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就当前共和国新闻史的状况看，其最大的问题就是“编年史”的思维，即按照时间顺序，依照已有的结论按次排列所谓的大事，无有研究者自身的理解和分析，带来的最大后果，是研究者失去了自己的提问能力。就客观上而言，此种现象与新闻事业同党和国家的关系密切有关，但从主观看，无疑也有“决定论”的科学史观之影响。

【关 键 词】编年史/历史/共和国新闻史

中国新闻史学在整个史学研究中的水准如何，笔者不敢妄加评议，但共和国新闻史在新闻史学中最弱，则是没有疑问的，无需举征太多，翻看一下公认具有代表性的成果——三卷本之《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便知端的。

就如何进一步提高中国新闻史的研究水平，自《新闻大学》2007年发起讨论以来，时贤横枪竖炮：或学风，或史料，或范式转型，或澄清本体，等等等等，直指流弊，多有创见。① 诸如此类，共和国新闻史研究想必也是深得教益，受用不少。然而，除了上述这些意见，依笔者所见，就针对共和国新闻而言，如何打破编年史的思维，恐怕是最最紧要。缺少这一点，即便是最好的学风、范式，怕也是难脱旧臼。

所谓的编年史思路，并不是指共和国新闻史只是编年史的水平，而是说在共和国新闻史研究中体现出来的整个思考、研究及其路子，一般就是严格按照时间次序，依次罗列所谓的大事，然后在每一章开头有个概括，在其最后做点归纳。即便是这些概括和归纳，也都是描述和应证式的，几乎没有自己的看法和思想。

对于编年史，我们传统悠久，赫然有名如《资治通鉴》者即是。写作一部通史，从编年开始也是理所当然，无可厚非。然而，依意大利哲学家和史学家克罗齐之见，编年史不是历史，因为它缺少与思想、生活的联系，只是一种空洞的死的记述。如果这样的东西可以称之为历史，就好比把死人称为一个人。② 按笔者的理解，克罗齐认为编年史充其量是为研究和写作历史提供基础资料，真正的历史，是需要在这个基础上的再认识。所以他说，“历史存在的条件是，构成历史的行为必须震动历史学家的心灵，文献亦是如此。”文献资料以及事件本身不构成历史，“只有对于那些集中思考过或将集中思考它们的人来说，它们才是或将是历史。”③ 若以此比对，我们现有的共和国新闻史著作，基本属于克罗齐所谓的“编年”，故而我们称其为“编年史思路”。

有学者以为，就传统看，中国的编年史（比如《资治通鉴》）与欧洲的还是有不同，“它是经过史家取舍编排的历史叙事，包含了作者对事实意义的理解”。④ 可从“六经皆史”而闻名的我国清代学者章学诚眼里，似乎并无大的区别。他对《资治通鉴》做了这样的评价：“夫《通鉴》为史节之最粗，而纪事本末又为《通鉴》之纲纪奴仆，仆尝以为此不足为史学，而止可为史抄者。”⑤ 所以余英时先生以为，章学诚主张史学中言与事必须合一，其史观与柯林武德接近，因为柯氏认为历史就是人们一系列包含内面和外面的“行动”所构成。⑥ 柯林伍德深受克罗齐的影响，对于以编排资料为能事的东西，他很是不屑，贬之为“剪刀加浆糊”式的史学，与克罗齐如出一辙。⑦ 由此可见，以克罗齐的“编年史”来衡量我们的“编年史”，即便有所差池，谅必也不致南辕北辙。再者说，我们是就事论事，以共和国新闻史的实际面貌而论，传统如何，暂且搁置一边谅也无碍。

“究天人之际，穷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一个史学家追求的梦想和对于自己使命的承诺，同样也是一个衡量史学著作的标准。因此，好的通史总是充满着编写者自身的个性、体验和精神。余英时先生说，如果有人要他推荐一部通史，他看中的就是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因为该书包含了钱先生许多“特殊的心得”，在看问题的深度、广度和见解方面，独具特色。所以余先生说，“真正的史学，必须是以人生为中心的，里面跳动着现实的生命。”⑧

