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自以为身居其一的时候，也必须极力为其二而竭尽全力。”
——伯尔
最近一次接触伯尔，是在阅读波兰知识分子亚当•米奇尼克（Adam Michnic）的著作时。在与“六八年人”丹尼尔•科恩•邦迪（Daniel Cohn－Bendit）的谈话中，米奇尼克回顾1976年自己曾经参加了一次关于乌尔苏斯（Ursus）工人的审判，当听到宣判结果时，工人们的妻子中爆发出哭声，米奇尼克感到巨大的震惊，他觉得不能丢下这些无助的人们不管。他很快写了一封抗议信，信中谈到了知识分子在社会中应该发挥的角色。接着，他所属的持异议者小圈子起草了一封给西方知识分子的呼吁书，呼吁捍卫波兰工人的权利。这个呼吁书出现在西方刊物上面，很快得到了海因利希•伯尔、君特•格拉斯以及索尔•贝娄等著名作家的响应。“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事情不得不改变了，于是KOR诞生了”，米奇尼克讲述道。1976年成立的这个“保卫工人委员会”（KOR）是后来团结工会的前身。完全能够想象，伯尔作为享有崇高声望的作家、197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他所给予的公开支持，对于尚处于围困中的波兰工人运动及为数稀少的抗议的波兰知识分子，是多么珍贵和多么大的鼓舞。在某种意义上，海因利希•伯尔的声援行为，经过一系列复杂的转换，实际上参与了当代波兰的社会历史，成了它的催生婆之一。
米奇尼克继续谈自己这年的国外旅行。他写道：“对我震动最大的是与海因利希•伯尔的会面。和所有波兰人一样，我有点排斥德国人，难道不正是德国人把波兰变为德国的集中营？尽管从理智上我知道是不应该反德国人的，但是感情上难以抑制。谢谢海因利希•伯尔，他让我开始喜欢德国人。在我们会面期间，他告诉我，他会在任何时候帮助拉多姆和乌尔苏斯的工人。西方人没有人像他这么立场鲜明地表达。他说到做到。任何时候我们需要他的帮助，他总是出现。当他去世时，我却在牢里。这是一个巨大的悲哀，我没有机会为了他所做的向他表示感谢。”帮助一位波兰人纠正了对于德国人的偏见，帮助他恢复了对于德国人民正当的感情，在这个意义上，伯尔是自己民族忠诚的儿子，他为这个民族赢得了应该有的尊敬。
“西方人没有人像他这么立场鲜明地表达”！这么说，伯尔在他的时代是一个如此的“异数”？非常可惜的是，这位“异数”作家伯尔实际上没有恰如其分地进入中国作家的视野。当他197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中国仍然处于文化大革命的笼罩之下，关于这位作家的情况了解无多。而当七十年代末期我们这个民族重新返回世界，人们重新大量阅读西方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文学作品、甚至为了一本新出版的书奔走相告时，却没有将眼光更多地停留在这位战后重要的德国作家身上。尽管八十年代初最新出版的那批书中，就有伯尔的好几本：《伯尔中短篇小说集》（外国文学出版社1980）、《莱尼和他们》（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小丑之见》（1983），但是比如我周围的朋友中，不管是平时的言谈还是他们的写作中，很少有提及这位当代德国作家的，几乎没有哪一位中文作家表明他受过这位德国作家的影响。人们谈论更多的是一些现代派的作家、诗人，比如庞德、艾略特、萨特、加谬，拉美的小说家有马尔克斯、略萨，以及后来的博尔赫斯等，奥地利德语作家卡内蒂的长篇小说《迷惘》也在一个为数不少的人群中热烈传播。对于伯尔，人们的态度仿佛比较暧昧，读过几本他的书之后，就将他放在了一边，很少加以谈论。某种情况延续到现在，如今阅读伯尔的人则更少i。
