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认为学术人才是培养出来的,于是有人提出“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种问题。关于“学术人才是可以培养出来的”这个假定,我认为有三个问题值得讨论:(1)学术人才源于自我成长还是源于别人培养? (2)学术人才成长得益于学术环境还是人为的培养? (3)什么样的环境能造就出高水平的国际关系学术人才?

1.学术人才不是培养出来的

学术人才的成长需要时间,但并非靠他人的培养。在我国,“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是个影响深远的教育理念。很多人对这个理念的理解是,将一棵小树育成可作木料的大树尚需十年,将一个人培养成人才则需要更长的时间。这个成语是从《管子·权修》一文的观点演化而来的。原文是:“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一树一获者,谷也;一树十获者,木也;一树百获者,人也。”意思是说,提高臣民素质给国家带来的收益可持续时间是种树的十倍,是种谷物的百倍。其中“一获”“十获”和“百获”是指收益可持续的时间,而非获益所需要的时间。依此,“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本意应是种树能有十年的收益,育人则有百年的收益。从收益持续性的角度理解这个成语,显然比从成才时间的角度理解这个成语更符合客观逻辑,因为如果培养一个人才真的需要上百年的时间,那么世界上就没有百岁以下的大科学家和诺贝尔奖获得者了。

学术人才靠自己成长,而非靠他人培养。只要将培养作为常量控制一下,我们就能观察到,相同的培养并不能产生相同的结果,这意味着培养与成才之间没有必然关系。例如,清华大学对同一专业同一年级的学生的培养是相同的,但到毕业时,他们的学术水平差别却非常明显。在一个班中,入学考分最高者在毕业时成为班里差生的现象也是有的。毕业后更是有人成了知名科学家,有人则一事无成。很多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都有读博经历,但他们读博的同班同学中却多数不能取得诺奖级的科研成果。可见,培养并非成才的充要条件。如果将自学成才的科学家考虑进来,培养甚至都不是成才的必要条件。在没有高等教育的条件下,古代也有出身寒门的学者,中国有凿壁偷光的匡衡、萤囊映雪的车胤、发明活字印刷的毕昇,英国有物理学家法拉第和化学家道尔顿,等等。

不能把学术人才的感恩美德误解为没有他人培养他们就成不了学术人才。如果学术人才是培养出来的,那么培养者既应享受培养人才的功劳,也要承担培养不出人才的责任。传说“孔子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这个数据并不一定准确,但成名者占其学生总数比例极低是符合客观规律的。然而,我们听到的都是对孔子培养出了七十二位贤人的赞扬,而听不到批评孔子耽误了近三千学生的说法。成才是培养者的功劳,不成才是学生自己的责任,与培养者无关,这是典型的权势思维,逻辑不自洽。我做过20多位博士生或博士后的指导教师,有些已成为我国国际关系学界的翘楚,有些则非常平庸,还有的更是半途而废。成才者并非因我培养有方,平庸者也非我培养不当,半途而废者自然也与我无关,成败都在于他们自己。学生们感谢我对他们的培养,说明他们有感恩之德,不管谁当他们的导师,他们都会感谢导师的培养。学生有感恩之德并不等于他们成才是因为导师或单位的培养起了作用。学生感恩母校是美德,但这不意味着他们如果上别的学校就不能实现比上母校更辉煌的人生。我的经验是,绝大多数能考上清华大学的学生,都有自学成才的天分。毕业后能否成才,完全取决于他们自己。

2.学术人才成长得益于学术环境而非被环境培养

不同的环境对于人才成长影响不同,因此孟母择邻而处。然而,环境只为会利用环境的人提供成才的机会,而不能决定个体是否成才。不同的地理环境适于不同类型植物的成长,但相同植物在相同环境下却成长得不一样。同理,超级大国为国际关系理论家的成长提供了适宜的环境,而中小国家则不利于国际关系理论家的成长。这表现为绝大多数国际关系理论家出自超级大国,但与此同时超级大国的国际关系学者并不能都成为学术大家。从我国的情况看,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学者就提出要创建国际关系理论,但此后很长时期都无一位中国学者创造出成体系的国际关系理论。2010年之后,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国,塑造国际环境的理论需求不断增强,与此相伴随的是中国学者创造的体系性的国际关系理论开始出现,并得到国际学界的关注;但能创造出成体系理论的学者必然是少数而不可能是多数。