共和国新闻史之所以缺少这样的“生命”，只能以“编年”或者“史　史抄”的方式来合成，自有其客观原因。大致想来有两点：第一，报刊与政治关系的密切，而且共和国的报刊与党和政府基本一体；第二，由于我们的新闻史并不是以自身逻辑展开，⑨ 而是依照整个通行的共和国的历史阶段而排列，而关于这些阶段的性质、长短已有了现成的定论，共和国新闻史自然不能逾越边界。对于这些，大家都能理解。关键的问题是，即便是在现有的框架之内，新闻史是否完全被捆住手脚，只配有用材料来为已有结论做注脚的命运，而没有任何自己的研究空间？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比如关于私营报刊的改造，是共和国新闻史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事件。在现有的新闻史书籍中，对于这个事件无非是从如何扶助，形成私营、公营和公私合营共存的报刊局面，然后由于面临新的条件，私营报刊问题和困难多多，终至从公私合营到公营。除了这条被圈定的干巴巴的线索，看不到任何历史的场景，看不到在这场翻天覆地变革中人的命运，同样也看不到这个改造与当时具体时局的关联。以陈述记录代替事件，以简历代替活生生的人。可是新近见杨奎松教授一大作，写的也是这场改造。他以《大公报》的“投降”与“改造”间的互动，展示了“改”与“被改”之间的一波三折，期间背景的变化和策略手法的变换，以及你来我往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和缠绕，包括当事人的心态和各种盘算。通过这个动态过程的展示，杨教授得出结论，建国后对于私营报刊的政策，应该概括为“改造、控制、利用”比较准确，这与对资产阶级的“团结、教育、改造”，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利用、限制、改造”不同。⑩ 这才是历史，里面不仅浸透着研究者自身的理解和解释，而且“跳动着现实的生命”，因为可以激起我们很多的联想和思考。比较一下我们现有共和国新闻史中的单线直行一目了然，二者最大的差距，就在于入克罗齐说的，在事件中有否蕴含历史学家的“心灵”。再举一个小例子。前年复旦大学的一个本科生写毕业论文，选题是建国初《人民日报》曾经提出过的“大转变”。这个学生通过报纸的分析，发现后来1956年的版面及其内容安排，几乎就是“大转变”时期报纸的翻版，最后她提出，1956年《人民日报》的改版，从时间渊源上应该追溯到“大转变”，而不是现有研究中有如“无源之水”突然发生一般。这些随手捡及的例子无非想说明，共和国新闻史不是注定就只能做成“死”的编年，不仅可以研究的东西很多，而且能够在史中体现出“生命”，问题是我们并没有打算为之努力灌输进一点生气，如果一切都似乎已有定论，似乎只打算按照原有的文件政策照章背书，好比事先已经有了一个共和国报刊变化的既定“蓝图”，唯一的所谓研究，就是找那些记录在案的“大事”顺着时间填进去，这种有计划按步骤“发生”的“历史”，必然只能是属于克罗齐所认定的那种“死”的“编年史”。

