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为什么总能安度各种危机并维持和固化其统治，这种统治的内在机制是什么，它有没有自身难以摆脱的根本困境，对诸如此类问题的批判反思构成了整个２０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体内容。西方马克思主义正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的独特批判和反思而成为具有重要影响的社会历史理论，并由此而被学界判定为２０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个支脉。虽然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能够及时跟进和反思资本主义新变化，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提出自己的新见解，但他们的理论在整体上留下了科学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缺乏的遗憾。本文拟从横断面、纵向面以及批判类型演进三个方面考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路径及其特点，并从中得出我们在当今时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启示意义。
一、横断面的剖析：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路径的层次跃升
整个２０世纪，资本主义逐步走向垄断的资本主义，它既是充满各种矛盾、危机和困境的资本主义，也是不断修复、发展的资本主义。它在危机中没有被革命力量瓦解，也没有在富有效率的发展中从根本上促进人的自由和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正是整个２０世纪资本主义演进过程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及其对人类造成的灾难，促发了一批批具有人类关怀价值取向的思想家们著书立说，批判资本主义，试图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解释和对现实的分析批判达到对资本主义的干预或超越，由此形成了具有重要影响力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具体而言，促发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并使其一开始就对资本主义作整体剖析的社会历史背景和现实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１９１８—１９２３年期间，中欧和东欧的无产阶级革命经历了从持续爆发到先后失败的过程，这是一个受到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感召而在结局上反差巨大的历史事件，它一方面彰显了当时资本主义危机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主题，但另一方面，尽管资本主义面临着普遍的经济和政治危机，中东欧无产阶级的整体革命却未必能够变成瓦解资本主义的摧枯拉朽的力量。问题在于，这些国家的工人被动员起来，并且也的确是在各国共产党组织下进行的武装暴动，为什么没有能够取得像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一样的胜利呢？为什么资本主义出现了危机，受到了革命的冲击，却依然能保持其上层建筑的稳定呢？对诸如此类问题的反思促发了以卢卡奇、葛兰西等为代表的最早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产生，他们在厘清无产阶级革命指导思想的基础上，把理论剖析的视角转向资本主义的统治机制，从对经济根源的透视上升到思想观念层面的分析，强调突破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文化统治的极端重要性。
第二，１９３３年，希特勒在德国上台，开始了长达１０多年的法西斯主义统治，这种统治一方面是对犹太人的排挤、迫害和屠杀，另一方面，它又是威胁所有社会成员的无处不在的极权主义典型。除了德国的法西斯主义之外，所谓自由、民主的美国也被一些思想家认为是极权主义的一个代表。而不管哪种极权主义，它们都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一是意识形态上的恐怖性；二是个体生存的无价值性；三是文化的普遍规制性和残酷性。在２０世纪３０—４０年代极权主义盛行的德国乃至后来的美国，文化的意识形态性质就表现为它已经成为了极权主义支配社会生活的帮凶，文化全面背离了人的向度，成为了像极权主义一样的扼杀个性、剥夺自由的工具。如何全面审视和评判这种文化，已成为那个时代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
第三，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经过二战后的重建和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的迅速恢复，尤其是在进入６０年代以后，日渐发展为发达的工业社会，发展为富裕的社会。消费开始显现为支配经济生活、日常社会生活乃至精神生活的主导力量，消费不单决定着品味，也决定着人们的职业差别和地位等级。消费越来越成为左右生产、决定价值取向、瓦解社会对立的控制性力量。问题是，消费在结构上与功能上是什么关系？消费是否已经超出了它应有的功能和权限？诸如此类的问题日益凸显出来。
第四，战后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得力于科学技术的全方位应用。科学技术的高效率，不仅体现为劳动生产率的普遍提高、经济水平的整体上升，而且体现在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的消弭、传统产业的自动化和第三产业的比例不断扩张、人们的生产时间缩短而休闲时间增加等方面。科学技术给人类带来舒适、便捷和普遍的幸福感，人的生活方式的变化似乎更加趋向于对人的价值的肯定，但问题在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的作用在现象层面与在本质层面是同一的吗？科学技术在经济领域与它在政治领域是同等中立的吗？科学技术在日常生活的维度上与它在思想观念的维度上是没有分别的吗？如何看待由人支配的科学技术发展引发的社会问题和 “异化”问题，是２０世纪中期日渐凸显的并必须加以分析批判的又一重大问题。
上述几个方面的历史事件和社会变化，构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和演进的现实背景，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展开对资本主义批判的主要历史根据和现实根据。
从横断面看，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批判，大体经历了三个层面的跃迁，这就是从物化分析到对资本主义文化的批判、从消费异化的抽象议论到对消费政治的揭示、从科学技术之经济功能的勘定到对科技政治化的批判等多向度的层次跃升过程，这凸显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共同具有的从经济层面的批判转向上层建筑 （文化意识形态和政治）批判的跃升路径。
（一）从经济层面的物化分析跃迁到对资本主义文化的批判
卢卡奇在分析１９１８—１９２２年中东欧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原因时，把物化和物化意识看作是遮蔽无产阶级的自我意识的重要元凶，指出资产阶级正是通过物化和物化意识有效地扼制了社会政治危机，阻止了一切社会革命的潜在可能性。
所谓物化，卢卡奇用它表示在商品的结构和运行法则对人的情感、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和行为伦理等方面的侵蚀过程中，人成为商品支配的对象，成为商品的客体，最终堕入一种物化的境地。物化现象表明，商品对日常生活的统治实质上是通过对人的统治进行的，这是因为，物化不仅仅是商品侵蚀本身，它事实上已经从经济层面进入观念层面，进到意识形态或政治的层面，并在实质上作为意识形态或政治因素支配和控制着人的思维方式及其行为。在卢卡奇看来，由物化孕生出来的物化意识，是一种典型的具有互解功能的操控意识，它替换或驱散人的多样化的观念世界，瓦解人们的思想反思能力和主体认知能力，使人们自觉自愿地服从于社会合理化原则，屈从于算计理性，屈从于不合理的现实，奉行一种操作主义的行为伦理和顺世主义的价值取向。因而，最终在涉及历史变迁的重要关头，在危机中昭示革命和新生的可能性的关键时刻，人们却依然处在一种未被唤醒的被动状态。物化和物化意识既从经济层面吞没了人的主体性，湮灭了人的变革潜能，又从意识形态或政治上侵蚀了人的精神空间，使人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维护性因素。
