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苏联解体后不久，在世界范围内不断涌现出美式发展的新范式。因而产生了一种极具说服力的对历史的解读，认为马克思的理论显然是狂妄的假说、多余的赘述与谬误的观点。无论马克思学派声称未来如何，他们在瞬间便有可能消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我们委婉地称为“全球化”的秩序，但随后我们便认识到那不过是伪装下的比之以往更加激烈险恶的资本主义罢了。尽管资本主义的面目一再变换，但它同时也竭力让人们相信，它是永恒而自然的秩序，是生活和信仰的体系——声称较好地保留了对意识形态中的琐碎的局限及难题的思考。新自由主义的霸权不仅重写了历史，取消了我们猜想另一种历史叙述的可能性，而且抹杀了我们从认识论的角度看清资本主义出现的偶然性及不确定性的权利。在 20 世纪80 年代，尽管没有任何苏联问题专家预见到苏联即将倾覆，但到了 90 年代，却有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不仅仅是被打败了，而且是刚一出生就夭折了，从一开始就是不可能的。
必须记住的一点是，1979 年撒切尔的当选绝对是一次反常现象，毕竟那时候，如果说全球形势没有左倾的话，至少也还在原地踏步。资本主义陷入了危机，面临着失业、通胀、萧条与行业动荡。1980 年之后，尽管马克思主义到处被围攻，却仍然是一种有形的制度实体，其中不仅包括那些发源于马克思学说的政权国家——它们统治着地球上三分之一的人口，还包括世界各地林林总总的受马克思学说影响的政治运动、机构、出版物、工会和学联。然而，一百多年来上下求索的学说和实践、相伴相随的成功和失败、构架浩瀚的惯性和可能性，似乎都以光速倾塌。
部分原因在于，至 90 年代，美国看上去已经摆脱了一系列令人烦恼不安的物质问题和局限。随着商业圈和制造业贸易顺差迅速转化为生气勃勃的、以贷款为资金来源的“新经济体”，一种新颖的密集持续型而非粗放中断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开始兴起。这种增长不带有通胀及可见的失业，薪水住房明显稳定化，股价的上涨似乎没有封顶，所有这些都让人们幻想这个经济体可以解决一切可能的社会矛盾和紧张局势。虽然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增长就和美国乌托邦式的、去政治化的富足联系在一起，但 90 年代依赖于人们盲目迷恋的技术创新，尤其是通讯和医疗行业，一切因而闪耀着质变的灵光。这种新的秩序，有着社会关联性的内涵、本体论的多样性和新式的政治自由。即便苏联没有解体，其粗放型的发展——“愚蠢的”钢铁和小麦——已经赶不上美国神奇的计算机了，这足以说明社会主义的退步和失败。在柏林墙的一面是光碟和社交网络，而另一面则是遍布尘锈的喷着蒸汽的福特主义工厂。苏联不仅在政治上被认为不合法，在美学上也是失败的。
20 年来，马克思不再被作为思考过程的代名词。当它不再被完全忽视时，它是作为最简易的包装锡箔片和世俗化宗教的一种可笑的( 也是冷酷残忍的) 形式存在于学术界、新闻业与政府知识生产的众多领域的。现在即便将马克思主义限定为仅是对思想史的一种修正，我们也可以高兴地宣布，那段对其无情嘲讽和无视的时期快要结束了。在我们仍习惯性地称作“理论”的领域里，马克思的地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于我们这些在90 年代进出大学的人来说，这个令人难忘的年代现在看来完全符合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层面，它是一个过程，是历史精神的一个已完结的单元。将事物描述成“颇具问题的”是 90 年代的特色: 谴责普遍存在的暴力和一般命题的不可能性; 无休止地追寻不可胜数的极限体验、边界领域和局外人处境。不过，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再否认，在这些密集连贯的理论的劝导下，已经有什么东西变成了现实。马克思极富智慧地汲取了黑格尔的一项伟大的理论方法上的创新，即坚定地探究一个时代中所有死亡和生存的方式。基于这种方法论的观点，我想指出的是，90 年代的精神已经消逝，即便人们仍然必须学习作为这种精神基础的、实际上无可替代的文本和理论。
