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中国结束闭关锁国状态，通过对外开放走向国际社会之后，对“接轨”与“国情”的考虑是影响人们思想和行为，甚至影响社会走向的重要因素。特别是在90年代中期中国加入WTO之后，如何处理“接轨”与“国情”的关系，成为政策制定和体制变革中需要仔细权衡的一件事情。
“接轨”与“国情”，彰显了我们社会生活与国际社会的差距与差异。这种差距或差异有经济社会生活发展水平方面的含义，也有制度安排方面的含义。一般地说，当人们强调“接轨”的时候，主张的是变的一面。而当人们强调国情的时候，主张的则是不变的一面，至少是变的有限性。
现在的问题是，在什么样的问题上要接轨？在什么样的问题上要照顾国情？我们平时接受的或是接轨或是国情的理由真的能够像我们习以为常地以为的那样得以成立吗？
引起人们对这个问题深思甚至质疑的，显然与下面这几件事情有关。一是收取银行卡跨行查询费。今年5月9日，交通银行率先宣布对跨行查询收费，标准为境内跨行查询手续费0．30元/笔。18日，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宣布自6月1日起跟进。而收取这项费用的理由之一，就是“境外卡组织都对这一服务收取费用”。即这是一种“国际惯例”，是在与国际接轨。而在此之前，银行收取的银行卡年费、小额账户管理费等，据说也都是与国际接轨的举措。二是引起议论更多的成品油涨价。继今年3月下旬国内成品油价格调高之后，国家发改委决定自5月24日起再次将汽油、柴油和航空煤油价格分别提高500元/吨。这次油价的上调与国际市场接轨的关系更是被表达得直截了当。中石化相关负责人就表示，即使每吨均调500元之后，国内油价仍与国际市场价格倒挂，国内、国际汽油价格仍存在300多元/吨的差距。这就为将来进一步上调油价预留了空间。三是近年来引起社会普遍不满的教育收费医疗市场化等，在论证的时候，也常常是拿与国际接轨作为理由。
人们首先质疑的是这些接轨的项目本身。比如，针对银行的收费接轨，有人质疑道，在国外，与向客户收取相应费用相配套的是优质的服务、良好的信誉以及较高的效率。这一点，国内商业银行无疑存在很大欠缺。还有人具体举例说，近来股市行情火爆，通过“银证通”进行股票买卖的人越来越多，但“银证通”转账屡屡“拥堵”的现象却屡屡发生。证券公司和银行为此互踢皮球，都说责任不在自己。针对油价的上涨，也有人质疑道，在油价逐步与国际市场接轨的同时，油质却没有与国际市场接轨。如按照目前无铅汽油的国家标准，硫含量不得大于0.08%，烯烃含量不得大于35%，而国际上无铅汽油的这两项标准分别是不得大于0.02%、20%。油品质量与国际水平的较大差距，意味着国内石油化工企业每提炼一吨成品油，生产和加工成本较国外石油化工企业为低。再加上我国的劳动力成本也比较低，国内石油化工企业所耗水、电、煤等的价格也比国外低，实际上国内成品油的成本会更低。而且，正如许多人注意到的，在许多垄断性商品的价格不断与国际接轨的同时，人们的收入没有也不可能无法与国际接轨，甚至在近些年来出现了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增长慢于经济增长速度的状况。
然而更重要的是，与上述这些接轨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一系列在“国情特殊”理由下存在的现象。
被人们广泛诟病的公车、公款吃喝和公款出国旅游这所谓“三公”现象就是与“国情”联系在一起的。人们还会记得几个月前曾经发生过一次关于上述费用的争论。先是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刊登文章说，2004年我国公车消费财政资源4085亿元，1999年干部公费出国消耗财政费用达3000亿元，全国一年的公款吃喝在2000亿元以上，三者相加总数高达9000亿元以上，如果财政收入按3万亿元计算，几乎接近于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接着，财政部预算司有关负责人回应道，我国每年“三公”消费近９０００亿说法不实。该负责人说，据《２００４年度行政事业单位决算》，可对公车消费、出国费用、公款招待等进行初步估算约１２０１亿元。该负责人也表示，上述数据是据中央和地方决算报表所列数据统计的，未包括转嫁到企事业单位的相关开支，实际中估计会略高于此数字。随后就有许多论者指出，上述“三公”的实际开销远不是用政府财政决算报表的数据可以统计出来的，全国人民为此所支付的费用，会远远高于财政部的数字。退一步说，即便是按照财政部有关负责人的说法，每年费用的1000多亿，也是一个相当大的数字。
