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兼治四部的通儒和《春秋》家
一九九○年八月三十日，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名誉教授钱穆先生以人寿九十六告别了历史。这可能是本世纪中跨世纪出生、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同代的最后一位学坛高人的去世。
早在二十年代前后，钱先生就以自己所特有的方式和“旁观者”①的身份，参加了影响着本世纪的文化争论，从而开始了读书、教书、著书一体的八十年学术生涯。而自三、四十年代起，钱先生就享有“子学专家”、“考据学家”、“史学界权威学者”的盛名，是当代全凭着戞戞独造的学术业绩而著名的史学家、理学家和教育家，尤以治通史、学术思想文化史与朱子学而名驰中外，并被推尊为国学大师、儒学大师、史学大师与“新时代的新朱熹”。
从学术史的角度看，钱先生的去世，很可能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因为钱先生是一个很典型的贞守儒家义理与中国文化传统的通儒，他学问浩瀚，思想丰富，才气磅礡，气象博大，是通儒之学。综观其一生治学，就进路言，由文而史，由考据而通识，由史通经，由古及今，由旧开新，乃会通古今新旧。若就学之内容言，则是兼治经史子集四部，于儒墨道释皆有深究。又视野广远，极重视学术的时代性，常比勘中外，择采新学，如本编所选《宋明理学总评骘》之借用近代西方心理学、精神分析学来诠释宋明儒的洗心工夫，《灵魂与心》之在与希腊哲学、基督教、欧陆理性主义、英岛经验主义的比较中诠释中国的不朽论。所治四部，按现代人文社会学科的门类划分，则范围广及史学及史学史、哲学及思想史、文化学及文化史、宗教学、经济史、政治学、教育学、历史地理学、社会学、伦理学、文学和比较文学等。本编所选之首编《四部概论》，即是以专论形式集中反映了钱先生兼治四部的学术概貌，而且由其对中国文化之视文学、史学、哲学、宗教为一整体的肯认性揭示，与阐发融会合一的精神上，展示了他从精神上理想上会通四部、会通人生与宇宙、会通人文、历史、教育与政治与宗教的学术思想努力。后学者在某一科或一部做出更大更新的贡献，当然并非不可能。但可以预言，随着现代学科日益精细化的发展，要想再找一个兼通四部的通儒型范，其可能性，恐怕是微乎其微了。
会通四部是钱先生学问的总貌。这在他，是自觉的取向，还自有一套与之相配合的会通论。他综合乾嘉学者戴震、姚鼐的义理、考据、辞章三者不可偏废说与曾国藩所增添的经（国）济（世）一项，认为一切知识贵能会通和合，始成其学问，学问须有体有用，必将此四项会通成一大体，始是有体有用的对大群人生有实用的真学问。而经国济世则是学问的最高境界，此原是汉儒通经致用的精神。故中国学问必推尊五经以为学问本源，以经学会通子、史、集三部。史通于经，史学的基本大道理同样不能离开此四项成分，文学亦然。更吸取孔子一以贯之的精神与顾亭林的会通观念，指认孔子志道知天之学即将物、事、人与己心性之德会通合一融凝成体而达于天，是一更大会通终极会通的不可骤企的境界。对此大会通终极会通，他还有一现代诠释，此即谓中国文化中早就存在的将格天、格物、格心、格史之学四者融凝合一的极大理想。而格天格物格心正是今天所需发展的科学任务，格物之学与格心之学相会通也就是现代科学精神与中国传统道德精神相会通，应是中国学术界此下努力向往的境界。钱先生兼治四部，兼擅义理、考据、辞章，运思持论亦不离现实人生社会与国家民众的关怀。此会通论是贯串钱先生一生学问的总体性的思想方法论和学术实践特征。它散见各处，而由本编《学问的三方面》与〈中国文化与科学〉及因篇幅所限未能选编的《本论语论孔学》（《学》），可窥其大体。
钱先生的兼通四部之学是以心学与史学为两大主干或重点而展开的。此重点性展开，系出自他对中国学术文化的主干之认识。他认为“心学与史学，乃为中国传统学术中两大主干。”（《中国文化与科学》）。这个两干观实是对儒学的概括，此仅由本编《孔子之史学与心学》一文即可透见。他更明言：“心学是做人大宗纲，史学则为做人大原本。此二者一内一外。欲明儒家学术，则必兼此二者。”②
凡通儒之学、真儒学，无不讲心性之学，无不以心性论为主干为重点为取向。钱先生认为人文界建基在心性，而心性之学在中国已臻甚深微妙的境界，自孔孟老庄隋唐佛学台贤禅三宗直到宋明程朱陆王，都以极高的智慧深入透视人类心性之精緻。中国的心性之学实具科学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和中心。这个观点，与唐君毅、张君劢、牟宗三、徐复观四先生联署的《中国文化宣言》所强调的“心性之学，乃中国文化之神髓所在”，可谓词虽稍异而意趣却大同。钱先生还认为儒家本此心性学建立中国的道德精神，道家本此引发中国的艺术精神，而为中国文化结构的两大支柱，中国人生两大精神之所在。③
