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民：陆老师您好，我是您的第一个博士研究生，很清楚地知道，您一生的精力在研究苏联、俄罗斯体制改革与转型问题。这次，想请您就这方面的问题谈些看法。
陆南泉：好啊。很高兴利用这个机会，通过《历史教学问题》杂志把我的一些观点与广大读者交流。
李建民：首先请您谈谈您是怎样进入苏、俄体制问题研究领域的？
陆南泉：从我的经历来看，从大学本科到苏联留学读研究生，都是学经济专业的。1960年底从苏联回国后一直没有离开过苏联经济问题的研究。在1979年前，我着重研究苏联经济本身的一些问题，并没有从体制视角去研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把主要精力集中在研究苏东国家经济体制改革问题上。可以说，我是我国最早着手研究苏东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学者之一。这是因为一方面看到了中国“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严重后果；另一方面苏联的社会经济在不断衰退，这些都与落后的体制有关。邓小平主政后，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总方针与基本政策。在这种大背景下，我下决心集中精力研究苏东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问题。从1979年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各国先后剧变之前，我研究的重点是总结苏东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教训，特别关注苏联改革遇到的阻力和难以取得进展的原因。在此基础上，对中国的经济改革提出对策建议。这期间，我提出中国经济改革应按照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思路来进行。1979年正当我国进行改革试点时，我就提出，为了扩大企业自主权，就必须解决企业计划权、正确认识指令性计划、明确企业法律地位和职工拥有管理权等重要问题。接着，我又着力研究苏联改革遇到的种种阻力，目的是为了引起国内关注。1979年我撰写的《苏联经济体制改革为何迈不开大步？》一文，由当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胡耀邦同志批示在《理论动态》上发表(1979年第171期)。后来，我根据国内改革的需要，撰写、发表了大量有关苏联改革的论著。另外，我也日益重视经济改革理论的研究。在苏东国家发生剧变后，我对苏东国家体制的研究，与斯大林——苏联体制模式对这些国家剧变的原因两者紧密联系起来。接着，我又跟踪研究原苏东国家体制转型问题，分析这些国家的转型进程、成效与问题，以及今后一个时期这些国家所面临的转型任务。我认为，这对正面临重启改革议程的中国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就这样，我就一步一步地进入了这一重要的研究领域，为此花了我最大的精力，我觉得是值得的。
李建民：由于您的不懈努力，应该说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下面我想请您谈些重点问题。据我所知，您对斯大林体制模式形成原因有独到的看法，那就先谈谈这个问题吧!
陆南泉：弄清楚斯大林体制模式形成原因，对认识这一体制模式的本质很重要。关于斯大林模式形成的原因，在过去很长一个时期，往往用已经形成的传统观点来加以解释，如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建立什么样的体制无先例可循；由于资本主义国家对苏联的包围，苏联是处于世界资本主义汪洋大海中的一座“孤岛”，苏联不得不用特殊的方式发展自己，壮大自己。这种观点来源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其实，这种看法从表面上来看，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经不起推敲。第一，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把发展重点放在解决苏俄农民—农业问题上，这是抓住了俄国问题的核心和要害。在农民占大多数、农业处于小生产占优势的自然经济国度里，社会主义建设如果不能合理地解决这一难题，就谈不上社会主义的健康发展。第二，新经济政策并不是单打一地只解决农民—农业问题。它是在解决核心问题的基础上，平衡发展国民经济。当然，这种平衡发展决不排斥适当地发展国防工业，在一段时间里，甚至加大国防工业的发展力度也是允许的。但是无论如何，不能“倒立行走”，始终把发展国防工业当做“龙头老大”。苏联的这一教训是极其沉重的，值得一切社会主义国家认真地汲取，决不要重蹈覆辙了。第三，苏联在世界上也绝不是什么“孤岛”，它有世界1/6的土地，两亿多人口，它在十月革命刚刚胜利后就打败过14国武装干涉。如果按照新经济政策思想继续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那么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壮大，苏联抵御外国入侵的实力只能是越来越强，而不是单纯地“被动挨打”——如斯大林所说的那样。