如果说卢卡奇对物化和物化意识的分析初步展陈出从经济层面的物化向观念层面跃升的基本轨迹，那么法兰克福学派则通过对文化的批判彰显出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路径从经济层面到文化层面跃升的完整轨迹。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资本主义的文化在现象层面显现为文化产品的技术化、产业化和商品化运作，显现为文化工业化的经济现实，即文化工业的 “每一个产品都是巨大的经济机器的模型，这些经济机器无论是在工作的时候，还是在闲置的时候，都会像作品那样，为大众提供有力的支持”，在运用技术促成文化生产的产业化过程中，文化工业 “凭借自己的力量，把先前笨拙的艺术转换成为消费领域以内的东西，并使其成为一项原则，文化工业抛弃了艺术原来那种粗鲁而又天真的特征，把艺术提升为一种商品类型”， 最终呈现出文化工业的产品到处被使用，甚至在娱乐消遣的状态下也被灵活地消费这一商品化的经济现实。然而，资本主义文化又在实质上被法兰克福学派看作是一种意识形态现象。因此，对文化的意识形态性质及意识形态功能的批判，构成了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们的共同旨趣。法兰克福学派认为，从总体上看，资本主义文化作为无处不在的意识形态，一方面会带来资本主义文化生活的情感的表面愉悦、心灵空间的象征性充实、人际交往的形式意义、思维方式的单一化、价值取向的非个性化等成就；另一方面，它为意识形态所操持，直接彰显其多样化的意识形态功能。具体表现在：第一，它把虚假的需要与真实的需要、幻想的生活与真实的生活相混淆，显现出它所具有的意识形态的欺骗功能；第二，文化通过对个性的压抑和对思想的控制，张扬它所含摄的意识形态的操作功能；第三，文化通过对实然秩序的颂扬和对既定利益格局的维护，展陈它所具有的意识形态的辩护功能。法兰克福学派断定，资本主义文化的意识形态运作，瓦解了个人理智对真假判断的辨别能力，斩断了人的理智行为同他的人类本质的内在关联性，扼制了人的多向度的创造性潜能，最终成功地迫使人们沉溺于个人的观念世界中，人们在强大的文化意识形态机器面前不得不 “把自己封闭在自身之中”， 从而也就不会再萌生任何有害的念头。这种结局无疑是资本主义文化所具有的意识形态的稳定机制的现实成就，然而它却对人的主体化生存是有害的。
（二）从消费异化的抽象议论跃迁到对消费政治的分析
消费，在本来的意义上是人对有用物的使用过程，它与生产、分配、交换相交织，作为经济现象的一个环节与人的生活不可分离。然而，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消费又是一个与人的生活相对立的异化现象。弗洛姆指出：“消费主要是一种人为激发的幻想的满足，一种与我们具体的、实在的自我相离异的幻想行为。” 如同资本主义社会无处不存在异化一样，资本主义消费自始至终和方方面面都是异化的。异化的消费，主要体现为人们对物的不可扼制的占有，却对越来越多的占有物的性质、来源及用途一无所知；一方面，“我们产生了愈来愈多的需要，需要更多的东西，更大的消费”，并且人需要更多的消费也是合理合法的，但是，另一方面， “我们对消费的渴求，已经跟人类真实需要完全失去了联系”， “人感到他的消费欲望永远也得不到满足”； 一方面，人的消费行为趋于变成强制性的目的，消费态度、消费取向趋于服从消费的引导和支配，并且在事实上似乎也显现出没有什么不被消费、没有什么不能被消费的状况，但是，另一方面，尽管 “我消费了这个或那个，而我自己则没有什么变化，留下的只不过是一些对所作事情的记忆而已”。
消费的异化，本质上是生产异化的延伸及深化，是资本主义社会总体异化的一个方面、一个环节，它表明经济层面除生产领域的对抗外，消费领域也是对抗的。从而，“人不仅同他所做的工作、所消耗的东西和欢乐相疏离，而且同那些决定着我们社会，以及生活在其中的每个人的生活的社会力量相离异。”
如果说对消费异化的揭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一种人本主义立场，那么对消费的社会政治控制功能的分析则表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消费问题的剖析已发生了视角的转换。这一路径的典型变化集中体现在鲍德里亚对消费的政治分析及其批判理路中。
鲍德里亚把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来的西方社会看作是消费主导的社会。这一社会以其普遍性区别于先前的以生产为中心的社会。在鲍德里亚看来，如同宗教曾经是普遍性的、人文主义的自由与平等的观念也是普遍性的一样，“今天，普遍性成了人类需要，这种普遍性渗透到了所有文化的和物质的商品之中。它成为了消费的普遍性”， 虽然鲍德里亚强调当今社会是消费主导的社会，消费是普遍性的，但是他强调的消费不是作为经济流通环节的消费，其衍生意义大于它的字面意义，它表达的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衍生含义，一种社会政治的含义。
首先，消费的主体不是具有自我选择能力的理性的普通个体，“消费的主体，是符号的秩序。”在鲍德里亚看来，“消费不仅要在结构的意义上被界定为交换体系和符号体系，同时还要在策略的意义上被界定为一种权力机制。现在，消费问题并不能在需要的概念中得到说明，同样，需要在性质上的转变，或者需要在数量上的增长也都不能阐明消费问题”， 因此尽管消费表面上曾经是一种普适的价值体系，但实际上，消费 “不过是一种制度、一种道德而已。在这一意义上，它在过去和未来都曾经是或者将会是任何社会中权力策略的一个要素”。
其次，消费是对享受的否认。鲍德里亚认为，消费是一个系统，它维持着符号秩序和组织完整，因而作为一种道德 （一种理想价值体系）、一种沟通体系和一种交换结构，消费既与需求满足无关，也与享受无关，在实质上，“消费被规定为排斥享受的，作为社会逻辑，消费建立在否认享受的基础上”， 一方面，在消费社会，“我们处在 ‘消费’控制着整个生活的境地。所有的活动都以相同的组合方式束缚，满足的脉络被提前一小时一小时地勾画了出来”， 但是，另一方面，作为消费之上乘之境的享受的自为性、自主性和终极性的性质却被消费系统过滤和删除。这是因为，在消费社会，人们的消费已经不再是孤立的个人行为，也不再是纯粹私人空间的活动，人们 “进入了一个全面的编码价值生产交换系统中，在那里，所有的消费者都不由自主地互相牵连”，“在此意义上，消费和语言一样，或和原始社会的亲缘体系一样，是一种含义秩序。”因此，消费在本质上是趋向于作为消费者的人与人之间的关联机制或某种含义秩序的建构，而不是孤立的个人享受。
第三，消费是实现社会一体化的政治控制和整合机制。鲍德里亚认为，揭露消费的真相在于它并非在于一种享受功能，而是 “一种生产功能——并且因此，它和物质生产一样并非一种个体功能，而是即时且全面的集体功能”。所谓 “即时且全面的集体功能”，即是说，消费是作为社会控制和整合机制发挥其功效的，它服从于当代资本主义解决自身基本矛盾的政治需要，具有政治性。在鲍德里亚看来，消费主导的当代资本主义的基本问题不再是 “获得最大的利润”与 “生产的理性化”之间的矛盾 （在企业的主层次上），而是 “在潜在的无限生产力 （在技术结构的层次上）与销售产品的必要性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出于解决自身矛盾的需要而进行的多样化的控制，使得消费承担某种政治的责任，作为社会整合机制显现它对社会体系化的符码规控。
综上所述，鲍德里亚强调消费的政治意蕴，实质是要说明政治经济化和经济政治化的交融所产生的张力性的景观，这种景观展陈丰盛的同时也遮蔽普遍的匮乏；在彰显社会进步的同时，却藏匿着它不可摆脱的退步；张扬自由、民主、平等，却使不自由、不民主、不平等结构化。
（三）从科学技术经济效能的分析跃迁到对科技政治的评判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赫伯特?马尔库塞和尤尔根?哈贝马斯是关注并具体诠释科学技术政治化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们也是把社会批判理论从社会日常生活层面、一般文化层面和人文层面转向政治层面，分析政治统治及意识形态统治新变化、揭示及批判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统治机制的更新造成新的压抑及不自由的重要思想家。