从当下回顾历史，政治经济学在 90 年代的批评里几乎完全是缺场的。这种趋势源于法国的后尼采主义，90 年代有很大一部分思想都依赖其风格、客体和方法。哈里·麦格道夫和恩斯特·曼德尔所实践的那种马克思的经济学分析，在学科和概念上的运用，对于受 1968 年后的法国思潮影响的人来说是陌生的。对后者而言，前者是过时的、决定论的，并且深受残余的形而上学的非理论的困扰。政治经济学的语言、鲜有程式和自我反省，缺乏怀疑态度，对当下的写作影响有限，更不必说，这种语言倾向于忽视已有的理论而使人们直觉上认为( 误解) 它和体制化的共产主义的陈词滥调有着密切的联系。政治经济学相较于 1968年之后的思想，就像是福特主义的工厂相对于苹果专卖店的设计美学，它是乏味的、被时代淘汰的，而不是轻松的、有前途的、生气勃勃的。从早前对社会科学客观性问题的投入，转移至以大量文学和艺术实践的认识论为基础的后海德格尔主义的范式，进一步将经济学边缘化为一种误入歧途的回声——对想用数学表达真理的已破灭的现代梦的回响。
这种趋势掺杂了这样一种感觉，20 世纪时对大规模基础设施着迷的共产主义革命没有摆脱 19世纪自由主义的政治空间，仍反对( 或保留) 其制度的、国家主义的、家族主义的以及生产主义的准则。从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经济迭代期来看，无论是理性透明的经纪人还是社会化的新人类，都出现了一种同构性。二者似乎都仰仗在不同程度上以自然( 从亚当·斯密的商品自由贸易到马克思的自然化的类存在) 为基础的理性主义、人文主义的主体，正如二者都致力于在生产/消费的标准学科范围内使人类经验被人理解。经济学已经成了学科性的思想范式，其作用不是解放人的身体，而是阴险地训练和驯化身体。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消逝还有另一个原因，这个原因颠覆了我们对权力方式的理解。随着 1968年之后法国哲学的转向，人们告别了对传统的资本/劳动二元性的探索，而是更关注社会关系领域，深入到了受压迫的碎片化的微观宇宙，其特征是以种族、性别、性取向为轴心。尽管这个转变过程回应了当代社会斗争的迫切需要，但它扰乱了马克思的普遍历史主体的标识以及革命事业本身的宏大性和神话性。这些“他者”并不是不请自来的有威胁的客人，之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许多方面都已举步维艰，实际上也应该利用异议和反叛的新能量来使自己恢复活力。然而，由于当时原因复杂，这些新出现的多样的主观思想与马克思命名的普遍主体之间的分野，都令人感到危机重重，只有在后来回顾时才看清了原委。
现在，从语言的运用到凝视的活动，从医患关系到显见的形而上学的暴力，权力和支配欲虽然都于这些细微处透露了出来，但也似是而非地清空了以往被归在经济范畴下予以理解的领域。剥削经验经历了日益全球化的过程，生产过程的削减，快速增长的服务业的低薪不稳定的生活，越来越多的金融化，大规模的投资及空前的个人和公共负债，商品交换和广告业的时空殖民化，所有这一切在 90 年代都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过去的 10年间也只得到理论评论家的认可，还经常被贴上“全球化”或“新自由主义”的标签。这并非阴谋或恶意为之，而是从一种理论范式向另一种理论范式变迁的过程中总会发生的过度代偿。以 90年代的视角看，批评经济统治的言论被当作前朝余孽而回避。萨德侯爵的思想，在福柯、皮埃尔·科罗索夫斯基、让 － 弗朗索瓦·利奥塔这些思想家如日中天之时，一直作为理论的背景而存在。在广义的唯名论的语境下，特殊性、碎片、身份认同开始兴起，与之相伴的是一种抵制私有化的政治观念。
革命，不仅仅是对一种政治类型的描述，还是改变现有状态的唯一出路，现在充当了暴力的典范，暴力在革命中普遍存在。尽管这可能令我们再次折返黑格尔哲学，我们仍不禁回顾并认为这是必要的和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后结构主义式的消逝不仅反映了真实的危机矛盾，而且在许多方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杂交的先决条件，以便更好地武装自己，思考和克服当下的问题。当然，冠以马克思主义的诸种当代理论有“过渡”之嫌，也与批评的过渡期 90 年代失之交臂，就好像在苏联工厂时代幻想自己跨越到了未来。
二