斯大林模式的形成，决不能简单地从客观因素去研究，实际上有其复杂的原因，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我认为，斯大林经济体制模式的形成、确立与日益巩固的原因，除了当时苏联面临的各种复杂的客观因素外，主要是以下8个紧密联系的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1)列宁虽然对军事共产主义政策作了批判性的总结与认识，但以后的领导人往往仍把它视为一种有效的政策；(2)在最高领导层对新经济政策未达成共识，斯大林过早地“把它抛弃”；(3)超高速工业化大大加速了经济集中，促使斯大林经济体制的全面建立与巩固；(4)农业全盘集体化把在国民经济中居重要地位的农业，纳入了斯大林的统制经济之中；(5)教条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有关商品经济理论，坚持产品经济观，成为斯大林经济体制牢固的理论基础；(6)俄国长期实行专制制度，集权与扩张等历史传统，对斯大林建立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潜移默化地产生着影响；(7)20世纪30年代的“大清洗”是导致斯大林高度集权政治体制形成与巩固的一个极其重要因素，这一政治体制又促使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的日益巩固与发展；(8)斯大林个人品性的特点对形成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不可能不起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从斯大林体制模式形成过程看，它具有明显的人为的政治斗争因素，这种模式不是唯一的选择。正如胡绳同志在总结苏联剧变的教训时指出的：“20世纪的历史经验，并不证明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灭亡，但的确证明社会主义制度必须改革。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通行的社会主义模式并不是唯一可能的模式，随着世纪的更替，新的模式正在促成社会主义的更生。”①
李建民：如何认识斯大林社会主义体制模式的本质？
陆南泉：随着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研究的深入，对斯大林确立的斯大林模式本质的认识也有了很大变化，占主导地位的看法是，它是社会主义的严重变形和扭曲。普遍认为，苏联所实现的“模式”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模式，而是极权主义社会的模式。为了有利于更深刻地认识斯大林模式的主要特点，我介绍一下苏联在1989年《有关社会主义的现代概念》专题讨论会上，有些学者的相关论述。
《消息报》政治评论员鲍文认为，需要彻底改革的斯大林模式最明显的本质特征是：
——在生产资料广泛、彻底公有化基础上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最大的硬性集中；
——社会实践划一，不考虑地方条件的多样性、群众利益的分散性以及精神、智力领域不可避免的、有益于发展的多元化；
——经济过程行政命令式的管理方法，忽视价值规律；注重粗放式经济增长，极力追求数量和有损于质量的标准(虽说质次仍以量大为好)；
——明显的收缩，党和国家生活民主准则形式化，不实行公开性，抛开“下层”和党员基本群众通过重大决议；从肉体上消灭被怀疑为对“领袖”，对政治制度不规矩者；
——文化贫困，社会科学瘫痪，历史自我意识，自我批评衰退，为现实辩护，在意识形态上编造神话，令人苦恼的、毒害社会生活的言行不一。②
这里不能不提到苏联学者B. 基谢廖夫的看法。他认为，斯大林模式的突出特点是：
——全面集中管理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将行政命令方法与国家恐怖手段相结合，直至组织大规模镇压和建立强制性劳动的集中营；
——粗放和浪费的经济和政治机制，在这种机制下，完全取消了依据社会效益来评价成果；
——否认从前的民主化形式的价值，取消群众管理和民主制度的形式；否认自治思想，政权的神圣化直至到个人崇拜；
——社会生活甚至不受形式的民主程序控制；把党和国家的机关结为一体；执行机关监督选举机关；执法机关脱离法律和社会，其结果是独断专行。他接着指出：“所有这些变形的‘兵营式共产主义’的特点，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为之奋斗的自治社会主义和社会解放的理志是格格不入的。”③