在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看来，２０世纪的科学技术既有经济的功效，也有政治的功效。一方面，科学技术本身的发展和应用显示出，它从生产过程的操作领域以及它对整个经济层面逐渐转变成改变人们意识状态和思想观念的无形力量，推动人们对既定的生活方式的认同，对已有社会的认同，对已有的幸福和自由的处境的认同。这是科学技术由生产领域向观念领域、由经济层面向意识层面侵蚀扩张的过程，这种从经济的基础层面到人们的乃至整个社会的观念层面的上升运动，以从 “下”到“上”的方式达到的心理认同，为资本主义发达工业社会利用科学技术进行社会统治，以科学技术的合理性显示和推动其统治的合理性奠定了现实的基础。另一方面，当一种社会的政治及其意识形态具有追求自身的合理性统治的需要的时候，科学技术有可能变成新的统治形式，变成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现象。马尔库塞指出，在发达工业社会中，“技术 ‘中立性’的传统概念不再能够得以维持。技术本身不能独立于对它的使用；这种技术社会是一个统治系统，这个系统在技术的概念和结构中已经起着作用。”这就是说，科学技术的中立性离不开对科学技术的非中立性的运用。一个社会的政治统治的需要和意识形态的社会支配性的需要，决定着科学技术运作的主体偏向性，当科学技术在２０世纪越来越表现出它的阶级偏向性和制度偏向性的时候，当科学技术表达出发达工业社会政治统治的偏向和意识形态的偏好，并直接作为新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统治方式发挥其对全社会的控制和支配的时候，科学技术就变成了一种既不中立，也不纯净的社会力量，变成了高耸于生活世界之上的政治现象，变成了发达工业社会或资本主义国家组织、管理社会活动过程的控制力量，科学技术由对生产的运用和经济的主导，变成了社会的新的统治形式，变成由上到下整合社会的意识形态，不仅 “技术的合理性已经变成政治的合理性”， 而且 “技术本身就是 （对自然和人的）统治，就是方法的、科学的、筹划好了的和正在筹划着的统治”。科学技术的统治作为政治统治，具有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所需要的而传统政治统治不曾具有的巨大效能，这是因为，科学技术不仅有利于 “使一切真正的对立一体化，使一切不同的抉择同化”， 而且，科学技术 “比之旧式的意识形态更加难以抗拒，范围更为广泛，因为它在掩盖实践问题的同时，不仅为既定阶级的局部统治利益作辩解，并且站在另一个阶级一边，压制局部的解放的需求，而且损害人类要求解放的利益本身”。
二、纵向面的解构：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路径的历时跨越
一般认为，１７—１８世纪的思想启蒙运动，为资本主义政治和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精神奠基，一大批启蒙思想家和知识分子日渐被推崇为规划资本主义未来道路的领袖，他们 “倡导宽容，反对偏见；倡导革新，反对陈腐；认为少数派的权利高于多数派的热情，个人的道德自治高于宗教权威关于上帝启示的主张”。启蒙运动最鲜明的政治理论是提出了束缚独裁力量、扩大社会中个人经验的可能性，其激进性在于它对于特权和偏见的普遍攻击。“启蒙运动素来是一场针对一切独裁权力、传统力量、根深蒂固的偏见和掩饰社会苦难的行为的抵抗运动”。其普遍主义的价值观在于倡导并奉行互惠性、公开对话以及保护个人免遭独裁权力的伤害，在促成制度的责任感、法律规定的互惠和进行社会改革试验的承诺等原则的形成中贯彻启蒙运动的政治精神和理性精神，防止帝国主义、种族主义对启蒙运动普遍主义价值观的践踏，防止自由被操控、民主受威胁，从而 “启蒙运动的普遍主义保护而非威胁主体性的发挥。它力图令制度负责任，这是民主的基本原则，并藉此为拓展个人自由创造前提条件”。①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启蒙和启蒙运动一开始就是作为政治现象出现的，是一种与政治紧密关联的政治运动，在资本主义历史上是奠基性的，它的立场和原则在于保障资本主义制度建构在理性、自由和民主的根基上，并且不断地促进这一社会走向健全，在逐步地实现启蒙运动理念的过程中，使启蒙运动构筑的普遍主义蓝图得到实现。
然而，资本主义在从启蒙时代到当代的历史发展过程表明，尽管它经历了不同的阶段，呈现出不同的具体形态，但并没有实际地贯彻启蒙运动的原则。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极权主义性质不仅使资本主义越来越远离启蒙运动的普遍主义价值观、政治精神和理性精神，而且使启蒙运动变成一个反启蒙的过程。对这一现象的关注和深度剖析，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批判资本主义的纵向路径，它表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资本主义自启蒙运动以来的历史的分析批判是以资本主义具有反启蒙、反历史、反自身的性质的结论为前提的。这种对资本主义的历时考察，大体经历了从对启蒙的批判进展到对发达工业社会极权主义的批判、从对启蒙运动目标的质疑进展到对现代性之当代困境的批判、从对资本主义一体化的批判进展到对资本主义自反性的透视这三重结构，它反映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批判路径从历史到现实、从目标到实践、从统一到背反的历史视野，显现为批判的历时跨越。
（一）从质疑启蒙转向对发达工业社会极权主义性质的批判，这是一种从历史到现实的批判路径
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率先作这种批判的思想家，他们从对启蒙的历史考察进而延伸转到对极权制度的批判，由此所形成的这一基本路径，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资本主义作历史和现实批判的一个典型范例。在他们看来，启蒙是人类驾驭生活、走向进步的重要动力，也是人类主体性获得增长的向导和精神保障，“启蒙的根本目标就是要使人们摆脱恐惧，树立自主……启蒙的纲领是要唤醒世界，祛除神话，并用知识代替幻想。” 启蒙伴随于人类的成长，并通过不同的形式协调人与周边世界的关系，引导着人在这种关系中走向自主，走向对各种偶然性和不确定性的驾驭。在这一过程中，人的理性得到了培育、发展和壮大，启蒙最终建构了理性。尤其在近代，启蒙理性成就已经通过各种科学门类的建立和科学对自然的解释及技术征服得到具体化。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启蒙一定推动进步，启蒙未必带来福音，启蒙的背反性在资本主义的历史和现实的实践中已经昭然若揭。在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看来，资本主义的启蒙已经从它的历史背反性走向现实的背反性，主要表现在：
第一，启蒙消解了不平等的同时又使不平等永恒化，即 “启蒙消除了旧的不平等与不公正———即绝对的君主统治，但同时又在普遍的中介中，在所有存在与其他存在的关联中，使这种不平等长驻永存”。第二，启蒙以一种虚幻的文化方式肯定个性和个体的潜能的同时，又在实质上普遍地否定个性，收摄、操控个体于集体统一性之中。正如他们所指出的：“甚至在自由主义时代中，启蒙也始终与社会动力保持一致。受到操控的集体统一性就在于对每个个体的否定，因为个性正是对那种把所有个体统归于单一集体的社会的嘲讽。”第三，启蒙所倡导的自由已经变成了人们实际的不自由，“他们看似自由自在，实际上却是经济和社会机制的产品”； 启蒙所追求的合理性，变成了每个人都必然遭受奴役这一不合理性，以致 “人们只有逆来顺受，才能有所倚靠”。
由上可见，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在对启蒙作出从历史到现实的批判考察中，已经捕捉到启蒙的真实命意，这就是在资本主义发展中，启蒙已经实际地变成了一种背反性的力量，它促成了资本主义对人的控制和广泛的支配，使人的自由蒸发为遥不可及的幻想，使不平等在平等的幻象下变成普遍的现实。
如果说，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开启了启蒙问题上从历史到现实的批判路径，那么，马尔库塞则把这种批判进一步推向战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机制及其各个方面所具有的极权主义性质的全面揭露。在马尔库塞看来，极权主义是战后资本主义统治的新型方式，它较之法西斯极权主义更具隐蔽性，也更具恐怖性。他说：“当代工业社会，由于其组织技术基础的方式，势必成为极权主义。因为 ‘极权主义’不仅是社会的一种恐怖的政治协作，而且也是一种非恐怖的经济技术协作”， 战后发达资本主义不仅趋向极权主义，而且事实上也是作为极权主义进行统治和控制的。
