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政通先生是著名的中国思想史家、哲学家，也是教育家。他出生在镇江，游学在台北，著述畅行两岸。他的《中国思想史》《儒家与现代中国》《伦理思想的突破》等数十部论著别具一格，是因为他既经历了牟宗三学派的古学知识熏陶，也受过了殷海光学派的新学思维训练，并汲取了传统与现代对话时代的反思智慧。到八十高龄以后，韦先生写作发生障碍，转而将学问写在开放式课堂的讲台上。从2004年开始，直到去世前夕，韦先生相继在台湾清华大学、广州中山大学、北京大学、东南大学、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深圳大学以及越南河内大学等学府讲学，青年学生深受感染。
韦先生来武汉讲学两次，第一次是2006年4月，第二次是2008年10月，每次都有十多天，在各大学讲演、座谈，及与青年学者单独交流。我因为两次都是接待人，得以常伴左右，饱享精神大餐。先生的讲论，每每记录之、整理之，发现话题尽管广泛，却须臾不离学术，尤其在有关学术人生的开展方面，结合他自己一生的体会，提出很多独到而极富启发性的见解，让我对于学术、对于为学之道、对于如何做一个学者，有了更深一层的体会和感悟。
学术与思想、信仰、教化
何谓“学术”？ 在先生看来，“学术”的意涵，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有很大的不同。中国历史上，学术与思想不分，学术与信仰不分，学术与教化不分；但在现代社会，这些概念必须有一个区分，不能等同。但要知道它们之间有各种不同的联系。
关于学术与思想，韦先生说：“学术主要是对专门的对象进行研究的工作，属于知识的范畴。思想则是一种智慧，主要针对的是时代的问题。”中国传统学问其实以智慧见长，学问家实际上是思想家，严格的“学术”过去比较欠缺。思想家们不重视概念的建构和纯粹知识的演绎，他们的思想大多是通过语录来表达，不是靠事实与逻辑来论证。现代社会不同了，由于西方知识系统的影响，学术慢慢独立出来。学术靠论文、论著表现，思想却可以通过杂文来表达，像鲁迅。“学术”主旨在求真，“思想”主旨在求善，有那么一个大致的区别。不过他们仍然可以相互贡献，尤其学术反过来对思想作出贡献。学术越发展，它对思想越可能有贡献。以学术为基础，才是思想的正途，因为有学术的思想才比较靠得住，学术可以使思想有根基，比较深刻，比较系统，不是泛泛而谈。
关于学术与信仰，韦先生指出，“信仰跟个人的生命需要有关，是一种独特的生命经验。一个人信仰什么，不是争论可以解决的”，但是学术却有是非，需要辩论，需要有“爱吾师，更爱真理”的精神，也就是有真理高于权威、高于信仰的信念，“没有任何东西不受挑战，没有一种权威是不可以怀疑的，因为那是一个保持着无限可能性的地方”。他感慨道，中国传统的儒学很难有这种区别，儒学既是一种学问，又带有宗教性，连现代新儒家也常常混淆信仰与学术，甚至信仰优先于学术。
把学术与信仰混在一起，必然影响到学术的真实。中国历史上的儒家，尊德性高于道问学，人格优先于思想，强调做圣贤。这是一个文化的要求、一个理想，可实际上，人间没有圣贤。但中国历史上，为了这个圣贤的信仰，“为尊者讳、为贤者讳”，这个隐，那个隐，人的真实性丧失了。中国历史上的传记，只有司马迁写侠客写得非常生动，一写读书人就不太生动了，根据价值判断写人。偶像化，不利于学术的发展。西方天主教里的圣人奥古斯丁，法国启蒙运动时代的大思想家卢梭，都写有《忏悔录》，赤裸裸地写自己人生中的种种劣迹，我们并不因为他们行为上有很多很多缺点，就看轻了他思想上的价值，相反这样更有利于我们全面地认识人性。
学术与教化，传统中国也是追求一体的，中国传统中有所谓“经师”与“人师”的说法。经师，跟现代专门传授知识的人比较接近，汉代有所谓五经博士，专门讲经；中国传统里面还有一种人师，道德学问上做人的榜样、典范的那种老师。“经师易至，人师难求”，理想的学者既要做学问，又要做教化。韦先生认为，传统的“人师”，以道德楷模为追求，这在现代体制里面几乎落空了，当一个老师、教授，只是看学术上的专业和成就，道德方面现在慢慢没有着落了，其实这一方面很重要，尤其对做教师的人。学者注意德操，为人师表，仍然是值得提倡的。
