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从最初的行为主义革命推动国际体系论的勃兴开始，国际体系逐步成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核心概念和研究重点。本文对国际体系理论主要的学者及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从卡普兰、辛格等的行为主义研究到沃尔兹的新现实主义，继而到基欧汉的自由制度主义与温特的建构主义国际体系观。这些理论流派对国际体系提出了不同侧面的见解和观点，进而丰富和发展了西方国际体系论。
国际关系的体系论是战后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重大的突破性进展，它萌发于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盛行于60年代以后。自此，国际体系（又称国际系统）成为国际关系学领域讨论的重点课题，从卡普兰的国际体系六模式到温特的建构主义国际体系论以及布赞与利特尔的“世界史中的国际体系”，西方学者提出了许多相关的理论。
一、国际体系的概念与特点
体系又称“体制”、“系统”等。体系反映事物的整体性、联系性和层次性，一般指由若干个彼此之间相互联系的部分所组成的一个整体。体系概念最早由经济学家金德尔伯格提出。罗伯特·利珀将体系定义为“一组以某种方式发生互动的单位或构成部分”，并称系统论为国际关系研究的一种特定的“科学框架”。① 查尔斯·麦克莱兰则将体系定义为“部分或分体系的集合体”，任何体系均能“从一个状态变为另一个状态”，“任何体系都呈现为一种结构，其组成部分处于互动关系之中”。② 体系是一种“抽象的、描述的和理论的概念”，它提供一种广泛的“分析观点”。③
国际体系又称国际系统。乔治·莫德尔斯基认为，国际系统是指一个具有结构和功能要求的社会系统，它包含一组客体以及这些客体之间的关系及其特性之间的关系。④ 而通常所说的国际体系，实质上就是国际政治体系，主要指的是由国家行为体组成的体系，尤其是那些以大国和支配大国为核心的、由多边和双边国际条约与协议联系起来的主权国家体系，那些由民族主权国家组成的、由国际法和国际制度规范的抽象的实体，那些国际领域内各种行为体相互作用形成的相对固定关系组合。
在西方国际政治学理论中，对国际体系还有其它不同的定义。如美国学者吉尔平在《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一书中把国际体系概念界定为一些不同实体按照一定控制形式、经常互相影响而统合的整体。他认为国际体系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有一些“不同的实体”，可以是过程、结构、角色或角色的一些特征；二是具有“经常的互相影响”的特点，从偶然接触到经常的互相依赖；三是有某种规定行为的“控制形式”，既有非正式规则，又有正规制度。以沃尔兹为代表的结构现实主义者认为，国际体系是国际主要力量配置构成及这种力量互动关系的组合体。⑤ 建构主义流派则认为除了固定的力量配置结构外，还有观念的配置及其互动形成的动态结构。
国际体系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步显示出六个主要特点：⑥
第一，整体性。体系一般被界定为“在特定环境下相互作用的由若干组织和实体组成的整体”，这种整体拥有组成部分在孤立状态时所不具备的新的整体功能。
第二，层次性。国际体系呈现出多层次性，除了主权国家之外，还有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利益集团、宗教组织等等，国际体系理论的研究对象因而也是多层次的。
第三，联系性。任何系统的基本特征，是它的各构成部分之间有着相当程度的相互依赖性。不仅体系内部成员间存在联系性，体系与环境间也存在互动，这种互动是体系合理性存在的前提。因此，就某种意义而言，国际关系研究的就是国际体系的互动问题。
第四，稳定性。均势体系、两极体系、等级体系、单位否定体系等都是不同历史时期的国际体系相对稳定状态。体系理论强调冲突与合作并存，认为发展国际体系是确保国际社会趋于稳定的决定因素。
第五，功能性。体系的主要功能是维持体系的特定模式，适应环境的能力，达到目的的协调能力和促使体系的一体化过程。而国际体系的研究目的则是寻求存在于国际体系与分体系内的模式、原则与规律，从而促进国际社会的稳定与一体化过程。
第六，相对性。体系是个相对概念。有些学者曾按“体系—单元”的模式归纳出三对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常见的“体系—单元”，即国际体系—国家、国家—官僚体制、官僚体制一个人；在这种形式中，每一对的左侧是右侧的体系，而右侧则是左侧的单元。⑦