史学当然也是钱先生毕生献身的学问，而其成就之卓著，以致在当代史学界足以成为与马列派、西化派鼎足而三的“传统派”史学的祭酒。传统史学决不是守旧史学，而是中国文化性格的史学，是孔子司马迁独立于官权系统之外的明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一家之言，故能不断融新开新的会通史学、通儒之学。钱先生的史即此一脉相承的史学。他推崇史公治史的崇高目标，特别推崇孔子始以平民私著新史而成《春秋》，曾专著《孔子与春秋》长论（收入《两汉经学今古文本议》），阐释《春秋》真精神及其历史文化意义，后还特地埋藏入新亚书院农圃道新校舍地基下的铁函中，以与新亚理想共存长在。他的最主要代表作《国史大纲》，更是以孔子著《春秋》的精神，借事明义，即事即理，以精简而寓褒贬的笔法驰写四千年“世运兴衰”与“人物贤奸”，由是建奠了独树一帜的新儒学史学，实是《春秋》传统的新发扬。④
就是在史学以外的著作，同样继承着孔子“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者”的即事明理的《春秋》传统，以历史文化立言，就中国历史文化的阐释中显发自己的学术思想。传统学术文化是钱先生迴向中建“新通史”“新学术”的源头活水。传统学术文化与一家之言，在钱先生的学问中，是一体互动，水乳交融，会通合一的。这也是钱学的总体性特征。
而以历史文化立言的运思持论，用钱先生对孔子学问的总判识来说，叫做“历史传统文化学”（见本编《历史地理与文化》）。钱先生在台北私立中国文化大学博士班讲《中国史学名著》时，曾表示既反对追随美国学界讲社会学不再讲史学，也不赞成学者把眼光心胸专限在史学上，认为史学并不能独立成为史学。他主张心学与史学两途会通。此亦即内圣心性之学与外王治平之学会通。他称之为“通学”⑤。此所谓通学，亦即太史公会通天人古今成一家之言，亦即他所指称的孔子的历史传统文化学。
综言之，钱先生之学，乃兼通四部而以心学与史学为重点为主展开的通学、通儒之学、历史传统文化学。而之所以对外界称他为史学家，他是不中意的⑥，原因盖亦在此。在当代中国，要找《儒林传》人物，是很难的。钱先生是通儒，则是能入《史》《汉》《儒林传》和《宋史•道学传》的人物。若按太史公例，亦可谓是当代新儒家中的《春秋》家。
二、书生自修苦学名家八十年
钱穆先生，字宾四。吴越武肃王钱鏐第三十四世孙。清光绪乙未初九（1895年7月30日）生于江苏无锡县南门延祥乡鸿声里啸傲泾七房桥村，1990年8月30日逝于台北杭州南路寓所。原名思，民元（1912）春，由长兄（名挚，字声一，物理学家钱伟长之父）改今名。以今名行。发表诗文尝偶署穆、钱宾四、梁隐、公沙、与忘、孤云、藏云。别署未学斋主。斋名：未学斋、思亲强学室、补读旧书楼、素书楼。自民元春中学肄业奉兄命执教乡校起，历任小学、中学教师及燕京、北大、清华、北平师大、西南联大、齐鲁、华西、四川、云南、江南、河南、吉隆坡马来亚、台北中国文化大学教授，曾主编《齐鲁学报》，主持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昆明五华学院文史研究所，创办香港新亚书院，任中国文化大学博士班主任、台北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香港大学校外考试委员、台北“中央研究院”院士兼第八至九届院士会议评议员、台北中国史学会理监事、中国哲学会会员等。获香港大学名誉法学博士、美国耶鲁大学名誉人文学博士。教读与学术生涯首尾八十年。
这是钱先生自修苦学，孤寒拔起而卓然名家的八十年。他出生于清贫的诗礼之家，又少孤失学，18岁即为童蒙师。但自幼聪慧好学，稍长即刻苦自励，手不释卷⑦，常深夜倚枕，继烛私诵。少儿求学时代即广泛阅读自先秦至明清的中国古籍，尤爱读韩柳欧王姚曾各家古文与人生教训书。先生一生深厚的学术根底和强烈的民族观念，均基于此，萌于此。执教后，“虽居乡僻，未尝敢一日废学。虽经乱离困厄，未尝敢一日颓其志。”（《宋明理学概述•序》）他一生外绝声华，无偏无党，不看风使舵，不曲学阿世，不趋时迎尚，“富贵白头皆作身外看”，始终保持着中国传统的读书人本色。因此，他的治学，具有独立性、严肃性，从而具有真正的客观性、创造性，此不关他的观点人之能否接受。