正如马克思主义分析的黯然失色与不再将经济作为思考范畴相一致，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复苏也伴随着对经济形式的兴趣的重建。这并非 2008年时的偶发现象，在当时经济疲软的态势下，就连《经济学人》都对无处不在的经济下行和旷日持久的危机进行调侃。当然，金融危机及占领华尔街运动让大众的关注点又聚焦到现实的经济，很大程度上在近四分之一个世纪里，这方面都没有得到重视。不平等、失业、阶级、在解除调控的新自由主义经济中的金融角色，这些内容每天都充斥着媒体的版面，在 20 世纪 90 年代，这根本无法想象。或许我们可以称此为“经济学转向”，它不是学术口味异想天开的转变，而是经济本身猛烈狂暴地闯了进来。
调整经济的文化可见性的关键因素之一是美国在世纪之交发起的一系列战争。虽然战争经常被误解为经济顺利再生产的外在或限定因素，但对于很快被发动起来的数以百万计的反战人士来说，发动战争和幻想“美国新世纪”是无耻地交织在一起的。当然自 20 世纪 40 年代以来，战争与经济的关系决定性地维持了美国的工业需求，并越来越成为罗纳德·里根执政后的经济秩序的关键因素，不过在这个新的非常时刻，权力政治、工厂/企业福利和精英政治相互联结袒护，使得绝大多数列宁主义的范畴，包括帝国主义理论，获得新的理论收益和特征。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就像为“庸俗”马克思主义准备的诙谐的实物教学课，清晰地在远方诉说着自己的自由意愿——人权、妇女和少数人的权利，这些不仅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基础领域，而且使根植于特定阶级利益的国家结构的虚伪再次变得可信和可解释起来。战争揭露了经济并非有如机器的运转模式那样安静地迎接未来，而是作为操纵、利益、强力的原始组织而存在。
这是一个矛盾的转向。一方面，数字化经济声称要通过无冲突的方式实现均衡，远离资源、短缺、民族国家和阶级的沉重，战争使之化为泡影，并将之歪曲为本体论的差异和更新; 另一方面，被战争复活的随意的马克思主义妨碍了我们对于一个经济体如何能在一种阴谋环境中运作的理解，阴谋特指一种基于统治阶级不良居心的政治概念。如果此时用阴险的整体论语言来重新阐释经济本体论的特殊性，那么它们所依附的战争和经济纽带可能轻易地就被自由中立派作为合理资本良好规则的例外情况而拒绝考虑，比如保罗·克鲁格曼这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和《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就是这样。
经济作为一个有用的认识论范畴再次获得重视，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在“通俗层面”都同样紧要，它是我们通常所称的“生态危机”意识的迸发。不管当前政治在应对危机时的反应是多么滞后和无效，也不管我们距离全面评估其重要性还有多么远的路要走，危机意识的存在如今已经不可否认。即使全世界的天气变化都几乎以一种相同的口气来播报，我们现在仍然能敏锐地意识到自己正濒于生态深渊的边缘。这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杂乱无章的定位产生了许多重要的影响。首先，危机显然已经取代了早些时候对表述和语言的作用的( 后结构主义的) 迷恋，将注意力重新转向“客体的紧急情况”。尽管好的辩证学家不知疲倦地提醒我们，无论危机还是自然，甚至是迫在眉睫的自然危机，都不可能妥协于斡旋规则，并且尽管超越语言或话语而回归客体原点的任何概念都是纯粹的幻想，我们仍然见证着概念正广泛地朝着客体的复杂性、内在性和物质层回归。20 世纪90 年代的诡辩怀疑倾向已被例如安东尼奥·奈格里作品中的德勒兹式或斯宾诺莎主义的现实主义所取代，这种现实主义认为语言不是仅作为表述的工具而存在，也不是拉康学说的肉中刺，而是作为一种强烈的共同体的力量，构建起我们与世界及我们彼此之间的联系。紧随认识论的枯竭和僵局而来的，是对明确的物质知识的渴望，一种顷刻间难以和政治实践形式区分开的知识或研究。
随着这种理论开放性参与到适当的全球性的客体中——客体指的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缺少公理的世界里普遍回避的诸多主题，长期以来被看作是马克思主义事业不可或缺的两个内在观念发生了变革。首先，全球性危机彻底结束了一种思维定式，即一提起决定性的经济整体就认为其风格是中央集权的、天生暴力的或以欧洲为中心的。这不仅是因为生态本身要求一个互相联系的结构的概念，也不简单是因为全球化已经终结了超越交换定律的飞地存在的可能性，更多是因为危机的经济根源是如此的众目昭彰。危机似乎导致了对政治普遍性概念的重新接受，这在现在不稳定的全球化经验下的资本主义的生产领域中体现了出来。如是汇合，尽管存在着理论和实践上的障碍，却显然为革命思想指引下的政治活动的再度激化拉开了序幕。譬如对霍布斯丛林法则中的绝大多数英国人( 和“现实主义者”) 而言，生态危机已经让体制的改变成为他们生存下去的必要前提。这样的改变可能预示着日常生活的各种转变，从工作日的结构及感受到日常设施的随时可用，从城市的外观到电影院的可视化内容。革命，通过广告化的宣传已变得易为人理解，不再以阶级恐怖或暴力的面目出现，而只是创新，一种良好、实用的常识思维。