“国际体系”不同于“国际社会”。国际体系与国际社会的各自的内涵重心有差异，但它们有着一个共同的基础，即均强调国家作为主要国际行为体的中心地位和无政府结构的作用。国际社会学说由英国学派所倡导，可分成强调规则和规范与共享文化价值两派。⑧ 国际体系不以国际社会的存在作为它的生存的前提，而国际社会的诞生、发展则以国际体系的存在作为前提。⑨ 国际体系具有系统性，焦点集中在国家之间的关系上。而国际社会不仅可以包括主权国家间的关系，也可以反映不同行为体和社会制度等方面之间的关系。
“国际秩序”、“国际格局”与“国际体系”也有一定的异同性。一定的国际关系有一定的运行、管理机制，它包括一个主要由大国组合成的领导结构、全球性和地区性的国际组织、相应的国际法及其规则、处理国际问题的常规程序，这就是国际秩序。对国际秩序进行研究，也就是对大国力量结构进行研究。体系与秩序的关系是：体系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它是一个跨历史阶段的，舍去各种具体秩序形态、特征的抽象概念和框架。⑩ 秩序是体系内的一种状态，所以它的影响和作用也将依附于国际体系，或是在国际社会范围内活动。同样，国际体系涵盖面要比国际格局广泛得多，国际体系不但有结构层次还有进程层次，而国际格局只是国际体系中“全球层次的中心结构”，即“世界主要国家、国家集团之间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国际核心结构和战略态势”。(11)
二、从科学行为主义到新现实主义
国际体系理论的发展源于战后国际关系出现的一系列新变化。国际组织的普遍出现及其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日益显著，使得国际社会角色也发生了变化，国家不再是唯一角色，这一主要背景直接促成了国际体系理论的产生。
其次，就方法论而言，国际体系理论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自然科学方法论，尤其是体系论。进入20世纪50年代以后，“行为主义学派”逐步将自然科学的方法引入了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从而对传统的人文学科方法形成了有力的挑战，这就是国际关系理论史上著名的“行为主义革命”。(12)。
与此同时，西方国际关系学者对体系研究方法进行了广泛探索，引入了历史描述法、科学预见法、哲学规范法、合作冲突法、决策方法论、均势论及系统方法论等。(13) 因此，罗伯特·利珀于1972年指出：“毫不夸张地说，在过去的10年，体系论的研究方法广泛地支配了国际关系理论领域。它帮助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从强调世界政治的无政府状态转向趋于相互依存的国际体系模式。”(14)
行为主义革命造就了新一代美国国际关系学者，主要代表包括莫顿·卡普兰、戴维·辛格、卡尔·多伊奇等。行为主义学派所主张的系统分析法使国际关系研究摆脱以往历史、哲学和法律式研究的实然倾向，使国际关系研究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即由单纯的定性分析向精确的定量分析发展。
一些政治科学家首先对国际关系的体系理论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盖布里尔·阿尔蒙德根据体系与环境的互动提出，每个国家都处于特定的国内和国际环境之中，国际环境对一国产生影响，反过来，一国对外政策也影响着国际环境。他提出用输入和输出(15) 来表达上述两者的相互影响，并进而认为各种体系的输入和输出是可以比较的，这一比较研究构成比较政治学的重要方面。戴维·伊斯顿也把国际政治体系看作稳定状态下的开放体系，并与社会体系相区别。(16)
然而，首次将“系统方法”应用于国际关系研究，而且还力图在这个基础上创建一套完整的国际关系的“行为理论”的是莫顿·卡普兰。在其名著《国际政治的系统和过程》中，卡普兰根据历史上国家间的权力分布状况和同盟排列模式，归纳出六种类型的国际体系模式：（1）均势体系，指18世纪至20世纪初的均势格局；（2）松弛的两极体系，指战后初期的两极格局；（3）牢固的两极体系，指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冷战对峙；（4）环球体系，指20世纪60年代末至今的世界多极趋势；（5）等级体系，指大国称霸的局势；（6）单极否定体系，指出现一国的威慑力量足以影响和阻止别国行为的情势。此外，他还为每个体系模式设计了五套可用于计量和测定的内容：基本原则、变换原则、行为者类型变素、实力变素和信息变素，这些内容为体系理论提供了最优标准和依据。(17)