这八十年书生生活，当以《国史大纲》为界，分为前后两大时期。此据钱先生自言：“余自《国史大纲》以前所为，乃属历史性论文，仅为古人伸冤，作不平鸣，如是而已。此后造论著书，多属文化性，提倡复兴中国文化，或作中西文化比较”⑧。前大期，又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为执教中小学时期，著《论语要略》《孟子要略》《国学概论》，表现了崇儒主旨。至1930年36岁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展示了独造的学术胆略，震惊北方学界，北上执教，乃转入后期。至1940年离开西南联大的该后期十年间，完成《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三部巨著，学术体系的基础、规模和骨架、基本学术思想及精神方向，至此大体奠定。期间还以他自己的方式参与顾颉刚《古史辨》与《禹贡》古史地理考辨工作。
后大时期，又可分为三期。1940年至1949年为后第一期，学术体系的内容进一步充实，规模有新开展，又感于国难，评衡时事。于文化、理学、哲学、庄学及佛学皆有成。1949年与当代另一新儒家大师唐君毅先生联袂南下，“奔亡”⑨到香港，开始了此下学术大发展，直至去世。其中，居港为后第二期，与唐先生等一批富于理想、献身、担当精神的教授，筚路蓝缕，以知识教育人格教育文化教育三者兼顾会通和合为体的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创办新亚书院。并与另二位新儒家大师徐复观先生办《民主评论》、牟宗三先生在台主持人文友会，及王道所办香港《人生》杂志，联成一体，参与推动港台新儒学运动。其时所著《中国历史精神》和《历代政治得失》，被列为香港投考大学中文系的必读参考书。1965年1月，自写春联：“晚学得新知汇百川而归海，忘年为述古综六艺以尊朱”，表述了晚年决以“尊朱”为一生学术归向的心志。
1967年迁台后，为后三期；虽登耄耋目疾日剧，但老而弥坚，精进不已，迭出佳篇，未尝一日息，亦未尝忘民族文化国家的前途。始撰于香港的《朱子新学案》出版。1977年，新亚书院为感念他创建新亚书院及学术上的卓越贡献，特设“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1989年赴港参加新亚书院四十周年校庆期间，谓：“救世界必中国，救中国必儒家”⑩；1990年9月26日发表遗著《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谓此下世界文化之归趋恐必将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宗主，作为最后的心声。钱先生一生以儒为宗旨为归宿，对中国文化抱坚强信念，于此朗然显现，为他八十年学术生涯，为这个当代通儒的生命，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三、生命与学问统一的三项原则及其两大面向：反“反传统”与阐扬传统
强烈的民族观念和充沛的历史文化意识，是这位当代儒者学问和生命的一以贯之的精神。他幼承庭训，由家学即知民族观念而尤重忠义，对清末所流行的“中国不亡是无天理”的亡国论起了一番反抗之心(11)。一生反复不断的，是不要忘记自己是个中国人，要做一个真正的中国人。在《中国历史精神》中，更明确提出民族不是一自然存在，无历史无文化，也不可能有民族之成立与存在。甚至说：“在我心中，实在是更爱我们四五千年来的旧中国与旧中国人，更胜过我所爱于此七十年来的新中国与新中国人。”(12)晚年尝自我概括一生著述，“主要不外乎三项原则。一是文化传统，二是国民性，三是历史实证。”(13)这是他一以贯之的精神表现，也是他的生命操守。合言之是他学问与生命相统一、情理合一的原则。由此一以贯之的精神与原则，钱先生在他八十年的学术实践中，步步推进，展现了他以儒学为中心的民族文化立场，其学为一“开新”的传统主义和历史主义，一“开新”的历史传统文化学。
智慧源出忧患。之所以钱先生的学问和生命坚持此三原则，乃因为他与甲午战败以来的时代忧患共终始。他常言自己一生即处外患纷乘、国难沉重的困境中。他之稍能读书，莫非因国难之鼓励、受国难之指导。凡演讲著述，无不自对国家民族之一腔热忱中来，皆是从一生在不断的国难之鼓励与指导下困心衡虑而得。(14)而终其所处时代之主潮流，在他的观照中，又是国人对自己历史文化自信心全盘崩溃，知识分子一以西国为准绳，人心陷溺，风俗流失。他为之震惊愤慨，遂感奋而起，坚持民族文化立场，坚持“开新”的传统主义和历史主义。
