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的恶化，是最近两年世界上最大的事件，可能也是影响极为长远的事件。在这样一个基本背景之下，如何能够客观地、不受主观情绪影响地评估两国的经济实力以及可能的演变前景，是一件极为重要的事情。
大家都还能记得，在前几年的浮躁氛围中，胡鞍钢教授关于中国经济在总体上已经超过美国的判断，曾经流传一时。但在中美关系急转直下甚至迅速恶化的背景之下，人们开始更审慎地看待这个问题。而在这时候，舆论又有走向另外一端的倾向，即夸大中美实力的差距。在这样的时候，胡鞍钢教授也就成为人们揶揄的对象。
但我想，我们不应该如此简单地对待这个问题。无论你的立场是什么，无论你情绪上的倾向性是什么，冷静、客观、理性的态度是第一位的。因为只有这样，我们对问题的判断才能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之上。
基于上面的考虑，我想对这个问题谈如下几点看法：
第一，笼统说超越有点夸大其词，但实力的接近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超越与否，说的是国家经济实力。但论实力，就有两种不同标准，总量的与人均的。我的看法是，在发展和生活的意义上，应当主要看人均；而在国家博弈与对抗的意义上，主要应当看总量。因此，下面所谈的都是总量意义上的。
如果从总量来计算，又可以有两个不同的标准，GDP的标准和评价购买力的标准（尽管后者是在前者的基础上做出的调整），而这两个标准的差别是很大的。但中实践中，人们使用的较多的，还是GDP的标准。
而按照GDP的标准，又可以有不同的算法。一种是以当期的汇率来计算，一种是按某个历史时点的所谓不变汇率来计算。
那胡鞍钢教授的结论是哪里来的呢？他说是按照曼德森的方法，即以1990年国际美元价格计算，在2010年中国就已经超过美国。但胡教授也承认，这个计算方法，他在50人论坛内部讲过，几乎没有人认同。同时，胡鞍钢教授还认为，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的方法来计算，中国大约是在2014年超过美国。
这里要补充的一点是，桥水基金也曾按照购买力平价法做过一个计算，结论是中国在2018年经济实力超过美国。见下图：
但正如前面我们指出过的，人们更普遍认可的还是按当期汇率计算的GDP。如果这样来计算的话，目前中国的GDP大约相当于美国的三分之二。
对于上述不同的计算方式，我个人的看法如下：第一，不同的计算方法各有其价值，但如果是比较国家间的经济实力，人们普遍认同的还是以当期汇率计算的GDP；第二，因此，抛开前述人们普遍认同的标准，而按照某些调整性标准宣布超越，可能有些夸大其词；第三，其他的那些标准，也不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其揭示的是另外一些具体的方面，而这些方面有时候也是很重要的。
综上所述，关于中美经济实力的问题是否可以这样表述：中美总体经济实力还有很大差距，但这种差距在明显缩小，双方的实力在越来越接近。应当说是一个基本的事实。
第二，从实力的角度说，中美关系已经进入敏感区间。
讨论上述这个问题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呢？
如果中美这两个国家在世界上只是两个小的或者是中型的国家，甚至就是两个并非老大老二的大国，这种比较都没有太大意义。但问题是，这两个国家是世界上的老大和老二，并且是在诸多方面差异性都极大的两个国家。这就使得两者之间的实力对比及其变化，具有一种更为敏感的含义。
这就是艾利森教授所提出的修昔底德陷阱的问题。
对于修昔底德陷阱这个概念，人们有不同的评价。我的看法是，这个概念是有价值的，因为它把这样的一个现象凸显出来：当一个新兴的国家在崛起，实力逼近原来的老大的时候，这两个国家，也就是说新的崛起国和过去的守成国之间可能会面临着一系列的矛盾和冲突。
但艾利森教授是位历史学家，他对修昔底德陷阱这个现象，更擅长的是事实的描述，而不是抽象的概括与分析。
这当中有一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即如果把修昔底德陷阱看作是一个过程的话，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其力量的消长可能会有几个很重要的临界点。从逻辑上来分析，至少有如下几个：时点一，双方还有很大的距离，但是守成国已经隐隐约约感觉到某种威胁，或者是不安。时点二，双方的实力已经日益接近，但是这个时候守成国对崛起国还拥有绝对的优势，也就是说它还有能力制止后者的崛起。时点三，双方的实力更进一步的接近，崛起国距离守成国来说还是有很大的差距，但和临界点二不一样的是，这时候守成国虽然还占有优势，但从势头来说已经无法遏制崛起国的崛起。时点四，崛起国实力已经真的追上守成国了。
在现实中，如何界定和评估这些时点，就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此而言，我们特别应当注意到如下两点：
第一，如下图所示，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中美的总体经济实力就开始逐步接近，到现在已经非常接近，而且如果趋势不变，总有一天，甚至就是在不久的将来中国会赶上和反超美国。从修昔底德陷阱的角度来看，虽然我们还不能为敏感区做一个定量的界定，但从现实来看，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事实上都已经意识到已经进入这个敏感区。
第二，在这个敏感区中，不仅存在现实冲突的可能性，而且可能会由于敏感而产生种种致命的误判。可能产生的最大误判是，守成国将时点二判断成时点一，或者是崛起国时点二判断成时点三。从逻辑上来说，前者会导致守成国的麻木，后者会导致崛起国的妄动。
第三，趋势不是线性的，不能简单地用现在推断未来。
但上面所讨论的，还都是目前的状况。但我们知道，更重要的是今后的趋势和未来的可能性。而现在很多人对未来的推断，往往都是建立在现有趋势不变的前提之下。但真正的问题是，这个前提存在不存在。
从历史上看，如果将那些大国的沉浮画成线段的话，这些线段可能都不是直的，而是弯曲的，也就是说，趋势是在不断变化中的。所以，现在需要做的，不是以直线的趋势为前提来推断未来，而是要分析未来的变数是什么以及这些变数会如何影响未来的趋势和走向。
让我们先从两个研究说起。
一个是桥水基金的研究。上面的这二张图，就是桥水基金编制的，其中的第二张图表明，1950年代以后，中美数据有明显的负相关关系。按照这个趋势，未来可能是中国崛起，美国衰落。
简而言之，按照桥水基金创始人达里奥（Ray Dalio）的预测，中国经济未来会超过美国，取代美国领导全球经济。但在一次采访中，有人问他，什么情况下，这一预测可能会失效，中国的增长趋势可能会发生改变，或者说这当中的变数是什么？他列举了下面的因素：中美冲突、气候问题、流行疾病、政治问题。
第二个研究，是美国企业研究所提出的一个报告，报告的作者叫史剑道（Derek Scissors）。在这篇题为《中国经济“奇迹”的来龙去脉》的报告中，史剑道对日本、韩国和中国在改革时期的经济成就进行比较，并依据个人收入增长，农业生产率，劳动生产率，教育水平，投资回报率，研发投入占比等因素，分析其未来的可能性。
他的研究结论是，在大多数指标上中国的发展水平同期不如韩国，跟日本比较接近。从而得到一个结论，就是中国实际上的经济“奇迹”，并不够奇迹，没有超越一般的战后重建，经济改革的实践。而日本和韩国现在都进入了相对停滞的时期，中国也即将进入这样的停滞时期。
这两个研究给人们的启示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可能并非取决于某一具体场合博弈的胜负，而是取决于谁能够有能力使未来的趋势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延伸。说得具体一点，对于美国来说，就是如何使得目前的趋势能够得到逆转；对于中国来说，则是如何保持目前这种对自己有利的趋势延伸的方向。换句话来说，谁能把自己的事情做得更好，是未来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