在马尔库塞看来，极权主义已成为无处不在的统治机能，支配和控制着全部社会生活，在生产领域、语言领域、思维领域、在人的价值选择和日常具体实践的方方面面，都隐藏着极权主义的操纵。仅就生产领域的技术装备而言，它之所以变成极权主义，就在于 “它不仅决定着社会需要的职业、技能和态度，而且还决定着个人的需要和愿望。因此，它消除了私人与公众之间、个人需要与社会需要之间的对立。对现存制度来说，技术成了社会控制和社会团结的新的、更有效的、更令人愉快的形式”。 不仅如此，技术的极权主义还阻止了人的自立自决的能力，抑制了人发展自己的主体向度的可能性，使人的不自由处处变得合理化和现实化。
在人际交往的理解层面，人们对事物的看法和判断，作为极权主义操纵和控制人的理解力的结果，既与对象的实际状态和性质无关，也与人的主观思维无关。事实上，极权主义管辖下的理解，是一种模型化的活动或仪式化的活动，模型化和仪式化不仅使 “交流阻止了意义的真正发展”， 而且使交流活动丧失其实际意义。这一点表现在语言上，亦是如此。马尔库塞指出，发达工业社会的语言，是被管理的模式化的语言，是仪式化的极权主义语言，是包含着政治含义的功能化的语言，这种 “魔术似的仪式化语言的新颖之处就在于，人们一方面并不相信或关心人家告诉他的东西，另一方面却仍然在根据它行动”。语言的极权主义化或极权主义在语言上的控制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极权化统治的具体化表现，它使得 “自由的流行方式是奴役，平等的流行方式是强加给人以不平等”， 这一普遍生活处境既得不到理解，也得不到语言的表达，更不可能进行现实的反抗。此外，人们普遍奉行社会倡导的单向度思维，遵从价值取向上的顺从主义等，既是极权主义统治的要求，也是极权主义成功实现社会整体控制的结果。
（二）从对启蒙运动的目标的反思进到对现代性之现实困境的批判，这是从目标到实践的批判路径
资本主义现代性奠基于启蒙运动。我们今天所言及的现代性的核心原则和要素（比如理性精神、市场体系、法律制度、民主构架、自由主义、平等原则、进步主义等），都是启蒙思想家在启蒙运动中普遍倡导的原则，是他们为资本主义未来发展树立的旗帜，也是启蒙思想家同资本主义一道推翻旧势力、弃绝旧传统和建设理性的、自由的、进步的社会发展目标。资本主义现代性实践的过程，无论从历史上还是从现实过程看，都是以启蒙运动树立的原则为圭臬的。因此，启蒙运动是现代性的精神起点，它以普遍原则为现代性定规树标，也以某种政治精神促发了现代性的实践。可以说，没有启蒙运动及其宏大目标，就没有资本主义的现代性。
问题在于，启蒙运动倡导的理性精神、市场体系、法律制度、民主构架、自由主义、平等原则、进步主义等原则，作为开启现代性的目标，它的历史实现和现实实现却是存在重大疑问的，至少启蒙运动规划的目标在现代性实践的物质层面的实现与在精神层面的实现是背道而驰的，在社会制度层面的实现与作为个人生活方式的实现是对抗的。总体而言，启蒙运动的目标与现代性总体实践始终处于一种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之中。这种态势既被卢卡奇所觉察和批判，也为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克思主义者所批判，前者如卢卡奇对市场体系的质疑、对理性工具化的质疑、对物化侵蚀人的主体意识的批判等；后者如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意识形态的批判、对发达工业社会技术控制的批判、对新的压抑的总体性的批判等。除此之外，诸如鲍德里亚、鲍曼等人则直接指出资本主义现代性造就的是非理性的社会，是充满诸多矛盾和困境的社会，现代性背离了启蒙运动的原则，与启蒙运动树立的宏大目标渐行渐远。鲍德里亚指出，资本主义现代性建构起庞大的物的体系，而人并没有由此而成为物的体系的驾驭者，人反而成为客体，成为物的体系支配的对象，成为受物控制的非主体性存在；资本主义的理性操持，导致的是全社会的非理性，正如他所强调的：“全社会在劳动和生产本位主义目的性的影响下，变成了集中营、拘留所、监狱。”
这样，在现代资本主义，启蒙不仅是反启蒙原则的、非理性的，而且还是充满张力的、代价巨大的毁灭性力量。鲍曼把理性与非理性的对抗、可靠性与自由的对立、秩序与反秩序的冲突、公平与效率的不相容看作资本主义现代性永远的张力，资本主义不仅无力解决这些张力，而且还将通过付出巨大的代价维系自身的存在，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现代秩序的建构以大量被秩序所排挤的人的牺牲（成为无用的东西）为代价；第二，现代经济的进步以大量过剩人口的牺牲和环境的破坏为代价；第三，现代性的全球化扩张以第三世界进一步的贫穷和苦难为代价。正是因为有这些张力和代价的存在，资本主义现代性实践的前景是黯淡的，甚至是毁灭性的。
（三）从对资本主义一体化的批判进到对资本主义自反性的批判，这是从统一到背反的批判路径
进入２０世纪以后，资本主义越来越呈现为某种一体化的态势。通过法西斯主义达到的恐怖的极权主义一体化、通过技术统治达到的一体化、通过新的极权主义达到的一体化、通过消费控制达到的一体化，都是整个２０世纪资本主义一体化的主要样式。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上述几种一体化态势的分析批判意在表明，资本主义具有瓦解各种内在对立因素的潜力，同时又能阻击各种外在不利因素的侵蚀，逐渐发展出应对各种危机和灾难的弹性能力，但并不能由此断定资本主义一定是 “一切好的社会中最好的社会”。事实上，尽管资本主义能通过不同方式达到一体化，但是，一体化并不等于普遍的和谐，不等于内在统一的建立，一体化也不意味着资本主义所有问题的消失和内在危机的解除。资本主义一体化只是一种外在的强制而不是实质性的统一；并且这种一体化否定了个体生活的多样性和价值选择的自由，否定了社会大众追求意义实现的可能性，否定了普遍公平对社会再生的重大价值，否定了多元生活方式的创造性意义。因而，资本主义一体化并不能实质性地促进生存意义的普遍实现，它在根本上是与人的价值诉求背道而驰的。
与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一体化的 “伪统一”的批判不同，２０世纪下半叶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越来越注重对资本主义自反性的批判，他们基于后现代主义的批评，立足于生态学的和全球化的负面效果，断定资本主义越来越趋向于走向一种自我瓦解的道路，趋向于演变成风险性社会，资本主义走完了反自然、反人类的历程后不得不走向一种自己反对自己的道路，这一趋势正如当代美国学者马歇尔?伯曼所言，现代资产阶级 “实质上是历史上最具破坏性的统治阶级”， 它一方面使得资本主义社会总是凸现为 “永不满足的欲望和冲动、不断的革命、无限的发展、一切生活领域中不断的创造和更新”，但另一方面，又总是使资本主义趋于 “虚无主义、永不满足的破坏、生活的碎裂和吞没、黑暗的中心、恐怖”。伯曼所言及的这种态势早在１９世纪４０年代就为马克思所预见。这种趋势在２０世纪变得更加不可遏制，未来的结局究竟如何，将取决于人们何时从资本主义迷雾中觉醒，以及人类能否对资本主义实现整体性的超越。
三、批判类型的演进：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
从横断面和纵向面考察并揭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路径，是试图从逻辑理路提取和展陈这种批判的大致框架，本文在这样做的时候主要依靠的是逻辑分析方法，这种方法的优点是能帮助我们从不同流派的不同语境和主题各异的文本中梳理出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路径的轮廓或基本结构，使我们有可能越过多样而复杂的文献之帷幕，直观到它的内在 “骨骼”或把捉到其本质上统一的东西。运用逻辑方法分析揭示对象的本质，不得不暂时撇开具有多样性、曲折性、复杂性的历史的东西，但是，为了使逻辑性的本质结构具有充分可靠性，就必须以历史的东西为根据，即逻辑必须忠实于历史。这里所谓历史的东西，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实践发展的历史，即整个２０世纪西方资本主义的演变过程及其不同阶段所呈现出来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生活方式的重要变化 （这个方面已在本文第一部分作了简要交代）；其二是理论发展的历史，即跟随实践发展变化而相应出现的具有不同理论旨趣的各个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他们的思想体系、理论形态及其变化过程。
从历史的视角出发，其实就是要把西方马克思主义之横断面和纵向面的逻辑性批判路径还原到西方马克思主义之缘起、流变和价值倚重的历史过程之中，以便从历史的视角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不同类型，从其坐标的不同说明各个流派批判资本主义所发挥出来的历史作用的区别。