1961年，戴维·辛格发表了题为“国际关系中的层次分析问题”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戴维·辛格根据理论的“描述、解释、预测”这三项基本的功能，对所谓的“体系层次理论”和“国家层次理论”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作用进行了详细考察，(18) 正式确立了层次分析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对国际体系的结构成型和作用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在其后来发表的《人类行为与国际政治》与《计量国际政治学》中，也大量采用数学公式和统计图表，借用数学、统计学的成果分析国际关系问题，进一步发展了其层次分析法。
卡尔·多伊奇的“一体化理论”也是一种体系理论。在《国际关系之分析》一书中，多伊奇系统地提出了“沟通理论”的三个研究方法，即一体化论、相互依存论和博弈论。多伊奇认为，一体化的基本特征是在“一个整体的构成部分中间形成相当程度的相互依存”，(19) 是相互依存的单位之间的一种特殊关系。一体化具有四个方面要素：区域、范围、幅度和力度。
一体化肩负的目标是在地区或全球层面上建立一体化、功能化的体系。70年代多伊奇还分别出版了《国际政治和数学方法》与《政治的数学分析》，运用数学原理分析了国际关系诸行为的体系、结构和特点。
20世纪70年代后期，国际体系的研究开始出现了科学行为主义与传统主义在方法论上的相互渗透，从而催生了新现实主义。如果放在国际体系的框架下考察，就很容易看出它们之间的共通之处，即把国际关系视为一个大的系统是双方理论的共同前提。
查尔斯·麦克莱兰提出了“国际复合体系论”，认为国际体系“包含国际社会中各组成部分或单位之间所有的互动关系”，(20) 而国际分体系则是总的国际体系的研究对象和内容。国际复合体系包容特定功能的分体系；复合体系和分体系有着自己的运作范围；分体系的安排及之间的关系对复合体运作具有决定性影响；而体系的结构或过程的基本变化将会带来分体系结构、过程的关系的变化。(21)
斯坦利·霍夫曼也同样强调体系的结构，认为国际体系是由世界政治基本单位组成的重要体系模式，该模式由不同的结构决定。霍夫曼认为，国际体系大致上可分为变革型体系和温和型体系两大类：两极导致变革型体系；多极导致温和型体系。他还认为，最理想的是均势所造成的稳定体系——温和型体系的最高体现，而最重要的途径是发展国际组织。他提出，从变革型国际体系转向温和型体系必须具备三个条件：（1）体系能避免危机冲突；（2）体系能约束超级大国的军备竞赛和扩张行为，推动裁军和维和；（3）体系能逐步消除世界政治所存在的“隔离状态”，增进各国的交流、沟通和合作。(22) 霍夫曼在分析世界政治体系的演变时，特别指出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之间相互渗透和跨国社会与世界政治之间的相互渗透的两方面趋势，并认为这是研究世界政治体系的重要切入点。
肯尼斯·沃尔兹在《国际政治理论》一书中，(23) 抽象掉对单位层次的分析，把国际体系作为因变量，集中讨论了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结构对国家行为的约束。他的结构概念具体由三部分内容组成：（1）结构是根据系统排列所依照的原则界定的；（2）结构是根据不同单元的功能来界定的；（3）结构是根据单元之间力量的分配来界定的。华尔兹的结构就是“权力结构”，而权力则是由物质实力构成，体系层次的“权力分配”体现为“物质力量的分配”。
如果说霍夫曼和沃尔兹关注的重点是世界政治体系，那么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24) 则既包括了权力基础上的世界政治体系，还包括了以资本转移为基础的世界经济体系。世界体系理论认为，世界体系有三种主要形式：世界帝国、世界经济和社会主义世界政府。(25) 世界帝国靠的是政治权力，世界经济靠的是资本转移。
三、从自由制度主义到建构主义
国际体系概念一直处于当代国际关系研究的中心地位。有学者认为，国际关系理论中有三种主导性体系理论，即沃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基欧汉的新自由制度主义和温特的建构主义，它们都强调从国际体系层次出发研究国际关系的重要性，因而认为只有体系理论才能称为国际关系理论。(26)
1986年罗伯特·基欧汉主编的《新现实主义及其批评》(27) 代表了新自由制度主义的诞生。新现实主义是一种体系结构层次上的分析方法，重点在体系角色之间的权力分配上；而与新现实主义的国际体系观不同，新自由制度主义也认可“结构层次”，但更加注重系统“过程层次”的分析，强调研究体系角色相互作用的权力模式。(28) 基欧汉的新自由制度主义承认国际体系中权力分配状态的作用与重要性，但认为仅仅强调权力结构是不够的，因为国际体系层次上的人类活动同样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国家间相互依赖所产生的国际制度也是国际体系的重要特征。(29)