综观钱先生学术实践，有两大面向。一是反“反传统”与反西化，二是全面阐扬中华传统文化，二者亦是对世风时态抗争之一体两面。要在均欲以唤醒国人的民族文化意识。
自1931年发表《国学概论》，中经《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到《中国思想史》之论“现代思想”、1980年发表《维新与守旧——民国七十年来学术思想之简述》专论，还有散见各著各篇的大量文字，他直撄反传统与西化时锋，批评可谓不遗余力、严厉有加。
在当代中国，是钱先生首先从思想文化上，从观念与心理上，从史学上，并集中、全面与长期坚持整理新文化运动、东西文化论战、科玄论战以及戴季陶论三民主义、疑古史学等最近期学术思想，清理现代全盘性反传统主义和西化思潮，并分析了其所以盛行的种种因缘。他批评“不惜尽废故常”和“一以西国为准绳”的价值选择，是一种文化“变态心理与反常情感”，是“舍吾中华民族自身之意识”，是“人的意义和做人的根本之忘却”，亦即孟子所谓“失其本心”之切例。钱先生论学处事一丝不苟，尝言：“学术是不能乡愿的。”(15)因此，即使对自己至老情谊长怀(16)的老友顾颉刚先生的疑古史学，亦不假辞色，批评以“极端之怀疑论”，完全承袭了胡适“不承认一国家一民族有其固定文化之传统”。《国史大纲》卷首语所指摘的“偏激的虚无主义”、“浅薄狂妄的进化观”、“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都是对反传统主义与西化士风的定性批评。“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的批评，更是对其幽暗意识与潜在心态的深刻揭示。其卷末更独具只眼将此思潮追溯到康有为过激的全变速变论，加以一体分析，指出其病在与自己的历史文化生命无关，可谓一语中的。
抗争世风时态，反“反传统”和反西化的正面，即是以通儒精神，孜孜不倦地全面阐扬中华传统文化。这是他付出毕生心血的最大的学术与文化贡献。钱先生生前常自谓一生爱国家、爱民族，始终对中国文化有信心，而书生报国当以阐扬中国文化为己任。为此，他提倡“将整个生命投进”(17)复兴中国文化复兴儒家思想的学术运动。其实“将整个生命投进去”，乃夫子自道。
对中国文化的全面阐扬，形成了他的中国文化观。大体而言，是融道入儒，荟粹百家，比较中西，提出“中国文化为本”的本位主义和“儒学为中国文化主要骨干”的儒学主干论。提出西方重分别、西方文化是诸流竞汇，中国重会通和合，中国文化是一本相生、一脉分张，这是他基本的中西学术文化比较观。在会通比较中，厘定中国的学术系统，指陈中国学术思想流转变迁大势，推明显发中国学术的独特个性，心性论与中国思想文化穷理尽性、性道合一、天人合一、以仁为本心，中国历史人文化成、一体有统、全史动进、开创守成相承一贯、可大可久的真传统、真精神。
这个全面阐扬，若以著作为纲来叙说，则主要是：自民国七年（1918）出版第一本著作《论语文解》起，撰写了从孔孟到清儒的一系列儒学以及以儒学为主体的思想文化论著，发孔孟思想大体。指陈孔孟儒学为中国文化传统的结晶所在，孔孟学说为中国文化的中心；儒道为中国文化结构的两大支柱两大精神之所在，唯百家互通源于儒，且儒家思想早包藏有道家精神。以千古同然之本体，诠释孔子之言仁、孟子所言之性善之性，以万物一体与变化气质为宋明儒本体论与修养论的共同见解，道德仁义圣人体用为政教之本为宋学精神，以天理本源的人心诠释阳明所言的良知，以驳辨与和会融通为儒学复兴发展之两翼。又指陈朱子阳明所说虽异意趣则一、东门气节与王门良知实本一途，而晚明诸老无不寝馈于宋学，即清汉学亦渊源于宋学，唯道咸以下走入歧路。直到晚年精心结撰巨著《朱子新学案》（1971），以心性一体两分说会通程朱陆王，谓以“心学”作标准来划分程朱陆王不甚恰当，朱子思想的核心观念是心不是理。推扬朱子融合古今诸子百家文史创造新经学建立新理学的贡献与集大成精神，以朱子为孔子以下第一人，称其使其后儒学重获新生机发挥新精神以迄于今。
