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农历2016年的第一天开始，我就感受到了中国社会氛围的日益“荒诞”，辞旧迎新的春晚可以视为这种趋势的鲜活标志，它以红通通的“主旋律”将中华大地上的亿万民众带入到了一个新时代。随后不久，任志强时间爆发：任先生仅仅因为说了几句“不看齐”的话，就遭受了“铺天盖地”的文字围攻，大有“不向党和人民承认错误，即刻斩立决”的气势，让人感受到了文化大革命的飕飕寒风！然后，山东“过期疫苗”事件爆发，尽管广大的网民口诛笔伐，然而我党和政府“岿然不动”，除了有报道说相关涉事企业和责任人被控制和有高级领导人表示彻底查办之外，未见任何高级主管领导（如卫生部长、药监局长）出来承担失渎职之责；而与此同时，却有不少所谓的专家纷纷出面澄清“失效不等于有毒”等事实。紧接着，《南方都市报》文化副刊部编辑余少镭先生的辞职信（无法跟着你们姓）在网络上风靡，几乎是立刻，关于他的“包养门”事件被爆之于网络，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我以无比沉静而又无奈的心情“消化着”这些热点新闻，不时地提出一些问题：这样的春晚难道不是在玷污中国人的政治智商？然而，《中国社会科学报》竟然能找来了30余位专家学者为这场盛大的政治游戏“涂脂抹粉”！任志强先生所说的道理难道不是常识？但是那些针对他的批判文章无不摆出“痛心疾首”的架势，作者们似乎都是发自肺腑地不能接受任先生的观点！山东疫苗事件难道不是已经突破人伦底线的公共安全事件？结果，各级领导竟然无人主动辞职或者接受公众质询，甚至还有“专业人士”用他们的所谓专业知识打圆场！余少镭先生的遭遇难道不正是“区伯嫖娼”事件的翻版？偌大的党和政府，要用“揭露个人隐私”的方式（不管这些隐私是否属实）来对付一位持不同政见者，这是何等的笑谈！但是事实就是这样“残酷”的发生了，操纵者已经不需要任何掩饰，任何婉转！短短月余，中国竟然呈现出了如此众多的荒诞事，时间是21世纪的10年代，呜呼，哀哉！

面对日益荒诞的时局，我不得不问：当下的中国到底怎么了？难道真的是“事情正在起变化”（毛泽东于1957年5月15日所撰写的重要文章标题）？从目前的时代环境和中国的社会发展阶段来看，“反右运动”再现的各项条件似乎并没有充分具备，“文革”虽然已经获得了草根社会的土壤，但是中国城市化率已经超过50%，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规模已经近1亿，每年都有上百万人出境开展旅游、求学、经商等活动，这都已经与1966年的情势有着太大的差异。既然一位普通的读书人尚且可以认识到这些基本事实，高层领导人自然也应该能够体悟其中的政治密码；凭借他们的正常智商，定然也会懂得“风声鹤唳”、“噤若寒蝉”、“万马齐喑”这些词汇意味着什么。那么，当前这种局面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呢？若果真是有“大人物”刻意打造，估计中国很快将遭受一场“政治罹难”，而且知识分子必将首当其冲，成为它的牺牲品！然而，我不愿意相信事实完全如此，问题应该是另有蹊跷。

为了引出我个人的一些思考，还是首先从中国政治历史的基本现象出发吧。众所周知，自古中华多鹰犬，这是中国传统集权专制政治的自然产物，我们可以将这个传统追溯至战国时期的法家，《商君书》所列各项“驭民术”在成就中国帝王的同时，也将民众投入了万劫不复的地狱。暴秦立国之后，以儒家士大夫为主体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经历了从丧家之犬向看门之犬的过渡（秦晖先生语），除了极少数人只得放弃仁政之理想、归因山林之外，更多的人最终选择了“向现实妥协”，苟且偷生，从而沦为了持现实主义人生态度的“法儒”。可以说，叔孙通时代以降，中国知识人当中的相当一部分已经被没有了“脊梁”，他们深知政治权势的威力无穷，随之就慢慢养成了依附于权力的生存技巧；而鉴于政治权力具有天然的垄断性质，无数的知识人为了更好的攀附权力，只好竞相“比效忠”，“比权术”，甚至还会“比无耻”。这群人特别善于玩弄阿谀奉承、溜须拍马的游戏，主子一旦对他们的这种行为表示认可乃至仅仅是默许，他们的表演就会“自发升级”；在有些政治风向不明的时候，主子的一个眼神都有可能成为他们“神经兴奋”、进一步大显身手的源头。