到底是什么挡住了人们的视线，使得这位重要的德国作家没有恰当地走到人们面前？我们在什么地方错过了这位海因利希•伯尔？
伯尔是作为德国战后“废墟文学”的代表出现在文坛上的。1945年他28岁，那场对于德国民族来说也是浩劫的灾难，他是作为成年人而经历的。自1944年起，他就想方设法以各种理由泡病假离开部队，在树林与公路之间穿梭逃亡，经历了生与死的残酷搏斗，被死亡和饥饿所逼迫。一篇叫做《列车正点到达》的小说（1949）记叙了这种精神状态。主人公安德烈亚坐在正在开往某个前线的列车上，他年轻得不曾与一位女性接过吻，但是清楚地知道一旦到达目的地，那就是他的死期。他数着时间：三天、两天、一天、半天，“不久”他就要永远地离开这个世界。在这之前，他想起自己对不住的那些人，想要吃一顿热饭，想要听一次音乐——人家却同时搭配给他一个妓女。他们想一道逃跑，结果乘坐的汽车被“两把钢刀”锯成碎块，它们“闪射着疯狂仇恨的凶光”——真正的敌人是德国人。“恐惧与饥饿，饥饿与对德国人的恐惧”，在战后很长时间内伯尔仍然受着它们无休止的纠缠。在1984年他给儿子们的信中写到：“我今天每次购物仍是害怕风吹草动的抢购，我总是要一下子买太多的面包，太多的牛奶、鸡蛋和牛油，并成条地买香烟。”（《给我儿子们的信或四辆自行车》，《伯尔文论》，三联书店1996年。）
这样的人从颠沛流离中返乡，“写战争、写回乡、写自己在战争中的见闻，写回乡时的发现”，是自然而然、顺理成章的事情。但是，当人们用“废墟文学”来形容这批年青的文学现象的时候，却同时伴随着一种批评，甚至带有“责备”和“中伤”在内。伯尔纳闷：“人们似乎并不要我们对战争负责，对把一切都夷为废墟负责，但他们显然怪罪我们看到了这一切，并且当时还在看着。”《“废墟文学”自白》，《伯尔中短篇小说选》，）这种现象对我们并不陌生：没有人对于某件不幸的事情负责，但是却要对报道这件事情负责和付出代价。
伯尔以法国大革命前的田园文学为例，来说明一种脱离现实的文学多么无聊和危险。在大革命前的几乎整整一个世纪，人们仿佛生活在一种牧歌般的遁世的生活当中：“女士们扮作牧羊姑娘，先生们办成牧人，逍遥于人为的田园美景之中，吟唱嬉戏，密约幽会。”伯尔抨击这是在做着一种表里极不相称的“游戏”（“甜蜜其外、邪恶其内”），而这种发明这种游戏，当时的田园小说、田园戏剧“负有罪责”。在作家们引导这场“捉迷藏的游戏”之下，人们对于即将到来的大革命“毫无预感”，对于当时的尖锐激烈的社会矛盾一无所知，文学的中的轻歌曼舞遮蔽了严酷的现实。这是文学风气败坏社会风气的一个范例。“捉迷藏”是一个很好的比喻，那些以各种理由将文字视为游戏的人，都可以归到这种“牧人和牧羊女”的迷藏之中。
“谁有眼睛，看得见东西，就请看吧。”伯尔呼吁道。但是“看”，不是仅仅看表象，而是看其内部，看构成生活的那些结构性的东西，是赋予事物以形状和秩序。——“‘看’这个词具有超乎光学范畴的含义：谁有眼睛，看得见东西，对他来说，事物就变成可以透视的——他理应能够洞察这些事物，人们可以设法借助语言去洞察事物，深入地去看这些事物。”伯尔最为推崇的两个十九世纪的作家是狄更斯和陀斯妥也夫斯基。狄更斯也“捉迷藏”，“但他绝不是生活在捉迷藏的状态之中。