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古代希腊的城市聚落形态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由村落自然联合发展而成的城市，其内部街道杂乱，建筑布局也无规章；另一种是经历了缜密规划的“希波达姆斯式”城市，内部街道规整，房屋规格一致，呈棋盘状分布。希腊的城市规划思想在迈锡尼王宫时代末期萌芽，大殖民时代为这一思想提供了实践空间。随着城邦制度的成熟，海外殖民地的实践检验，希腊人的城市规划思想日趋完善，以市场为中心，几何形状为轮廓，内部街道呈网格状分布的基本布局已然成型。古典时期希腊哲学家对理想国的追求，不仅包括对理想政体的讨论，还包括对理想城市形态的设计，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很多哲学家已认识到，合理的城市规划能够帮助不同类型的政体发挥出最大的优势。在此背景下，棋盘式的城市布局以希波达姆斯之名逐渐固定，在雅典的推广下日臻完善，希腊化时期得到广泛传播，最终形成了欧洲现代城市的基本要素。
关键词：希腊城邦制度 希波达姆斯 聚落形态 城市规划 理想国
城市规划不仅是一个现代概念，在古代社会，城市规划的重要性也在一次次的实践和理论的发展中得到肯定，优秀的城市规划不仅是城邦居民生活质量的保障，也是实现古典作家笔下“理想国”的现实基础。谈及“理想国”，首先映入研究者脑海的往往是柏拉图的《理想国》(Politeia)，他为我们描绘出了一个哲学王统治下的“正义之城”。但是，作为希腊人对“乌托邦”的共同追求，理想国是公元前5到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哲学家无法绕开的重要话题，亚里士多德和芝诺等人对此亦多有讨论。诚然，对“理想政体”的探寻是这场讨论的重中之重，但柏拉图笔下的理想国只是理念世界的模型，古希腊的政治家和立法家们关心的不仅仅是一个“用言语构建的城邦”，更重要的是如何在现实可行性的基础之上构建一个“理想国”，这样的“理想国”是由理想政体这一内核和理想化的城市规划共同构成的。
亚里士多德认识到，合理的城市规划能够帮助政体发挥最大优势，他在《政治学》中曾对城市规划和政体的关系提出过自己的见解，他认为不同类型的防御规划对处于不同政体的城邦好处不一，在不同政体下，城邦需要保护的对象不同，所以对建筑防御工事的选择亦有所区别。在生活区域方面，他提到，新的“希波达姆斯式”私人生活区域规划在很多方面更受欢迎且行之有效，但在战时防御方面不如另一种传统的规划方式。可见，在亚里士多德生活的时代，有一种名叫“希波达姆斯式”的城市规划正在流行。原先的希腊城市聚落布局以防御为主，新的希波达姆斯式城市规划则在很多方面都受到欢迎。通过文献和考古材料可知，这一城市规划模式是由米利都人希波达姆斯所创，城市整体由横向和纵向的平行街道组成，呈网格状，据称图里伊、雅典的比雷埃夫斯和罗德斯城都是由他规划的，古典到希腊化时期的网格状布局城市皆沿用其名，称“希波达姆斯式城市”。
18世纪中期，以英国为首的欧洲各国开始现代城镇化进程。1850—1914年间，欧洲发达国家的城镇化进程迅速推进。在这个过程中，各国普遍推出了一系列关于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的法律。在这一背景下，部分古代史家开始思考古代世界的城市规划及其传承问题。但因当时条件所限，他们一般着眼于文献材料的释读，从政治学和哲学的角度分析古希腊希波达姆斯的城市规划思想，即使考古发掘工作不断进展，他们关注的希波达姆斯式城市仍旧拘泥于米利都、比雷埃夫斯和罗德斯城等文献材料中提及的地区，奥林索斯(Olynthus)和20世纪80—90年代集中发掘的卡索佩(Cassope)等城市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国内现有研究大多以雅典为中心，关于希波达姆斯式城市规划的研究也大多沿袭西方传统，并未充分关注新的考古材料，对希腊古代城市规划的理论和实践尚未有系统性研究。而以往政治哲学领域对理想国的研究多集中于政体讨论，忽视了城市规划的重要性。而城市规划史研究中，米利都的希波达姆斯虽得到了西方古典城市规划之父的名号，研究者却忽视了希波达姆斯本人也曾参与公元前5世纪的政体讨论，没有充分认识到古希腊城市规划思想成熟的时代背景。那么，古希腊的城市规划思想是如何萌生并发展的？以希波达姆斯命名的新式棋盘状城市规划因何流行？良好的城市规划与公元前5到公元前4世纪的哲学家们讨论的理想国是什么关系？这种关系又是在何种背景之下得以确立的？为了回答以上问题，本文试图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之上，结合传世文献、碑铭以及考古材料，梳理希腊早期城市规划的历史，探究希波达姆斯式城市规划的起源和发展，揭示古希腊城市聚落形态变迁过程中的继承与创新，探讨中西方学者长期忽视的古典作家笔下的“理想国”与城市规划之间的关系。