然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以亚历山大·温特为代表的新一代国际政治学者，开始改变仅仅从权力、制度等外部制约因素的视角研究国际体系的传统方法，转而从历史社会学和后现代主义哲学的角度，在承认国家是基本分析单位的情况下，解构现代国际体系的基本概念，研究并分析国际体系的转换，从而创立了国际政治理论的建构主义学派。
温特对国际体系转换的研究在建构主义学者中最具有代表性，他通过建构主义社会理论的逻辑和含义来阐述国际体系。(30) 在《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一书中，温特对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基于微观经济学的结构理论提出了质疑，并重新思考了国际体系结构的主导本体论。首先，温特提出任何结构都包括三个因素：物质结构、利益结构和观念结构。其中利益结构是一个最关键的概念。温特从理念主义出发，认为“观念是无所不在的”，正是观念才使得物质具有意义和价值，物质力量只有通过观念才能起作用。因此，利益结构是由物质和观念共同定义的，而且利益的大部分内容是由观念定义的，其余一小部分利益由根植于人性的物质力量构成。国际体系结构的本质是“观念的分配”。
温特认为，观念所导致的角色认同差异建构出不同的国际体系，(31) 即：（1）霍布斯式的国际体系。又称古代国际体系，出现在17世纪民族国家体系之前，建立在“敌人”角色认同结构之上；（2）洛克式国际体系。这种体系已有近400年的历史，在当前的国际政治中仍居主导地位，它是建立在“对手”角色认同结构之上的；（3）康德式国际体系。后现代的国际体系模式，初显于欧美、大西洋地区的多元安全共同体当中，目前不占主流。
温特还指出，国与国的互动实践将促使国家间的社会学习和模仿，在社会学习和模仿中形成了国家的文化选择，文化选择的形成过程实际上也就是集体认同变迁的过程，集体认同的变迁最终促成国际体系转换。温特提出，在转换过程中，有至关重要的四个变量，即相互依存、共同命运、同质化以及自我约束。相互依存是国家行为体间有赖于强制力或者说是付出代价的相互影响和相互联系。温特认为，遵循国际制度的内化、推行民主和法治、主张道义上的安全承诺这三种自我克制的途径，将使集体认同更容易实现。
英国学派新一代学者巴里·布赞和理查德·利特尔在其新著《世界史中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研究的再构建》(32) 中，考察了辛格行为主义、沃尔兹新现实主义和温特建构主义等三种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国际体系概念模式后，认为它们没有能够揭示出现代国际体系与其看起来相似的前身之间的重要差别。认为正是由于历史研究的匮乏，致使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陷于只能孤芳自赏的境地。而只有融理论研究于历史探讨，建立一个超越现有诸种框架之上的新时空观，国际关系研究才能走出误区。(33)
在布赞和利特尔看来，世界史的结构就是前国际体系和不同时期的国际体系的结构，世界史的变迁就是国际体系从无到有、从不完备到日趋完备的发展过程。(34) 《世界史中的国际体系》长时段的历史考察、多元论的阐释方式，不仅在国际关系学与历史学之间搭起了一座桥梁，而且也为这两个学科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交融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平台。(35)
四、结语
以上挑选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国际体系理论，总结了西方国际体系论研究的一些主要成果。国际体系是西方国际政治学科建立以来的关注重点，关于其理论也不计其数。而且，随着“外交政策和国内政策界线日益模糊以及人们再度面对双重忠诚和权力领域交叉重叠”(36) 的趋势，还有学者提出了“后国际”体系新范式，如“新中世纪主义”。(37)
纵观西方国际体系论的发展与演变，我们可以总结出如下几点：
首先，西方国际体系理论是国际关系理论的一部分，不同的体系理论对国际体系的多维度解释是理解国际关系的前提。肯尼思·华尔兹将国际关系理论分为两大类，即简化理论和系统理论（亦称体系理论）。简化理论以相对独立的实体和国家为出发点，考察和分析各种国家行为以及动因和影响；系统理论则超越个别的实体和国家，对国际体系进行宏观的整体研究。与简化理论相比，系统理论的研究内容更广泛，问题更复杂，方法更多样。而国际体系论的范畴又存在着狭义与广义两种观点。一种看法含蓄地认为，只有研究严格意义的体系层面的变量的理论才是体系理论。(38) 严格意义上的国际体系理论应该建立在体系理论的基本原理之上，也就是说建立在对体系与环境互动的整体分析基础上。另一种看法则暗示只要是研究国际体系内的国际政治进程、状态及其原因的理论都可以看作是体系理论。体系理论不应由其研究的变量的性质，而应由其探讨的问题的性质来界定，只要研究的问题是属于国际体系层面的，而不仅仅是局限于一国的对外政策分析或国内政治分析，这样的理论就是体系理论。
