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应邀到高雄“国立中山大学”作一场大规模的通识教育讲座，我的讲题是“为什么天才总是成群地来？──漫谈学术环境的营造”，在演讲中我提到：我们太注重线性的、纵向式的传习与听受，往往忽略横向的、从侧面撞进来的资源，事实上这两者缺一不可，应该交叉循环为用。

我想从几个事件说起。几年前，我与一位留英的政治思想史学者谈到，我读英国近代几位人文学大师的传记时，发现他们并不都是“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而是有参加不完的社交或宴会，为什么还能取得如此高的成就？我的朋友说，他们做学问是一齐做的，一群人把一个人的学问工夫“顶”上去；在无尽的谈论中，一个人从一群人中开发思路与知识，其功效往往是“四两拨千斤式的”。而我们知道，许多重大的学术推进，就是由四两拨千斤式的一“拨”而来。最近我与一位数学家谈话，他也同意在数学中，最关键性的创获也往往是来自这一“拨”。

我所说的成日社交宴会的英国思想家中，即有以赛亚•伯林。他曾经很谦虚地提到自己的思想其实总是停留在相当浅的层次，但是如果我的记忆没错，曾经有人说，如果有一天人类要派一位最有智慧的人与外星人谈话，那就非伯林莫属了。伯林有一本八九十页的小册子《刺猬与狐狸》，在伯林的所有著作中传诵最远。

有一本伯林的传记说，当时英国颇有人担心他过度频繁的社交生活会影响到他的学问，但实际上那常常是他萌生新想法的场合。有一次他与牛津巴利奥学院的古典学家谈论古昔才子的类型时，这位学者告诉他古希腊诗人阿尔基诺库斯有一段残句：“狐狸知道许多事情，而刺猬只知道一件大事。”后来伯林研究托尔斯泰的历史观，发现作为小说家的托尔斯泰，有细微描写人类生活的天才，可是他又像刺猬一样，希望找出一种包罗万象的理论，伯林偶然发现用“刺猬”与“狐狸”正好可以用来形容托尔斯泰作品所呈现的两歧性。伯林的长文原先以《托尔斯泰的历史怀疑议》发表在牛津的斯拉夫评论，不大引人注意。不久则在书商建议下以《刺猬与狐狸》为标题印成小书，立刻传诵千里，直至今天。

在谈论中激发火花的例子，在19-20世纪的西方简直是不可胜数。19世纪欧洲思想之都维也纳正是“天才成群地来”的地方，维也纳城大量的咖啡馆成为繁星们的养成之所，往往体现了一群人如何把一个人的学问及思想境界往上“顶”的实况。当时维也纳的小咖啡馆，点一杯咖啡可以坐一天，甚至信件可以寄到咖啡馆，晚礼服也可以寄放在那里。譬如维也纳的 CafeGrien-Steidl咖啡馆就有包括了茨威格等大人物。

19世纪俄国文学的发展以及其巨大的政治社会影响，与别林斯基为中心的文艺圈子是分不开的。我对20世纪初，海德堡城中韦伯家的“周末派”，一群具有高度创造力的人在一起谈论，也感到印象深刻。后来韦伯的一个学生移民到美国密西根大学教书，而留给我们一份相当生动的记载。在“周末派”中出了各式各样的大学者（像卢卡奇），甚至还包括一位后来的德国总统。

再回到维也纳。林毓生先生说，1920-1930年代，维也纳之所以造就了那么多杰出的社会科学家，与米塞斯的私人讨论会密切相关。当时米塞斯不是大学教授，而是奥国财政部的一名商务顾问，那一群围绕在他旁边读书讨论的人就有哈耶克、EricVogelin等大师。

综合这些“一群人把一个人往上顶”的事例，我有一种感触。凡是一个学派最有活力、最具创造性时，一定是一群人不但做着“白首太玄经”的工作，同时不拘形式地围绕着一两个中心人物自由地交流、对话。龚自珍《释风》篇中说，“风”是“万状而无状，万形而无形”，也可以用来说明一种学风的形成。“风”的形成不只是老师对学生纵向的讲授，而是有“纵”有“横”，有“传习”而得，也有来自四面八方不期而遇的吉光片羽。那些不经意的一句话，对深陷局中、全力“参话头”而充满“疑情”的人而言，可能正是“四两拨千斤”的一拨。

2000年代初，我因为特殊机缘，有机会参与许多研究计划的审查，我觉得各种审查会中有两种气氛隐隐然在竞争着。一种认为申请计划的计划书中所写的，应该与后来的研究成果相符合。另一种观念则认为如果做出来的成果皆在计划书的预测中，这种研究的突破性大概不会太多。我个人所取的态度是“因其已知，发现未知”，如果期待一切皆是原先所未曾设想到的，未免太不可能；但是许多重大突破又是在计划之外的。线性的推进很要紧，但是从旁边撞进来的东西，也不能小看。历史上许多“无用之用，是为大用”的发明（如X光），也不一定是从纵向的、线性的推衍所产生的结果，往往是纵横交叉，与自己原先的构思方案不经意碰撞、引会的产物。我愿意把这一点提出来，以供有意营造富有创造力的学术环境者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