不把捉迷藏作为一种游戏，而把它作为一种状况。” 伯尔自己的小说《莱尼与他们》可以看作普通人卷入身不由己的“游戏状况”的一幅画卷，这部小说写于1971年的小说使他跻身于大作家之行列。其中以年轻漂亮的女主人公莱尼为线索，展示了三十年代后期直至战争结束德国普通人们的生活。莱尼年轻漂亮，但资质平平，无法继续学业之后在父亲的公司里做事，绝无出人头地之念，对政治毫不关心，战争使得她的生活一再陷入中断和绝望。她与第一任男友出双入对，十分般配，但甚至不能确定他们是否在黑暗的电影院里拉过手，对方就上前线并死在那里。不久她成了阿洛伊斯夫人，但是总共不过与阿洛伊斯同床两次，不到二十岁时就成了寡妇。她儿子的父亲是一位从战俘营里出来的俄国人，不知受着什么人的保护与莱尼同在一个花圈工厂工作（那时候对于花圈的需要量是一个惊人的数字），两人好容易熬到了战争结束，莱尼在墓地的地下室里（被称为“苏维埃天堂”）当上了母亲。但是最终她的俄国情人仍然没有幸免，他身上穿着的德国军服使他落入了美军手中，之后又转给了法军、转到一座矿山。莱尼骑一辆破自行车穿梭在德国、比利时、法国来回找他，最终找到他时他已经躺在了另一座公墓之中，随即莱尼变成了一座“默然无语、冰凉肃穆的青铜雕像。”这年她才二十三岁。这位因美丽而被传闻风骚的女人，一生中与男人发生关系的机会少得可怜。除了莱尼，这部小说还描写了一大批被命运捉弄的人们。莱尼的父亲，三十年代神乎其神的军工建筑商人，是从脚手架上掉下来摔死的，死时手里还拿着焊枪。这位当年的建筑大王，对于建筑工地上的实际活儿一窍不通。还有那个花圈店老板佩尔策，唯一的纳粹分子，投机取巧，弱肉强食，但在莱尼与她俄国情人的关系上，佩尔策不能说不通人情。战争刚一结束，他立志做一件“亏本生意”（搜购废钢材），结果还是发了大财。伯尔所写的并非幽默小说，但是生活本身的荒谬以及他所采取的底层人物的视角，赋予他的小说一种十分杂沓和悖谬的气氛。
使得伯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另一部重要作品是《小丑之见》（1963），这几乎是一部针砭现实之作。战后的人们开始重建家园，但是随之而来的是一切照旧，人们期待的是恢复从前的秩序，腐朽的道德、僵硬的清规戒律也得以沉渣泛起。这个社会仿佛没有从什么地方得到任何教训。主人公汉斯•施尼尔是一位褐煤大王之子，他的家族掌握大部分德国的褐煤股票七十年之久，战争也没有改变这种长久的格局。老施尼尔与妻子既貌合神离（他拥有一个情人十年之久），又心安理得，他们完全忘了战争快结束的时候，他们曾把十六岁的大女儿亨丽黛送去参加高射炮部队一去不返。汉斯母亲表面上貌岸然，无懈可击，她的道德状况可以用这个例子说明：她曾经当过三天的反原子能战士，但是当她听说坚持反原子能政策会导致股票行情暴跌时，便立刻打电话给那个委员会，宣布“脱离关系”。汉斯决定与女朋友私奔，宁愿当一名“小丑”（哑剧演员），四处奔波，居无定所。他的一个节目叫做《到达与出发》，有六百多个动作组成，他都默记在心，看得观众到终场也不知道什么是到达，什么是出发。但是好景不长，他的女友终于不敌舆论压力与她脱离关系，投入了另外一个人的怀抱。而这在人们眼里，竟是符合天主教的主流道德。汉斯在走投无路之中给神学院的弟弟打电话，为了能够让弟弟能够接听电话，他不得不发明“内在的事故”、“灵魂正在处于紧急之中”这样的说辞，而电话那头的人对“灵魂”感到迟钝的程度，如同听到“垃圾、粪便和牛奶桶。”