不同学派的国际体系论所关注的重点不同。新现实主义主要讨论国际体系的结构及其变迁。自由制度主义主要分析国际体系的制度及其变迁。国际体系制度的确立或改变，都会对成员国的行为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建构主义则主要讨论国际体系的身份分配及其变迁。它们从不同的侧面分析了国际体系这一重要概念及其运作。
其次，国际体系理论的发展是与国际体系的变化分不开的。理论是为现实服务的，是对现实的解释。国际体系理论的发展同样植根于国际体系的现实变化中。战后国际组织的普遍出现及其在国际事务中作用的日益显著，使得国际社会角色发生了变化，国家不再是唯一角色。这一变化直接促成了体系理论的产生。
战后50余年来，国际关系的体系理论不断向纵深发展，研究领域也不断扩展，几乎每一次国际体系的调整与动荡都会引发国际体系论的争论与探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相当长时间里，现实主义理论支配了国际政治体系的现实，其核心即国际社会的基本性质是无序的，各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基本规则是丛林法则，即弱肉强食。
随着世界政治经济的一体化、全球化，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性日益强化，发达国家之间的协调及国际组织的作用进一步加强。80年代以来，主要发达国家间的对话更为频繁，有些已经成为制度性的协调，“有序竞争”开始被人们接受。这些都为自由制度主义的国际体系论提供了佐证，因为全球化需要游戏规则的存在，否则就会出现混乱。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持续40余年的雅尔塔体系顷刻间解体，国际力量重新分化组合。在以美苏冷战为特征的雅尔塔体系时期，国际体系运营和维持很大程度上取决两个超级大国，国际体系处于矛盾统一的相对稳定状态。在冷战后的过渡时期，各种力量分化改组，处于尘埃未落定的过渡状态，各主要国家安全战略对象出现移位。各国间在经济、军事、政治及意识形态方面的关系都不再同步划一。政治上是盟友，经济上可能是敌手。意识形态上的对立不妨碍政治外交上的友好。国际体系首次没有了单一威胁，每一个国家都将从自己的角度判断危险的来源，包括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使得建构主义学者开始超越权力与制度深入剖析国际体系，认为国际体系包括物质、利益与观念等多重结构。
最后，随着中国融入国际体系步伐的加快，国际体系理论研究越来越显示出重要性与迫切性。中国正在国际体系内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有关“中国崛起”的话题引发了对今后国际体系走向的争论。中国正由原来的落后、弱小转变为先进、强大，而且中国可以凭借其实力对国际体系格局、秩序、行为准则产生重大影响。中国的崛起要有一个正确的历史定位，有一个正确的符合当今国际体系结构的历史选择，有一个达到选择目标的正确的策略图构。这些都需要我们对国际体系进行进一步的理论研究。
同时，国际体系的各个组成部分，它们的相互作用能力、它们的目标，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变化得如此迅速，如此具有全球性质。国际体系愈来愈呈现错综复杂的态势。在冷战体制下被控制或被掩盖的地区冲突、民族纠纷、边界争端、海洋权益矛盾开始出现失控现象。核扩散、人口爆炸、环境生态恶化、恐怖主义、难民、毒品、粮食危机等都使国际体系呈现无规则化、无序化趋势。因此，透过变幻莫测的国际风云，深入到国际体系的发展脉络中去，捕捉和探求其运行的机制与规律，对把握当今国际体系及其未来发展走向具有重要的意义。
收稿日期：2006年5月
注释：
① Robert Lieber,Theory and World Politics,Winthrop Publishers,1972,p.121.
② Charles McClelland,Theory and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The MacMillan Company,1996,p.20.
③ Ibid,p.90.
④ George Modelski,“Agraria and Industria:Two Models of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s,” see:Klaus Knorr and Sidney Verba,ed.,The International System:Theoretical Essay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1,pp.121—122.