治史释史是钱先生的强项又认为欲治一民族一国家之文化主要在其历史，中国史学更易见中国学术独特性之所在。而其治其释，始有事于考据，考事与通识合一，而以学术思想为重点，以义理为归宿。自成名作《刘向歆父子年谱》以史入经，考据事实，举证康有为说不通二十八端，尽扫所谓刘歆伪造群经说，破门户，显真是，解决了道咸以降经学今古文争议。经《先秦诸子系年》(1935)体大思精，贯通子史，厘订《竹书纪年》的考史价值，粲然条明先秦二百年学人渊源流变，奠定了现代先秦诸子学的基础。其中老庄研究，后又发展成书《庄老通辨》（1957），力陈老学晚于庄学，老子综汇惠施公孙龙道名两家，融会“道”、“名”两观念而别创新义，为其老庄学的特色。到《中国学术通义》（1975年），会通经史子集，再配合学术与师道、学问与德性诸通论，整体阐明中国学术的独特精神、宗旨、目标、方法、途径和格局。《中国现代学术论衡》(1984)更以现代学科分为宗教、哲学、科学、心理学、史学、考古学、教育学、政治学、文学、艺术、音乐十二门，论中西学术异同，以“体用一源”和“通天人，合内外”而通合皆此心的思想，发挥心性学，阐释中国经史子集皆必归于心而须本乎心的心学精神。
又自《国史大纲》创造编篡通史的纲目新体例，以政治制度、学术思想、社会经济为上层结构、中层干柱、下层基础衔接连贯三基相，通览自虞初至民初的中华全史而觅取其动态，揭示中国历史文化演进真相、自身逻辑与内部自有的“生力”、“本力”与“生机”。此书口碑很好，影响久大。如史学界如今共认的魏晋以下南北经济文化重心转移，即首由此书揭出。到《中国历史精神》（1952年）《中国史学发微》（1989年），明确提出中国历史文化精神即道德精神与士统即道统的士中心论，将原持的中国文化道统治统“二统”说，发展为道统（学统、理想）尊于政统、政统高于血统、三统会通和合融为一体的“三统生命”说，（合士统即道统而为“四统”说）。而其论中国知识分子为中国历史一条有力动脉的《中国知识分子》，为《国史新论》(1953)中极引人入胜的一篇。它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内在紧张的意识形态和性格的首先揭示与历史叙论：既不放弃政治以实现其内圣外王理想，从而具有积极进取性，又对现实政治常消极不妥协而带有一种退婴性，真可谓深刻细，精彩绝伦。
至于谓秦汉以降社会非封建、传统政治非专制政体说，是他北大讲中国政治制度以来所长期力主的。此说可谓独步史坛。而他之所以力主此说，乃是常想从中国社会中国历史上多找出些长处好处，以多发出些正义的声音(18)。他强调举证考试选举制度优点以申前说之用意，“是在政府和社会间打通一条路，”更是为了强调中国将来的出路应是采各国之长，创造适合自己国家实情的理论和政治。(19)而且，在他亦非一味盲目说好。《国史大纲》中即指陈了明以后政治恶化走向专制的趋势。《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同样指陈了传统政治有过于集权趋势等四大流弊。从运作性质的治道层面来看，钱先生对中国传统政治的文官制度与理性运行的揭示，也并非是没有意义的。
配合文化史的角度，则钱先生首先自周公制礼作乐起，一路阐扬下来。在《周公与中国文化》中，通过对周公制礼作乐意义的阐发，指出了中国文化和儒学传统天人合一的人文历史精神，中国政治一统的最后根基在社会不在政府、在伦理不在权力的精神，皆启自周公。而钱先生多次阐说的中国文化史上宋以前周孔并尊宋以后孔孟并尊的演变及其意义，此文亦见其端。由此文及《人生十论》中《物与心》篇、《中国文化丛谈》中《中国人之宇宙信仰及其人生修养》一文，还可发现钱先生的历史观和哲学思想具有演化论的性质。
自《中国文化史导论》（1947年）系统地论述中国文化体相，揭示中国文化在厄运中能生机不息，在东西接触中能融化西方文明而开新充实并融和一气而以儒家思想为中心的生命力，扶发中国文化宽大容众、融和凝聚、可大可久、生生不息的精神。直到旅居港台后，从中国文化的变与常、精粹与渣滓、散播与完整、积累与开新、进退升沉、冲突与调和、长命与短命，以及社会经济设计、科学、法律、海外华人社会等方方面面运思持论。认为中国文化最重要的中心思想最高信仰及最大特质所在，乃是“主要合一之点则在人之心”(20)的性道合一论。此性道合一论，即他在《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1979年）所说的“通天人，合内外”；与“统之有宗，会之有元”，合为历代思想史的内容与外貌，是中国人的思想总纲亦即中国思想史的总纲。
由此全面阐扬，钱先生直接形成一开放、自信、超越、内省的、情理合一的、儒学中心论的中国文化观。其要旨，均为清除上流社会与士风中对中国文化的无知无识，阐发中国历史文化的大体与独特精神及其永恒价值、永久生命，以唤醒国人的民族文化意识与自信心。其所要重新建立的，是中国“以往最高领导全体人生的（儒家）思想大传统”(21)，植根于我全民族数千年文化本源的中国性格的历史文化传统，是中国人的一个大本根。