当然，个案研究与通史写作有别，后者时空跨度以及涉及内容，远非前者可比。一般而言，通史的构成，常常是在个案研究的基础上。个案、专题史的水平，一定程度上就决定了通史的水平。因此，以个案或者专题史研究来推动并提高通史的质量和水平，不仅在逻辑和路径上是可取的，同时也是历史主义思潮下所取的“分析”在“综合”(11) 之前的基本套路。不少学者苦口婆心呼唤重视个案或者专项史、断代史研究，(12) 其缘由就在于此。吴廷俊教授慨然指斥共和国新闻史述往事而不真，思来者而不深，没有把“这60年”中国新闻媒体艰难曲折的生长实情写出来，也没有把前后巨变的惊心动魄得以反映，本该波澜壮阔的长河，最终是平淡无奇的死水微澜，(13) 针对的也是关于研究者深入不够，学风浮泛。这些意见都很有价值。然而，我们同样要注意到另外一些层面。首先，个案研究尽管与提高整体水平相关，但后者绝非前者的自然呈现，历史并非就是个案的积累，各种个案或者断代史专题史的相加，不可能就等于是整个历史。通史中所需要的认识、思想、理解、心灵，对个案研究同样重要。在这个意义上，撰写通史与研究个案除了对象不同，其他没有根本性区别。换句话说，在通史中不能述往事思来者，只会依样画葫芦做描红或者填空的，在个案研究中同样如此。其次，更为关键的是，个案或者专题史研究者不可能没有总体史的视野，其对于整体必须有一个基本的把握。任何个案都是整体中的个案，专题是总体史中的专题，如果没有这样的视野与认知，个案也就自然蹈入为考证而考证，为资料而资料，为个案而个案的歧路，最终成果想必也只能是了无生气的“编年”式类的东西。丁淦林先生曾经说，研究者要调整治史思想，“即便是研究党报史，也不能没有全国观念、全局观念”，(14) 可谓是中肯之言。就这个意义上说，新闻史研究中很少有人去深入研究个案，与其说是因学风浮躁坐不得冷板凳，倒更有可能是缺少眼力、思想和心灵，除了只能找到点拾遗补缺的材料，并只能以这些现成的材料重复文件政策上已有的结论外，实在没有什么可以震撼他的心灵，发现不了什么新的东西。即便下决心“为伊消得人憔悴”，把冷板凳坐穿，得到的还是一堆死货。克罗齐下面的这个说法值得再三咀嚼：编年史和历史并非是两种不同的历史形式，它们之间既不可互相混淆，也不能互为补充，更不可使其中一个从属于另一个，“而应将它们看作两种不同的精神态度（着重号原有）。历史是活的编年史，编年史是死的历史……”“先有编年史，后有历史，无异于说先有死人，后有活人。”(15) 若真是如此，提高共和国新闻史水平首先需要关注和解决的就是研究者的精神态度——史观，而不是研究路径或者学风。

关于史观，学者之前也已有所论及，算不得什么新鲜意见。比如李彬教授就指出，“以往的新闻史研究过于受制传统的实证主义史观，过于强调实证、考据、数据、材料等僵死名物，而未免忽视历史与史学的鲜活要义。”(16) 在一般意义上，这个结论是可以接受的，因为从实证主义史观对于历史研究的普遍影响看，中国新闻史当然也是不可能逃脱。不过，缩小焦点，专就中国新闻史，尤其是共和国新闻的实际状况看，“实证、考据、数据、材料”，其实做的很是不够，甚至可以说还很不“实证”。除非是站在历史哲学来讨论实证主义，否则仅作为史学研究的基础——实证、考据、数据材料等等，未必就一定与历史的鲜活相对立。从实证主义史观的角度来检讨，共和国新闻史的问题，与其说是受考据、实证之累，还不如说是受与实证主义形影难离相伴而行的科学主义的困扰。

科学主义史学，欧洲由兰克肇其始，其渊源来自考证传统和近代科学思想。(17) 这种科学历史思想有三个基本前提：1、真理的符合论。认为历史学是描绘确实存在过的人和确实发生过的事情；2、假设人的行为反映了行为者的意图，历史学家的任务则是理解这些意图以便重建一篇一贯的历史故事；3、按照一种一维的、历时的时间观念在运作，其中后来的事件是在一个完整一贯的序列之中随着较早的事件相继而来。(18) 这与现代社会科学的基本理念是一致的。比如有学者对于现代主义的社会学就做了类似的概括：1、给定实在论，即认为我们所感知、意识和言说的各种“事物”，都是先于并独立于研究者的主观意识和所使用的符号系统之外；2、本质主义，外在的“客观现实”分为“本质”和“现象”，本质是根本属性并决定着现象，是现象存在的依据。所谓透过现象看本质，即此之谓；3、表现主义，既然实在是给定的纯粹自主的，那么知识的呈现，就是对于实在的表现。在这个意义上，研究及其表述与实在的关系，自然而然是表现与被表现的关系；4、相符真理论，知识是对客观世界的表现与再现，那么，一项成果是否被人接受的唯一标准，就是与其所试图再现的给定实在是否相符，相符的就是真理，否则就是谬误。(19) 可见科学主义是现代社会的产物。顺便提一句，如果新闻史研究者能够读一点后现代，对现代性有一个反思和批判，对于提高水平不无益处。

按余英时先生，科学主义史观之所以被20世纪的中国人欣然接受，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与乾嘉学派的传统暗合；第二，20世纪的中国需要科学，恰好适应了中国思想潮流。近代中国倡导的历史与语言打成一片，包括傅斯年主持的史语所，都属于科学主义史学观的产物。(20) 新闻史学如果存有科学主义，毫无疑问同样也是来自中国史学的这个大的背景，并不表示其有何特殊之处。然而，笔者之所以特意强调科学主义对共和国新闻史的影响，原因在于这种科学主义在共和国新闻史中有其非同一般的表现，概而言之，就是“决定论”。