经过千百年的反复演练，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得以孕育成熟，这种文化可以用一个网络流传的历史故事（未找到原典）来概括。这故事很简单——清末，法国使臣罗杰斯对中国的皇帝说：“你们的太监制度将健康人变成残疾，很不人道。”没等皇帝回话，贴身太监姚勋抢嘴道“这是陛下的恩赐，奴才们心甘情愿；怎可诋毁我大清国律，干涉我大清内政！？”这应该是对成语“皇帝不急太监急”最贴切的解释了。显然，当奴性已经成为很多人的内在精神元素甚至集体无意识之时，它就具备了强大的“可遗传性”，新一代的当权者不必再做多少培训工作，就可以坐享祖宗遗留的这份文化遗产所带来的超级福利。与此同时，奴才们为了争抢主子的恩宠，相互之间的竞争自然日益激烈，特别是为了防止还暂时没有做稳奴才的更底层人与自己争抢位置，还会极力压制他们的“成熟”，并通过迫害他们来平衡自己所遭受的心理摧残，林岗先生将这种国民心态称为“主奴根性”，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社会存在主人和奴才，却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人”，“互害型”社会形态因此而生。

纵观中国政治历史，我们发现，历代统治者都乐于利用国民的“奴性”特质来巩固自己的江山社稷，而那些“有知识的奴才”就成为了他们最方便利用的社会力量。当需要这些人为自己卖命、出力时，统治者就纵容他们横行乡里、叱咤风云，而一旦他们的贪欲激起民愤进而威胁自己的统治地位时，就主动惩治这群奴才，以慰民心；所谓“狡兔死、走狗烹”的政治典故正是这种逻辑的生动写照，尽管这其中充满了无数的悲剧，但是它仍然不断在中国历史上重演，来俊臣、刘瑾、和珅的故事堪称典型代表。受这种根深蒂固的传统政治文化之影响，中国从来都有那么一批人，既搞不了发明创造，做不了真学问，又懒得种地、经商，只能寄生在专制体制之中，绞尽脑汁地设法寻找自己的“主子”并尽力博得他的欢心；尽管他们也可能已经“悟到了”自己未来的命运，但为了眼前的利益，仍然会将丑戏演出到底。由于这批人的顽强生存并经常占据着主流舆论阵地，各种奇谈怪论反而更容易发出“高音”，而且传播速度更快，在这种情况下，整个国民的智商都会显得出奇的低劣。

带着历史的关怀，反观当下的中国，各种荒诞事似乎就变得容易“理解”起来。多年来的“不争论”政治导致很多重大的公共话题被搁置，各种社会疾患积重难返，现存体制已经到了危如累卵的关头，之前那种通过“甩包袱”延缓危机爆发时间的执政方式已经难以为继，因此急需进行具有根本性意义的制度革新，然而既得利益集团坚决对方这种革新，从而导致社会结构变得十分脆弱。面对这种局面，最高层领导为了防止自己成为体制的牺牲品，急需集中政治权力，以挽狂澜，至少要尽量将重大事件的爆发时间往后推迟，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的焦虑与彷徨情绪自然难以避免，而一大批政治投机分子因此发现了契机，纷纷出动，使尽全身解数，以迎合领导的“安全感”需要，不惜玩弄起“沫若手法”，将知识人最后的脸面丢光！我相信，正是这种缘故，中国始有当下的“荒诞”时局！但是，这果真具有多少实际价值吗？显然，这除了虚掩一下危局之外，不可能解决真正的问题；在过去的不到一年时间里，中国政府已经演绎出了“救市—限购—再救市—再限购”的政策怪圈，我看着这些神经错乱般的政策不断出台，最大的感受就是：“乱了，乱了，估计是真没辙了”，这也许就是群魔乱舞时代的必然现象吧，而仅此一个现象应该就足以证明形势之严峻！

曾国藩曾说，社会大乱之前必有三种前兆：1.无论何事，均黑白不分；2.善良的人越来越谦虚客气；无用之人越来越猖狂胡为；3.问题到了严重的程度后，凡事皆被合理化，一切均被默认，不痛不痒，莫名其妙地虚应一番。百余年前的智者警言，如今过时了吗？我相信，但凡有一点智商的人，都晓得答案是什么！想到这些，我仿佛看到天空中站着一只巨兽，他张牙舞爪，恶狠狠地看着大地上的芸芸众生，他的身边簇拥着一群小丑，他们时而嬉皮笑脸，时而端庄严肃，不断向人们发出各种各样的怪叫声响，侧耳听去，A说：天下刀枪皆在我等手中，看尔等刁民能耐我何！B说：你们能活着，就应该感谢我们了，看哪个家伙还敢造次？C说：让你们免费呼吸我们的空气，饮用我们的水源，种植我们的土地，这是我们老大赐予你们的多大恩德啊，你们应该乖乖地服侍我们，不能再有怨言了！我听清楚了，但心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