一、传统希腊的聚落形式
传统文献材料很难帮助我们了解，在理性规划的希波达姆斯式城市出现之前，亚里士多德笔下传统的城市布局是何模样；加之考古材料的不完整性，以往学界对希腊城邦早期城市空间规划的讨论并不多见。城邦早期的历史研究一般与神话研究相结合，或与族群认同相联系。探究城邦早期的城市规划难以绕开城邦的兴起问题，古风时期的希腊与青铜时代晚期文明的断裂与继承，一度是研究城邦兴起问题的焦点。近年来，学界已经逐渐抛弃了“黑暗时代说”，更加强调古风时代与迈锡尼文明的延续性。从迈锡尼时代开始，不同类型的聚落就已经有了一定的规划，这种规划体现在城址的选择和城内的分区上，以位于阿尔戈斯和科林斯之间的迈锡尼城为例，迈锡尼城遗址的王宫所在地是周围地区的政治、经济以及宗教中心，该遗址位于一处高地上，城墙建在王宫建筑群外围，城内有以竖井墓为主的墓葬区、宫殿区及其他建筑。这些建筑的排布没有规律，零星散落在城内。根据现有的考古材料来看，迈锡尼城遗址最长处为396米，最宽处为229米，显然城墙内的区域面积并不足以构成一座城市，更像是一座占据高处的要塞。这种卫城式的要塞即使在古典时期的希腊也很常见，要塞周围应该有其他居住点和农耕地，与要塞本身共同构成青铜时代晚期迈锡尼人的生活聚落。考古学家的确在迈锡尼王宫建筑群的城墙外发现了同属于青铜时代晚期的遗址，比如圆顶墓群和阿特柔斯的宝库，这显然证明了迈锡尼人在王宫以外的活动痕迹。
另一个与青铜时代晚期迈锡尼聚落形态密切相关的是王宫外的交通体系。从19世纪开始，同时代的道路系统考古遗址就已经被发现。其中的一些路段，包括跨越深谷的桥梁和沿着陡坡修建的道路，在19世纪80年代就已经被绘制成地图。很多学者认为，这样规格的道路远远超过了该区域居民的日常使用范畴；加之阿尔戈利斯其他地区，甚至更远的美塞尼亚、彼奥提亚和褔西斯地区都发掘出了迈锡尼时期相似规格的道路，有学者进而认为这些道路主要为战时所用，或者为区域间的贸易交换所用。但是就目前来看，支持相关论点的文献材料只有《荷马史诗》，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迈锡尼时期存在一个能协调以上区域的王权，也没有区域间合作的相关记载，加之上述地区发掘出的道路本身并不长，故而现有材料并不足以得出这一结论。从迈锡尼王宫外发现的道路来看，四条都以王宫建筑群为中心，以狮门为起点，向四周呈不规则放射状延伸。据现有考古材料来看，这四条道路的长度应该不超过4千米，它们都通向几处较为平坦的区域。这几块区域至今仍种植着农作物和橄榄树等经济作物，学者一般认为青铜时代晚期的迈锡尼仍属农业社会，这些平原区域在迈锡尼时期也很有可能是农业用地。所以迈锡尼时期这四条道路很有可能是用以连接农业用地和王宫的，同时代的农民可能就生活在农业用地附近，即现在可考的四条道路很有可能是当时迈锡尼王宫直接控制区域的内部街道。
从2007年到2013年，雅典考古学会对迈锡尼的下城区(Lower Town)展开第二阶段考古发掘。发掘结果证明在王宫的西侧、南侧和北侧有一个面积约为30—50公顷的城镇，城镇外围还有断断续续的城墙，这显然为我们了解迈锡尼的城镇规划、聚落发展以及聚落与王宫之间的互动提供了新的材料。整体而言，王宫时期的迈锡尼城大致可分成三个主要部分：以王宫为核心的卫城区域、城区和乡村地区。每一部分都为整个迈锡尼城的运转提供了基础，而其内部又都有各自的功能分区。城内建筑布局虽然没有经过自上而下的统一规划，但在沿袭传统的基础之上，为了方便王城管理，也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分区，这一时期城内的建筑大多兼顾居住和储藏功能，分布逐渐向王城聚拢，城内的街道也呈放射状分布。乡村地区主要是农业用地，周围散落着小型村落，通过城内延伸出的道路与城区相连接，方便运输。
除迈锡尼城之外，同时期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其他王国，比如皮洛斯和梯林斯(Tiryns)呈现的景观也大致相同。这两个地区的考古与迈锡尼城一样，初期主要着眼于王宫的发掘，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城镇和乡村区域的面貌也逐渐呈现。以皮洛斯为例，考古学家早已发现了属于皮洛斯城镇区域的部分建筑，与此同时，皮洛斯王国出土的大量泥板文书与考古证据相互印证。从泥板文书来看，皮洛斯王国的统治自上而下分为3级，王宫是行政中心，国王掌管一切，任命军事首领(ra-wa-ke-ta)；王城下设两城，分别是近城(Hither Province)和远城(Further Province)，两城长官(da-mo-ko-ro)由国王任命，城下设16个区，每个区任命区长(ko-re-te)与副区长(po-ro-ko-re-te)，以上官员都对国王负责，另有一类地方长官(qa-si-re-u)地位低于国王，但是可以代表地方，自下而上与国王沟通。虽然近城和远城的考古资料不足以使我们全面考察皮洛斯王城的城镇规划，但是从王宫建筑来看，皮洛斯的王宫建筑布局更为规整，房屋大小逐渐趋同。
