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是近代世界历史的大事变，影响中国，影响中日，也深刻影响了世界。中国没有因这场战争走向沉沦，而是擦干了血迹，一切归零，重新开始，追慕日本的道路，维新、新政、宪政，书写近代中国历史上明亮的一页。

日本在战后也没有迅即变得趾高气昂，不可一世，不仅在列强面前继续保持谦恭的一面，而且相当坦诚地引领中国，帮助中国。谁也没有想到的是，先前两个视若仇雠的国家竟然因这场战争重建友谊，中日两国联手一度给亚洲的区域整合带来令人遐想的憧憬。

转身向东，走进维新时代

对于中国来说，甲午战败是几百年来不曾有过的奇耻大辱。此前的中国，虽然也曾被西方国家打败，但英法毕竟属于西方，而此次的日本，几十年前还是中国文明的小学生，仅仅几十年，学生打败了老师，而且输得那样惨，中国的军队几乎没有在任何一次战役中取胜；先前被视为亚洲第一的北洋海军，竟然龟缩威海卫港湾不敢出战，被日本海陆夹击，全军覆没。

战后，中国如约向日本支付了巨额赔款，割让了台湾及澎湖，放弃了最后一个藩国朝鲜。

奇耻大辱、巨大损失，并没有让中国就此沉沦。正如中国圣人一再告诫的那样：知耻而后勇，失败乃成功之母。中国在擦干了血迹、眼泪之后，沉痛反省，发自内心承认此次失败，主要还是技不如人，并不怪日本用奸使诈。日本在过去几十年全心全意模仿西方，脱亚入欧，事实证明日本现代化路径选择优于此前中国的“中体西用”。

向强敌学习，这是中国人最了不起的一个特点，中国并没有因为被日本打败而责怪日本，在1895年开始酝酿的维新思潮中，朝野各界不约而同意识到转身向东，学习日本，走进维新时代。即便先前比较保守的翁同龢，经此一役，也深刻意识到“旧法实不足恃”，中国“不变法，不大举，吾知无成耳”。

所以当《马关条约》还没有履行时，翁同龢就开始与盛宣怀、胡燏棻、伍廷芳等新派人物通信讨论如何改革户政、兵政、工政以及创设印花税、银行、邮政、铁路等事项。这些事项，在先前几十年，一直有人呼吁、建议，但朝廷自信满满，根本不愿理睬。现在情形不一样了，中国在失败之后转身，已经没有那么多的阻碍力量了。

一场失败的战争反而成为中国发展的动力，这是先前那些不主张开战的政治家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近乎举国一致的共识极大促进了中国的变革。实事求是说，1895-1897年这几年，中国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诸多方面，都获得了长足进步。

在政治上，以日本维新路径为导向，中国最大限度地释放了社会，允许各地按照自己的条件确立发展方向，允许各地进行地方自治的试验，仅湖南，就在那短暂几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政治上的另一动向是允许结社，允许组党，开放甚至鼓励扩大言论自由与言论空间。自强学会始，几年时间，各种各样的政治组织、学术组织遍布各地，民众的自治意识、“群”的意识、自治能力都在实践中获得极大提升。

至于媒体，先前几十年不死不活的报章获得了新生，康有为的《万国公报》、《强学报》，梁启超主编的《时务报》，严复主笔的《国闻报》，只用了非常短的时间，就打开了发展空间，成为名符其实的“新闻纸”，引领中国的进步与发展。

军事是中国在甲午年间最大伤心处，战争还没有完全结束的时候，朝廷就听从外国人的建议，从头开始，训练新军。战后，中国依然没有放弃重建军事体制的目标，十几年的时间，中国确实重建了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新军，并有了全新的指挥系统。

经济是中国与日本在甲午较量的基础，先前几十年的自我吹嘘经过实战检验犹如泡沫。战后，因《马关条约》的约束，中国不得不同意国际资本自由进出，一个出其不意的效果，是中国经济迅速上了一个新台阶，先前几十年没有力量修筑的铁路迅速完成了，祖先留在地下的矿产资源，也因国际资本的进入造福于社会。

至于文化教育，在甲午后也获得了巨大改变，几十年来争论的科举制度改革渐渐获取了基本共识，1898年因新教育大规模兴建让科举取士不再具有吸引力，越来越合算留学成本更让科举取士成为制度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但最终还是没有逃脱终结的命运。