此地所谓的“决定论”，是指在上述的科学主义史学思想作用下，认为历史不仅是自然形成和呈现，并且一切都已经是注定了的。按照先定的逻辑节点，一部分一部分连缀起来，成形的历史即可赫然在目。如果套用社会学中结构与行动这一对概念，共和国新闻史研究者天然以为结构决定了行动。

如果以这样的角度来考察共和国新闻史，其成为“编年史”也是理所当然。共和国的历史不仅是给定的而且已经是被确定了的。基本轮廓，就是史学家们给我们排列的出来的“社会主义改造”、“第一个五年计划”等等一个又一个阶段，新闻史研究者就是按照这个预定的脚本，把新闻业的事件一一填补进去，照着预先的图谱一步一步向着规定的方向、潮流或者趋势行走。新闻业是共和国的一个部分，必然是反映共和国的历程，共和国的脚印则为新闻业确立了路标。有了共和国这个巨大的背景，新闻业的一切都无需再做解释。比如整个中国要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新闻业自然无法置身其外；既然已经被决定是对象，整个改造的胜利也就预示并包含了新闻业改造的成功。那么，新闻史的任务自然就是用实例证明其成功和某些不足，或者掉过来，以成功胜利的前提和基调来规范有关新闻业改造的叙述。我们现有的这些通史类教材，难道不正是这样的吗？

需要注意的是，上述的这种“决定论”，不仅仅只表现在事件性质的价值评判上，也主宰着对历史事件的展开，其中最为突出的具体表现就是“进化论”：无论什么事情，都是先验地决定了是“曲折发展”，柳暗花明又一村。不是从具体的语境和历史背景，来探讨前后事件或者概念使用的诸种原因，而是用后者必然强于前者的抽象逻辑让事件服从结论强自解索，最终自然如列宁说的，连“儿戏”也不如。这两天在阅看去年12月在复旦大学召开的“共和国的媒介，媒介中的共和国”论文，发现一些年轻的博士，也已经蹈入覆辙，尽管从研究方法上似乎比前辈人要时髦，真是令人堪忧。人们常常把这种现象称之为“以论带史”，并试图用“论从史出”的古老教诲加以纠正。其实，如果始终抱着“决定论”的理念出现在研究现场，不是“以论带史”反而不正常。因为没有这种预定的意念，研究者根本无法下手，连个头都开不出来。由此看，把这样的东西称作“以论带史”，实在还是过高了。原由是所有的“论”都是给定的，还不是研究者自己的看法，是鹦鹉学舌。新闻史就是这样被强行纳入既定图式和模式之中，用柯林武德的比喻，是“鸽子笼方式”的历史。“把历史学家所知道的一切事实都放在一起，在它们之中寻找模式，然后把这些模式外推成为一种有关普遍历史的理论。”(21)

