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二十世纪中国来说，国共关系的分与合，和与战，直接影响和制约着中国历史的走向。其间以1946至1949年间的内战最为剧烈，影响最为深远。亦因如此，数十年来，海内外学界对此次国共内战的内幕怀有持续的研究兴趣。最近数年间，因海峡两岸相关史料大量开放，尤其是《蒋中正日记》的公开，再次激发学界的研究热情，由此产生一批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本文拟以蒋永敬、金冲及两位史家的相关论著为例，对最近数年间海峡两岸有关国共内战的研究动态有所揭示。
历史参与者与历史研究者
笔者在阅读蒋、金两位史家的学术论著时，特别关注到他们的早年经历。蒋永敬1944年尚在安徽学院教育系就读时，响应蒋委员长“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加入青年军第207师受训，日本投降后随207师赴东北接收，1949年5月转赴台湾。[1]金冲及在1947年考入复旦大学史地系，随即投身学生运动，翌年加入中共地下党组织。两位史家年轻时均亲身经历了国共内战，中年时期分别在国、共最高党史机构（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从事国、共党史研究，到晚年又不约而同地撰写国共内战的历史著作。两位史家晚年的学术关怀，显然与各自早年的经历、情结有关。作为史家，其早年的亲身经历，无疑有助于解读文献史料与理解史实。金冲及借用法国哲学家博格森（HenriBergson）的话说，看一百张巴黎凯旋门的照片，不如在凯旋门前站五分钟，自称“亲身感受过当时那种时代氛围和大众心理嬗变。这些在文字记载的历史数据中未必全部详细地记录下来”。既是历史参与者和见证者，又是历史研究者，确实具有某些“先天”的优势。当然，金氏也承认，即使“生活在同一个时代的中国人，对那个时代也会有不尽相同的看法”。同样经历了这一段历史的蒋永敬，虽然没有在书中交代其写作背后的“故事”，想必与其早年经历也有一定的关联吧！只是年龄相差八岁的两位青年学子，在历史转折关头作出了完全不同的政治选择。金氏说：“正是那股时代的潮流，把我这样一个原来在政治上处于中间状态的青年学生一步一步地卷了进去。这至少也是客观历史真实的一部份”（《转折年代》，页531-533，〈后记〉）。揣测蒋氏大概也会说他青年时代投笔从戎的选择同样是“客观历史真实的一部份”吧！
对两位史家的早年经历有所了解之后，再来读两位的著作，对其所作论断会增一层“同情”之理解。应该说，两位史家尽力以求真务实的态度，广泛搜罗国、共以及局外各方之原始文献，条分缕析，精心重构当时的历史情境，表现出极高的史学素养与史家技艺。蒋著对1945年重庆谈判至1949年蒋介石下野约三年多时间里，蒋、毛之间，从和谈至决战的历史过程，进行了清晰的史实梳理，分别以“重庆会谈蒋毛握手”、“先安关内再图关外”、“美马调停三大协议”、“协议无效以战逼和”、“边打边谈谈判决裂”、“只打不谈挫折频仍”、“内外夹攻全面崩溃”七章的篇幅，对国、共两党高层战略互动的历史脉络进行扼要描述。金著先是以长达38万字的篇幅，对1947年间的中国政局演变进行了深度描画，再以20万字的篇幅对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间毛泽东、蒋介石如何应对三大战役，进行了深入解析。两位史家均以抗战胜利后的国共内战为研讨对象，而写作手法稍有不同，详略各有侧重。大体而言，金著略偏重共方；蒋著略偏重国方。金著内容翔实，文笔酣畅，笔端稍带感情；蒋著之表述更显冷静与克制。总体而言，两位史家均能秉持客观公允之立场。
和与战的变奏