仅从上面的材料可以看到，对斯大林模式主要本质特征的看法，基本上是一致的，都认为，斯大林搞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是不相同的。这表现在：从政治上说，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近期目标是发展民主，使无产阶级与广大劳动群众成为国家和社会的真正主人。而长远的目标是，运用无产阶级国家的权力，消灭阶级与阶级对立存在的条件，使得社会成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这也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理想。这个理想的核心是人道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共产主义与“真正的人道主义”是画等号的。从所有制说，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是：取代资本主义的新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将是实现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所有权的统一，它是“联合起来的社会个人所有制”。马克思认为，这种所有制具有以下两个方面相互密切相关的本质内涵：一是劳动者集体共同占有和使用生产资料，任何个人均无权分割生产资料；二是在用于集体劳动的生产资料中，每个劳动者都享有一定的生产资料所有权。这就是“在自由联合的劳动条件下”实现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所有权相统一的具体形式。可见，不论从政治还是从经济上看，斯大林模式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设想相距甚远，它不可能到达科学社会主义的彼岸。
李建民：与上面谈的问题相联系，请陆老师谈谈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这个问题十分重要，至今存在不同看法。
陆南泉：首先，先说一下，我用的“剧变”一词所包含的内容是：(1)列宁亲手缔造的、有93年历史和拥有1800万党员的、在苏联已执政74年之久的苏联共产党，在短短的时间被冲垮，丧失了执政党的地位；(2)存在69年之久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解体，原有的15个加盟共和国宣布独立；(3)苏联解体后宣布独立的15个加盟共和国，无一例外的宣布彻底与斯大林时期形成与发展起来的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决裂，朝着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方向的体制转型；(4)俄罗斯和其他从苏联独立出来的各共和国，不再坚持原来的社会主义作为发展方向，体制改革也不可以是对斯大林—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与发展，而是朝着人类社会创造的共同文明和西方所认同的价值观念方向发展。
苏联发生剧变20多年过去了。无疑它是20世纪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因为，这不只意味着一个超级大国崩溃，不单单标志着战后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东西方“冷战”与苏美两极世界格局的结束，更为重要的是意味着长达近70年之久的苏联社会主义与战后出现的一大批东欧国家社会主义试验的失败。因此，这一事件比巴黎公社失败所包含的内容与提供的教训要丰富与深刻得多。这也是引起国内外关注的原因。
中国对苏东剧变研究大体经历的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东欧开始发生剧变的时候，不少人认为，苏共是列宁创造的党，它的基础比较牢固，不至于发生剧变，但结果到1991年12月25日苏联就发生剧变。从波兰开始，一直到苏联垮台，我们一开始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很多人认为这是西方“和平演变”的结果，是外因起主要作用。
第一阶段时间很短，很快转入第二阶段。大家认识到，外因论，即用西方国家“和平演变”来说明苏联发生剧变的根本原因，从理论上站不住脚，也跟马克思唯物主义不相符合，因为它起主要作用的肯定是内因。于是大家就从各个角度来研究苏联东欧剧变的内在原因，有的从民族问题、有的从体制问题、有的从经济问题、有的从对外霸权、外交政策等角度去研究这个问题。应该说取得了很大进展。
第三个阶段是从1996年开始，大家经过第二阶段研究后就意识到，从各个角度研究是必要的，但是你总得找出一个根本性的、深层次的原因。从中央领导一直到学术界都提出这样的问题：苏联剧变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即是一种“合力”的结果，这亦是大家较为认同的看法，但问题是，如何根据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找出苏联剧变的带有根本性的、深层次原因，或者说起主导作用的因素。
多年来，在探究苏联剧变的根本性、深层次原因问题上，国内学界一直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苏共的蜕化变质是主因，而苏共蜕变往往又归咎于苏共个别领导人的叛变，特别是戈尔巴乔夫的叛变，甚至说他是共产主义叛徒。有人将之称为“叛徒论”；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虽从时间来讲，苏联的剧变发生在戈尔巴乔夫执政的最后时期——1991年。这是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并且还应看到苏联的剧变与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期在体制改革政策方面的失误有联系。