自然，我们不是要否定国家与时代背景对报刊业的作用和影响，我们否定的是把报刊与时代和国家的关系，用一个直线的因果逻辑相牵连，甚至是用新闻业这个“果”去导国家或者时代中的“因”。新闻业作为一个局部，不能不依从于整个国家及其大的政治气候，可是这种依从，是你来我往的一种互动，充满着人的思想行为、主体意识和难以预料的因素，充满着新闻业自身的问题和特点。如果都是必然的，都是已经决定的，就必然没有历史，就像没有一个新闻史研究者从娘胎里出来就注定是做这一行研究的一样。高明的史学家是应该揭示这样的互动，展示所发生的种种因素，显示出独特的“这一个”，犹如前面提及的杨奎松教授所做的。所以，在具体研究中，既要把局部置于整体历史阶段之中，从中看出前者是如何以独特的方式对国家、对时代做出自己的回应，又要从社会国家的角度，看它们是如何在报刊业中确立自己的规范和机制。这是一种对话，是古今对话，也是局部与整体的对话。正因为没有这样的对话，在决定与被决定的前提下，既有的定论就成了“权威”，研究者变成对“权威”陈述、定论言听计从没有自己主见定力的“奴仆”。“这些陈述对于他乃是一种神圣的条文，它那价值完全有赖于它们所描述的那个传说的颠扑不破性。因此，他决不能以任何借口窜改它们。他决不能删改它们；他决不能对它有所增添；而最重要的是，他决不能与它们相矛盾。”“对于他来说他的权威所告诉他的就是真理，是全部可以接受的真理，而且全都是真理。”“只要一个历史学家接受一个权威的证词并且把它当作历史的真理，那末它就显然丧失了历史学家称号的荣誉；但是我们却没有别的名字用来称呼他”(22) 无法对话的根本，是新闻史学家除了收纳别人的话就没有自己的话。走笔至此素性再饶舌一下。新闻史研究者好像一直有这样的理解，只要能把史料收集齐全加以排列，“论”就水落石出。如果真是如此，恐怕也是错了。要能够从史中看出乃至得出自己的“论”，前提是研究者自身必须具有理论思维和理论素养，犹如色盲的不知道颜色的丰富，缺乏理论的研究者必然不可能“史中见论”。当然，不同的理论视野，即便是同样的史料，发现的意义——论也是有所不同的，只是这个问题已不是这里可以说清，暂且搁下。总之，以为存在没有史料的历史研究，当然很无知，以为熟读史料自有“论”，同样很无知。在这个意义上，新闻史研究者读一点理论，怕也是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否则，永远没有自己的话。

历史是有选择的，能够入史的当属有意义并且相干的人和事，“所谓有意义而相干的人事，虽因客观环境而有异同，但史家秉笔必不肯以不相干或毫无意义之事入史。”(23) 如果这样的说法是正确的，那么，史家自己的评判、分析和看法是至为重要的。无论是文献资料还是原有记录，都必须是进行批判性解读，看出其相干和意义，这样的材料才会是研究者自己的材料，才能判断其意义和相关性。用克罗齐的表述，才算得上是“历史的记述”。(24)“决定论”最为严重的后遗症，就是使研究者丧失了这样的能力。

这种能力丧失的主要表征，乃在于共和国新闻史的研究提不出自己的问题。培根曾经说过一句话，自然科学家必须要“质问大自然”。按照柯林伍德的说法，这也是历史学方法的真确理论。(25) 编年史的亦即剪刀加浆糊的历史学家，所采取的不是培根而是前-培根的哲学立场，因为他们不是自己去质问，而是毕恭毕敬地从“权威”寻找自己要做的东西，“期待听取他们选定要告诉他的东西，而且让他们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并在他们自己的时间里把它告诉他。”且不见，在共和国新闻史的研究中，研究者采取的都是“顺着说”，而且在这种“顺着说”字里行间，很少有看到研究者的思考痕迹，更别提什么质疑，这正是“决定论”的必然逻辑和结果。不妨反问一下，在共和国新闻史的研究中我们究竟提出并解决了多少问题？所以，把“编年史”称之为科学史学都未免有些过誉，因为科学史学还属于培根时代，具备培根式的精神，“为自己决定了他想从其中发现什么。”(26) 笼子里长大的鸟不会飞，圈养的老虎到了野外不会捕食，“决定论”熏陶下的共和国新闻史研究者因被决定而发不出自己的声音。

学问，就是学会问问题，问题是判断资料价值以及干系如何的依据，问题也是每一步论证展开的内在逻辑，没有自己问题而按图索骥的历史，必然就不存在生命。了解传播学的几乎都知道英尼斯，英尼斯之所以去探寻传播与文化的历史，动力就来自他所面临的问题。据玛丽．葳庞德，加拿大不是一个出于民族主义理由而创立的国家实体，其联邦体系十分松散，是一个“不易确认、不易管理也不易想象的国家”，于是永不停息地寻找自身特征，成为其一条“文化主线”。“加拿大的政治家、学者、诗人甚至包括企业家们持续不断地、有时几近绝望地寻找加拿大人共同的纽带”，从而共同建构了这样的一种思想或者说是神话：“加拿大是一个建立于、并且仍将依赖于传播媒介和传播技术的国家。”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强盛，此种传播与民族想象的构建，又与如何抵制美国影响的民族主义结合一起。由此，一种“加拿大式的技术偏爱主义”，即相信传播技术的神奇力量可以创造和保卫这个国家，就这样居于其整个政治和文化思想的中心。(27) 所以，救赎新闻史研究的关键是研究者能否突破“决定论”的束缚，是能否自主地发现并提出自己的问题。扩大视野，吸收新史学的营养，探求一种“新新闻史”，(28) 是一个很有好的建议，而且的确也深有必要。这里想对李彬教授的说法做一点补充。路径重要但不能决定一切。不同研究取向的背后，以问题为中心是共同的一贯的。如若没有问题，招牌虽换，精神定是依旧，变成徒饰门面。以精致的方法来做空洞的文章，以漂亮的叙述勾连毫无新意的内容，在我们现有的研究中已不是少见。