抗战结束后，国共两党围绕“和”与“战”，历经多次反复。过去两岸学者多依从党派立场，互指对方缺乏谈和诚意。蒋著则认为，“战后国共虽有和谈，也是边打边谈，双方各不相让，当然谈不拢，只有打而不谈了。最后必求完全打败对方，取得全面胜利为止”（《谈打与决战》，〈绪言〉，页ii）。意指国共双方均缺乏相让妥协之意，势必以全赢全输而告终。从国共和谈过程及结局来看，这一说法客观平允。两个以武力为依托的政党，确实不易通过谈判解决问题，最终势必以武力决胜负。无论国共，和谈不过是一时的权宜之计，和谈的价码建立在各自实力基础上，和谈无法消解和制止武力；即使达成了一时的妥协，只要双方实力出现新的失衡，妥协就难以为继。况且在相互敌对的情况下，很容易误判对方的实力，尤其容易轻忽对方所具有的“无形”实力，还有各种不大明朗的有利和不利因素。蒋介石一向注重正规军与武器装备等“硬”实力，而忽视、低估中共在组织、动员等方面的“软”实力，因而对中共所提出的条件无法接受，而自开价码则较苛严。蒋永敬判断，“就国民党方面而言，无论为胜为败，战是绝对不利，败则固败，胜亦非胜”（《谈打与决战》，〈绪言〉，页ii）。以史家后见之明，固当如此，只是当时蒋介石未必作如此想，因国共兵力与武器装备太过悬殊。蒋介石判断大约在半年内就能将中共解决。[2]而蒋永敬认为蒋介石是“被动”走上战争之路的；蒋所实行的是“以战逼和”策略（《谈打与决战》，〈绪言〉，页ii、iv）。金冲及则认为，蒋介石早就确定要发动全面内战，只是等待适当的时机；蒋介石对形势和国共力量对比作了完全错误的估计，以为用武力消灭共产党完全有把握，且可速战速决（《转折年代》，页31）。对于中共的意向，金冲及则认为毛泽东是作了和、战两手准备的，且把重点放在力争实现两党合作、和平发展的新局面上（《转折年代》，页18）。
对美、苏两国在国共内战中的角色，蒋永敬亦有自己独到之见。陈立夫在晚年回忆时谈到：“国共间问题，宜直接商诸苏联，反易解决。若由美国出任居间，使苏联面子过不去，徒增阻碍”。[3]蒋永敬颇认同陈立夫的这一说法，认为“陈氏之言，不无先见之明”（《谈打与决战》，页51）。确实，美、苏两国均有意在中国建立一个亲近自己的政权。对苏联而言，恐怕不只是“面子”问题，国家利益才是第一位的，至于这个政权由国民党或共产党掌控，并不那么重要。只要对苏联有利，哪怕牺牲中共的利益也在所不惜。斯大林并非意识形态基本教义派，反而是蒋介石亲美远苏的心理牢不可破。蒋永敬还认为，蒋介石本来确定“先安关内，再图关外”之策，不失为一盘好棋；但由于美国之干预，马歇尔来华调停，助蒋先图关外，放弃了先安关内，结果关外既未图成，关内更不能安，一盘好棋被搅成了歹棋；马歇尔让蒋先图关外，名义上是为助国府接收东北主权，实际是为美国势力插足东北，招致苏方采取针锋相对的报复措施，帮助共军控制东北，阻止国军接收；另一方面，马歇尔希望中共脱离苏联而倾向美国，有意拉拢中共，对共采取“怀柔”政策。最终，在美、苏两强的角力下，不仅国共和解未成，反而加剧了国共的冲突（《谈打与决战》，页48、135）。蒋著中诸如此类洞见，令人印象深刻。
蒋、毛的军事战略
对研究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学者来说，国民党为什么失败，共产党为什么胜利，始终是一个萦怀难释而又难以寻解的问题。抗战结束之后的三、四年正是国共生死决战的关键时期，而军事胜败是国共易手的直接因素。故金冲及对蒋介石与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极为重视，用相当大的篇幅予以细致描画，并作了精当的分析。
金冲及认为，全面内战开始后，蒋介石的战略指导方针是：以夺取地方和重要城市、控制交通线为主要目标。其战略依据，一是倚仗国军兵力与武器装备的优势，二是基于对共军弱点的判断。蒋介石认为，现代作战最紧要的莫过于交通，而控制交通就先要控制城市，占领重要城市之后，四面延伸，就可以控制所有的交通线，控制交通线则运用兵力进退自如，进而分割共军的根据地，使共军无法集中兵力，且无立足之地，共军就永远只能流窜（《转折年代》，页93-94）。