具体说来，从历史的视域考察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坐标的生成动因，必须把握三个因素：其一是２０世纪资本主义不同历史阶段的现实问题，以问题为中心并依据不同问题转换其批判理路，构成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言论的对象性因素；其二是对各种西方思想资源的利用，尤其是西方哲学的方法论成果和原则的再运用，构成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方法论依据；其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价值取向的不同倚重，西方马克思主义不同流派大体上经历了对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等几种类型。不同类型的马克思主义在整个２０世纪西方文坛的呈现，实际上是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批判当代资本主义过程中所采取的不同理论坐标的转型。而不管是哪一种转型，都表明马克思主义始终是以解构资本主义为根本立场和核心价值取向。西方马克思主义正是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立场及价值取向的持守，它才能把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与一般的人文主义、科学主义和生态学的思潮区分开来，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在整个２０世纪的西方文坛以一种批判的轨迹得以发展，并产生重大的学术影响。
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只有在上述三个因素的有机统一中才能得到具体的界定，其批判特色和批判路径才能得到梳理，但是，就它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而言，我们需要就这种关系的历史境遇及其发展趋势作出具体分析，这是我们从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历程中寻求有益启示并吸取教训的基本前提。
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类型，涉及三大流派，这就是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克思主义以及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它们在时间上涵盖２０世纪２０年代至６０年代，历经两次世界大战。社会危机与人类的出路、革命主体及其时代使命、资本主义及法西斯主义带来的人道主义灾难、文化背反性的反思等，构成了人本主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题。这一类型的理论家在运用西方人本主义哲学工具批判资本主义的过程中，注重对马克思的人本主义思想的阐发，在坚持马克思的人本主义立场的同时，强调主体和主体意识在历史变革中的核心作用，主张以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问题，为人类寻求解放的出路。他们普遍突出马克思早期著作的理论意义，张扬这一思想对于超越资本主义的重大价值，认为早期马克思的著作代表着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要到马克思早期思想中发掘其人本主义真谛，以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干预资本主义，把人类从资本主义的苦难中拯救出来。
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第二种类型，涉及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分析学派的马克思主义三大流派，在时间跨度上经历了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至８０年代，西方社会经过５０年代战后的恢复开始走向繁荣，资本主义虽有危机但由于国家干预使其表现出强大的应变能力。在这种历史态势下，如何彰显马克思主义的时代价值、凸显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分析批判的指导意义，成为科学主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共同关心的主题。对于这一类型的理论家来说，从人本主义观点解释马克思主义并不能发掘马克思主义的时代价值。为使马克思主义在２０世纪中叶以后能够继续展陈其时代生命力，就必须克服马克思思想中早期阶段人本主义的模糊性、不成熟性及意识形态因素，要通过实证分析还原马克思思想的科学本质，以实证的、科学化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批判资本主义、解释历史发展的理论武器。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第三种类型，它产生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并一直持续至今。这一类型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所面临的现实处境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陷入发展的困境，生态问题普遍凸显出来。解决人类出路既需要摆脱资本主义造成的历史苦难，又需要摆脱资本主义造成的现实苦难和生态苦难，如何从资本主义造成的 “整体苦难”中解放出来，如何在后继的社会主义社会避免因生态问题而造成的发展难题和困境，如何把人的制度解放和生态解放有机统一起来，构成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课题。当然，这也是整个人类存续的重大课题。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坐标的最新转型，它吸取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特质，继续把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张力及弊端作为其批判的对象，在把资本主义造成的经济、政治和文化问题扩展到生态层面和全球性总体问题的同时，注重对马克思主义在生态问题上的扩展及其对解决生态问题的指导意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一方面结合１９世纪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造成的生态问题的批判，发掘马克思主义在当今依然具有的主导价值；另一方面又紧紧抓住２０世纪下半叶资本主义发展的生态难题，从制度与成本、生产条件与国家功能、经济危机与生态危机、技术系统与生态系统的非对称性关系、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与资源不可再生性关系等方面展开批判性的分析，这种分析既突出资本主义社会对于全球生态问题的根源性，又突出对资本主义在生态问题上的非持续性的揭示。因为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资本主义规模的全球化扩张，只能加重生态危机，而不能使生态问题从根本上得到遏制。正如奥康纳所指出的，资本主义发展中的各种问题以及作为其转化形态的生态问题，都 “首先是社会政治及意识形态的问题，其次才是社会经济的问题”。 生态危机可以被界定为政治斗争中的一个转折点， “这种转折点首先以及在最主要的意义上是一种政治上的转折点。” 资本主义只有实现制度转型，才能为生态问题的解决带来曙光，这也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判断。