潘忠党博士在“传播·文化·社会”译丛的“总序”中说，没有提出问题的“学”是空泛的，它是既无“学”也无“问”，而且是因无“问”而无“学”。共和国新闻史不能不对之加以认真思考，如果不只是想躺在前辈庇荫中梦想荣光。至少在写每一文章时都能问一下为什么做这一研究，询问其意味着什么，意义究竟何在。倘真能如此，借用柯林武德的说法，就是走出了剪刀加浆糊——编年史的世界而步入了另一个世界。(29)

注 释：

① 有关这些讨论，已被辑入在《新闻春秋》第八辑（解放军出版社，2008年）。

② 克罗齐《历史和编年史》，载汤因比等著，张文杰编《历史的话语：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98－410页，引见第402－406页。

③ 同上，第399、400页。

④ 李剑鸣《历史学家的修养和技艺》，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第373页。

⑤ 转引自王尔敏《史学方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33页。

⑥ 余英时《章实斋与柯林武德的历史思想》，载余英时《史学、史家与时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45－186页，引见第157页。

⑦ 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357－361页。

⑧ 余英时《史学、史家与时代》，载余英时《史学、史家与时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78－94页，第引见90页。

⑨ 如果要对此有进一步的了解，可参：宁树藩《强化本体意识，探索自身规律》（载《宁树藩文集》，汕头大学出版社，2003年），吴文虎《本体迷失和边缘越位——试论中国新闻史研究的误区》；黄旦《报刊的历史与历史的报刊》（载《新闻大学》，2007年春季号）。

⑩ 杨奎松《新中国新闻报刊统制机制的形成经过——以建国前后〈大公报〉的“投降”与“改造”为例》，《“中国近现代报刊的自由理念与实践”第二届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集》，香港城市大学传播研究中心、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系编，2009年，第226－249页。

(11) 余英时《史学、史家与时代》，载余英时《史学、史家与时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78－94页，引见第81－82页。

(12) 参方汉奇、曹立新《多打深井多做个案研究——与方汉奇教授谈新闻史研究》，《新闻大学》2007年秋季号。

(13) 吴延俊《对当代中国新闻史编修的反思》，“传播与中国复旦论坛（2009）”论文，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主办，2009年，上海。

(14) 丁淦林《中国新闻史研究需要创新——从1956年的教学大纲草稿说起》，《新闻大学》2007年春季号。

(15) 克罗齐《历史和编年史》，载汤因比等著，张文杰编《历史的话语：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98－410页，引见第405、406页。

(16) 李彬《“新新闻史”：关于新闻史研究的一点设想》，《新闻大学》，2007年春季号。

(17) 余英时《史学、史家与时代》，载余英时《史学、史家与时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78－94页，参第80页。

(18) 格奥尔格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页。

(19) 谢立中《走向多元的话语分析——后现代思潮的社会学意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10页。

(20) 余英时《史学、史家与时代》，载余英时《史学、史家与时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78－94页，参80页。

(21)(22) 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365－368、328、32、3569页。

(23) 汪荣祖《史学九章》，三联书店，2006年，第240页。

(24) 克罗齐《历史和编年史》，载汤因比等著，张文杰编《历史的话语：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98－410页，引见第401页。

(25)(26)(29) 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372、372－373、360页。

(27) 玛丽．葳庞德《传媒的历史与分析——大众媒介在加拿大》，郭镇之译，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第2－4页。

(28) 李彬《“新新闻史”：关于新闻史研究的一点设想》，《新闻大学》，2007年春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