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枫在《诗化哲学》中写到：“诗人自杀是20世纪最令人震惊的内在事件。”的确，20世纪以来中西文化中向来用以抱抚人心、安顿灵魂的价值性靠再也难以宁息诗人内在精神的凌乱。

西方，当上帝遭弃、众神隐遁、人们试着在价值虚无的深渊徜徉之际，特拉克尔自杀了，杰克.伦敦自杀了，克劳斯.曼自杀了，沃尔夫自杀了。当启蒙精神所期许的道德理想国沉沦，而启蒙精神又一再显示出它的狰狞面目之时，荷尔德林疯了，斯威夫特疯了，尼采疯了。

在中国，伴随启蒙理性大举犯境的人本精神的张扬，然而王国维自杀了，朱湘自杀了;接着是革命历史进化论或曰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扎根，然而老舍自杀了;继而是在西方精神参照下企图回复淳朴与平静的现代田园诉求，然而海子自杀了;末了，是在现世价值混乱与浊恶围攻下不惜退缩于幻想与童话的艰难一搏，然而顾城自杀了。

在众多传统与现代的价值信恃都变得晦暗不明之时，何处才能找到为人之在世生存提供普遍价值信恃的出路?回答这一问题之前，最好先回头看一看这段由诗人自杀连缀而成的败退路痕。

王国维与朱湘：近代人本主义道路的困境

1927年6月，王国维纵身跳下昆明湖，生前他说道:“今日干净土，唯此一湾尔。”1933年12月，朱湘带着半瓶酒下肚后的醺醺醉意跳入了长江，生前他说道:“凭了这支笔，我要呼唤玄妙的憧憬。”

他们生前一个服膺叔本华，一个在赴死当日还倚着船舷诵读海涅的诗。一个将死的时日选在端午节，两千多年前大诗人屈原在同一天投了汨罗江;一个亡在采石矶，一千多年前也是一位大诗人李白据说在同一个地方捞月未果，葬身洪流。

这实在耐人寻味。一个两肩上一边站着屈原，一边站着叔本华;一个襟抱里一侧溶着李白，一侧溶着海涅。中国传统精神与西方近代人本精神偶一相撞，竟然一下撞出了两具诗人的浮尸。

中西精神的对话起步当真如此艰难?既然传统的价值信念已然不可挽救，既然诗人在偏离传统精神后所昭示的无非是冰冷的死亡，既然历史适逢其时的提供出一次与西方精神对话并极有可能从中找寻到新的价值信恃的机会，为什么还要选择死亡?实际上，王国维与朱湘并非没有真切地观照过这伴随着启蒙理性而来的西方近代人本主义精神，否则他们不会邂逅叔本华与海涅。

海子之死：现代田园道路的迷失

80年代汉语世界告别革命，迎头与一个饱满的物质世界撞了个满怀。工具理性主导的西方现代性诉求取代革命诉求以丰腴的物质期许一度使人心满意足。人们的价值凭靠似乎被物欲的沉迷接管。诗人在体察内在精神资源时，忽然发现自己竟然陷入了一种可怕荒芜。此际一度热闹起来的存在主义与卡夫卡，一个要求人们要有足够的冷酷心智来担当荒诞，但相信虚无毕竟不是一种笃实可靠的价值凭恃;一个在写作中存活，妄图靠写作逃逸虚无。

诗人发现自己虽然在写作中安生，实际上却无时无刻不与现世的罪恶、冷漠相伴。诗人如秋日里一片干枯的黄叶，终于活不下去了。汉语思想在新的历史时空里仍难以从汹涌的西方精神中攫取一杯安顿生命的琼浆。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海子自杀了。这是一个耸动人心的场景。海子在山海关的铁轨上躺下，身侧一面是土石砖瓦铸就的中国古代农耕文明的伟大象征——长城，一面是吐着滚滚黑烟呼啸而来的西方现代工业文明的卓越标识——火车。在一条灰黄的土石长龙与一条漆黑的钢铁长龙即将碰撞的刹那，诗人躺下了!

诗人原是要为逝去的农耕田园献上一篇沉痛的诔文，向孔武有力而又凌乱不堪的现代世界下一纸惨烈的檄文，同时也为自己的诗意生存寻找依据。在这里，海子的田园已不独是传统文化中供人隐遁的去处——那个田园毕竟掺和了太多矫情的牢骚与伪饰的达观。海子的田园是透视过现代文明浊恶的人借以终极凭靠的家园，这里既有梭罗在瓦尔登湖畔的沉思，又有叶赛宁在历史必然与古朴田园之间抉择的两难。这个田园并不平静。在这个并不平静的田园里将息的诗人精神难免再次流浪。一旦再次流浪，便不得不承受绝望。

顾城之死：童话幻想道路的破产

中西文化对话到顾城这里已经宣判了它的破产。他濒临这样一种处境：“百年千年的文化乱致一团，我不由自主地在这个漩涡里回转，最后是达到一个疯狂的境地。”

既往的诗人无法在中西精神的废园栖居，中西精神的这场对话看来注定难以会通。那么何如将这一切抛置脑后，结束在中西精神世界里的艰难勘探，只以一种孩童般的目光打量这个新奇的世界，构筑起高于世界的明澈天国?然而，现实总是难遂人愿。当情人不再着迷于他高蹈的天国花园而宁愿回复现实的沉实甚至浊恶之时，当妻子不堪忍受他所营造的那种生命不可承受的轻飘而决意离他而去之时，他的童话世界再也难以安宁。这无异于向众人宣读了一张处决诗人的审判书。诗人的纯净世界终于没有照亮存在的深渊，不得不怀疑自己一度沉迷的童话是否真的有意义。

结语：传统文化的现代使命

西方精神进入汉语思想世界，既未能补救中国传统思想信仰缺失的状况，也未能作为有效的参照使汉语思想中的传统精神重新焕发活力。在历史文化语境的不断变换中，人之现世生存的价值问题，濒临价值的凌乱与虚无生命何往的问题仍一次次以诗人自杀的形式提示着它们的存在。汉语思想确乎到了认真思考自己现代使命的关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