从战略常态来看，蒋介石的指导方针自属正当，而且作为政府军，守土有责，若失城、失地，势必动摇民心士气，影响国际观感。史家因国民党失败而指责蒋的战略方针如何错误，无疑是“后见之明”。关键的因素，是作为对手的毛泽东如何应对蒋这一战略。内战初期，蒋介石的战略确实给中共造成了极大冲击。蒋倚仗自己的优势兵力与装备，以猛烈攻势夺取了中共根据地的一批城市，打通了一些交通线，根据地被分割，共军的回旋空间缩小。毛若采取同样的战略，令共军与国军争城掠地，显然无法应对。在交战两个半月之后，毛泽东才在军事指导方针上形成一条新思路：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在战役和战术部署上，每战必集中三至四倍的优势兵力攻敌一部，各个击破，以求必胜（《转折年代》，页91-92；《决战》，页12-13）。
毛的这一战略指导方针的提出，自然是与蒋交手之后反思的结果。毛发现，国军虽有优势兵力，但随着对城市和交通线的占领，势必要以部份兵力改任守备，占地愈多，兵力愈将分散孤立，用于一线作战的机动兵力越来越少，予共军以机动作战逐次击灭的机会。共军不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可以大进大退，可以集中优势兵力长驱直入，采取分进合击、乘虚进袭等战法，可以“以点线换人力火力”，应对国军的“以人力火力换点线”的战略。国军因以守土为目的，导致处处设防，处处薄弱；共军以歼敌为目的，灵活转用，愈战愈强（《转折年代》，页150、232、368）。
辽西（辽沈）、徐蚌（淮海）、平津三大会战（战役），是蒋、毛的最后决战。金冲及通过对三大会战的细密考察，认为蒋介石实在缺乏宏观的战略眼光，不能对战争局势进行全局性的准确分析，只是忙于应付一个一个地区的战况，往往只根据眼前某些变动便作出重大决策，缺乏通盘且长远的战略考虑，更缺少对形势发展存在多种可能性的冷静估计。在具体的作战指挥上又常犹豫不决，摇摆不定。军事上不论大小情势的分析、大小部队的调动，蒋都要亲自过问，却又不能集中精力掌握全盘情况，对战场局势缺乏全面的分析和了解（《转折年代》，页124；《决战》，页18、28、42、52、150）。金冲及认为：国军之败，与蒋介石的战略指导和作战指挥能力有直接关系。
“翻身农民”与“解放战士”
对于国败共胜的原因，两位史家还从其他方面分别做了自己的分析。
蒋永敬认为：“国方军事之挫败，并非纯粹的军事问题，亦非纯因共党势力之强大而挫败之，实由其本身诸多问题以促成之，尤以政治、经济、社会等问题之影响为最着。就政治问题而言，贪污腐化实为其致命之伤害；通货膨胀、经济恐慌、社会不安，以及民心士气之低落等，皆是造成国民党极大之挫折”（《谈打与决战》，页169）。对于“人和”，特别提到“毛泽东、周恩来，皆为统战的能手。统计重庆会谈期间，毛氏自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至十月七日，在重庆会晤的人士，除国民党的要人不计外，会晤的民主人士，有姓名者，约六十人次之多”；中共的“第二战场”与“第一战场”相配合，“其所造成全国性的澎湃汹涌之学潮，对国方之威胁，不下于军事攻势之严重”；“蒋之失人和、失人心，以一九四八年八月金图〔圆〕券发行后之贬值，最为严重”；“街道随便詈总统〔蒋〕夫妇，警察付以同情之笑”；“一般人民闻蒋先生出国〔下野〕，多有放炮竹以志欣庆者”（《谈打与决战》，页234-235）。诸如此类，均有新鲜史料运用。
金冲及在军事之外，亦详细描述了国统区经济恶化、学生运动风起云涌、中间派政治力量的抉择及中共的土地改革等。特别强调1947年巨大转折之“根本的原因”，“在于人心的向背，在于谁能得到中国最大多数民众的支持。人心向背，是最终能左右一切的决定性力量”（《转折年代》，〈前言〉，页6）。
对于土地改革的意义，金氏认为：“农民是最讲究实际的。获得土地，是贫苦农民祖祖辈辈以来的梦想。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进行土地改革这个事实，使他们迅速地看清是谁代表着他们的愿望和根本利益，从而得到他们的全力支持。这是一个足以排山倒海的力量，任何其他力量都难以比拟”；且“人民解放军力量得以迅速壮大，主要靠的是土地改革后积极参军的翻身农民”（《谈打与决战》，页395、397）。