随着迈锡尼时代各王国的王权走向衰落，即公元前13世纪到公元前12世纪左右，各个王国的王宫和城镇区域逐渐衰退甚至废弃。王宫时期结束、后王宫时期开始之际，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梯林斯却出现了新的大规模城市规划和重建，虽为昙花一现，但足以管窥后王宫时期城市规划的创新之处。与皮洛斯相同，梯林斯的前期考古发掘集中在卫城王宫地区，下城区直到1987年才得以发掘，但是碍于客观条件，进展甚微，直到2013—2020年，海德堡大学史前与早期历史研究所的约瑟夫?马兰教授(Joseph Maran)带领团队在梯林斯西北部的下城区展开三期考古发掘，我们才有幸窥得迈锡尼时代末期梯林斯的全貌。从卫城的王宫遗址来看，梯林斯与皮洛斯一样，建筑布局十分规整，房屋呈矩形整齐排列。下城区北部在迈锡尼时期原本有河流经过，后来河流经人为改道，原本修建王宫的工匠可能在国王的命令下开始修建城镇，考古学家在河流沉积物上发现了建筑遗址，但是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梯林斯王权衰落，这项城市建设工程被迫终止。梯林斯的王宫被毁后，下城区仍然有人居住，原本被废止的下城修建工程旋即重新开始。后王宫时期的新工程整体上沿袭了王宫时期的规划，不过地基的修建较之前更稳固，新修的墙体嵌入事前挖好的渠道内，整个下城区北部被划分为几个矩形大区，彼此平行或成直角排列，城区外围有城墙包围，留有一座北门。迈锡尼时期伯罗奔尼撒半岛以外的遗址与伯罗奔尼撒地区有一定差异，比如位于彼奥提亚的格拉(Gla)和底比斯，他们的王宫建筑占地面积比伯罗奔尼撒地区的所有王宫都大，尤其是格拉，其卫城面积是迈锡尼的7倍，梯林斯的10倍，目前格拉的考古发掘还在进行之中，就目前的材料来看，格拉城的建筑也是彼此平行或呈直角排列。
尽管迈锡尼时期的希腊世界不存在完全统一的城市规划模式，但是各个王国的建筑景观相仿，这种相似性体现在城址的选择和王国内部的分区上，一般迈锡尼文明王宫时期的王国主要分为建有王宫的卫城、城镇和乡村地区3个主要部分，城镇建筑向卫城上的要塞或王宫聚拢，内部出现分区，乡村地区或以散村为主，卫城到乡村由蜿蜒的放射形道路体系连接。到了后王宫时期，大规模自上而下的城市规划开始出现，尤其是后王宫时期的梯林斯，出现了经过统一规划彼此平行或呈直角排列的建筑，希腊人的城市规划观念开始得到初步显现。
二、早期殖民地的城市规划
迈锡尼王权衰落后，各个王国中被废弃的似乎只有王宫区域，城镇区域民居中发现的陶器年代是连续的，尤其是迈锡尼城，似乎并没有明显的断裂迹象，原先的下城区继续维持着小规模的聚居生活，乡村地区可能仍旧以散村为主。梯林斯的民居中也出土了年代连续的陶器，说明这一时期的民用建筑以加固为主，甚至有的地方出土的加固材料还源自卫城王宫建筑，此时的梯林斯还出现了居地统一运动(Synoikismos)，村落间有进一步聚拢之势。迈锡尼文明的延续性也在这一过程中得以体现，城邦文明兴起之前，除摒弃了一些原有的城镇和王宫建筑以外，希腊人的整体居住习惯和城市规划理念似乎没有发生太大变化，不过仅从后王宫时期希腊本土定居点来论证这一结论似乎不够充分，因为建筑物的生命比居住者的生命更加坚韧，除非遭遇重大自然灾害或受到中央政权强力干预，否则民用建筑物不会被彻底拆毁，一般情况下，居住者都会沿袭旧有的居住方式，对待建筑物也是以保养维护为主。鉴于此，在迈锡尼王权衰落之后，即使希腊人的城市规划思想有所创新，也很难在业已由村庄聚集自然发展形成的城镇中实施，而大殖民时代向海外拓展殖民地似乎是希腊人普遍参与的一项活动，考察希腊人在建立殖民地时有无明确的城市规划意识，就可以看出这种创新是否存在普遍性。
阿里斯托芬在喜剧《鸟》中采用戏谑的方式，再现了希腊人的殖民过程，他提到当喜剧中的群鸟已经选好地方准备建立新的城邦时，第一件要做的事情便是定名，鸟儿们将自己的城邦定名为“云中鹁鸪国”，其次需要解决城邦守护神的问题，举行祭祀仪式，接着诗人、神谕收集者、梅同(Meton)、监察官和立法者轮番上阵。这些人中只有梅同没有以职业称呼，但是从阿里斯托芬的表述中不难看出，梅同是一位建筑师和一位城市规划师，他在剧中用圆规画了一个圆，并建议想建立城邦的鸟儿们将矩形的市场置于圆形中心，还规划了从四面八方通向市场的笔直道路，犹如星辉四散的光芒。当古典时期的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按照顺序提到殖民活动时，或许说明这些活动已经成了建立新殖民城市时必不可少的程序。