⑤ Hedley Bull,“The Emergence of a Universal International Society,” in Bull and Watson,The Expans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Clarendon Press,1984,pp.117—126.
⑥ 部分特点可参见：倪世雄等著：《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7月第1版，2005年10月第5次印刷，第329页。
⑦ Martin Hollis & Steve Smith,Explaining and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Oxford:Claredon Press,1990,pp.7—9.
⑧ 徐雅丽：“打开英国学派大门的钥匙——《阐发“国际社会”：英国学派的历史》评价”，载《欧洲研究》2003年第1期，第144页。
⑨ Barry Buzan,“From International System to International Society:Structural Realism and Regime Theory Meet the English School,”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7,No.3,1993,Summer Issue,p.331.
⑩ 刘鸣：“国际体系与世界社会、国际秩序及世界秩序诸概念的比较”，载《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第36—44页。
(11) 俞正梁：《当代国际关系学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4页。
(12) William Olson & Nicholas Onuf,“The Growth of a Discipline,” in Steve Smith,eds.,International Relations:British and American Perspectives,Oxford:Basil Blackwell Ltd.,1985,pp.1—28.
(13) 杨铮：“国际体系与当前国际体系运转的特征”，载《外交学院学报》1996年第3期，第4页。
(14) Robert Lieber,Theory and World Politics,Winthrop Publishers,1972,p.120.
(15) 盖布里尔·阿尔蒙德（Gabriel Almond）的理论可参见：Robert Liber,Theory and World Politics,Winthrop Publishers,1972,p.125。“输入”包括政治社会化、利益界定、利益集中、政治沟通；“输出”指包括规则制定、规则应用、规则裁定。
(16) David Easton,The Political System,2nd ed.,New York:Knopf,1971.Also see Easton,A Systems Analysis of Political Life,New York:Wiley,1965.
(17) Morton Kaplan,System and Proces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John Wiley and Sons,Inc.
(18) David Singer的观点可参见：Miles Kahler,“Invent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Michael W.Doyle & G.John Ikenberry,eds.,New Thinking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Colorado:Westview Press,1997,pp.20—53.
(19) Karl Deutsch,The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rentice Hall,Inc.,1978,p.198.
(20) Charles McClelland,Theory and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The MacMillan Company,1966,p.21.
(21) Ibid,p.20.
(22) Stanley Hoffmann,Janus and Minerva:Essays i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Westview Press,1987,pp.308—314.
(23) Kenneth N.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McGraw-Hill,Inc.,1979.
(24) 沃勒斯坦有影响的专著和论文有《资本主义世界经济》（1979）、《现代世界体系》（1981）、《世界体系分析：理论与方法论》（1984）、《来自世界体系》（1986）、《现代世界体系中的国家间结构》（1996）等。
(25) Immanuel Wallerstein,“From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in John Vasqueg,ed.,Classic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Englewood Cliffs:Prentice Hall,1986.
(26) 秦亚青：“权力·制度·文化：国际政治学的三种体系理论”，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6期，第5页。
(27) Robert Keohane,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6.
(28) Joseph Nye,“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World Politics,No.1,1988.
(29) ［美］罗伯特·基欧汉著，苏长和等译：《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0页。
(30) Alexander Wendt,“Collective Identity Form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Stat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88,No.2,1994.
(31) ［美］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3月。
(32) Barry Buzan & Richard Little,International Systems in World History:Remaking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
(33) ［英］Barry Buzan著，刘德斌译：“世界历史的分期与国际体系的演变”，载《史学集刊》2003年第1期，第1—9页。
(34) ［英］Barry Buzan著，任东波、董欣洁译：“世界秩序：旧与新”，载《史学集刊》2000年第1期。
(35) 刘德斌等：“布赞和利特尔《世界史中的国际体系》笔谈”，载《史学集刊》2004年第2期，第59—67页。
(36) Jorg Friedrichs,“The Meaning of New Medievalism,”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7,No.4,December 2001,p.485.
(37) “新中世纪主义”认为，“后国际”的世界秩序有三个持续地相互作用的行动领域，即民族国家、跨国市场经济和社会，每个领域都代表着一种截然不同的合法性模式。缺乏无可争议的至尊权威是“后国际”体系的基本特征。参阅上注，第493页。
(38) Kenneth N.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p.60.
原文来源：《国际观察》(沪)2006年第4期 第17-2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