伯尔有一个“阿登纳时代的批判者”的声誉。而这个时期，正是德国战后经济起飞、恢复元气的时期。这个阿登纳，战后因领导德国人民重建家园成效卓著，在2003年底德国电视二台评选的“德意志十大俊杰”中名列榜首，其次是马丁•路德，其余巴赫、歌德、爱因斯坦排在稍后的位置上。那么，为什么在一个在别人看来是飞速发展、蒸蒸日上的时代，伯尔看上去则是一个“心怀不满”、“四处扒粪”的人？一个作家与他的时代的关系是怎样的？1973年，他在瑞典诺贝尔演讲会上的发言提供了答案。
他先是举了一个建桥的例子，指出即使像桥这样理性的、由许多设计人员、工程师、工人严格把关而建造起来的东西，也存在那么几毫米乃至几厘米的误差，或者称“难以计算的东西”。这主要是在将计划付诸“实施”过程中，对材料的加工成型而产生的微乎其微的偏离。也就是说，任何一张蓝图，在它的实现过程中，都会存在这种难以估算的空间，他又用“弹性变化”、“间隙”来形容它们。同样，他的一位烤面包的朋友曾经告诉过他类似的道理：在夜色未尽的清晨去烤面包，需要凭借直觉去弄清楚如何配料、温度多高以及烤的时间长短，这些都是不确定的、“冒险的事情”。没有人能够将最终出现的结果中包含着所有因素都考虑在内，总有那么一小部分——哪怕再少——超出了人们的计算或视野。伯尔进一步拿自己使用的“语言”为例，说明“总会剩下一点残余，总会留下一个哪怕是微小的区域，是我们凡俗的理性无法进入的。依此类推，在任何领域中，都存在这么一个难以解释的“中间地带”，一些难以清理的“间隙”，这就是诗的理性，是诗所栖身的场所。在这个有待探索的、可能也是危险的领域面前，人们必须抱有足够的谦卑，而不能傲慢；傲慢只会毁了它们，毁了诗的理性或者想象力。
从“剩余部分”的视野看过去，一个哪怕是设计完美的人间天堂，都存在着这样那样的误差，这样未被关照和清理的“角落”和“阴影”，人们对此应该有所意识，不要认为自己已经将天下的好事全部做完，已经穷尽了一切的善；更何况任何一个现实社会远非人间天堂，而是因种种利益关系形成各种各样社会矛盾的场所，其中许多甚至是严重对立的；那些掌握和控制着着一个社会主要资源的人们，他们所处的优势地位，不断在继续强化一个社会中的各种不平等的差距，而这往往是通过各种合法的理由和制度来完成的。而这个制度的代表者——形形色色的政客们，天生不愿意正视存在的问题，他们更愿意把这个社会打扮得光滑如鲜，给人们以太平盛世的印象，他们最反感地就是不和谐的“噪音和杂音”，对那些“剩余部分，”他们更宁愿以掩盖和隐瞒起来，仿佛一切从来都是如此严丝合缝，过去和现在都不曾有过任何问题；唯一有问题的就是那些看出问题的人们。他们用“阴暗面”来称呼伯尔所说的“间隙”、“中间地带”、“微小的区域”。
而当伯尔认为晦暗未明就是诗所栖身的场所，是文学想象力的合法所在，他是少有的能够将“政治”与“文学”归并到一条线上的人们之一，这种“政治”当然是“反抗的政治”。当想象力参与到这“剩余的部分”中去，这就使得它具有了一种反抗性，反抗“光滑无暇”、反抗“太平盛世”，反抗各种谎言和故意的隐瞒，反对以各种理由为现存现实辩护以及摆出一副“现实就是这样的”蛮横态度。而这样做，也完全符合艺术的原则——想象力是一种发现，是让未曾发声的发声，未曾看见的看见，即海德格尔说的“去蔽”，给予仍然处于“深水”之下的东西赋予一种秩序。伯尔继而用一系列词来形容这个无法穿透的领域，所有这些词汇指向同一个东西——“讽刺、虚幻、剩余部分、上帝、神秘和反抗”。这些东西意味着永远的不安，永不疲倦的批判和揭露。将“反抗的政治”与文学的想象力、与“诗性”同处一处，这便是作家的政治。在这个世界上，并非只有“政治家的政治”，并非只能由政治家来垄断政治。