殖民地的建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过，早期殖民地的建立并没有规范化，不同城邦建立殖民地的原因各不相同，殖民地本身的风土人情更是千差万别，有的殖民地是伴随着贸易交流，从贸易点(emporion)一步步发展而来，有的则一开始就得到母邦的支持，为了解决母邦内部的社会问题，在德尔菲神谕的指引下前往无人定居之地建立的。公元前1000年之前，地中海东部和西部地区就有了贸易交流，海上航道也逐渐稳定，希腊人在南意大利地区最早的贸易点可以追溯到公元前9世纪左右，从公元前8世纪开始，希腊人和腓尼基人开始频繁建立殖民地，希腊人在之后的两个世纪中建立的殖民地多达上百个，以至于亚平宁半岛南部和西西里岛被统称为“大希腊”(Magna Graecia)。
麦加拉?修布莱亚(Megara Hyblaea)是公元前8世纪希腊人在西西里建立较早的一批殖民地之一，在麦加拉人建立城市之前，这里无人居住，防御性城墙和城市的建设基本上是同步进行的。从1949年开始，法国学者就开始主持麦加拉?修布莱亚的发掘，从出土材料来看，麦加拉?修布莱亚内部的街道规划有序，东西向有两条主要的平行街道，南北向有十几条彼此大致平行的街道，这些街道在经过城市东部中心的市场(agora)时变得曲折，该地一度被誉为希腊殖民地城市规划的起源和典范。2016—2017年，特雷兹尼(Henri Tréziny)带领团队对这里开展了进一步发掘，并绘制了古城的平面图，从中可以看出城市西部和南部的街道分布更为规整。这种整齐划一的布局看上去简洁美观，但没有证据证明美观是殖民者在进行城市规划时的首要选择，街道布局的实用和便利性应该是殖民者关注的重点。与希腊本土前一个时代相比，麦加拉?修布莱亚的城市街道不再呈放射状分布，并不是所有的街道都通向市场，但是前往市场依旧十分方便，房屋沿着街道建设，市场呈梯形，周围的街道南北平行，东西向的街道有所曲折，最终在北部汇聚，可以看出市场是殖民地建立伊始最早的活动区域，东西两边的街道走向与市场的东西侧地基一致，南北各有几处地方为宗教场所，市场南边的几个建筑物似乎是仓库，用以储存商品。最古老的街道可以追溯到公元前7世纪末期，宽约3米，彼此之间平行，街道与街道之间的距离约为25米，卫城沿海，位于城市东北部，周围有城墙保护，可以眺望东方海域，下城区外围也有古风时期的城墙，不过只有西部的一段保留至今，墓葬区与希腊本土相似，位于西部城墙外。麦加拉?修布莱亚向来被视为希腊城市规划中最早的案例，其规划主要体现在街道的设计上，优先考虑的是城市内的交通问题，而城内的房屋格局和朝向则呈现出一定程度的混乱。麦加拉?修布莱亚的古代港口位置一直颇具争议，但是根据水下考古的发掘，基本可以确定港口位于城市北部，梯形市场东西两侧的两条主要街道在港口汇聚，可以看出其街道设计是为了更方便地连接市场和港口。从殖民地初期修建的城墙来看，市场并不是城市的绝对中心，就地理位置而言仅仅是城市东部的中心，但从街道布局来看，市场所在地是城市的交通中心，希腊化时期为了抵御罗马人修建的城墙仅囊括城市东部地区，或许是为了更好地保护这一交通要道。
根据修昔底德和埃福罗斯的说法，优卑亚的卡尔基斯人最先在西西里建立了纳克索斯，从现在发掘的遗址来看，这里也保持着平行的街道模式，3条西偏北—东偏南走向的主要街道相互平行，十几条北偏东—南偏西的街道与前者呈直角分布，跟麦加拉?修布莱亚大致相似。大希腊地区同时期建立的殖民地内部城市规划有相似的特征，直到麦加拉?修布莱亚被罗马人摧毁之前，其城市的扩建和一般战后修复都沿袭了最初的城市规划。不仅如此，如果修昔底德的记述可信的话，麦加拉?修布莱亚本身就是殖民城市，在自身建立百年之后，又在母邦麦加拉的帮助下在西西里岛西部建立了塞林努斯(Selinous)。塞林努斯沿袭了麦加拉?修布莱亚的城市规划方式，且有所创新，整体而言，塞林努斯城位于海边，东西两侧有河流经过，卫城位于城市南端，外缘有一圈经常被加固的城墙，卫城以北是居住区，位于马努扎山(Manuzza)上，城市边缘有城墙环绕，墙外是墓葬区和农业区，由于缺乏史料，塞林努斯所管辖的乡村区域面积难以估计，村庄和部落应该散居在乡村区域，根据拜占庭的斯蒂法努斯的说法，塞林努斯以西约二十多千米处的马扎里是其所筑要塞，可见其乡村面积辽阔。卫城东南边为宗教祭祀区，共有大大小小7个神庙和祭坛，中间穿插着规整的商铺，城市西南边是一片住宅区，虽然现存的墙体结构很多都是迦太基人在公元前5世纪末期占领塞林努斯之后修建的，但是建筑地基大多都是希腊式的，迦太基人新修建的部分几乎都依照希腊人原有的规划进行。不论是卫城内还是城市内部的街道都保持了平行相交的建筑模式，城内的房屋建设也较为规整。