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毛泽东填写了《贺新郎·读史》一词。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毛泽东在词中的回答是不言而喻的：“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有多少风流人物？”
是啊，风流总被风吹雨打去！
然而，对于个人在革命历史上所起的作用，特别是对于个人崇拜的态度，毛泽东与斯大林曾经有过极其相似的认识和主张。这是一个值得后人研究的课题。
一、毛泽东、斯大林早年都反对个人崇拜
早在延安时期，中共七大曾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入党章总纲。毛泽东当时虽然也和全党同志一样接受了这一提法，但他在1948年11月21日致信刘少奇等中央书记处成员时，还是提议在中央正式文件中把“毛泽东思想”改为“马列主义”。特别是当有人提出“毛泽东主义”时，毛泽东对此很不赞成，他认为我们就是一个主义，即马克思主义。他在致何凯丰的信中说，“我的思想（马列）自觉没有成熟，还是学习时候，不是鼓吹时候”，“我的体系还没有成熟”。在七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中，毛泽东不仅以“两个务必”告诫全党，还特别强调“禁止给党的领导者做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保持艰苦奋斗作风，制止歌功颂德现象”。进京前夕，他更是提醒自己：“我们决不做李自成。”
建国后，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宣传部1954年12月5日专门下发通知：“毛泽东同志曾指示今后不要再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以免引起重大误解。”邓小平在八大修改党章的报告中，特别提到苏共二十大的一个重要功绩，就是告诉我们，把个人神化将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很明显，个人决定重大问题。是同共产主义政党的建党原则相违背的，是必然要犯错误的，只有联系群众的集体领导，才符合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才便于尽量减少犯错误的机会。”“同过去剥削阶级的领袖相反，工人阶级政党的领袖，不是在群众之上，而是在群众之中，不是在党之上，而是在党之中。”八大要求全党坚持群众路线和民主集中制，健全各级党组织的集体领导，避免个人专断和个人决定重大问题。并且在八大修改通过的党章中，总纲只写了“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取消了七大已写入党章总纲的“毛泽东思想”这个专用名词。
1956年2月25日，在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严厉地抨击斯大林无视党内生活准则，践踏列宁的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大加鞭挞斯大林的暴行和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其实，早年的斯大林也是反对个人崇拜的。
1931年12月13日，德国作家路德维希问斯大林：“你是否容许把你和彼得大帝相比拟？”斯大林谦逊地回答说：“绝对不行。历史的比拟总是冒险的。这种比拟是毫无意义的。”“至于我，我不过是列宁的学生，我一生的目的就是要做到不愧为列宁的学生。”1945年12月28日，斯大林在会见参加他的全集编辑工作的学者时，对他们说：“我不要求把一切都收进去，去掉了很多。看来有些人力图多收一些，想夸大作者的作用。我不需要这样做。”当时一位学者还试图劝说他，《列宁全集》把一切都收进去了。斯大林立刻回答说：“那是列宁，而这是我。”尤其是1947年《斯大林传略》出版前，斯大林审阅校样时，就作了多处修改，他在“斯大林的生活和活动不可分割地与列宁的活动联系在一起”这句话，在列宁的名字前加上了“他的导师和培育者”。在很多地方勾掉了“在斯大林领导下”、“斯大林领导的”这样的字句，去掉了“天才的理论家”、“苏维埃国家真正的舵手”、“最伟大的统帅”等头衔，有六、七处把斯大林关于某一问题的“学说”改为“理论”或“原理”。他批评传略的作者们：“传略中好话很多，赞扬个人的作用。读者们在读了这本传记后该做什么呢？他们得跪下向我祈祷。”他还用讽刺的语气说：“我现在居然有了各种学说，直到关于战争中起作用的经常性因素的学说。甚至发现我还有共产主义学说、知识分子学说、集体化学说等等。”“这种学说在我这里‘发现’了整整齐6种……实际上一种也没有。”
二、毛泽东、斯大林晚期又都主张个人崇拜
李锐先生在总结庐山会议的沉痛教训时曾指出：“在宣传上我们确实长期习惯于把党的领袖说成只是毛泽东一个人，而从来不讲领袖是一个集体；把中国革命理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说成只是毛泽东一个人的贡献，而不是也包含集体智慧的结晶；把一切成就归功于毛泽东本人，少讲党和人民群众的作用；把领袖说成是绝对正确的，更不讲领袖也会有缺点，也可能犯错误，等等。长期以来这样宣传的结果，个人崇拜就自然成为顺理成章之事。”
