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先生晚年客居四川江津，穷困潦倒，然节气甚高，坚拒各方面的嗟来之食。先外祖父彭泽湘，是1922年在莫斯科入党的中共早期党员，回国后曾直接受命于李大钊领导，任中共豫陕区委军事特派员,后两度出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他知守常先生与独秀先生二人的惺惺相惜的友情敦厚，1940年，趁在重庆的机会，特意去江津看望这位党的主要创始人，并略有接济。三十年后，外公回忆起历历往事，仍对陈独秀先生的人格操守，敬重不已。
五四运动的行动者
在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毛泽东特意提到陈独秀，并郑重地说：“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
陈独秀为开启民智，率先为国人请来了德先生和赛先生，即民主和科学。为此，他宣称：“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陈独秀以《新青年》杂志为阵地，反对封建专制政体，反对少数人物享有政治特权；提倡民主、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至后来重视社会主义。不仅著名历史学家周策纵在《五四运动史》中评论说，当时“《新青年》可以说是个名副其实的‘思想炸弹’。” 毛泽东也曾向斯诺回忆，是《新青年》改变了他的人生取向。
五四运动中，陈独秀是思想者，也是行动者。1919年6月11日，正在分发“北京市民宣言”的陈独秀先生遭到北洋军阀的逮捕，被监禁了83天。为迎接他出狱，一批新知识分子的领导人物用白话诗的形式向他表示庆祝，其中李大钊的诗是这样的：“你今出狱了，我们很欢喜，他们的强权和威力，终竟战不胜真理，什么监狱什么死，都不能屈服了你；因为你拥护真理，已经实行了你那句话：‘出了研究室便入监狱，出了监狱便入研究室’。”诗中引用陈独秀先生的这句话，当时还成为青年学生争取思想自由的警言。毛泽东在其主办的刊物《湘江评论》创刊号中，就直接引用过。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陈独秀的头颅是高耸的。后来，他一生又四度入狱，但他从未委曲求全。抗日战争前在一次法庭受审中，律师为他辩护说，陈先生已经不是共产党的人了，放他出去，有利于分共。先生听了，觉得受了莫大的委屈，当即拍案而起，大义凛然讲了一通共产党的主张，大骂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他坚称自己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１９３８年，陈独秀在《五四运动过去了吗》一文中认为，五四运动应被视作自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起一直持续到“整个民主革命时期”，也就是说，民主尚在争取之日，五四运动就仍在进行之中。但这位五四运动的精神领袖并未因此居功自傲。1940年蔡元培去世后，陈独秀在《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中说：“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专归到哪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
深刻反思俄国经验
早在中共成立之初，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声称中共是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时，陈独秀就理直气壮地回答：“中国革命一切要我们自己负责的。”“各国革命有各国情况，我们中国是个生产事业落后的国家，我们要保留独立自主的权力，要有独立自主的做法，我们有多大的能力干多大的事，决不让任何人牵着鼻子走。我可以不干，决不能戴着第三国际这顶大帽子。”到了中共五大后，共产国际要陈独秀去苏联讨论中国革命问题，他仍诘问道：“讨论中国革命为什么要到莫斯科去？”并坚持认为：“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来领导。”
晚年陈独秀深刻反思了俄国经验。可以说先生是最早认识到极权体制危害的共产党人。他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若不从制度上寻出缺点，得到教训，只是闭起眼睛反对史大林，将永远没有觉悟，一个史大林倒了，会有无数史大林在俄国及别国产生出来。”表明先生对斯大林问题的认识，已经触及政治制度层面。“独裁制度产生了史大林，而不是有了史大林才产生独裁。”1941年12月23日，他在致友人的信中坦言：“列（宁）、托（洛茨基）之见解，在本国不合，在俄国及西欧又何尝正确？弟主张重新估定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及其人物之价值，……在我自己则已估定他们的价值。我认为纳粹是普鲁士与布尔什维克之混合物。……弟久拟写一册《俄国革命的教训》，将我辈以前的见解彻底推翻。”在另一封信中，他还说自己：“主张重新估计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及其领袖（列宁、托洛茨基包含在内）之价值，乃根据苏俄二十年的教训，……适之兄说弟是一个‘终身反对派’，实是如此。”