考古学家在城东的科同涅河(River Cotone)沉积处附近发现了城墙遗址，西部的莫迪奥涅河(River Modione)处虽然没有发现城墙遗址，但是可以大致判断塞林努斯城区以河流为东西部边界，由此看来，市场这时已经处于城市的中心位置，周围的街区都围绕市场规整排列。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跟麦加拉?修布莱亚一样，塞林努斯的市场形状同样不规则，但是与前者相比，塞林努斯的街道布局更加规整，与港口的联系也更加紧密。从2019年开始，波鸿大学的奥伯斯教授(Jon Albers)在德国科学基金会的支持下，开始对塞林努斯的东部港口进行考古发掘，基本可以确定塞林努斯古代港口位于东部科同涅河，是大希腊地区殖民地中可确认的最早的河港。值得注意的是，塞林努斯市场南端的东西向道路正好通往港口，而考古学家恰恰在城墙遗址的对应处发现了城门，这说明在塞林努斯的城市规划中，市场和港口的紧密关系延续了下来，东西向通往港口的街道数量较麦加拉?修布莱亚更多，一条主要通道贯穿南北，连接市场与生活区。
不论如何，早期的希腊人在大希腊地区的殖民地似乎延续了迈锡尼时代末期的城市规划习惯，城市保留了具有防御性质的卫城，卫城外部建有城墙，卫城以外往往还有较大的下城区，以塞林努斯为例，下城区的面积大约为卫城的三至四倍，下城区外围也有城墙保护，墓葬区位于城墙以外，农业用地和零散的村落间或分布。城市规划的经验也随着二代殖民地的建立不断完善，完善过程中可能还会受到其他文明的影响，例如位于西西里岛西岸的塞林努斯，在继承麦加拉?修布莱亚经验的同时，与迦太基人商业贸易往来密切，迦太基人的城市规划可能会对塞林努斯产生一定影响。
不过，并不是所有的早期殖民地都经历了先规划再建城的阶段，尤其是殖民者设立的定居点本身就有人居住时，很难进行系统性地规划，从这类定居点发展而成的城市，一般还是会遵循村庄到城市的自然发展规律。在古典时代之前的希腊殖民城市中，自然发展形成的城市和经过规划建立的城市同时存在，不同的自然环境、文化特色，政体形式和其它要素造就了不同的城市规划传统，由村庄自然发展而来的城市一般围绕卫城修建，防御性质占据主要地位。在迈锡尼时代的希腊本土，卫城大都是王宫所在地，自然而然是城市的中心。在殖民地地区，卫城一般位于沿海高地，延续了原先的防御职能，既能监督内陆，也能眺望宽阔的海面，但不再是王宫所在地，以塞林努斯为例，卫城上的建筑开始以神庙为主，侧重承担宗教职能。城市的中心开始向市场转移，这与殖民地的经济特征有关，尤其是那些从贸易定居点发展而来的城市，道路的规划服务于从港口到市场，从公共市场到私人生活区的双向运输需求。公元前440年到公元前432年之间，雅典人曾经颁布法令，决定在布雷亚建立殖民地，从当地十个部落中选出十位土地分配者()负责分配土地，并任命德墨克利德斯(Demokleides)为建城者，全权负责建城事务，殖民地城市规整的街道和地基面积相仿的房屋很有可能是土地分配者为了方便在殖民者中间平均分配土地的产物。总之，直到殖民时代的晚期，这种先规划再建城的模式才逐渐稳定下来，与此同时，这种经过殖民地实践检验的城市规划方式似乎开始反哺本土，经历了希波战争和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希腊城市亟待重建，希腊本土也出现了大量经过规划的城市，希腊哲学家们对理想城邦的追求也一度与理想城市规划相结合，进一步推动了城市规划的理论发展和实践创新。
三、“理想国”与希波达姆斯式城市规划
希波达姆斯一直被誉为西方城市规划之父。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声称，希波达姆斯设计了比雷埃夫斯，并且是第一个提出城市规划设计方案的人。但是通过前文对希腊本土及其殖民地的城市规划历史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出，这种纵横交错呈直角分布的街道布局早已出现，并不是希波达姆斯的首创。如果将埃及和小亚地区也纳入视角，这种城市规划方式的历史更为久远。那希波达姆斯因何可以冠名这种城市规划方式呢？