金氏上述看法，也是大陆学界流行的观点。近年来，开始有学者对土改与农民参军的关系提出不同看法。青年学者齐小林在进行实证考察后认为，“农民因阶级觉悟或者出于报恩的思想而参军者为数极少，大多数农民的参军与减租减息、土地改革、阶级划分没有直接的必然的联系”；“对大多数农民而言，参军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对死亡的恐惧、家庭的顾虑、时局的迷茫一直是农民参军的巨大障碍”；“（中共）基层政权的有效运作是参军任务顺利完成的有利保障”。[4]另一位青年学者王友明也认为，并不是农民分到了土地，就积极主动地参军支前；而是通过党的各级组织，以及在减租、减息和土改过程中建立并逐步得到强化的各种组织细密动员下实现的。[5]过去学界强调翻身农民为了对共产党报恩，也为了保卫自己在土改中获得的果实，而积极主动参加中共军队。而新的研究认为，翻身农民参军，主要缘于中共基层政权和党组织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
与此相关的问题是：国共内战时期，中共兵源到底有多少来自“翻身农民”？多少来自国军俘虏（共军将俘虏转化过来的战士称作“解放战士”）？若能对中共兵源做一量化分析，大致能判断土改与中共兵源的直接关联性。1948年10月30日，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写给毛泽东的工作报告中称：1947年3月组成西北野战军，共60,000人。经过20个月战斗，全军伤39,092人，阵亡9,980人，逃亡、失去联络、被俘等10,097人，总计消耗59,169人，伤愈归队者24,000人。上述收支两抵外，所余不过25,000人。然而军队现有人数约80,000人，医院伤兵等约近20,000人，总共现有人数100,000人，其中俘虏兵补入部队者约75,000人。[6]这意味着西北野战军在1947年至1948年间所补充的兵源，几乎全部来自国军的俘虏兵，以至于彭德怀不无得意地说：“当前主要兵源补充是靠胡宗南的兵打败胡宗南”；“尤其是近数年来，蒋区贫苦劳动人民所遭遇的各种迫害异常严重，蒋军士兵是以残暴手段抓来当兵的，军官横蛮压迫，生活艰苦，月饷买不到两盒纸烟……俘虏兵很易接受我军宣传，尤其反国民党抓兵征粮卖国等，只要善于联系事实，很容易引起对国民党的高度仇恨心，这是苏维埃运动时期所看不到的”。[7]
另据华东军区1948年年中的报告：两年合计俘敌45万人。战争第一年，华东军区补充兵员十分之三是“翻身农民”，十分之七是“解放战士”。部队指挥员愿意要“解放战士”，不要“翻身农民”；因为“解放战士”听指挥，有战斗经验。有些部队以“翻身农民”向别的部队换“解放战士”。从第二年开始，中共中央军委下令“对俘虏应采取即俘即补的方针，俘获后有数天训练，开一个翻身会（吐苦水），即可补入部队”，兵员就有了庞大的来源，而且加强了部队的品质。淮海战役时，各纵队在实践中对溶化俘虏积累了一套经验：即俘、即查、即教、即补、即战。俘虏过来后只要个把钟头，即可变为共军的作战成员。全军淮海战役开始时为42万人，战役中伤亡失踪105,097人，但到战役结束后全军增加到46万人。这就是说，在连续两个月的激烈战斗中，补充兵员达14万之多，兵源主要是国民党军的俘虏。[8]
可见国共内战时期，除了第一年有部份“翻身农民”参军外，第二年以后补充的兵员绝大多数来自国军俘虏。对不带伤的俘虏基本上是一个不放，上午俘虏过来，下午就补充到连队参战。尽管共军伤亡很重，但兵员却是越打越多。国军组建一个军，从征兵、训练、配备武器到上战场，至少需要一年时间，而共军则轻而易举地“化敌为我”。1947年6月8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征兵艰难，若不另用宣传技术，则恐无法征兵矣”。[9]虽然如此，蒋介石却不敢使用共军俘虏。据陈诚报告，自1946年1月至1947年2月，俘虏共军74,170人，投诚134,800人（《谈打与决战》，页138）。但蒋介石一再叮嘱“禁止编匪兵”、“禁止就地补收无来历新兵”、“禁补俘虏兵”。[10]