从胜利走向失败

甲午后的中国维新运动以日本为摹本，为榜样，日本也为维新运动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

在战前很久，日本一直期待与中国共同进步，期待就近分享中国发展成就与市场。当中国刚刚迈出向西方学习的步伐时，日本就派员请求像西方国家那样与中国建交、通商，互派公使。然而中国在很长时间并没有同意这些要求，直至1871年，中日两国方才有机会建立近代意义上的外交关系。

日本明治维新后的立国方略是走向世界，与欧美诸强竞争；中国洋务运动基本方略是富国强兵，逐渐地有限制地开放市场。中日两国具有无法回避的利益交集，日本走向世界不能不借道中国或中国的势力范围。东北亚因日本的崛起成为战争策源地，中日之外，还有俄国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地缘关系让中日俄成为搬不动的邻居，东北亚成为和平地区对谁都有利。可惜的是，中日最后还是非常遗憾地选择了战争，新兴的日本在甲午一役脱颖而出，让世界刮目。

战后的日本如约占领台湾、澎湖列岛，开始了殖民统治，台湾的历史由此进入一个新的轨道。对于大陆，日本如约在各通商口岸加大投资，日本的资本、技术迅即成为中国发展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配合着投资，日本政府非常注意协调与中国朝野各界的关系，中国人对日本的看法渐渐由先前一度敌视转为缓和、追慕。日本很快成为中国青年留学的第一选择，除了经济、便利因素，对日本的认同应该是不必怀疑的事实。

中国的维新运动以明治维新为蓝本，日本朝野也对中国的维新运动给予关切及力所能及的支持。在1898年春夏，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下野，迅即通过外交渠道安排到中国“旅游”。如果仔细分析伊藤访问中国的资料，我们可以很容易看到，自光绪帝以至庆亲王、李鸿章、荣禄等内外大臣莫不以伊藤博文为“维新导师”，虚心听取其改革建议。

维新运动因意外因素失败了，稍后的义和团战争对中日关系是一次考验。日本公使馆职员在动荡中被杀，日本成为仅次于德国的受害者，但日本在此后的活动中不仅注意西方大国的立场，珍惜自己刚刚获得的“大国俱乐部”资格，而且非常注意中国的感受，既不违背西方大国立场过分偏袒中国，也没有趁火打劫，谋取更多利益。当德俄两国竭力提高中国赔款额度时，日本与英美站在一起坚决反对，力主无论如何不能让中国破产，所有的惩罚必须适度。

日本的立场赢得了中国朝野的好感，在随后的新政实践中，学术界公认中国亦步亦趋模仿日本，日本成为二十世纪初年中国最信任的盟友。

俄国在义和团战争中乘机出兵中国东三省，俄国自然有其出兵的理由，但当义和团战争完全结束后，中俄两国就撤兵作出安排，但俄国自恃与中国的特殊关系就是不走。

面对俄国的强势、霸道，清政府办法不多，但俄国的做法显然损害了日本的利益，影响了日本通往欧亚大陆的通道。日本在1904年向俄国宣战，日俄战争改变了中日俄三国历史进程。

俄国迅即发生1905年革命，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则有列宁所说的“觉醒”，日本一方面成为中国革命的根据地，孙中山、黄兴等流亡世界的革命者云集东京成立同盟会，革命与改良在中国开始真正意义上的赛跑。

日本1894年以来一直同情、收留中国的革命者、政治逃亡者，但对清廷任何改革又抱有同情、支持，当清廷在内外压力下宣布预备立宪后，日本应清政府要求，请孙中山等人离开日本，很显然期待立宪成功。

近代中国的困境就是怎样与世界一致。所谓宪政，不外乎让世界以平等身份待我。不幸的是，预备立宪因机缘巧合并没有结果，武昌一场哗变让大清帝国成为往事。

中华民国的成立受到欧美、日本的追捧，一个全新的共和国拉近了与世界的距离。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让先前的世界发生分裂，日本在经历了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两次急剧膨胀后，并没有很好地消化这些成果，反而激励了其不自量力的野心。日本乘机占领山东，不论日本有多少理由，这都是中日交恶百年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