古典时期城市规划的理论设想不止希波达姆斯式一种，哲学家、政治家以及其他古典作家们都曾幻想过理想城邦的模样，就城市规划而言，几乎所有的建议都以几何图形为主。阿里斯托芬的喜剧《鸟》中的城市规划师梅同认为，鸟儿的理想国应该是一个圆，以市场为中心，街道呈直线向市场汇聚，市场与街道的关系一如星辰与光芒。柏拉图在《法律篇》中也曾以一个雅典人的口吻提及，若要新建一个定居点，理想的城市应该建在整个领土的中心位置，城市中应该有一块叫“卫城”的圣域，用以建设赫斯提娅、宙斯和雅典娜神庙，这种传统不应改变，卫城周围应该修筑围墙，以卫城为中心，用放射状直线将整个领土分为12份，这与阿里斯托芬笔下的梅同的设想大体一致，只不过后者的城市中心不在卫城，而在市场。除了整体的城市规划之外，私人的房屋也应该有一定规格，共同构成城市的防御体系，取代城墙的作用。在谈及官员任命的时候，柏拉图笔下的这位雅典人认为应该任命60名乡村管理员和3名城市管理员，城市管理员应该监管乡村到城市的道路，以及市内的街道，还应该监督城内的房屋建造是否合规。文中这位雅典人还给出了进行如此规划的原因，他认为不同的地区环境不同，风向会随着季节变换，日照时间也各不相同，作为殖民领导者兼立法者的科里尼阿斯(Clinias)只有在充分考虑外在环境的基础之上，才能够为理想城邦的建设做好最充分的准备。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在总结了苏格拉底、柏拉图和法莱阿斯(Phaleas of Chalcedon)对最优政体形式的讨论之后，提到了希波达姆斯对最优政体的讨论，虽然亚里士多德对希波达姆斯的论点逐一进行了反驳，但是仍旧可以说明，希波达姆斯有关最优政体的讨论在当时的雅典较为知名，起码在亚里士多德眼中，足以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等人相提并论。随后，亚里士多德提出了自己对最优政体的建议，在他眼中，“理想国”的建构除了制度建设之外，显然还包含城市选址和城市规划，因为他再度提及了希波达姆斯的城市规划。他认为这种设计固然美观，且十分方便，但是在城市防御方面并不出彩，以往的传统街道更利于战时防御，敌人很容易在复杂的巷道中迷失方向，而本地人则能够游刃有余地进行反击。亚里士多德很有可能想到了底比斯人进攻普拉提亚的场景，当时正是因为底比斯人在夜间进入普拉提亚城内，在不熟悉路况的情况下，很多人因为迷失了方向而陷入慌乱最终被杀死。他建议城内房屋的布局不必完全遵循希波达姆斯的设计，可以像葡萄种植一样采用五点梅花法排列，或者城市中一部分延续传统的复杂道路设计，另一部分采取希波达姆斯式的规范棋盘式设计。
亚里士多德提出的第一种设想并没有考古材料支撑，而第二种设想在希腊地区却早有实践。位于卡尔基蒂斯的奥林索斯(Olynthus)是个很好的例子，该城在建立之初并不是一座希腊城市，色雷斯的波提埃亚人(Bottiaeans)被马其顿人驱逐，来到这里建城，希波战争时期，被薛西斯摧毁。随后，希腊人移居此地，奥林索斯开始变成一座希腊城市。整个城市分为老城和新城两部分，最初居民住在西南部较高的地区，整个老城区明显没有经过规划，街道和房屋布局十分混乱。公元前432年，马其顿国王帕尔迪卡斯(Perdiccas)命令居住在附近港口城镇的卡尔基蒂斯人前往位于内陆的奥林索斯，为波提戴亚(Potidaea)反抗雅典做准备，大量人口涌入奥林索斯，老城东北部的新城迅速建好，新城遵循了棋盘式的布局模式，外围筑有城墙。公元前348年，城墙外的东部地区又加筑了一些棋盘式的街区。奥林索斯的城市规划与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建议十分相似，我们有理由相信亚里士多德知晓奥林索斯的城市布局，因为他的外甥卡利斯提尼(Callisthenes)就是奥林索斯的著名历史学家。
由此可见，古典时期的哲学家们，一如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在讨论最优政体的时候往往会兼顾理想与现实。理想中的政体往往是排除了客观限制条件的，而在现实中可实现的最优政体必然要考虑自然环境的限制，这也使得城邦建立之初就应该考虑地形、气候等环境因素，筑城之时则应该考虑防御和功能分区，为实现最优城邦创造最好的条件。也就是说，他们对理想城邦的讨论既包含最优政体，也包含实现优政体的现实条件，对城市的良好规划是人类主观能动性的体现，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实现最优政体的客观条件限制。对于不同的政体而言，其所偏好的城市规划范式亦有所不同。换言之，不同的政体也在不断塑造着适合自己的城市景观。亚里士多德对城市规划也有着类似的理解，他认为不同类型的防御工事对应着不同政体，卫城是王制或寡头式的，平地防御工事是民主式的，要塞是贵族式的。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前4世纪希腊哲学家对理想城邦的追求，将城市规划这一重要议题带到了公众视野中。希波达姆斯本人对政体和城市规划问题的见解，以及对殖民地传统城市布局的改造，无疑得到了后来的哲学家如亚里士多德的关注。加之他所设计的比雷埃夫斯地区以及图里伊都与雅典有密切的关系，罗德岛上的城市也曾经是提洛同盟的成员，他的声望很有可能因雅典这座知名的城市更加鹊起。