出版环境对学术人才的成长有着重要影响。在社会科学领域,发表学术著作和文章是学术人才成才的必由之路,这就是学界所说的“要么发表,要么消失”。发表人云亦云的著作和文章有助于评职称,但无助于学术人才的成长,而只有鼓励发表有独立见解的学术著作和文章的环境才能激励学者的学术进步和成长。如果出版环境不能激励学术争论,学术发表只剩下了世俗的目的,这种出版环境是不利于学术人才成长的。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有许多值得学者们研究的问题。例如,为何“新型国际关系”只存在于我国与他国之间,而不存在于他国之间? 如果相互敌对的国家参加的国际组织能成为命运共同体,为何联合国不属于命运共同体? 为何西方国家结盟是“冷战思维”,而俄罗斯结盟就不是? 如果发展中国家正在“群体性崛起”,为何除我国之外的发展中国家与美国的综合国力差距都在拉大? 研究上述问题的成果如有了良好的出版环境,必然有利于国际关系学术人才的成长。

国际关系学术环境面临着政策研究的冲击。以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为准,国际关系研究可分为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两类。目前,国际关系的智库建设方兴未艾,大学纷纷建立政策研究机构,各类社科基金向政策研究倾斜,多数国际关系专业杂志增加政策文章的发表量,出版的国际关系著作也是政策类多于学术类,由专业协会、研究机构、大专院校组织的国际关系研讨会多数是讨论政策问题,学术性讨论数量有限。在此环境下,从事政策研究的人员和机构如雨后春笋,而从事学术研究的队伍则有萎缩之势。批评国际关系学术研究脱离实际、不接地气和没有意义的声音不绝于耳。然而,国际关系的学术研究和物理、化学、数学、哲学等学科的基础研究性质相同,未受过专业训练的非专业人士很难懂得其研究成果。遗憾的是,国际关系学术研究尚缺乏被视为基础科学的社会环境。

3.营造崇尚国际关系学术研究的环境

自20世纪60年代起,经过两代学者的努力,国际关系研究在我国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但是这个学科缺乏崇尚学术研究的环境。崇尚学术是指同行评价的心理标准是学术性的而非行政或社会标准。营造崇尚学术的环境对于学术人才的成长是有益的。

首先,崇尚学术的环境有助于学者养成学术精神。学术精神包括多方面,其中之一是追求客观真理,不容忍错误的认知,通俗地讲就是较真儿。追求客观真相或真理是成为国际关系学术人才的必要条件之一。一个真正的学术人才必然具有独立判断的精神,不畏惧与权威的观点不同,一心要用科学的方法来证明哪种观点更符合客观世界。在崇尚学术的环境里,人们较容易形成较真儿的学术态度,这对学术人才的成长至关重要。

其次,崇尚学术的环境有助于增强学者的学术毅力,即终身从事学术研究的意愿。虽然不能排除个别人在年轻时取得举世瞩目的国际关系学术研究成果,但多数国际关系学术大家的高水平学术成果都是在年过半百之后取得的。能否几十年坚持不懈地从事国际关系学术研究对学术人才成长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很多人在获得教授职称之后就再没有学术成果发表,其原因可能各有不同,但缺乏学术激情显然是共性原因。在崇尚学术的环境里,学术竞争为学者带来学术研究的乐趣,学术声誉激励学者进一步创新。

再次,崇尚学术的环境有助于学者去除心中杂念、专心学术研究。在政策研究名利双收的环境下,抵制内心的世俗欲望并不容易。使高校国际关系专业教师的学术研究兴趣大于上电视、写评论、参加政策研讨会,将有助于他们的学术成长。在崇尚学术的环境里,学者们愿意将时间和精力用于学术研究和学术交流,而这种不计名利的学术投入正是学术人才成长的必要条件之一。只有较大的学术投入,才能提高学术创新的概率和质量。

如何营造一个有利于国际关系学术人才成长的环境是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学术环境不是学者个人能营造的,需要学界同仁的共体努力。《国际政治科学》愿刊载有独立见解、有科学依据以及符合规范的学术文章,为我国国际关系学界营造崇尚学术的环境尽绵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