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拟重印1961年出版的《城乡规划》教学用书，约请50年前本书的“当事人”写一篇说明文章，我踌躇甚久，本不愿将旧事重提，但后来又想到，把这件事回忆起来也有好处，好让年青一代知道我们今天的一切，包括城市规划这一专业的理论等，是怎么得来的。
1 编写背景(建国后到1960年代初)
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60年代，取得了一系列的建设成就：包括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等在内的156项重大项目次第建设；1956年，提出“向科学进军”；1959年，庆祝国庆10周年的工程建设等取得一系列胜利。但是，后期的大跃进、高指标、浮夸风等带来了巨大的灾害，也影响到高等学校的教育。1960年，周恩来总理提出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意图恢复重整正常秩序。
1960年，面对当时教育的混乱，高等学校教育在此方针下确立了两大举措：第一，整顿教学秩序；第二，重新编写教材。前者要解决相当一个时期来学生已不正规上课的混乱状态，“按人头计算，填平补齐”(指按每个学生受业的情况，拟定自身的补课计划)；后者就是大规模编写主要课程的教学用书，这在当时确实是明智之举。在清华大学建筑系，我是主管教学的副系主任，这两项任务都落在我的肩上，在此期间，清华大学建筑系集体编写了《建筑构图原理》、《建筑画绘图》两本教材，在我的筹划下，经过参与教师的积极努力，最终通过梁思成先生审查修正，顺利出版。
2 编写过程
在编写教材过程中唯独《城乡规划》一书情况比较特殊，建设部教育司司长数度和我洽商，希望我来编写，但当时清华党委坚决不同意我接受此任务，认为“政策性太强”，不能从命(我当时对清华党委异常坚决的意见也心存困惑不解，文革后才知道，这是因为，当时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在1960年11月的第九次全国计划会议上提出“城市规划三年不搞”，学校领导才如此坚决)。直到1961年下半年，曹洪涛同志从轻工业战线刚调任国家计委城市规划局局长，他对此领域业务不熟悉，一到任就遇到《城乡规划》教材编写工作这一难题，据说他为此事还特意见了李富春副总理。后来，他召集有关建筑院校的老师开会讨论教材编写工作，当时参会的有南京工学院(今东南大学)的齐康、夏祖华，同济大学的李德华、宗林，重庆建筑工程学院(今重庆大学)的黄光宇，清华大学则由我代表参加。曹洪涛为人诚恳，把大家团结在这一任务下共同努力。这时他已胸有成竹，本意是由我主持编写，但我告知他学校坚决不同意，不能受命，他仍然以“年岁最长”为由一再要我先来“主持会议”，会上各校交流了对全书的看法，讨论的结果是：由清华大学来编写上册(“总体规划”部分)，由同济、南工两校合编下册(“城市设计”部分)，关于下册的编写我基本未太具体过问。
回到清华大学后，我即组织城市规划教研组教师开始编写工作，确定书名为“城乡规划”(虽然后来涉及乡村内容较少，人民公社等内容移至下册，但仍坚持原意)并提出总纲。除了以我在清华曾经讲授的教材为基础外，中国城市史部分及总体规划部分由我执笔，世界城市史由程应铨执笔，朱畅中编写苏联及东欧有关部分，其他参加人有杨秋华、陈保荣等(因为这一时期城市规划教研组已将规划方向重点转入住房与社区研究，此项工作只能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开展)。昼夜赶工，颇为辛苦。完稿后，有关方面将稿件送国家计划委员会审查，程子华副主任批示由当时的城市规划研究院成立小组对书稿进行审核，主要由院长史克宁和安永瑜等主其事，邹德慈作为联系人。由于我过去在业务活动中就与规划院有较多联系，比较熟悉，但是他们骤然接到这项任务，仍严肃以赴。记得在审核过程中出现了观点的分歧，例如：此书应以政策为主还是以科学规律为主，我坚持认为，既然作为教科书，就应以综合的科学知识基础及城市的发展规律为纲。规划院审查中涉及面逐渐缩小，后来也较放松，仅及与政策有关的内容，当时安永瑜负责改写我国建国以来城市建设方针等内容[即本书第一篇总论第二章第二节《(四)十年来城市建设的伟大成就和几点重要经验》]，我还记得定稿后他很慎重地亲自来清华将稿子交给我。
整个编写的过程非常艰苦，重要的是，在当时大的政治、社会背景下，正处在对城市规划大批判的时期，观点上莫衷一是。后来，曹洪涛在一篇文章中说我是此书的主编，事实上，我承担了主编的工作，如前所述，因为清华党委有言在先，我一直没有正式亮出这一名义，但又勉为其难地尽可能作一切需要做和可以做的事，规划院渐渐也极其慎重，在我与清华城市规划教研组的几位同志共同努力下，总算完成任务。