伯尔甚至把这个“反抗政治”的领域扩展为一种国际性。实际上，无视他人的傲慢是无所不在的：如果一个地区人们的反抗，在另一个地区的人们看来是毫无意义的，那么，这就构某种傲慢的结果。伯尔举例说：“对一个譬如在苏联的政治犯，或者哪怕只是被隔离的反对派来说，西方世界抗议越南战争也许是错误的或者甚至是疯狂——人们可以从心理的角度去理解他，因为他身陷囹圄或者与社会隔绝——但他必须认识到，一个人的责任不能与他人的相抵消。他必须认识到，在为越南示威游行的时候，也是在为他示威游行。” （《试论诗的理性》，《伯尔文论》）那么，发过来也同样成立：比如在七十年代，处于西方世界中的那些反战的人们，也不要因为自己出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失望和批判，从而把东方国家的统治者当作了能够实现他们诉求的代理人，对这些国家的反对派采取一种不理解、充耳不闻的态度，觉得他们的事业不那么重要或紧迫。如同西方的反对派是在为东方的反对派示威一样，东方的反对派在自己的国家也在为西方的反对派奋斗和受难。这是否可以解释该文前面提到的——在七十年代，伯尔为什么成了西方世界里的为数甚少的、支持波兰年轻的反对派的重要作家？
伯尔进一步旗帜鲜明地指出：“我觉得，如果我们依然再去讨论干预文学和另外一种文学的划分，那简直是在自杀……如果你自以为身居其一的时候，也必须为其二而竭尽全力”。此话说得多么好啊：你在其中之一做事，同样也在为其中之二出力；其中之二所取得的成果，也会带到其中之一当中来，它们是互相促进、互相生发的，美的根源和合乎人性的政治的根源是相通、相连的。不仅从反抗的政治可以走到诗的想象力、诗的理性上去；同样，从美学的立场也可以走到反抗的政治上去——“美也可以和所传播的思想一样，作为它自身或者作为它所表现出来的挑战解放他人。”这个过程当然不是简单的，号令式的，伯尔理解的美这种作用是缓慢的，因为美的形式并非那些直接，而是通过“暗示”的方式，文学作品中那些能够对现实产生刺激的部分，如同所安放的“倒钩”，在表面上可能不起眼，让人瞧不上，但是“这倒钩会给人猛烈的促动和顿悟”；据此伯尔认为艺术“不是用来存放炸药，而是思想的火药和社会的慢性导火线。”（《试论诗的理性》）
在《莱尼和他们》中描写了这种藏有“倒钩”的存在及其奇特作用。莱尼的俄国情人博里斯是一个德语文学的热心爱好者，但在当时，包括卡夫卡在内的许多德语作家是被严格禁止的，于是提及这些作家成了两个年轻人的秘密信号，用来传递一种特殊的亲昵感。一次，俄国小伙子咬着莱尼的耳朵说了一个词“Georg Trakl”，可是莱尼当时并不知道这是谁，甚至猜成了这位小伙子想要替莱尼肚子里不许出生的孩子所起的名字。第二天，她只好忍痛牺牲宝贵的咬耳朵的十秒钟，再去问博里斯，究竟那个名字是什么人。小伙子告诉她，那是一个“诗人，德文的，奥地利，死了。”莱尼十分珍惜博里斯传递的这个信息，跑到图书馆借这位叫做特拉考尔的诗人的诗集时，却受到了图书管理员冷脸的对待。终于她找到了一本特拉考尔的诗集，以致把其中的诗歌背得滚瓜烂熟，但是他们身边的那位纳粹却怀疑这位被莱尼整天放在嘴上的诗人是不是一位布尔什维克，并且拿这件事情去请教了他的“党的领导”。任何的专制不能不是野蛮的，专制者视人类文明财富、诗与想象力为危险和可怕的敌人，他们本能地感到了在那些诗句中存在的颠覆他们的力量，而那些处于极度压迫之下的人们却会把特拉考尔这样对这个世界来说是无足轻重的诗人，看作黑暗中的启明星。