但是在知识专业化和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的今天，要一个学者既在学术上有发展，又在社会教化上有成就，那不太容易。新儒家本身，虽然他们想做教主，但是他们还是以一个哲学教授、哲学家的身份在社会上出现的，基本上也走的是知识化的路子。儒家发展应该有很多的可能性，我们培养博士、将儒家从学术上重建，是一种方法；将来如果有一部分人能从学院走出来，提倡一种社会讲学的风气，像香港霍韬晦先生走的那条路，让我们的观念被更多的社会人知道，也是一种方法。这是学问家和宣传家分头努力的方向。
学术与方法
学术研究当然有个方法问题。韦先生认为具体的方法因人而异，但有几个普遍性的问题需要注意。
首先是要了解自己的个性和条件，看适合从事哪一个类型的学术研究。
韦先生介绍了台湾人格心理学专家杨国枢对学者形态的划分。做学问一种是安土型，安于一个研究领域，不断耕耘。像林毓生先生就是安土型的，一生围绕一个题目转，越来越深入。另一种是游牧型的，像游牧民族一样，逐水草而居，喜欢搞新题目，开辟新的领域。游牧型的人一般比较博学，范围很广，容易被新鲜的东西所吸引，可是比较难深入；虽然难以深入，但开辟了许多新的方向。梁启超就是这样的人，一生开了很多方向。
就学术课题的选择，韦先生自己也有一种划分学术类型的说法。他说，中国的体育非常发达，有的人适合长跑，有的人适合短跑。学术也一样。短跑，就是一篇文章一篇文章累积起来，彼此之间可以不连贯。长跑就是一个大型的研究工程，连续地做下去。做研究工作，可以慢慢测验出来，自己适合哪一种。短跑、长跑不影响学术成就，写大书还是写短的文章，跟学术成就无关，跟学术的品质也无关，写了大书不一定就会有大的成就。
了解了自己适合的学术类型，就可以少走弯路。接下来，一个带普遍性的方法，就是养成一种学者的生活方式。
韦先生说，不同的角色，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即日常生活的不同习惯。志于学术的人也要有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企业家奢侈的生活方式不适合我们，艺人好名好利的生活方式也不适合我们。作为学者，每天生活的场所应该是研究室、教室和学术会议室，尤其是研究室或书房。我们的生活方式在空间上就是要求一生都习惯进书房读书做研究，这种习惯丝毫不是勉强，而是自然的习惯，就像吃饭、睡觉、甚至呼吸一样自然，而且乐在其中。韦先生说，培养学者生活方式并不容易，但是如果能从培养兴趣入手，继而养成自我激励、自我鞭策的能力，就可以慢慢做到。因为学问慢慢丰富了，精神世界也慢慢丰富了，“内重则外轻”，你就会淡泊名利，生活简单，且不怕孤立，不怕寂寞。
养成学者的生活方式，研究活动就有了定力。在此基础上，不难在技术上摸索出适合自己的独特方法。谈到技术上的方法，韦先生特别提供了一种“科际整合”的观念。
韦先生说，中国人比较缺乏对话的能力，孟子跟荀子都是各说各话，根本不是对话，朱熹与陆象山也是这样，争论了半天，对对方根本不了解。到现代，自由主义跟新儒家也是这样，彼此不了解对方的确切想法，就想当然地乱骂一通，以为对方是谬误，自己是真理。学科之间的不沟通、不了解而造成的“隔行如隔山”更是普遍。这妨碍了学术的探索和发展。西方也有很多很多的毛病，但是相对来说在这一点上比较好一点。西方从苏格拉底、柏拉图以来，就有辩论的传统，辩论的关键，不在结论，而在过程。辩论的过程中，能够将概念的真实含义呈现出来，在这个基础上再讨论下去；再加上他们有“爱师更爱真理”的精神，彼此能够敞开，能够容忍，所以可以讨论下去，最后学术一步步发展，文化一步步推进。