此外，在对马克思的兴趣的重新分布中，所谓“边缘裂变地带”正在减少。早前对体制的自我调节与自治运作的结构主义的投入，开始转移到了一直以来逃避或违背体制的品质、现象和事件上，随之而来的政体从本质上来说有着新的知识品位。可以说是法律领域被犯罪领域取而代之，谬误、疏忽、愤怒、暴力、身体、性以及死亡构成了一个稳定的密切相连的客体星座，它们跟旧唯心主义( 这种唯心主义甚至悖论性地扩张到纳入马克思唯物主义的地步! ) 的准则保持着同样远的距离。这当然是一个关键的、在很多方面都极具价值的规划: 就在瞬间，一系列长期被无视、被认为有碍思想尊严的现象，开始被人关注，思考也随之有了全新的维度。
不过，今天来看，这一趋势本身有时似乎遭遇了某种片面性，通常这被错误地归咎于马克思本人: 对资产阶级的恨不能使之失效的憎恶! 而实际上只是对法国的资产阶级文化的憎恶。福柯曾用代码将之描述为“中等快乐”的整个领域，德勒兹和加塔利不厌其烦地对这个概念加以了戏仿嘲弄。对法国资产阶级文化的憎恶在 20 世纪 90年代转变为一种反复循环的模式后，批评也开始变得漠视商业、资产和金钱的所有流通空间与实践。而今，思想不再艰难前行于规范性的边缘，而是埋头于具体结构和细节: 向马克思和经济学的转变是一种别样的转变，指向那些被思想忽略的现象，一种向平凡和平庸的转变，向界限不明而引发关注的对象的转变。我们从世界银行的文献中可以了解到什么? 华尔街人种志会告诉我们什么? 新自由主义国家所采用的确切的治理风格是什么? 广州一家工厂是如何发挥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 关于新通讯技术的社会本体，我们可以学到什么? 资本如何改变城市空间的逻辑? 在亚文化的熏陶下，人们会本能地厌恶某些文本，而这一代人在阅读时似乎表现出更大的包容性。无论他们多么喜欢读萨德侯爵、尼采或乔治·巴塔耶，他们同样会苦读亚当·斯密、约翰·洛克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甚至会半不耐烦半着迷地翻阅《华尔街日报》。
三
然而，如果说有什么直接复苏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兴趣的话，那莫过于新一代人迅速地登上了舞台，对这一代人来说，“共产主义”一词不再仅仅是愚蠢、死亡和失败的代名词，而是政治可能性及意义的新的地平线，这从 20 世纪 90 年代思想的角度看是始料未及的。“共产主义”这个词的特殊性的关键在于: “共产主义者”从未停止召回因真正的有改革能力的政治进程而被糟蹋、被破坏的一切。如今的自由民主主义者所附属的政治凭借自由和进步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引导同盟——其用奴隶制、种族主义、贫困、战争和其他不公正现象筛选出的历史共谋，与之不同，共产主义者选择呈现在文化上饱含古拉格式集中营提喻法的政治符号。从这个意义上说，愚昧、死亡和失败是所有新共产主义的内在化的( 但不是充分的)基本原则，是为产生更好的思想和政治的一种试验性的鞭策。有一些人认为，共产主义来自一个不完善和必然要妥协的空间，落魄正是其力量的秘密所在。正是从这一角度，齐泽克才发出了“失败更好”的训诫。
然而，对大部分人来说，“共产主义”这个词所产生的罪过意识和耻辱氛围，在更加广阔的积极进程中，只是开始一刻的消极，接下来的进程将充满各种积极的新乐趣、概念、团结形式以及想象。新共产主义今天划定的领域与其说是被严肃的有组织的激进分子或教条主义者占据着，不如说是由蒙太奇式的一系列阅读小组、免费学校、艺术网站、涂鸦、抗议所构成。新共产主义者来自世界各地，他们是无政府主义者、列宁主义者、基督教徒、工人主义者、失业者和艺术家。他们的共同点是都对消费主义者的陈词滥调厌恶至极，并坚信工作、债务和不安全感不是生活的全部。如果我们不曾上过大学，或与来自欧洲没落城市的青年和失业者打过交道，或与圣保罗、开罗、上海等地的新一代学生为伍，就不会对这一现象形成印象。无论共产主义者的人数多么微乎其微，无论其组织策略多么不成熟，共产主义仍作为一种实体的分散联结，一种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种富有激情的政治风格，再次浮现在地平线上。