公元前3世纪的旅行家、地理学家赫拉克利德(Herakleides Kritikos)曾经游历希腊诸城，其残篇《论希腊城市》()中也曾这样形容雅典和底比斯，他认为雅典由于年代久远，道路蜿蜒曲折()，而底比斯尽管古老，却有新的道路体系()，因为这个城市曾经三度被摧毁。赫拉克利德每到一处都会先对当地的道路体系和房屋布局加以评述，可见古典时期的游记作家对城市规划和布局也颇为关注，此外，从赫拉克利德的叙述中也可以看出，对古老的城市而言，战后恢复期是重新规划城市道路的重要契机。
以雅典为例，希波战争并没有彻底改变雅典的城市和乡村景观，战后重建延续了原先的传统，直到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雅典人在伯利克里的动员下，举家从乡下迁入城内居住，雅典城一度十分拥挤，直到后来雅典将长墙和比雷埃夫斯港的大部分地区重新分配，情况才有所缓解。修昔底德提到的重新分配比雷埃夫斯港和长墙地区的土地可能正是在希波达姆斯的帮助下完成的。比雷埃夫斯港附近目前还留存有一部分当时的建筑遗址，从中可以看出，与早期殖民地城市相比，港口周围的城市规划更为规整，街道之间相互平行，东北—西南走向的街道与西北—东南走向的街道彼此垂直，呈正交网格状分布，街道之间的距离相等。房屋沿街边建设，街区中八户房屋为一组，每组规格为160足尺×140足尺(即47.04米×41.16米)，不同组的房屋规格和基本的功能分区也大体一致。市场西南边的街道较宽，连通比雷埃夫斯最大的坎萨罗斯港(Kantharos Harbour)与阿尔忒弥斯神庙。比雷埃夫斯地区出土的界碑石也印证了公元前5世纪希波达姆斯对这一地区的重新规划。
同在公元前5世纪中期，雅典人在伯利克里的命令下，派出1000名殖民者前往图里伊(Thurii)，城市和乡间的土地都被分配给了殖民者，这座城市经由希波达姆斯规划，城市的法律由普罗塔格拉起草，很多学者认为伯利克里试图建造一座典范城市。可惜的是自从20世纪90年代彼得罗?乔瓦尼?古佐(Pier Giovanni Guzzo)领导的挖掘停滞之后，意大利考古面临严重的资金短缺问题，且泥沙淤积的环境给考古工作带来了很多困难，之前的发掘能帮助我们了解具体的房屋结构，但对于了解建城初期具体的城市规划帮助甚微，因为罗马时期的建筑一定程度上颠覆了原先的设计，在考古发掘有进一步进展之前，并没有充足的理由像施万德纳(Ernst-Ludwig Schwandner)一样断言罗马时期的建筑规划与希腊时期保持了一致。好在我们可以从狄奥多罗斯笔下了解到早期图里伊城市规划的特征，他说：“他们将城市纵向划分为4条街道，分别命名赫拉克莱亚(Heracleia)、阿弗洛迪西亚(Aphrodisia)、奥林匹亚(Olympias)与狄奥尼西亚(Dionysias)，横向划分为3条街道，分别命名为赫罗亚(Heroa)、图里亚(Thuria)与图里那(Thurina)，这些街道形成的街区都被(房屋)填满了，城市经历了极好的规划。”虽然狄奥多罗斯并没有提及具体的房屋规格，但仍足以见得图里伊的城市规划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除了比雷埃夫斯港和图里伊外，学者还认为米利都以及罗德斯城也是希波达姆斯本人亲自参与设计的。但是由于米利都重建于公元前479年，罗德岛上的三城于公元前408年联合建立了罗德斯，巨大的时间跨越一度给相关研究者带来了不少困惑。就目前现有的材料来看，希波达姆斯参与设计罗德斯的说法更为可信，因为有斯特拉波作为辅证，亚里士多德将比雷埃夫斯港的规划归功于希波达姆斯，而斯特拉波在介绍罗德岛的时候明确提到新罗德斯城的设计者与比雷埃夫斯的设计者是同一位。从罗德斯的平面图来看，希波达姆斯式的城市规划不仅限于平行相交的棋盘式街道规划，整齐划一的街区和房屋，每一组房屋可能由6个房子组成，一组长约为162足尺(47.73米)，宽约为90足尺(26.51米)，与比雷埃夫斯一样，罗德斯的城市规划还包括对市场的重新设计。色诺芬提到比雷埃夫斯的时候就曾经用到希波达姆斯市场()一词，可见希波达姆斯式的城市规划是将城市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进行规划的。市场作为城市的公共空间与作为私人空间的住宅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在殖民时代早期，市场是自由发展的，没有固定的形状，街道围绕着市场的边缘延伸，但希波达姆斯式的城市规划在规划街道的同时，限制了市场的形状，虽然形状有所限制，但是市场变得更加开放，因为人们可以通过四通八达的街道从任何地方进入或离开市场。市场南部的街道稍宽，直通城东的港口与城西的阿波罗神庙，这一点与比雷埃夫斯的设计十分相似，或许也可以佐证罗德斯的设计的确出自希波达姆斯之手。在殖民时代，市场就坐落于城市的中心地带，不过这时的市场选址以经济目的为主。到了古典时期，市场作为公共空间与民主制度的关系在雅典逐渐得以确立，希波达姆斯的设计让市场变得更加开放，其本人的声望也可能进一步得到了提升。