但我一直坚持认为，苏联剧变的根本性原因是，长期没有进行根本性改革的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以及体现这一模式的体制问题。就是说斯大林—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由于弊病太多，已走不下去了，已走入死胡同，失去了动力机制。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是，社会变迁的原因应该从社会经济与政治制度中去寻找。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亦应从制度中去找，而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某些领袖人物。早在1980年，小平同志在总结社会主义历史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训时就指出：“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很大的不幸。”小平同志还说：“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④我们党的十六届六次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第四部分，专门论述了加强制度建设问题，明确指出：“制度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保证。”
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是在20世纪20、30年代特定历史条件下逐步形成后，不断巩固与发展，二战后还推行到东欧各国。在相当一个历史时期，苏联利用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保证了经济高速发展，在第三个五年计划结束时，苏联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基本上成为强大的工业国，战胜了法西斯德国。到1933年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改造。但高度集权的体制模式，随着历史的发展，它的弊端也在发展，矛盾越来越突出，越来越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离科学社会主义越来越远。
这种模式在政治体制方面的主要弊端是：(1)高度的个人集权，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缺乏民主。在斯大林时期苏共成为个人集权的政党。这样，苏共在领导制度上长期实行家长制，一言堂，个人凌驾于党组织之上，党组织成为个人的工具。从而把列宁创造的各种党内民主制度破坏殆尽。(2)严重破坏法制，滥杀无辜。斯大林往往用残酷的手段，清洗与消灭任何一个政治反对派，实行个人专政。(3)党包揽一切，苏维埃制度实际上成为有名无实的形式。(4)联盟制国家实际上变成了中央集权的单一制国家。(5)长期忽视党的建设，苏共在领导人民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没有注意改造自己，从而很难保持苏共思想理论的先进性，而是长期陷入教条主义泥潭，脱离实际，脱离群众。(6)在对外政策与国际共运中推行大国主义与大党主义。
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方面的主要弊端是：首先，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问题。其次，实行单一的所有制结构，到1932年在工业中99.5％是国有企业。第三，实行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使国家、企业与劳动者三者利益难以结合，从而制约了企业与生产者的主动性与创造性。第四，管理权限的高度集中化与管理方式的高度行政化，不可能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发展经济，必然排斥市场的作用，缺乏竞争，从而长期使产品质量不能提高，改变不了严重不合理的经济结构，造成严重的资源、人才与时间浪费；伴随浪费而来的则是低效率的经济，不能保证经济可持续发展，经济发展由高速、低速、停滞到危机。
斯大林执政的30年，从政治上讲，没有停止过大清洗、大镇压运动，制造数不胜数冤假错案，从而造成人人自危的政治局面。再拿经济来说，斯大林时期大规模的饥荒就发生两次：一次是30年代初集体化时期，一次是二战后。每次饥荒饿死的人数以百万计。1950年苏联谷物总产量为6480万吨，1913年沙俄时期为7250万吨，同期肉类分别为490万吨与500万吨，人均谷物为447公斤与540公斤，畜产品为27公斤与31公斤。到斯大林逝世的1953年，牛、马、绵羊的头数仍未达到集体化前的水平，粮食产量甚至还低于1913年的水平。斯大林作为苏联最高领导人，只有1928年到西伯利亚农村去过，目的是推行以强迫的手段征收农民存粮，在后来的长达20年再也没有去过农村。这能搞好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吗？由于超高速的工业化、长期片面发展重工业，使经济结构严重畸形，严重制约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所以小平同志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之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⑤