钱先生对中国文化的阐释与发扬，深醇平实又波澜壮阔，晓畅通达而文思俱佳，令人有具体感、整体感、系统感、亲切感、文学感和可读性。中国文化，在他这里，光辉熠熠，活转了。前美国大学东方研究委员会主席与哥伦比亚大学副校长狄百瑞自称受过钱先生学问的影响，他曾以很大的敬意评说：“钱穆最大的贡献就是维护中国传统的观点以对付外来的影响”(22)。这在钱先生，是当之无愧的。这个始终如一的贡献，已使他具有在当代中国的中国传统文化代表的象征意义。
四、历史主义的新儒学
但是，如果认为，钱先生的学问只是重复传统而无甚新义，那就即非曲解也是误解。任何一称得上大家者，都有其自己的思想。司马迁撰《史记》，将以“明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三句话，钱先生并视为史家著史一种崇高的目标。(23)更要者，他认为真理产生于人生实践中，他面对时代问题，遇事发愤，指切当世而为学。因此，他之有从传统中求新、维新、开新之意趣言辞，《国史大纲》之宣言欲建一新通史，也是必然的。且虽学无依傍，对传统的阐释却均自出手眼，自亦新义涌出。又，钱先生尝自谓数十年孤陋穷饿，而于古今学术略有所窥，其得力最深者莫如宋明儒。且未尝敢忘先儒榘，而私奉以为潜修准绳。(24)但这当从基本义理和精神方向文化方向上去理解。他一生尊孔宗儒，仍期望中国近代儒学有一和会而融通的新开展，“提倡一派新的儒学，来为中国、人生理想找一出路”(25)。
事实上，在阐扬中国文化与比较中西中，他显发天人合一观、儒家心性学和中国史学精神，以宇宙人生和历史文化为整体大生命，以史学为生命的学问，认为我心即天心，史心即天心，提出即心即道、即心即天的心体中心主义的唯道论的哲学观，以及（中国）史学即儒学、史学即心学的儒学史学观，合成心体中心主义的唯道论——历史文化大生命的哲学思想体系，从而建立了他的新儒学和新史学，也可以说是新心学和新史学。
钱先生的新心学和新史学思想，千门万户，散殊多方，又常交融互通，浑然一体，但仍可分解言之。
生命和整体，为钱先生思想体系中的两个首出观念、基本观念、贯串性观念。由是他认为宇宙只是一整体，这个整体是天人合一的层圈大圆体，一整体全生命大生命，是一气一动一化，即一道。此道，即物即灵即天即人即现象即本体，形上之道即寄存于形下之器，“形上形下，和合为一”(26)。天地万物有生无生皆属此道，而直贯形上形下天地万物生命心灵诸层圈融通一切的则是性，其最后核仁则为人之心，唯人心可以反映与承续天心，弥纶宇宙，融彻万物。而仁是心之本体亦宇宙造化之本体。道有人文性也有内在的目的性理想性。盖道之动是一理性的活动，有一恒常的中势。此道之中即性即理即善，“善只是这个动势中有一种恒常的倾向”(27)。认为道即理，理即道，一阴一阳之谓道，亦可谓一阴一阳之谓理，这世界是道理合一的世界，道即人之生命总体所在，天理乃人生之总体。从而综合会通了先秦重道宋儒重理的观念，建立了以道为有机生命总体的“即心即道，即心即天”(28)的整体大生命论的本体论、宇宙论与心性论并涵一境界论。这“即心即道，即心即天”观，实就是要合天人内外为一大本体。对这个哲学体系的论述，主要集中在《中国人之宇宙信仰及其人生修养》、《湖上闲思录》《道与命》篇、《中国思想通俗讲话》、《道理》篇，《人生十论》有关各篇完成于晚年结撰的思想之作《晚学盲言》宇宙天地自然之部《整体与部分》《道与器》等诸篇。
此“即心即道，即心即天”的唯道论，亦内涵一“理气合始是体”(29)的理气论，此直接承朱子理气论。认为“理气合一，乃是心物交融，浑和为体”，“物则依心为主，心则与物为体”(30)，“此五十万年以来的世界，已是一个心物交融，生命与物质交融的世界。”(31)并认为道德心性天人实同一体，“盈天地皆一德性之相通。一己之德性，即为天地之中心，万世之常轨”(32)，转述出德性一元论和德性中心论。
心性哲学也是钱先生认识论、方法论、人生论、文化学与历史学的中心与基础。他从哲学意义上提出主体会通论心本论的知识论、方法论和学问论，认为可知与不可知同在，而致知则只在一心，心知是绝对的、自由的，知识在心便是一合内外。强调识心为中国人第一大通识，探讨宇宙人生真理尤以探讨人心为主要。认为直觉在先，理智的根源是直觉，理智较浅较显，直觉较理智深隐，人生最真切可靠的是当下心觉；主张就经验而思辨。认为因思以求通，会通乃用思之功，知识以会通为体，一切知识贵能会通和合始成学问。而“求通皆须本乎心”(33)，“心重在能会通”(34)。因心有会通功能，故能会通心、物、天、史，能大会通。又提出真理会通论，认为人文真理与自然真理相会通合一始得真理之大全，中国人始奉之为真理。而“一天人合内外，唯以此心为主”(35)。