综上所述，从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到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再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这种研究类型的转换，基本上体现了整个２０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大致轨迹。它紧扣２０世纪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问题，凸显对这些问题的批判；同时，注重对马克思思想重新解读和重新发现，在对马克思总体思想做不同强调和倚重中推动马克思主义在整个２０世纪西方文坛的发展。这种发展严格局限于学术层面，局限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个体的学术探索。它除了以文本方式从不同侧面揭示和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及其难题之外，与工人运动是脱节的，与西方国家共产党组织也几乎不相关联，对西方社会运动的指导作用也十分有限。正如英国著名左翼思想家佩里?安德森在 《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中指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首要的最根本的特点就是：它在结构上与政治实践相脱离。” 在上述意义上，整个２０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纯书斋式的马克思主义，其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虽有火花，并曾经耀眼一方，但不能带来普遍而持久的光。
四、缺憾与教训
通过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路径及批判类型演进的考察，我们会发现，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试图从不同视域展陈其理论的解构功能，但如何做到其理论的科学化、时代化和大众化，却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无法解决的根本性问题。毫无疑问，科学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缺乏及其彼此分离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留下的总缺憾，也是我们探寻２０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演变应该吸取的根本教训。
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过程证明，科学化、时代化、大众化及其有机统一是其生命力之所在，也是其凸显理论价值、展陈实践意义的根本依据。所谓科学化，就是要不断地揭示社会历史的规律，探索和把握真理；所谓时代化，就是要解答时代的基本矛盾和问题，揭示时代的发展规律，引领时代发展的潮流和趋势；所谓大众化，就是要反映和表达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价值诉求，要把科学真理化为人民群众的内在观念，变成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精神武器。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科学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过程中彰显其强大生命力，并通过三者的有机统一使自己不断得到发展和完善，就在于它在科学揭示社会历史的本质、正确把握社会历史规律的同时，坚持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辩证统一，始终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由此通过特定社会历史主体的自觉活动，把人的目的性活动与合理性活动统一起来，使人类已然的有缺憾的生存状态转向一种值得憧憬的美好的生存状态，并且通过每个社会个体的内在追求建立起来。这是马克思主义作为人类历史上先进的社会历史理论，在推动生产力发展、社会历史进步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普遍功能机制的现实表现，也是马克思主义实现对社会历史规律的揭示、历史主体实践的引导、共同价值图景的构筑三者和谐统一的基本标志。
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在整个２０世纪发展中的一脉，由于其产生和演变于垄断资本主义的环境，自然既不同于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又不同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按照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常规逻辑，西方马克思主义无疑应该在２０世纪资本主义全面进入垄断阶段的历史处境下，承担起揭示２０世纪资本主义发展演进的新特性、新趋势乃至新规律的重任，承担起寻求与社会历史主体具体结合的路径和引导其实践的责任，承担起构建超越资本主义的共同价值图景的使命，以满足马克思主义科学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基本要求。但是，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不同流派的诸多理论中，没有哪一种理论真正承担起应有的使命，并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化、时代化和大众化，更不可能达到这三者的统一。这是因为：
第一，科学化的维度要求从整体上不断地探索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揭示和把握真理，这是一个理论成为科学的、有重大影响力的内在根据，也是其安身立命的前提。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不同理论家对２０世纪 “万花筒式”的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不同侧面、不同层次的剖析，对资本主义统治机制的新变化进行了揭示和批判，对资本主义的多重负面效应及其灾难进行了积极的 “诊断”，这是在寻求其科学化维度的过程中必须肯定的方面。但是，另一方面，学派林立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总体上缺乏彼此认同和共同遵循的科学的范式，缺乏探寻客观规律的共识，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常常固守一方之见，处于一种学术不沟通、思想不贯通的态势。具体表现为：
（１）西方马克思主义缺乏一条始终如一、前后一致并能够囊括众多流派的鲜明主题。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主题变化，但是随着这种主题变换，其理论立场也出了问题。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把研究的重点始终放在哲学上，正如英国著名左翼思想家佩里?安德森所指出的：“马克思这位历史唯物主义的创始人，不断从哲学转向政治学和经济学，以此作为他的思想的中心部分；而１９２０年以后涌现的这个传统的继承者们，却不断地从经济学和政治学转回到哲学——放弃了直接涉及成熟马克思所极为关切的问题。” 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十分重视哲学研究，是因为他们认为，传统的经济决定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主义化和自然化等诠释导致了无产阶级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主体性丧失。他们试图通过重建马克思哲学的总体性、主体性和批判性，以解决资本主义条件下由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无产阶级革命意识和阶级意识的消磨而导致革命失败这一现实课题，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理论基础。毫无疑问，此时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立场，主要还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一边的。１９２９年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不仅没有引发社会主义革命的发生，反而导致纳粹法西斯主义上台，这就促使西方马克思主义从文化心理角度进行分析，将马克思主义与弗洛伊德学说结合起来揭示当时大众的心理结构、心理趋向和法西斯主义兴起的心理根源。