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容性发展的提出，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增长并不总能造福社会所有群体。当一个经济的增长不依赖某些人群的时候，这群人就很容易被排除在整个社会的增长循环之外。包容性增长的目的，就是让所有的社会阶层，都参与到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去。这是一个几乎无人反对的高尚目标，但所有人都同意的目标，并不意味着自动成为现实。

就像竞技比赛一样，任何经济活动总是由少量贡献巨大的精英（运动员、裁判、教练等） 和大量只能产生边际贡献的观众组成。企图消灭这一差异的社会实践（如早期的乌托邦社会主义），已被证明效率低下而被淘汰。新的福利国家转而通过再分配的方式——高税收+福利社会——实现包容性增长。

在欧洲国家，初次分配基尼系数高达0.4-0.5，经过税收调节和社会福利体系的转移支付后。多数国家都可以在消费环节实现低于0.3的基尼系数。但希腊为代表的欧洲福利国家的失败，表明“无参与收入”（windfall） 极易诱发社会习惯性懒惰，并最终导致竞争力丧失。

只要经济增长是自由竞争，而且个人能力存在差异，比赛就一定把社会分为深度参与的“运动员”和边际参与的“观众”。而只要经济参与度不同，包容性增长就不可能实现。怎样消除经济参与的差距？唯一的途径，就是通过设计更多的比赛，使更多的观众有机会变为运动员。

一个社会之所以有人成为运动员，有人成为观众，不仅是因为个人能力差异，而是因为比赛的规则——篮球规则有利于有身高优势的人；体操规则有利于平衡感强的人；象棋规则有利于思考周密的人，残奥会规则则有利于身体有残疾的人……。因此，好的社会能设计出多样化的比赛（商业模式） 适应不同特长的人群。

显然，商业模式越多样化，找到适应自己专长的机会就越多。一个包容的经济模式，应当有足够多的机会，让不同条件的人群找到适合自己的比赛。在包容性的经济里，一个比赛中的观众，可能是另一个比赛中的运动员。

城市就是经济增长的“赛场”。规划师有很多机会创造包容性的经济活动。例如，如果，你规划的路边停车使用GPS收费，带来的就是非包容性增长；如果让就业困难者（如40/50无业者），甚至残疾人收费，带来的就是包容性增长。同样，公共街道规划的每一个书报亭、零售摊、电商分送点、公厕，都有可能成为创造包容性增长的机会。

参与是包容的必要条件，但还不是充分条件。比赛之间的落差一样会导致社会的分化，参与高回报比赛与参与低回报比赛的“运动员”依然不能消除社会财富和身份的分化。这就需要改变分配的机制来缩小社会的分异。

目前实践和研究，都将缩小贫富差距指向二次分配——对高收入者征税，提高低收入者工资，然后通过转移支付，在消费环节实现均等。但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里证明，这种依靠再分配实现包容性增长的模式，依然没有阻止社会贫富的持续分化——观众分享了运动员的收益，但依然没有参与比赛。因此，必须通过在资本生成阶段，就开始社会的分配，才能避免财富在经过完整经济流程放大后，再通过转移个人财富实现均富。

实现资本均等化，首先必须从改造资本市场开始——中国的财富最主要的机制。宾州大学沃顿商学院的西格尔教授（Sei⁃gel） 将美国自1801年至今大类资产的回报表现后发现：价值1美元的黄金，升值到3.12 元；1 块钱变成了5 分，丢失了95%；而1块钱股票，即使除掉通货膨胀因素之后，今天它的价值是103万。升值了一百万倍。在现代经济财富积累机制里，资本所有者获得的收益远超任何其他形式的财富所有者。这就提醒我们，如果资本分布不均，随着时间的积累，任何财富转移制度，都无法削平贫富的峰谷。

最近我在厦大金融系提出了一个重组资本市场的设计：设立一个代表“大众”的机构进入市场作为战略投资者，替代投行垄断一级资本市场。比如，养老金、社保基金、医疗保险等有个人账户、可以覆盖“全体国民”的机构。上市企业需经“公共基金”保荐上市，并把一定比例（比如30%） 股份以发行价卖给“公共基金”。低于发行市盈率，保荐“公共机构”入场抄底。超过一定市盈率，全部抛出。如果市盈率继续升高，则视为高风险“赌市”，此时每一笔交易征收高额印花税和利得税/所得税收，都注入“公众基金”为大众分享。在这个市场里，所有公民都是资本家，从而共同分享经济增长。

在中国，不动产是一个更重要的资本密集区。根据最新统计，不动产占到城市个人（家庭） 财产的80%左右。1998年，中国曾经通过住房制度改革，成功完成了一次巨大的社会财富分配，造就了第一批“中产阶级”，成为随后十几年拉动经济的主要消费者。

今天，我们同样需要复制这一路径，通过“先租后售”模式——租金抵按揭，10年或15年后，以成本价获得一套有限面积的商品房——给每一个新市民（包括农民工、复员军人等）一次“房改”的机会，从而确保其分享城市公共服务带来资产升值。

同已经成熟的城市化国家相比，处于城市化转型过程中的中国房地产，扮演着比股票市场更重要的财富分配功能——政府土地出让后投资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都会通过住房以不动产升值的方式，再次分配给住房所有者。正因如此，20世纪初的建筑先驱们（从柯布西埃的马赛公寓到格罗皮乌斯的包豪斯），都曾深深地卷入低成本住宅运动。因为他们知道，如果城市化这一阶段的住房分配没有实现“居者有其屋”，就一定会在随后的经济发展阶段中出现大量无法被经济增长所包容的阶层。

在一个产权住房全覆盖（居者有其屋） 的经济里，不动产市场势必是一个比股票市场更重要的资本市场。由于城市规划决定了不动产价值的绝大部分（规模、功能、区位、容积率甚至外观），从而注定在这个社会最大的价值管理机制中居于核心位置。“规划局”——相当于股票市场上的“证监会”——对于怎样使社会财富按照更加包容的方式分配上，可能具有极大的话语权。

从某种意义上讲，规划师工作的本质，就是分配社会公共资源。例如，更多的快速路、停车场，意味着有车的富裕阶层获得更多的社会财富；而更多公共交通、步行交通设施，则意味着向更大范围的低于收入者转移社会财富。包容性增长对于城市规划而言，绝非把穷人和富人规划到一个混合的小区这么简单。追求包容增长的目标下，怎样让社会资产在社会各阶层中更加公平分配，将会成为一个远比空间规划更加重要的专业话题。在这方面，城市规划刚刚开始启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