此心本论，实亦一德本论。他认为自然科学以格物穷理为两大纲，人文科学以明道救世为两大纲，而德性之学乃人文与自然两大学问分野之上的一种综合学问。学问的会通处，即在人之德性上。“德性为本为始，知识为末为终”(36)。认为德性首要，德性是高于优于理智的本体，而“人心并不以理智为体”(37)。一切学问知识皆渊源于德性，“知识从德性来，还以完成其德性。”(38)故知识、学问的主要目的在明道行道，致知首贵知明德。
此心本论与主体会通论的知识论、方法论和学问论，以及钱先生所特别重视的学问知识与德性关系的论述，在他的著作中占有很大的分量，《湖上闲思录》、《人生十论》、《学》、《中国学术通义》、《晚学盲言》，以及《新亚遗铎》、《中国思想史》都有专篇专论。
心一元论的形上学认为“一切宇宙人生都在此心上安顿”(39)。因此，钱先生很自然地提出一“心走向心”(40)、“心体始是一真人真我”(41)为中心观念的人生哲学。他认为心我、精神我、道德我，始是主我、真我，始可得真自由。人当在万我中，在历史文化中认识与完成自我，在人人德性之大同处完成德性与品格，做成一圣我。此始为人生一大理想与一大目标。
钱先生还提出物质人生（小我人生）、集体人生（大群人生）与精神人生（历史人生）的文化三阶层递进说，以及经济、政治、科学、宗教、道德、文学与艺术的文化七要素配搭说，人类文化从源头看分为农耕与游牧商业两大类，以文化为“时空凝合的某一大群的生活之各部门各方面的整一全体”(42)观，作为他的文化学理论构造。而其内核，则是一心体中心主义的文化哲学。此文化哲学提出文化的大生命观和主体观，认为文化是大生命长生命，文化的个性与各民族的诸种形态之有不同存在，“主要在心，亦说在性”(43)。盖文化的一切“都是心的表现，即民族性的表现”(44)。提出文化自救的理念，认为文化自救是各民族的自救之道，根据历史文化与民族精神来打开出路，寻求新生，是民族生命延续的唯一原理。提出一经本体论证的纲领性的“据旧开新”文化原则，认为开新之前，必先守旧。盖“新只是一工夫，旧乃是其本体”。(45)并由此开展出“贵能由传统中求现代化”(46)的思想。提出心性展演的文化原理，认为“人文界一切，皆由人性展演而来。”(47)；“一切人文演进皆由心发源”(48)。此为其文化哲学的中心观念。
钱先生的史学实践，旨在会通群学以创成为新史学。所建立的，乃一心体中心主义或心性中心论的文化生命史观、辩证的演进或称演化史观，与以经国济世、经世明道、培养史心为境界为目标的“史学实即经学即儒学”(49)、“史学即心学”(50)的儒学史学观。他坚持历史、文化与民族为一体的历史大生命观，认为历史与文化体相不可分，是民族、文化、历史三者一体的大生命。认为历史就是我们的生命，研究历史就是研究历史背后的民族精神和文化精神亦即历史精神，认识和把握民族的生命、文化的生命和历史的生命。对历史坚持一整体的辩证动态观，认为历史常在变动中，历史的变与常同时俱存一相两显，以变成动，以动显变。历史即由积变而成，变之所在即历史精神之所在。由此两基本观点，进而展述出一有进有退的历史演进观与有兴有衰的世运兴衰论。
地理是基础，人物是灵魂，人心是动力，是钱先生系统性的历史哲学表述。他认为主持历史命运的是历史人物，一切气运兴衰的背后决定是人。而说到底，在人之内心。一人之德可以变成一时代的气运。人心为历史文化演进背后所常有的抉择取舍指针，人心的长期指向即文化精神。由是提出其历史哲学的中心观念与命题：“人心变，斯历史亦必随而变。”(51)
又从史学的意义、功用和目的上，提出史学有体有用，是人生经验之学、治平之学、圣人之学、生命之学，而以经世明道、经国济世为目的为最高境界。史学不仅鉴古知今，能发挥出一套当前辅衰起病之方，还将为未来精神尽其一部分孕育与向导之责。从儒家心性论中诠析出历史心和文化心的概念，认为全部中国史实亦可称为一部心史。提出“历史乃人心之积累”(52)，故史学亦为求取史识，培养史心，成就大心胸，作一正面的历史人物。至于针对古史层累造成说而提出的古史层累遗失说，所提出的“世运兴衰和人物贤奸”治史八字诀，是他史学的具体贡献。此类贡献可谓不胜枚举。钱先生的史学博大，本编所选，不过见其大要而已。除了通史、专史、专论与历史哲学性的理论著作外，他还配合着一套《中国历史研究法》（1961年），与从《尚书》讲到《文史通义》的《中国史学名著》（1973年），圆满了他的史学成就。
值得注意的是，在《湖上闲思录》的《人文与自然》篇等处中，还提出一哲学性的历史认识论，强调从已往历史文化中觅取真实与光明，从历史中探求人生本源，从历史中求取文化客观真理。认为：“格天之学有赖于格物与格心，而格心之学则有赖于治史。”(53)由是更可见，唯道论、心一元整体论是钱先生新儒学思想的总体概括，心一元论或心体中心主义、心性中心论是的新儒学的根本特质，而历史主义则是他的新儒学的基本特征。故我称之为历史主义的新儒学。