二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矛盾、新问题，导致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先是将其理论方向由政治和经济调整为哲学，继而又从原先抽象的哲学研究和人本主义的思辨哲学、逐步转向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全面社会批判，形成了当代资本主义的理论体系。这一时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其说是一种马克思主义，倒不如说是一种西方人道主义理论——在政治立场上，他们主要是以一种资产阶级激进派的姿态而出现。到了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后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逻辑已经达到了顶峰，他们开始了一种新的逻辑转换，即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向后马克思主义的转变，运用后结构主义来解构和重建马克思主义。进入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主题又从哲学、文化问题转向社会政治、经济、生态等现实问题，批判的重心转向对 “现实社会主义”的批判，关注市场与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全球化与生态等问题，其理论和政治立场与马克思主义的距离越来越远。
（２）在理论形态和理论内容上，西方马克思主义派别林立、观点繁杂，不同派别之间甚至同一派别内部存在激烈争论。西方马克思主义往往与各种资产阶级哲学文化主流思潮掺杂在一起，形成了各种理论倾向的马克思主义，如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的马克思主义、现象学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等。这些理论或流派各自都有自己的话语表达，但却缺乏内在的统一性和稳定性。正如罗伯特?Ａ．戈尔曼在 《新马克思主义研究辞典》中所指出的：新马克思主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虽与新马克思主义不能等同，但主体是一致的）“像是一种马赛克，由各种互不相同、常常是相互冲突的理论镶嵌而成”。西方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种统一的思潮，它只能被看作一场多线索、多形态地展开的理论运动。“不同的思想之所以能够罗列在—起，是因为它们的共同特征都和马克思主义有着一定的关系。” 由此可见，科学化维度的缺乏，是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难以摆脱的根本性的缺憾。
第二，时代化的维度要求以思想切中时代的主脉，在抓住时代的基本矛盾、回应时代的诉求和揭示时代的发展规律的同时，以行动引领、推动和促进时代的变革实践。理论无疑是要反映时代的变化及其特性，但是，如果一种理论仅仅反映了它的那个时代的变化及其特性，那么我们还不能说至少不能确定这个理论已经具备时代化的维度。判定一个重大社会理论是否时代化，至少应该具备三个条件：其一是理论家的理论必须把握历史时代的主脉，反映和表达时代精神，展陈社会历史规律及其时代特性，这其实是理论的科学化要求的时代表现，或者说在特定历史时代展陈理论的科学化的品质。其二是理论家必须参与到时代的实践之中，他不能仅仅是一个时代的观察者或体验者，他还必须是一个时代变革的实践者，只有投身时代的变革实践，才能形成和提出反映时代诉求的重大社会历史理论。其三是理论家必须能够成为特定历史时代的实践主体的利益辩护者和意志表达者，只有反映实践主体的利益和愿望，才能使理论家的理论发挥其变革实践的引导功能。
依据以上三个标准来审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时代化维度，需要区分现象和实质两个方面。从现象层面看，不能说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各种理论是脱离２０世纪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的，一开始，他们力图谋求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特别是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代表人物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等人，本身都是各国共产党党内的主要政治领导人，是当时革命群众斗争的直接参与者和组织者。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一代经典马克思主义者实现了理论和实践的有机统一”。 然而，随着葛兰西１９２６年被意大利法西斯投入监狱，柯尔施由于拒绝接受共产国际的批评而被开除出党，后又流亡美国。卢卡奇也受到匈牙利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批判而不断作自我批评，并离开党的领导岗位，脱离了具体的革命活动而专注于理论研究，最终流亡苏联。这 “标志着西方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群众中活动自如的阶段已告结束。从此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就以自己的密码式语言来说话了，它与工人阶级的距离愈来愈远”。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理论和实践之间最终脱离了联系，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时期，理论和实践之间的距离是如此之大，似乎这种情况同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本身在实际上就是一体” 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最终变成了脱离实践的纯学术活动。当然，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相脱离，主要是就它与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关系而言的，并不是说他们不关心现实问题；正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资本主义变化的及时跟进和具体观察，才有了他们对资本主义批判路径的层次跃升和历时跨越，才有了不同批判类型的演变。但是对时代的跟进不等于做到了时代化。因为从实质上看，时代化所要求的三个条件是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都缺乏的。由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受困于科学化的缺乏，更由于他们远离实践，远离工农大众，因而不能做到真正的时代化。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特里?伊格尔顿的批评也证明了这一点，他说，“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不再像它那战斗的革命先辈，而成了彬彬有礼的乡绅，成了幻想破灭、失去了政治权威、墨守成规的学究。” 显然，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退缩到书斋，这是与其时代化的诉求背道而驰的。