学术要发展，需要培养宽容的精神。对同行的异见要宽容，我不同意你的意见，但是我尊重你，见解不同不影响我们彼此的交往；对隔行的见解更要宽容，要了解认识任何一个问题，都可以采取不同的视角，不同的方法，不同的学科可以从不同方面提供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只有一条路。韦先生说，在不同学科的结合方面，台湾从上世纪70年代起，发展出一个比较好的传统，就是“科际整合”。杨国枢、李亦园留学回来带回一种方法，用多学科结合的方法讨论社会问题，邀请历史学、哲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医学等各种不同学科的专业人员一起研究，出的第一本书叫《中国人的性格》，很有创见。
韦先生说，他后来在学术上的一些突破，很多从这里受益。譬如他后来写《中国文化和现代生活》，就是学习借鉴了社会学的方法，不完全是思想史的方法了。这样就突破了单纯哲学史、思想史方法的局限，比较有自己的特色。韦先生说，人类的社会文化活动是一个整体，把知识分类是要的，但不能过分拘泥于分类。
学术志业与学者使命
学术人生有两种道路，一条跟学位、职衔有关，属于“职业”的范畴；另一条则超越学位、职衔，将自己当作一种历史文化的载体，以在时代文化上继续创新为己任，可称之为“志业”。学者人生离不开职业，有的人甚至只将学术作职业看；但真正的大学者，更看重的是学术本身的价值，将学术创造看作自己的生命，将学术作为志业。作为人生选择，从前一条道路努力的人比较多，也比较可以得到实际的利益；从后一条道路努力的人比较少，但他们更有理想性。
韦先生说，作为职业和作为志业，对社会都可能有贡献，但是性质上有很大不同。职业的目标比较容易达到，甚或有一种立竿见影的效果，志业则不一定有这个效果，它的目标比较宏阔，是否达到可能需要漫长时间的考验。而从学者素质的养成来说，学术上的职业和志业尽管都要有一定专业的训练，志业的要求也更多。学术作为一个职业，可以限定在一个狭小领域里面，但作为志业需要不断地突破。学术发展不能满足于守住一个堡垒，只在一个小范围内做专家，不可能成为一个大学者。做学问就像桑蚕抽丝作茧，一点一点抽丝，作成一个蚕茧，让自己有自己一个的天地；但你不能一直在茧里藏着。如果一个学者作成一个茧之后，不变成蛾飞出去的话，那个蛹会闷死在里面，会僵化。
韦先生说，做学问非常辛苦，但是也有很大的报偿。学问本身会产生满足感，补偿自己所作出的牺牲。从事学术工作的人终极的追求是“创造性满足”。从“无”到“有”是一种创造，一部大的书，一部好的论文，就像一个人建立一个大楼，你又是一个建筑设计师，又是木工，又是水泥工，什么都是你一个人做起来的，这种过程完成以后，你会产生一种创造性的满足。名利可以带给人很大的满足，但是名利也非常容易丧失，创造性的满足一旦出现，任何人拿不走的。
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成就，令韦政通先生非常振奋，欣慰中国人真的可以创造一些奇迹。他说：
“从一个人文学者的立场，我觉得将来中国要成为第一流的国家，社会文明的水准必须提高。目前中国文明的水准还不高，文明的水准表现在生活的习惯、开车的习惯、守法的习惯、聚精会神的习惯，这都反映最基本的文明水准。这方面应该大大提高。提高文明水准，价值观念要改变，要确立的价值观念包括躬行、自由、民主、法治、正义等等，这些价值观念的确立，人文学者的责任特别重大。首先要在理论上把观念确立过来，理论层次弄清楚以后，然后再在制度上落实，最后内化到我们生活当中来。社会文明需要提升人文素养，人文素养靠发展人文思想，推进人文教育。人文学者任重道远，这是逃不掉的责任。第一流的国家不会自然降临，过去二十多年尽管中国社会有很多弊病发生，但大方向没有错。现在需要的是更多的人把中国文化的创新作为人生的目标，这是我最大的期待。”
韦先生的身上，有一种很特殊的学者魅力。他谈话，总是语气平缓，娓娓道来，和蔼中透出睿智，理性中透出激情，格外有提振人生、催人奋进的效果。
韦先生2018年8月5日在一次车祸中不幸离世，没能看到最近几年的情境变化，但是，他对于“提高文明水准”“中国文化的创新”的殷殷期待，越来越成为学界的共识。他对于学术工作的一些见解，也慢慢在变为学界的“常识”。翻出旧日谈话记录，分享给读者，以纪念韦先生远行五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