采访人：重大项目申请获批，能否真正体现该学科的学术水平？
陈平原：我不觉得项目经费与学科水平有直接关系。我常说，人文学如此拼项目是不对的。因为，给钱不一定就能做出好学问。经费和学问是两回事，在很多人那里，甚至是没有任何关系的。项目经费对于社会科学和理工科特别重要，但对于人文学科的意义不是很大——除非你做大规模的社会调查、资料搜集等。现在很多大学评教授，已经从研究成果退到了研究计划。我们以前看你的科研成果如何，不问你得到了多少钱，哪里来的科研经费，也不追究整个运作时间的长短。可是现在不一样了，变成了“计划学术”，一开始就告诉你几年完成，准备写几章，需要花多少钱，将来成果是什么样子。以金钱来衡量学者和成果，在我看来，是很不准确的。我不反对年轻学者积极申请课题费，但你拿到了，必须心里明白，这跟学问本身并没有多大关系。必须等课题完成，著作出版，且得到学界好评，这才可以挺直腰杆。
采访人：您觉得学校或国家的科研经费分配和投入，能否反映学者的学术地位？
陈平原：我反对用得到多少经费来看待一个学者。评判学者，既要看他的学术成果，也看他的教学情况，唯独拿多少钱不重要。而目前的状况是，科研经费在评估体系中起了太大的作用。有些擅长编列预算做大项目的，把很多年轻学者拖进去，把一届届博士生、硕士生也拖进去，弄不好，真是“一将功成万骨枯”呀！我们培养博士，是希望他们训练有素，独立思考，将来才能走出一条新路。若都投进了老师的项目里，以后他们毕业了，怎么可能独当一面，迅速成才？博士论文是通过了，但出去以后怎么办？他不太可能有独立发展的空间和能力的。正因此，我不太喜欢“领军人物”这个词。“领军人物”已经内在地规定了你必须号令天下。作为人文学者，我更喜欢“独行侠”，千里走单骑。学科不一样，一个好的哲学家、文学家、史学家，不需要很多帮手，也不需要很多课题费的，关键是心境、时间及空间。
“希望各个专业有青年学术奖，可以规定参加者的年限，组织有公信力的专家，来帮助选拔。”
采访人：国家社科优秀成果奖等奖项能否体现学术水平？”
陈平原：在中国目前的评价体系里，教育部颁发的人文及社会科学著作奖，是最重要的。任何一个评奖，都可能是有问题的。但相对于其他评奖，这个奖项的评价标准比较严格，也大致公允。但有一个问题，为了管理方便，教育部规定每个大学要推荐多少著作参加评奖。这样有两个可能性：第一，因名额限制，年轻老师上不来。若校门都出不去，年轻人很难进入全国性的竞技舞台。有感于此，从去年起，我全面退出此类评奖，因不想成为年轻人往上走的障碍。所以，请记得，评上的著作大都不错，但不见得是最好的。第二，因为著作是各个学校推荐上来的，评委有义务为自己的大学争取。每年到了那个时候，重要奖项和重要基金评审，若请你参加，学校会恳请你不要推辞，因为你在场，会有比较好的效果。所以，有时候会评出一些莫名其妙的人和书，那就是由于各方妥协的结果，说得不好听，是各个名校在“分赃”。还有一个技术性因素，评审的时间很短，书的数量又很多，评委只能勾选熟悉的名字。
采访人：您觉得如下想法是否可行——成立一个顶级专家团，将他们几年内所看到的好的论文、著作，尤其是年轻人的论著，列一个推荐榜单。时间久了会形成公信力和权威力。以后可以根据这个榜单，作为其他高校挑选人才时的依据？
陈平原：教育部曾组织评审全国优秀博士论文，而且给予重奖。在我看来，效果并不好。博士毕业5年后，那时候影响出来了，评奖才比较可靠。不然，单靠答辩期间的互相推荐，那是不作数的，也很容易被有心人操纵。希望各个专业都有很好的青年学术奖，规定一个年限，多少岁以下，他们的著作或论文可参加评审，然后组织有公信力的专家，来帮助选拔。只要拿到这个奖，就等于得到学界的认可，以后发展比较顺利。困难在于，博士毕业找工作，那时候还来不及出大成果，也没有此类奖项可以“担保”。
采访人：有些年轻老师讲课好、学问也好，但是论文项目等硬指标不够，所以无法升职。像这样的情况有什么好的方法来解决吗？
陈平原：若真这样，学术委员会可以敲定。特殊人才，必须有著名专家推荐，且必须通过学术委员会来判断。论文数量少，但质量很高，那就请这个领域国内外最著名的教授来做鉴定，学术委员会若相信这个鉴定，那就报上去。院系以及学校的学术委员会，必须有这个担当。但这个权力不能随便或经常使用，理由必须十分充足，经过慎重考量才能使用。
“学术会议一旦成为评价标准，就要求统计，一统计就会成为流水线作业，会丧失原来学术会议的意义。”
采访人：院系主办学术研讨会能否可作为衡量该学科发展水平的指标？
陈平原：如今各个大学经费充足，组织国际会议已是家常便饭。看学术水平，与是否开会关系不大。但是，评判院系和评判学者，是两个不同的标准。若评判院系，组织很好的学术活动，当然应该加分。但评判学者，就不应该这样。现在国内外学术会议很多，不能说多参加会议的，学问就一定大。认真筹备的学术会议，确实可催逼你做研究、出成果。但一旦成为评价标准，就会要求数字，一统计就会成为流水线作业，丧失原来召开学术会议的意义。以前我们很重视参加学术会议，可现在会议太多了，会场越来越松散，很多学者并不认真对待，变成以交友、聊天及旅游为主。
采访人：参加政府决策咨询会或者报告获得批示能否提高学术声誉？
陈平原：这取决于你的专业。社会科学需要尽可能介入到国家政策的制定中，人文学科却不是这样。努力获得领导批示，我不觉得是人文学发展的方向。
“如果把学生的指标带进来，容易变成学界和权力的互相勾兑。学生的成就可以统计进来，但在职生不能算入其中。”
采访人：著作、创作、译书、编书，是否都应该纳入考察范围？它们各自的权重应该是多少？
陈平原：编书算不算，要看学术分量，有的书没有多少内涵，有的书却编得很认真。除了你说的这些，还有古文献专业的业绩如何统计。有的校勘很重要，可以当著作，有的就不行，这个必须尊重专业评判。翻译也是这样，不能一概而论，若翻译学术著作，而且是比较艰深的，还有学术性注释的，那当然是学术成果。一般来说，翻译文学作品，尤其是畅销书，不算你的学术成果。在大学教书，文学创作也是不算学术成果的，这点大陆与台湾不一样。在台湾，著名作家要转型当大学教师，必须读博士学位，而且从助理教授做起。大陆高校为了装点门面，喜欢聘名作家，而且一聘就是教授，还不用上课。
采访人：学生的成就是否也能算进老师的个人成就，成为一个评价标准？
陈平原：这要看是什么样的学生。最近二十年，各大学纷纷开始招在职研究生，目光远大的教授，专门招领导或名人。有一个大学教授很得意，说他不招副厅级以下的学生。除了政府官员，还有社会名流以及企业家。若你将此统计在内，就很容易演变成了官学或商学之间的互相勾兑。教授有了很多地位很高的政界、军界、商界、学界以及文坛的在职研究生，而这些本来就出名的学生，反过来烘托了教授的光辉形象，此风不可长。我的建议是，若统计学生业绩，在职生不在其列。
（采访人：王烨、陆艳，受访人陈平原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