尤其是苏共二十大后，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所作的批判，是否也让毛泽东感到了某种危机？担心大权旁落？担心中国的赫鲁晓夫上台？加之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的当年基本建设增加20个亿的意见遭到与会者的否决。毛泽东感到个人的威望受到严重影响，会后一转身就去了南方。次年十月，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开始反击。特别是到了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毛泽东过去自己反对个人崇拜的态度，把周恩来等人对他的冒进批评和个人崇拜问题结合起来，大加发挥。毛泽东在会上说：“赫鲁晓夫一棍子打死斯大林，也是一种压力。中国党内绝大多数人是不同意的，有一些人屈服于这种压力，随声附和，要打倒个人崇拜。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我们不是崇拜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吗，斯大林正确的东西也还要崇拜。对于他们，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我们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现在既有个人崇拜，也有反个人崇拜。反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崇拜自己则很舒服。问题不在于个人崇拜，而在于是否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打倒斯大林，有些人有共鸣，有个人目的，就是为了想让别人崇拜自己。列宁在世时，许多人批评他独裁。说：政治局只五个委员，有时还不开会。列宁回答很干脆：与其你独裁，不如我独裁好。因此，只要正确，不要推，不如我独裁；也开点会，不全是独裁就是。不要信这个邪，你反对个人崇拜，反到天上去，无非是想自己独裁。”一些献媚者趁机逢迎毛泽东。时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兼华东协作区负责人的柯庆施就唱出了高调：“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在第二年的庐山会议上，刘少奇、彭真等人提出，反对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是彭德怀的一大罪状。胡乔木在理论上还从恩格斯《论权威》一文中，引申说明党需要领导者个人的威信，这是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必须保卫，决不能破坏。林彪在1959年9月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更是强调：“我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怎么学呢？我向同志们提议，主要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这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捷径。……我们学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容易学，学了马上可以用，好好学习，是一本万利的事情。”在这些吹鼓手们推波助澜的作用下，毛泽东由反对个人崇拜到欣赏个人崇拜，并且一直走上了“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成为“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林彪语），完成了从人到神的跃迁。
同样的情况在这之前也发生在苏联。随着斯大林在党内最高地位的确立和权力的巩固，一些异己陆续被剪除，苏共党内逐渐形成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1929年12月21日，斯大林满五十寿辰，全国上下对斯大林进行了歌功颂德。斯大林被称颂为“当代的列宁”，全国各地每个城镇的广场和公共建筑物内到处都是斯大林的全身塑像和半身塑像。1934年第一期的《真理报》上刊登长文，文中肉麻地吹捧斯大林“是列宁最好的学生，是从列宁党脱胎出来的，党的骨就是他的骨，党的肉就是他的肉”，“他和列宁一样能够高瞻远瞩”。1949年《联共（布）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祝贺斯大林70寿辰的颂词》中更是十分豪迈地宣称：“斯大林同志，在你的领导下，苏联变成了伟大的和不可战胜的力量……世界上一切正直的人们世世代代将赞颂苏联，赞颂你的名字——斯大林同志，赞颁使世界文明免遭法西斯暴徒摧残的救星……斯大林的名字是我国人民和全世界普通人心目中最珍贵的名字。”这时的斯大林早己被人赋予了“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无所不能，替所有人思考，他的一举一动永远正确”的“超人”的地位。
三、个人崇拜究竟是人性的弱点，还是体制的痼疾
由毛泽东而斯大林，比较之下可以发现，历史竟有惊人的相似！是巧合还是必然？是人性的弱点还是体制的痼疾？似乎容易回答，又似乎很难回答。但这毕竟是一个需要后人回答的问题。毛泽东曾经批评过斯大林：“斯大林如此严重破坏法制，这在英、美、法这些西方国家就不可能发生。”“斯大林晚年把封建主义的精神实质带进了共产主义运动。”可能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他晚年的严重错误不就是在重蹈斯大林的覆辙吗？
未来学家阿·托夫勒说：“我们如果不向历史学习，我们将被迫重演历史。”列宁也曾告诫我们：“无产阶级需要了解政治活动家的真相，不管他们是活着的还是死去的，因为凡是真正配得上被称作政治活动家的人，即使他们的肉体已经死去，他们在政治上是不会死去的。”毛泽东、斯大林都已经是过去的历史人物了，对他们的个人崇拜也已经是逝去的烟云。但是，鉴往知来，我们今天谈论当初他们两位由起初的反对个人崇拜到后来的欣赏个人崇拜，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为什么两者在对待个人崇拜的态度上有如此的相似，个中奥秘难道不值得我们认真探讨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