第三，大众化的维度要求理论张扬其对大众根本利益的维系、对共同价值图景的展陈和对个体活力的普遍激发，只有这样，一种理论才能内在化为大众个体的主导观念和行为的动力。可以说，这三个要素是一种理论在实现科学化、时代化过程中的矢量标志，是一种理论科学化、时代化的着眼点和最终的价值旨趣，显现为理论的终极关怀和救赎指向。伊格尔顿在比较新黑格尔主义、逻辑实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差别时，曾说到新黑格尔主义或逻辑实证主义可能会引发信奉者之间的争论和斗殴，但 “没有人曾为它奋斗、为它牺牲”，而马克思主义则不同， “马克思主义——或者在宽阔的背景下来表述，社会主义——是一场集千百万男女，跨越几个世纪，牵连众多国家的政治运动。有位思想家将它描述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改革运动。无论其功过，它改变了地球的面貌。” 伊格尔顿显然抓住了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大众化维度即马克思主义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作辩护、共命运的内在关联性，抓住了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与一切其他理论相区别的核心标志。伊格尔顿虽然在此看到了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不可或缺的，但是，他却不能豪言壮语地宣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这是因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整个来说是与工人运动背离的，既与共产党组织无关，也与工人阶级无关，对这样一个脱离工人生活和实践的、有着内在分歧的理论，怎么可能找到其中的大众化维度？又怎么可能要求它实现其大众化的价值旨趣呢？
由于不能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化、时代化、大众化及其相互关系的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就在总体上不可避免地陷入现象性、暂时性和有限性的泥潭，因而既不具备也不能承载一个重大的社会历史理论应该含摄的真理的深刻性、价值的普适性和历史的厚重感，由此必然丧失一个重大社会历史理论应该具有的现实生命力及其创新品质，难以对社会历史的发展和人类变革世界的实践产生实质性的积极推动作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宏篇叙事，严格说来只是一种对资本主义的现象学 “诊断”，而不是对资本主义的根本性的 “治疗”，因而不能产生真正的现实效应，这也就决定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对资本主义的学术解构是十分有限的。
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总体上存在不能揭示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的规律、不能寻求与革命主体的实践的结合以及不能展陈超越资本主义的价值图景这三大缺憾，还与他们的哲学思维方式和狭隘的学术视野有着紧密的关联性。这体现在：
首先，他们对问题的评判常常走向极端，具有否定一切的形而上学性质。因此，依据其批判来评价西方社会和西方文化经常过于偏执。比如，马尔库塞把工业文化、生产机构生产出来的商品乃至包括服务在内的一切消费品等都同于意识形态，他说：“发达的工业文化较之它的前身是更为意识形态性的，因为今天的意识形态就包含在生产过程本身之中……在这一过程中，产品起着思想灌输和操纵的作用；它们引起一种虚假的难以看出其为谬误的意识。” 他显然认为人们对消费品的使用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不自觉地接受消费品中意识形态的操纵和控制的过程。哈贝马斯在看到了科学技术的重大社会作用的同时，认为科学技术也是意识形态，具有把政治问题非政治化、赋予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以巨大的防御功能。这就把意识形态和科学技术的作用绝对化了。
其次，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大多具有矛盾倾向，无论是对革命主体的判断，还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评判都具有自我悖逆的性质。比如，法兰克福学派对革命主体的寻求，一方面对２０世纪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无产阶级悲观失望，看不到通达未来社会的主体性力量和具体道路，另一方面又俨然以大众的代言人自居，表现出了既是犬儒主义的又是贵族精英主义的倾向。再比如，奥康纳作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一方面主张对资本主义生态问题的批判需要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者都接受如下这个以资本主义剥削的现实状况为基础的理论前提：资本主义是一个充满危机的制度。” 他并且赞成传统马克思主义关于 “资本主义不仅充满了危机，而且还是依赖于危机而存在的。资本通过危机而进行积累，这就像一种经济必然性的机制一样在起着作用”。 但是另一方面又指出， “正统马克思主义忽略了文化的和生态的因素，因为根本还没有特殊的资本主义文化和自然可以成为其理论对象。”他甚至全盘否定历史唯物主义，说历史唯物主义 “既不够历史也不够唯物”， 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矛盾性或者两面性是再清楚不过的了。
最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叙事立场在根本上是西方中心主义的，他们要么忽视东方，要么贬低东方，甚至将东方看作是西方厄运和灾难的根源。奥康纳下述一段话足以表明他是一个十足的西方中心主义者，他说：“亚洲资本的高积累率造成了西方市场更为惨烈的竞争，导致了欧洲失业率的上升以及社会经济的边缘化，另外也造成了美国工资水平的下降以及一种同样类型的边缘化。” 他在这里谈的是亚洲资本对欧美的威胁，我们暂不理会这种论调是否符合事实，但这种话语背后潜藏着西方中心主义，表露出他对东方的谴责和恐惧。诸如奥康纳的这种立场，绝不会是个案，在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具有普遍性，这也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一个问题。
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总的遗憾中，我们至少可以总结出如下几点教训：
第一，问题意识和以问题为中心的理论探索必须努力以发现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为圭臬，这是一个重大社会历史理论实现科学化的前提。只有从对整个２０世纪资本主义的各种问题的分析中把握到资本主义的多重本质及其演进规律，才有可能建立科学的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不同流派无疑都能以问题为中心提出各种不同的批判体系和理论解释，但是，他们却没有能够展陈出某种本质性的东西，没有揭示出资本主义的演进规律，因而也就形成不了统摄性的范式和彼此共同认可的体系性学说。西方马克思主义不同流派囿于一方之见，缺乏融通博纳的胸襟，注定了其与理论的科学化背道而驰，这是我们必须吸取的一个重要教训。
第二，把握时代的发展趋势，努力谋求与社会实践的结合，推动实践对现实的变革，这是一个重大理论走向和实现时代化的根本。不可否认，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各种理论紧扣整个２０世纪重大问题，也能提出符合当代处境的解释，从现象上看具有浓厚的时代性，但是，由于这些理论普遍地与实践相脱离，不可能对现实的变革发挥任何实质性的作用，因而也就不可能做到完整的时代化，这是我们考察西方马克思主义过程中必须吸取的又一重要教训。
第三，理论的时代化必然要求理论的大众化，理论要能广泛而深刻地发挥持久的影响力，必须能够及时有效地转化为社会大众的自觉理念，成为统领个体全部生活的最高价值图式，成为个体成员变革生存处境的核心性的激发因素，这是一个重大社会历史理论实现大众化的保障。西方马克思主义不能积极地寻找自己的阶级基础，不能从书斋走向实践、走向日常生活世界，也就必然缺乏群众的理解和支持，因而不可能不丧失大众化的维度，这既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严重缺憾，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遗下的重大教训。
西方马克思主义上述三个教训说明，只有努力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化、时代化和大众化及其有机统一，才能真正地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实质性发展，实现马克思主义变革时代、解放人类的宏伟价值及现实意义，这是我们考察西方马克思主义不同理论之后得出的基本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