这一转变的谱系，根据对之前出版物的考察，似乎始于 2001 年北美的《帝国杂志》，一路走来，还有其他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本，包括瑞托特的《受折磨的权利》( 2005) ，隐形委员会的《起义将至》( 2007) ，以及最近的阿兰·巴迪欧的《共产主义的预设》( 2010) 。窥察政治序列，新共产主义似乎已经在西部的西雅图和占领华尔街运动之间出现，在长达 10 年的间歇性冲突中，继续从世界各地的政治运动中吸收政治能量和组织智慧。
马克思主义一向鄙视伦理学的学科性隐私和清静无为，新共产主义自身特殊的伦理情感维度往往也因此被掩盖。我们认为，新共产主义的道德准则或规则的体系不是要去强化马克思未具体阐释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一表述。我们所说的伦理并非通常与该表述相关联的个人主义的道德体系，而是同时具备个人和集体主义色彩的情感记录，尽管这较少与马克思主义相联系，但却也总是随之而存在。马克思 19 世纪的错综复杂近于杂乱的科学宝典以及他对假慈悲的改革者和乌托邦主义者的怀疑( 部分继承自黑格尔) ，遮蔽了我们想要简单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的乐趣”的东西。
这是一种主观的充实和辩证的愉悦，同时结合了唯物主义的清楚明晰。后者把对不公正的憎恶与对未来的热爱相结合，把地球上已经发生和将要发生的一切的连通感与对个人的局限和特殊性的痛苦认识相结合。在与充满生气的激进分子的网络建立连接之前，马克思主义仍然保持着独特的理论乐趣，恰如约翰·洛克曾言的“经常的喜悦之情”。没有生命、自然甚至“社会”，只有令人愤怒的资本，在这种语境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乐趣是多么强烈呀: 既隐秘又清晰，既是可以标示的又是无限复杂的，有一种纯粹的推理和修补匠的快乐。这是不寻常的人与事物本质的联系，作为一种仅仅由关系和力量构成的“物质”，这种物质完完全全是历史的、偶然的，当然也是非常不稳定的，不过，却有着令人难忘的解释力和揭露的力量。这种乐趣准确来说，跟一个人在抗议期间面对街道上其他人时所经历的情感特征相同，虽然一次偶遇表面上是孤独的客观的，其他相遇是主观的拥挤的，却不大可能对这种乐趣和与之同时发生的对知识及正义的渴望进行区分。
我们之所以提到这个独特的马克思主义的“( 极度) 快感”，马克思主义研究与实践的自我维持的快乐，是因为我们痛苦地意识到，尽管如上文所述的那样政治马克思主义的命运在转变，我们仍然生活在左派的衰败中。这绝不是一种无法逃避的命运，我们有无数理由怀抱希望，而现在不过是在给那些被另一种不同世界的可能性吸引的人们制造一种悲惨的状况。另一种世界是这样的一个空间，在其中，1%的收获需要付出 99%的努力，而且目前的不公正和破坏性生产会如同其隶属的政治那样尽人皆知。如果今天很难质疑马克思的解释性或分析针对性，那么显然左派在政治领域存在战略问题。
生活在左派的衰败中并不意味着生活在不完美的阴影下或者希望即刻重建。然而令人激怒的是，一直威胁着真正的政治的持久力的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孤单无伴”。例如，巴迪欧的哲学可谓是为了在政治低谷期维持内在的组织强度而定制的理论，是一种清晰的关于希望的哲学，是被围困的细胞的必要精神燃料。自主论者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共产主义并非像马克思有时所设想的那样，是一项需要酝酿 20 年、30 年、50 年的工程，而是一项于当下的间隙中便可开展的事业，我们应该从此时此地就开始创造，而不是等待未来发生某种类似于救世主形式的事件后才开始。虽然有迹象表明变化正在发生，但我们仍然生活在衰败中，生活在没有“进步”和救赎保障的环境中。不过，在这个政治关头，没有什么能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的乐趣构成哪怕是轻微的威胁，正如父权制社会的继续存在不会对女性主义运动的乐趣产生任何影响一样。困难重重是事实，却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严谨分析所产生的良好开端或左派实践共同体所制造的有效生存之道是不真实的、不必要的或多余的。的确，如果有任何希望可以创造一个世界，在其中，人类最终可以与正义和充满活力的地球同伴最大限度地开发自身的潜力，那么，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是一个必要条件。