可喜的是，书出版后，听说有较好的反响。这时我已在病中，被告知出版社原本要加印，后发现书中有一处案例的地名与“赫鲁晓夫”音相近，其实完全无关，但在当时视为畏途，遂作罢。
3 反思与评价
建国后到文革前的城市规划与建设成就伟
大，当然也存在一些消极方面。就规划专业来说，从无到有，还是取得长足的进步，包括学习苏联及与民主德国、波兰等国的学术交往，有关城市规划文献的翻译与介绍等在学术水平上也有一定进步，并且普遍重视实践，包括与政府管理部门的联系等。例如：兰州市规划(任震英主持)与杭州市规划(清华参与)，作为新中国的成就，参展1958年在莫斯科召开的国际建协第五届大会等；我率领几位同学参加保定市规划，在市长郝铁民及规划局帮助下制定的保定旧城保护与西区发展规划，虽经过文革的波折，终于得到实施，至今得到保定市的肯定；1964年，清华与北京市建工局合作的左家庄小区规划，由朱自煊与韩守询主持，包括建筑、规划、基础设施等，提出 “先地下后地上”的方法，领先全国取得好的成绩。以上是个人初步回忆所及，全国也当如是。
因此，可以说，从建国到文革前夕，城市规划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并非一无是处。在1957年前，对城市建设中一些不良现象也不是没有批评，如当时城市建设部提出“反四过”(指“标准过高、规模过大、占地过多、求新过急”)，我就亲自聆听过城市建设部万里部长的相关报告。因此，就李富春提出的“城市规划三年不搞”，我现在推想，主要针对的是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所造成的不良后果，这一段时期规划波动，头脑发热，一度将城市规模盲目做大，规划流于空想，甚至要消灭家庭、取消厨房等，导致后来城市商品粮短缺，管理困难，不得不紧缩城市人口。在当时的“浮夸风”下，对规划刹一刹车，是很必要的。但是，现在看来，李富春所提出的绝对的时间：“三年”，绝对的手段：“不搞”，贻害很大，波及全国，规划机构解散，人员流失，资料丧失，造成城市规划的灾难。批判所及，对当时城市规划全盘否定，在文革中更变本加厉，似乎一无是处，直到改革开放，规划才面临“重建”的局面。
在对教科书审查的过程中，我与规划院的同志有所交流，曾去看了史克宁院长，看到他用毛笔蘸红墨水在稿子上认真圈点。虽然由于他们对教学工作不熟悉，存在如前所述的一些分歧，包括一度认为卫星城是西方资本主义的产物，主张删去等，但经交换意见不难取得一致。
关于本书，今天回头来看，还有几点要特别提出的：
——关于第二章《社会主义的城市建设》，当时中苏关系已经紧张，但对于苏联(包括东欧国家)城市建设还没有中肯的加以否定的观点，如果删去，缺一大部分内容，思考所及，暂时不动。
——第十四章《城市的总体规划》是在对1950年代规划实践的认识的基础上写成，特别在当时，尽可能访问规划界一些实际工作者，听取其对建国10年来规划工作的反思，对城市规划工作缺陷的认识，如：对经济问题等重视不够。此章中将“总体规划的经济问题”列为第一节(将 “城市规划功能问题”列为第二节，“城市总体规划中的建筑艺术问题”列为第三节)，这在当时是颇有创意的。今天看来城市规划“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已经是理所当然，但当时把它作为第一位是前所未有的，几易其稿，得来不易，并且将经济合理的原则分别展拓到城市功能与布局原则中，煞费苦心。
——区域规划部分，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相关部门负责人等到有关区域“联合选厂”，为此做了大量工作，颇具创意，实际上即具有区域规划性质，但当时无文字总结，又涉及保密，故未便细加发挥。
——书中将一些技术细节列为附录，当时的想法是，根据我建国以来的授课经验，宜尽可能使教材内容实在些，好使学生不仅仅知道一些技术原则，还多少了解其来源和关键内容，这在建国初期技术资料缺乏的情况下很有必要，今天应当属另一情况。
——在编写过程中还存在保密的困扰，案例的选择颇受限制，本国城市插图一再审定，有关内容简之又简，有些图在今天已不识是何地方。
这本书几经磨难，最后总算交卷，从当时清华建筑系的人力与学术水平来看，写出比这本书现有内容充实一些、实在一些的教材是有条件的，但限于当时“震荡”的客观条件，限期紧迫，仓促出版，也只能如此，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