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在政治与经济体制方面的弊端，带有制度性与根本性的特点。由于苏联长期没有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导致问题越来越严重。正如普京讲的：“苏维埃政权没有使国家繁荣，社会昌盛，人民自由。用意识形态的方式搞经济导致我国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无论承认这一点有多么痛苦，但是我们将近70年都在一条死胡同里发展，这条道路偏离了人类文明的康庄大道。”⑥梅德韦杰夫对苏联历史基本上持否定与批判的态度，并且这一态度发表在2009年10月30日，即在俄罗斯政治镇压受害者纪念日的时候，他在网上发表了题为“对民族悲剧的纪念如同对胜利的纪念一样神圣”的视频博客。他说：“无法去想象我们所有民族所遭受的恐怖的规模。恐怖的高潮是在1937年到1938年。A. 索尔仁尼琴称当时数不尽的‘被镇压的人流’是‘人民痛苦的伏尔加河’。在战前的20年里，我国人民中的整个阶层和整个专业界遭到毁灭。哥萨克人实际上都被消灭了。农民们被‘剥夺了生产手段和土地’，变得毫无生气。知识分子、工人和军人都遭到了政治迫害。所有的宗教界代表都遭到了迫害。”“我们只要想一想：几百万人死于恐怖和不实指控——那是几百万人。所有的权利都被剥夺了，甚至人应有的安葬权都被剥夺了，而长期以来他们的名字就被从历史上勾销了。”他接着说：“但是，直到今天仍然可以听到这种说法：为了某些崇高的国家目标，这么多人的牺牲是值得的。”“我坚信，国家的任何发展、国家的任何成就和理想，都不能以人的苦难和损失为代价来取得和实现。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高于人的生命的价值。”关于斯大林评价，可以说，梅德韦杰夫一直持否定与严厉批判的立场。就是在弘扬俄罗斯大国地位，强调苏联对德战争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庆祝二战胜利65周年活动期间，梅德韦杰夫也一再谴责斯大林犯下永远不可饶恕的严重错误与罪行。他非常明确地说，自新的俄罗斯产生以来，国家领导人对斯大林的评价非常明确。他还说，俄罗斯每个人都有权利对斯大林做出自己的评价，但“这种个人评价不应影响到国家评价”。当2010年11月26日，俄罗斯国家杜马指认斯大林制造屠杀波兰军官的“卡廷惨案”时，梅德韦杰夫提醒广大俄罗斯群众不要忘记斯大林独裁曾犯下的诸多罪行。
李建民：但有些人对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持不同的看法，分歧点在哪里？
陆南泉：有人认为，不应该把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归结为长期没有进行根本性改革的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以及体现这一模式的体制问题，而认为，主要应该是党的问题。我认为，这两者并不矛盾。有人引用邓小平1992年著名的南方谈话，即“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这无疑是重要的科学结论，我们党应该遵循这一教导，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领导全国人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拿苏共来论，它是执政党，是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核心力量，它本身的状况自然对苏联的兴衰起着重要作用。从这个意义上看，党的问题是十分重要的。但要指出的是党的问题本身就是政治体制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党的问题只有从制度层面去分析小平同志上述的论断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不从制度层面去分析党的问题，立即就会产生一个问题，苏共党长期以来存在的严重弊端，如高度集权、缺乏民主与有效的监督机制、领导干部思想僵化、脱离群众、破坏法制、个人迷信和特权盛行、不断出现政策失误等等，是由什么造成的？十分明显这些严重的弊端是在斯大林—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产生的，产生后又由这种制度保证上述弊端的长期存在并发展。因此当斯大林—苏联模式被抛弃时，必然也抛弃了由这种制度模式保证其生存的苏共。这里还应指出的是，有人在引用小平同志上述讲话论证苏联剧变根本原因时，实际上主要归咎于赫鲁晓夫特别是戈尔巴乔夫这两个社会主义“叛徒”，这并不符合史实。有人在文章中，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令人深思的问题：“一个有着将近2000万党员的大党，就这样在执政74年之后丢掉了执政地位，整个党也随之溃散。迄今为止，无论是在中央还是地方的历史档案中，人们都没有发现在敌对势力取缔共产党时遇到来自党的各级组织进行抵抗的记载，没有发现共产党员们有组织地集合起来为保卫自己的区委、市委或州委而举行的任何大规模抗议活动的记载，也没有发现人民群众为支持、声援苏共而采取任何有组织的记载。”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简单地说，那就是因为广大党员与人民对苏共以及由其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已出现了信任危机。可以说，是人民抛弃了斯大林—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与不是先进生产力、先进思想与人民利益代表的苏共。苏共成为垄断权力、垄断利益与垄断真理的党。