四
一种思想被称作“马克思主义”意味着什么?是什么准则或规程使这一论断成立? 它是关于内容的问题还是对一揽子经验主义的经济学假说或政治信条的坚持? 有没有一种轴性的马克思主义的假说或立场，一旦消除就会改变话语的性质?或者它是一个临界值的问题，思想状况中的一个特定时刻，达到后，这种思想就不再被认作是马克思主义的? 还是一个事关方法或形式的问题? 此处，我们不妨回顾乔治·卢卡奇的建议，即便所有署名马克思的经验主义学说，如利润率下降、劳动价值论等都被证伪，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也绝不会受到影响。当然，他的意思是辩证唯物主义在任何有建设性的马克思主义原理失败时仍可保持丰富性，而以辩证严谨见长的思想必定能不断克服和超越其本身。最终，我们不得不承认，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鉴定标准的探究是无趣的。我们无疑经历了任何人在沉溺于理论的乐趣时都会产生的对理论进行分类和定义的冲动，渴望创新，渴望在澄清差异的同时又能捍卫其中的逻辑联系。在积极坚持理论与实践的不可分割性的话语语境中，这些区别可能的确包含更多利害关系。但必须承认，我们在这一问题的背景中看到了令人生倦的繁琐的侦查程序，一个盲目地守卫领土的幽灵。
但是若是迫于压力，我们或许会提出以下看法。如果女性主义的命运注定是摆脱父权制施加在思想和实践上的限制，严格保护人类思考自身的能力，那么马克思主义则切合了与资本主义施加在思想和实践上的限制进行平等竞争的需要。也就是说，二者都是正义的艺术与科学，是必不可少的分析工具和有先见之明的政治训诫。资本主义的特定构造具有复杂性，在这种构造中，资本主义的统治至高无上，即使是在其自身必然性受到质疑并且其意识形态不再能确保自身未来时，其逻辑和结构都未曾受到挑战和破坏。在这一时刻不可否认资本主义是强大的，建构了完整的日常领域，而且 99% 的人即便赞同其他现实也不会将之抛弃，资本主义在迅速使地球变得无法居住的同时，甚至没能使他们享受凯恩斯主义的清福。而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特定构造的复杂性有自己的回应方式。
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哲学的重新振兴发挥着基础矢量的作用，不应该仅仅被当作肤浅的哲学兴趣。从根本上围绕某种渴望而组织起来的话语通常是不大可能偏离哲学传统的。正是通过艾蒂安·巴利巴、奈格里、巴迪欧、齐泽克等人的马克思主义，我们在新一代的学生和理论家中看到了他们对哲学史再次产生浓厚的兴趣。从巴利巴最近对洛克所做的全面的重新评估，奈格里对笛卡儿和斯宾诺莎的论述，齐泽克对黑格尔和谢林的论述，巴迪欧对柏拉图的论述，我们不难发现，马克思主义者不只从与自身传统相去甚远的思想家那里，而且从与自身传统相悖的思想家那里提取有用的理论碎片。对有些人来说，这种多元主义无疑是修正主义式的倒退和混乱的最明显症状，使哲学成为一门现今可以完全脱离实践毫无风险地进行演变的衰弱的理论。然而，我们认为哲学中这种朝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并不是哲学对紧急历史现状回应迟缓的又一实例，而是一种存在于哲学学科和规范空间内部的真正的辩证的转变，在某种意义上，是哲学开始从自身传统的局限、枯竭和窘迫中有所成长。
我们把当代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杂糅性看作其力量的一个标志，与其他立场进行抗衡和与其他思想进行交汇的一种渴望。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承诺重塑承载着我们共同未来的思想领域，其中充满了问题与危险，但同时也闪烁着令人心动的美丽的淡红色光芒。（注释略）
（本文译自伊莫瑞·济曼( Imre Szeman) 教授于 2014 年 11 月 18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做的演讲“Marxism Lost and Found”，经作者授权发表。译者贾洁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 作者单位: 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