军队的物质基础有三：一、兵员，二、武器，三、粮食。内战中，共军的兵员、武器均大部取之于国军，可以说是用国军的兵员、武器打败国军的。不可否认，土改为中共新政权的建立赢得了民心，但不宜过分夸大土改对中共兵源的重要性。与此相关的另一问题是，内战中数百万“翻身农民”为共军作后勤，仅淮海战役就有543万民夫“支前”；战役第三阶段，参战兵力与后方“支前”民夫的比例为1比9。[11]这也是国军所无而共军独具的巨大优势。在中共革命史的叙述中，民夫“支前”被强调为土改后“翻身农民”自觉与中共结合在一起，为中共革命作奉献。而据最近黄道炫的研究，中共发动民夫“支前”其实遭遇种种困难，并非一呼百应，更多地还是依赖中共基层组织卓有成效、细致入微的组织动员。恰恰是这些方面，体现着中共作为一个独特政党的真正力量所在。[12]
近数年来因为相关资料的大量开放，海峡两岸有关国共内战的研究形成学术焦点，蒋永敬和金冲及正是这一学术潮流的先驱。不难发现，两位史家对国共战略以及胜败因素的解读与分析，所依据的史料与得出的看法大体趋同，歧见虽有，共识更多。这也可以说是最近十余年来两岸史学界良性互动之表征。
注释
[1]《史学的传承》编辑小组编，〈永敬蒋公〉，《史学的传承：蒋永敬教授八秩荣庆论文集》（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2001），页323-324。
[2]肯尼斯?雷（KennethW.Rea）、约翰?布鲁尔（JohnC.Brewer）编，尤存、牛军译，《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1946-1949》（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页46。
[3]陈立夫，《成败之鉴：陈立夫回忆录》（台北：正中书局，1994），页343。
[4]齐小林，《中共士兵、革命政权与华北乡村：1937-1949》（天津：南开大学博士论文，2011），页16、25、49-50、251。
[5]参见王友明，《解放区土地改革研究：以山东莒南县为个案（1941-1948）》（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
[6]彭德怀，〈争取俘虏兵的工作总结〉，收入总政治部联络部编，《西北军区、第一野战军敌军工作史》（北京：总政治部联络部，1996），中国人民解放军联络工作历史资料丛书，页238。
[7]彭德怀，〈争取俘虏兵的工作总结〉，总政治部联络部编，《西北军区、第一野战军敌军工作史》，页238-239。
[8]陈毅，〈一年来自卫战争总结〉，《陈毅军事文选》（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6），页434；南京军区政治部联络部编，《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敌军工作史》（北京：总政治部联络部，1994），中国人民解放军联络工作历史资料丛书，页76、78-79、106-107。
[9]蒋介石，〈蒋中正日记〉，1947年6月8日。
[10]蒋介石，〈蒋中正日记〉，1947年5月18日、6月5日、8月15日。
[11]刘统，《中国的1948年：两种命运的决战》，（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页519-520。
[12]黄道炫，〈三年内战中的民夫—以冀鲁豫区为例〉，收入王奇生主编，《新史学．第七卷，20世纪中国革命的再阐释》（北京：中华书局，2013），页98-114。
蒋永敬，《蒋介石、毛泽东的谈打与决战》，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14。266页。
金冲及，《转折年代—中国的1947年》，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534页。
金冲及，《决战—毛泽东、蒋介石是如何应对三大战役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26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