在他看来，语言远非是仅仅停留在字面上的东西，而是敞开着与这个世界连接的通道，语言所蕴含的能量，对这个世界具有一种催生和催发的作用，在一篇《语言作为自由的庇护所》的演讲中，他将这个问题挑得非常清楚：“在我们这个世界里，语言是个多么具有两面性的东西。话一出口或刚刚落笔，便会摇身一变，给说出或写下它的人带来常常难以担当其全部重负的责任。说出或写下“面包”这个词的人，往往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为了这个词，曾经进行过战争，也出现过谋杀。它负载着沉重的历史遗产。谁要是写下这个词，也应该清楚它所负担的历史遗产，以及它能够发生何种变化。倘若我们意识到每一个词身上的这种历史遗产，倘若我们去研究一下词典，——那是我们财富的清单——就会发现，每一个词背后都有一个世界。每一个和语言打交道的人，无论是写一篇报刊新闻，还是一首诗，都应该知道，自己是在驱动一个又一个世界，释放着一种具有双重性的东西：一些人为之欣慰的，可以使另一些人受害。”
引用伯尔的这些原话，是想直接从中得到一种对比，回答该文题目种所提到的那个问题：即中国作家为什么错过了这位同样是从废墟中走出来的德国作家伯尔？伯尔的做法是：站起来回过头来看看是到底什么力量导致了废墟？是什么导致了对于民族的巨大灾难以及如何防止它的重新出现？他在考虑作为一个作家如何承担自己民族历史中那些“剩余的部分”，将这些没有人要的“残余物”担当起来，从而能够促进自己所处的社会朝向进步方向的改变。伯尔盛赞眼光有些“湿润”的狄更斯，认为他获得了作家极少能够获得的成功：使得“监狱制度得到了改革，对贫民窟和学校进行了彻底的考察。”这个赞誉也可以用到伯尔本人的头上，前面提到的他促进了七十年代波兰民主便是一例。而许多中国作家采取的是将自己的头深深地埋藏在沙堆里，迄今对于任何政治避之唯恐不及。他们只知道一种政治，即政治家的政治，强权的政治，强奸和被强奸的政治，而不知道作为一个人自己也可以采取自己的政治立场，作为一个作家也有作家本身的政治，那是用他自己的富有洞察力的眼光和写作得来的。
伯尔下面的这段话，仍然像洪钟一般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敲响，值得我们警示：
“而当一个作家屈服于权势，甚至主动奉迎权势时，他犯下的，将是可怕的罪行。这种罪行更甚于盗窃，更甚于谋杀。对盗窃和谋杀，有明确的法律条文可以量刑。判了刑的罪犯，因为有法律为他们提供与社会和解的机会：犯罪者会有所偿还，尽管这种偿还不像作一道数学题那样便当。然而一个作家，如果他背叛了语言，那么他背叛的时所有说同一种语言的人，而且无法对他绳之以法，因为他所服从的是没有条文的法律。这不成文的法律，针对的是他的艺术和他的良心。”（《伯尔文论》）
2005年11月
【《同济大学学报》2006年第二期发表】
【注释】
i在我为了准备这篇伯尔的文章寻找资料的过程中，从我校（北京电影学院）图书馆借到的这本《莱尼和我们》（1981年版），从1981年至1991年的十年之间有过八位读者，这之后从1991年之后，便没有再借出过。而这本《伯尔中短篇小说》（1980年版），在该书出版之后的当年有过四位读者，从此二十多年之内无人问津。我所处的这个规模较小的高校图书馆没有1996年出版的《伯尔文论》，这也许应该视为正常，但是在我住处的附近北京师范大学，这个全国文科的重镇，在该校图书馆的ALEPH书目查询上也找不到这本书，这应该是比较奇怪了。我在网上查到一些旧书店有这本《伯尔文论》出售，根据经验，它们很可能是没有售出的新书，因为滞销变成了“旧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