伴随着古典时期的思想家对理想城邦的不断追求，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思考，拥有最优政体的理想城邦应该采取怎样的城市规划，拥有何种城市景观？尽管哲学家们对何为最优政体有不同见解，对理想的城市规划也有不同看法，但是早在殖民时期棋盘式城市规划的好处就逐渐体现，伴随着希波达姆斯为雅典进行的一系列棋盘式城市规划及其本人对最优政体的追求，他的名字逐渐与棋盘式的城市规划紧密结合。这种以市场为中心，市内建筑规格一致，并呈棋盘状分布的城市布局逐渐确立下来。马其顿国王帕尔迪卡斯就曾采取这种方式建立了奥林索斯的新城，现存最完整的按照希波达姆斯棋盘式城市规划建设的卡索普城，是亚历山大母亲的出生地，随着亚历山大的伟业，这种棋盘式的城市规划在希腊化时期更加流行，塞萨洛尼基(Thessaloniki)、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安条克、塞琉西亚等希腊化城市都是按照希波达姆斯式的棋盘式布局建设的。
结语
迈锡尼王宫时期，希腊人开始关注城市功能的分区，但是并没有产生系统的城市规划方式。在这一时期，不论是伯罗奔尼撒地区的迈锡尼、派罗斯，还是远在阿提卡的雅典，抑或是彼奥提亚的底比斯，内部的道路系统皆蜿蜒曲折，连接卫城上的王宫以及城区，以王宫为中心，并兼顾城外农业区与城市之间的沟通。古希腊的城市规划诞生自迈锡尼时期末期，但是这种规划随着迈锡尼文明王权的衰落陷入停滞。
到了殖民时代，新殖民城市的建立给早就诞生的城市规划意识提供了实践的机会，为了方便城市的贸易活动和沟通，规整的道路体系成为常态，为了减少土地分配产生的分歧，房屋的建造规格也渐趋统一。目前殖民地城市中能确认的最早使用几何形城市规划的城市是麦加拉人建立的麦加拉?修布莱亚，后者也在不久之后建立了自己的殖民地塞林努斯，塞林努斯延续了几何形的城市规划，城市的街道一般由几条主要街道组成，另有几十条街道与之垂直，彼此平行，将城市划分成几何状街区。卫城和市场共同构成城市的两个重要公共空间，城市的中心由原先的卫城王宫转移到市场，街道的建设也总是按照市场的形状展开。殖民地时期的市场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其在经济活动中担任了重要的角色，与城邦制度关系不大，因为大希腊地区的很多殖民地，例如塞林努斯，以僭主制为主。建立麦加拉?修布莱亚的麦加拉与米利都在公元前8世纪的殖民活动中关系密切，在殖民地的建设活动中有很多相似的举措，虽然没有明确证据证明几何形的城市规划与米利都学派之间的关系，但是后来米利都的希波达姆斯的确成为了这种城市规划的代言人。
到了古典时期，这种规整的几何形城市规划方式反哺希腊本土，随着希腊本土的思想家对理想城邦的想象与对最优政体的追求，棋盘式的城市规划方式逐渐固定下来，米利都的希波达姆斯被誉为这种城市规划方式的发明者。诚然，这种几何式的城市规划在大希腊地区的殖民地中早就出现，但希波达姆斯本人仍在此基础上有所创新，原先不甚规则的几何图形被逐渐固定下来，街道之间的关系以平行和垂直为主，市场为街道所限，也呈现规则的矩形，被称为“希波达姆斯式市场”，街区内部的房屋长宽比保持一致。不过，希波达姆斯之所以与棋盘式的城市规划联系密切，除了他的创新之外，更有可能是因为他与米利都的关系，以及本人对最优政体的探索，符合当时雅典思想家对理想城邦追求的潮流，加之他本人对雅典比雷埃夫斯的规划和雅典殖民地图里伊的设计，让他在雅典声名鹊起。后来提到他的作家，如亚里士多德和色诺芬，都长期生活在雅典。这一时期市场作为公共空间与民主制的关系才被逐渐塑造出来，四通八达的道路方便城市居民从各个方向进入市场。传统上古老的蜿蜒道路体系与杂乱的房屋布局被认为仍具有防御价值，所以也并不是所有古老的城市都着手建设棋盘式城市，以雅典为例，城市地区仍旧保持旧的杂乱的城市布局，一道长墙连接港口，城市港口一体化实现之后，港口地区便采取了新的棋盘式布局，奥林索斯也呈现出旧城新城同时存在的景象。
奥林索斯的城市布局表明，从公元前5世纪开始，马其顿就接受了希波达姆斯式的棋盘式城市布局。到了希腊化时期，亚历山大及其继任者们在欧亚大陆建造了越来越多的棋盘式布局的新城，这种布局也以希波达姆斯之名流传。作为公共空间的市场逐渐被建筑物包围，并不是所有道路都像古典时期一样能直接通向市场，且到了罗马时期，市场上开始大量树立纪念性建筑，逐渐向现代的广场转型，虽然某些公共或私人空间的建筑功能在不断变化，但是城市整体的棋盘式布局延续了下来，逐渐成为现代欧洲城市的基本要素之一。
（注释略）
（作者：刘峰，德国海德堡大学古代史与碑铭学系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