以至后来有人称赞说：“陈独秀这个人，不管他有怎样的弱点，但他毕竟是一只雄狮，人家可以打败他，甚至可以杀死他，但你休想叫他乖乖做替罪的羔羊。斯大林……将全部责任往陈独秀头上一推。陈独秀如果肯和斯大林合作来串演这出悲喜剧，自认全部错误，以来洗清斯大林的罪过，那么，陈独秀不仅可以在共产国际当要人，而且多半还能重坐中共的首把交椅。”（王凡西：《双山回忆录》）尽管是书生革命，但陈独秀就是这样一位闯了南墙也不回头的铮铮硬汉。
终身追求民主自由
由于陈独秀先生在党内的巨大威望，从中共“一大”到“五大”，
他连续当选为党的总书记。尽管他陈独秀本人是一个性格非常倔强的人，可在党内却是位开明的领袖。瞿秋白就曾说过：“有时，我和他争得面红耳赤，他从不计较，够得上光明磊落。”
先生曾对人说，中国经过几千年封建统治，民主与科学荡然无存，正因为没有民主与科学，弄得国将不国、民难为民的地步。没有民主，就没有进步，也没有革命；没有科学就不能生存，就要亡国。有民主才能有科学，有科学才能保民主，二者缺一不可，少一点也是不行的。（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
晚年陈独秀尤其升华了对民主自由的认识。1940年11月28日他在《我的根本意见》中写道：“民主主义是人类发生政治组织以至于政治消灭之间，各时代（希腊、罗马、近代以至将来）多数阶级的人民，反抗少数特权之旗帜。‘无产阶级民主’不是一个空洞名词，其具体内容也和资产阶级民主同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没有这些，议会或苏维埃同样一文不值。”同年9月，先生在《给西流（濮德治）的信》中，还列举了他认为的民主政治的几个必要条件：“（一）议会由选举产生；（二）无法院命令不能捕人杀人；（三）政府的反对党派公开存在；（四）思想言论出版自由；（五）罢工本身非犯罪行为。”他还辩析说：“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些东西……只能是领袖独裁”。由此，先生呼吁：“宗教式的迷信时代应当早点过去，大家醒醒罢！”他清醒地认识到，“社会主义也要借鉴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要民主化”，“最浅薄的见解，莫如把民主主义看作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如果工人阶级国家不比资产阶级国家更加民主，工人阶级奋死斗争又为了什么呢？”
有人问，陈独秀曾贵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后来颠沛流离，何不去某大学谋一教职？对曰：战乱频仍，诺大的中国放不下一张平静的课桌，况且先生僻居乡野，不向当局求一官半职，连做了国民党大官的学生，送钱来都一分不受，盖因道不同不相与谋，也可以说是印度圣雄甘地不合作主义的中国版。抗战期间，中共方面也曾有意邀先生去延安，但要求他写一个书面检讨。陈独秀说：“回党工作是我所愿，惟书面检讨，确难从命。”为什么呢?陈说：“时至今日，谁有过，谁无过，在未定之数，有什么好写呢?” “大钊死了，延年死了，我也落伍了。……与其去延安做个摆设，我不如待在江津，实实在在做点学问。”然即使处于贫病交加的逆境中，先生仍未停止对中国前途命运的思考，仍在探索如何实现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民主问题，他预言，民主主义终将战胜各种专制独裁制度，实现“无产阶级民主制以至全民民主制。”
1942年3月3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学习组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讲话中明确指出，现在虽然“还不是我们宣传陈独秀历史的时候，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同为五四旗手的胡适也曾对这位昔日的战友作如是评价：“觉得他的最后思想……特别是对于民主自由的见解，是他‘思熟虑了六七年’结论，很值得我们大家想想。”
“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岁月的尘埃拂去后，陈独秀晚年的思想不仅有弥足珍贵的闪光点，而且对革命经验与教训的反思，对民主、自由与平等的毕生追求，先生当称先知先觉者。
(原载《湘声报》2009年6月6日，发表时略有改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