中国文化如长江大河，绵绵不绝，生生不息。此由中国五千年历史所证明，亦已由钱先生的学术所阐明。钱先生将“整个生命投进”中国历史文化大流，亦将与之一体天长地久。
注释：
①上海亚东图书馆1923年12月出版的《科学与人生观》收一篇署名“穆”的《旁观者言》一文，原刊上海《时事新报’学灯》。笔者曾于1987年将复印件经钱先生哲嗣苏州第五中学的钱行先生寄转台北素书楼请呈，经钱先生确认，是他的“旧作”。
②《中国历史研究法》第78页，出版单位年月见本编《钱穆主要著译书目》（下均同此）。
③见《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
④详见拙文〈论《国史大纲》与当代新儒学〉，刊《史林》1992年第4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历史学》1993年第3期。又刊台中《中国文化月刊》1993年第9月号。
⑤《中国史学名著》第336至337页。
⑥何泽恒：《素书楼的回忆》（上），台北《联合报》，1990年10月17日。
⑦可参阅《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及拙文〈夫子故里记遗事权代文寄哀思——悼念钱宾四先生》、刊香港《法言》“钱穆悼念专辑”，1990年10月号。
⑧《纪念张晓峰吾友》，刊台北《传记文学》。
⑨《秦汉史序》。
⑩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新亚生活》月刊“悼念钱宾四先生专辑”（二），1990年11月15日。
(11)《中国文化精神•序》。
(12)唐端正：《中华民族不亡，先生精神不死——敬悼钱师宾四》，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新亚生活》月刊，1990年10月15日。
(13)《丙寅新春看时局》，台北《联合月刊》1986年3月号。
(14)《中国文化精神•序》。
(15)钱胡美琦《〈钱穆〉》〈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所有的贡献〉后记》，台北《联合报》，1990年9月26日。
(16)详见拙文〈钱穆与顾颉刚的《古史辩》〉，《史林》1993年第4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历史学》月刊1994年3月号。
(17)《介绍张君劢先生的讲词》，见《新亚遣铎》第174页。
(18)《历史与文化论丛》432页。
(19)《中国历史精神》（香港本）第30页。
(20)《中华文化十二讲》第14页。
(21)《民族与文化》第19页。
(22)狄百瑞：《中国的自由传统》，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3年5月出版。
(23)《中国学术通义•四部概论》第17页。
(24)《宋明理学概述•序》。
(25)《新亚遗铎•儒学与中国文化传统》第497页。
(26)《晚学盲言》（上）第89页。
(27)《湖上闲思录》第42页。
(28)《学斋》第27页。
(29)《双溪独语》第189页。
(30)《中华文化十二讲•序》。
(31)《人生十论•物与心》第33页。
(32)《晚学盲言》第108页。
(33)(34)(35)《中国现代学术论衡》第227、109、27页。
(36)(38)《晚学盲言》（下）第805、798页。
(37)《双溪独语》第195页。
(39)《灵魂与心》第12页。
(40)《人生十论》第83页。
(41)《中国文化特质》第11页。
(42)《文化学大义》第4页。
(43)《中国文化精神》第6页。
(44)《中国文化丛谈》(2)，第323至324页。
(45)(46)《晚学盲言》第739、722页。
(47)《双溪独语》第27页。
(48)《湖上闲思录》第11页。
(49)(50)《新亚遗铎》第424、425、439页。
(51)《中国史学发微》第132页。
(52)《晚学盲言》（下）第733页。
(53)《世界局势与中国文化》第317页。^
【原文出处】《上海文化》1995年04期第39-4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