书稿交卷之日，总算松了一口气，但是当晚我就睡不着觉，失眠、虚汗，渐渐浮肿、四肢无力、心跳加速，去了小汤山疗养院三次(当时幸在工会照顾下获得的唯一可能的去处)，又染上肝炎⋯⋯得病的原因是当时经济困难，按定量，一顿只能吃一个馒头，“国家在带领六亿人民度荒”，“按热量办事”。我硬着头皮，鼓足干劲总算把任务完成，未想到一病三年多，各种医药无效，后幸听从我母亲的建议，不再吃药，而是将各种豆子混合就食，慢慢调理，再半年后体力才逐渐恢复。这场病使我认识到“民以食为天”，工业要发展，城市要发展，不能没有农业。没有足够的商品粮，就养不活城市。这件事在我们经历者是记忆犹新的，对于我更有切肤之痛。
以上所说似乎是题外话，但是与这本定名为 “城乡规划”的教科书有着直接联系，它说明了某些真理，也正是由于这一点，我对今天大手大脚占用耕地持有由衷的痛心与反感，而对“城乡统筹”这一要义倍感亲切且有所期待。
4 对今天的启示
50多年前的事处在忘却的边缘，花了三四个月的时间渐渐点点滴滴回想起来，总算勾画出一个模糊的轮廓，提供为阅读本书的提示。思想既已开动，便有点不可收止，人们难免会问，为什么当时那么多学科的教材全都刊印出来，并未像这本书这样折腾？这说明城乡规划这一学科本身的政治敏感性。
当时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旗帜下，全国要赶英超美，提出要炼多少吨钢，农业增产多少公斤粮食， “一天等于二十年”，农村要人民公社化，要干部读康有为的《大同书》，要消灭家庭等，农村拆除家庭厨房，办公共食堂，粮食多到“吃饭不要钱”，等等。这在当时即给社会带来很大的困惑，对于规划工作者更是如此(这样一个“闹剧”还是逐步得到了纠正，在报上见到陈毅副总理对消灭家庭的纠正说明)。保定的徐水县提出 “提前实现共产主义”，毛泽东、刘少奇先后到此视察。在此形势下，有一阵全国各学校几乎都大搞人民公社规划，徐水县商庄人民公社在某一新华社下放蹲点干部的鼓动下要搞共产主义新农村，当时，具体的目标就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在清华某领导的支持下，建筑系一部分师生在校宣传部一位园林专业毕业的干部的主持下，就选大寺各庄这个点干起来。建平房不过瘾，一定要建楼房。没有地板就用附近白洋淀盛产的芦苇，用细铅丝捆扎成串，拼成楼板，没有自来水管就用玻璃管代替。就这样不仅盖二层，还要盖三层，刚性差，走起来有点摇晃。当时施工也很困难，没有脚手架，就把当地住户的门板拆下来做脚手板，时已近寒冬，家家户户不得不把床单当作门帘。周总理某次特作安排，途经徐水视察这所谓的新农房建设，一连串问了许多问题：为什么没有炕？农民冬季取暖怎么办？燃料哪里来？农民养猪怎么办？许多实际问题都应答不上来。因为当时面对的都是青年教师和学生，总理的问题严肃而温和。当时在设计建设过程中，不是没有不同意见，持不同意见者后来被当作右倾被批判。以上只是身边实际的例子，说明当时规划建设的实际情况和“城市规划三年不搞”的背景。
这一篇“追忆”的文章花了许多笔墨，目的在说明城市规划的前提或基本原则。(1)要有一个正确的政治纲领，这是先决条件，这个纲领不能超前，大跃进就过度地超前了；规划也不能滞后，否则建设走在前面，规划就边缘化了，未起到指导、引导、督导的作用。(2)城市规划有一定的基本理论，学术思想是核心，但是在不同的时代要有相应的发展变化。(3)规划要有理想，但不是空想，要理想与实际统一，城市规划只能立足于现实的基础上，当实际经济水平、生产力还未达到的情况下，依靠主观臆断是不行的。如徐水，当时的县领导提出“提前实现共产主义”，建设“共产主义新农村”，在无经济实力、无技术的条件下，无论用什么漂亮的口号，树这样的 “样板”是树不起来的，徐水一度成为参观的 “亮点”，但没几年就不得不被拆除。当时的县委书记被判定为“阶级异己分子”，县委全部改组，但苦的是徐水的老百姓，谁来补偿他们的损失？这是一个教训，现在似乎已经逐渐被遗忘，但那个时候都是相当一批人认认真真地去干的。历史不会一模一样地重演，但当时各种“风”是一步步刮起来的，并且愈演愈烈，我至今每思至此，心中就压下一个重担。这类事不能不令人反思，仅能希望违背基本原则的事不要再犯吧。
这篇前言拖延了半年，未想当时负责审书的人病逝，但从那时我们就结下了事业上的友谊；又史克宁同志在文革期间下放当中学校长，为救溺水的学生而身亡，我至今仍不忘对他的尊重。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中国建筑学家、城乡规划学家和教育家，人居环境科学的创建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