更根本的问题是这些现象存在的理由。在国情的理由之下，似乎没有公车公务人员就无法办公，没有公款吃喝就办不成事情，已经成为人们默认的道理。正因为如此，国库的账目上堂而皇之地开列着这样的支出项目。事实上，这些以国情特殊的理由存在的现象，在世界上恐怕都是绝无仅有的。公款吃喝，几乎找不到任何可以成立的理由。公车还可以用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低公务人员收入低作为勉强搪塞的理由，但实际上这个理由也完全不能成立。即使是再发达的国家，其经济发展水平和公务人员的收入也都经历过我们现在这样的阶段，但在那时候，也没有哪个国家有这样多的公车，也没有出现没有公车公务人员就无法办公的现象。就是今天一些财大气粗的跨国公司，也因养车不划算而用租车的方式解决接待用车问题。因此，分析一下就会发现，所谓国情特殊的含义，无非是说，过去存在的事实就是现在存在的理由。甚至是主张对此进行改革的人，也无奈地主张慢慢赎买才是明智的策略。而在实际的改革进程中，国情又成为扭曲改革的理由。以公车改革为例，就是这样一辆小小的公车，到今天为止已经改了整整12年。不同的方案，不断的试点，结果公车不是改得越来越少，而是改得越来越多（采购量每年以20%递增）。在一些地方，甚至出现这徉一种现象，官员们钱照拿，车还是照坐，两头得利。甚至将高额的车补变为公务员变相涨工资的一种手段。
在这里，我们不是要具体评价上述接轨或照顾国情的举措谁是谁非，而是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现实中，接轨的都是一些什么样的项目？照顾国情又是一些什么样的项目？是什么因素在影响着在“接轨”与“国情”间的选择？在“接轨”与“国情”间的选择与社会中不同群体的利益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就此而言，我们不得不正视的一个问题就是，在今天，“接轨”与“国情”的选择，已经开始具有一种利益关系甚至利益分配的含义。应当看到，在改革开放之初，“接轨”与“国情”的问题，主要是取决于人们对问题的认识，取决于对可行性的权衡，取决于对总体利弊的考量。但在今天，“接轨”还是“国情”的问题，已经开始成为不同利益主体博弈的对象。我们在现实中可以看到，无论是在“接轨”还是在“国情”中，总是有强有力的利益群体的身影存在。在油价的接轨中，是超大的石油企业和政府的有关部门。在信用卡收费中，则是银行和银联。这些利益主体，几乎都是大型垄断集团。反过来说，用“国情”来规避变革的，也是与相关的利益主体密切联系在一起。“三公”的问题之所以一直改不动，甚至变本加厉，而且一改革就走样变形，也是与一个强有力的利益群体联系在一起的。
必须看到，目前的中国已经进入利益博弈的时代，而这种利益博弈是在利益主体发育非常不平衡的基础上进行的。这样就出现一种可能性，对“接轨”与“国情”的选择成为利益争夺的一种手段。与国际接轨对自己有利就实行国际接轨，尊重国情对自己有利就强调国情。甚至有人说，牟取利益时使用国际惯例，逃避责任时使用中国特色的国情，这是既得利益者的利剑和盾牌。
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防止社会严重不公的办法之一，是防止各种趋利与弊害的手段过于集中于某些个别的群体或个人手中。当我们要建立一个利益关系比较均衡的和谐社会的时候，需要特别注意这一点。（经济观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