这里顺便讲一下，小平南方谈话的中心思想是中国必须坚持改革开放的大方向，决不能动摇，并且要加大改革力度，还说出了不改革只能是死路一条的狠话。十分清楚，小平讲党的问题亦是从制度、体制层面去考察问题的。
还有人撰文质问我，为何把“苏联解体的罪过往已去世达几十年之久的斯大林身上一推了之”。这里首先要指出的是：第一，我从来没有把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简单的归咎于斯大林个人，而是由斯大林在20、30年代建立起来的、又长期没有进行根本改革的斯大林模式及反映这模式的体制。我一直强调要从制度、体制层面分析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这才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分析问题的方法。第二，斯大林去世已达几十年，为何还要归罪于斯大林。这里，前面已说过，不是归罪于斯大林个人，而是由他建立的制度与体制。这是因为，斯大林逝世后虽然历次改革，但按斯大林观点建立的苏联模式，并没有发生实质的变化。只要对苏联问题稍有研究的学者，都会看到这一历史事实。正是这个原因，我们在考察苏联剧变根本原因时，必须从斯大林创建的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中去寻找，否则不可能说清楚问题，抓住问题的实质。在保加利亚主政35年的日夫科夫，谈到苏东剧变原因时指出，最让人失望的是对社会主义本质问题没有完全弄清楚，在很大程度上理解为像斯大林著作中所定型的那样。而这种情况，在斯大林死后一直保留下来。这里指的是斯大林所确定的社会主义原则。而几十年来，社会主义就是按照那些为它后来的垮台奠定了基础的原则建立起来的。⑦
李建民：那么，请问陆老师产生上述两种不同观点深层原因是什么？
陆南泉：我认为主要由于以下的原因：
第一，对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的不同看法，从本质上来讲，从其主要的内容来讲，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是不是可以视为科学社会主义？我认为不是，所以在我看来，必须通过根本性改革来改变这种模式，这是我的基本观点；但有人认为，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从本质上来讲，从其主要的内容来讲，是可以视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因此，谁要批判与否定斯大林模式就认为这是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共产党的领导”。甚至说，否定斯大林模式，是“意在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国走上苏联剧变的道路”。这是“力图把苏联已经发生的惨痛教训在中国重演”。⑧
第二，与上一个问题相关，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是不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有人说反映斯大林苏联模式的制度和它的体制，在某些方面尽管有缺点，但是它毕竟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我认为，它并不能构成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如果我们承认斯大林模式是一种基本的社会主义制度，等于给我们自己的改革套上一个紧箍咒，你要改革就要改造这个制度，那你就动不了了，一动就是修正主义，是反马克思主义。
第三，对剧变在俄罗斯历史发展进程评价不同，即苏联剧变是历史的进步还是倒退？我认为，尽管俄罗斯在转型过程中出现了不少问题并发生过严重的转型的危机，老百姓生活有相当困难，但从苏联剧变的历史条件和根本原因来看，从总的历史发展趋势来说，是个进步。20多年来，俄罗斯通过政治体制的改革，使一党垄断、党政融合、议行合一、缺乏民主、高度集权等为特征的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不复存在，而是过渡到以总统设置、多党制议会民主、三权分立、自由选举等为特征的西方式宪政制度模式。应该说，这对作为苏联继承国的俄罗斯来讲，是政治体制的一个质的变化，它有利于克服那种高度集权、缺乏民主的政治体制所存在的种种严重弊端，使广大俄罗斯人民得到在苏联时期不可能得到的民主与自由。总的来说，俄罗斯经历了20多年的政治体制转型，民主政治有了进展。在梅德韦杰夫看来，俄罗斯已经是个民主国家，尽管这种民主是年轻的、不成熟的、不完善的，还处于民主发展道路上的起点。从经济转型情况来看，俄罗斯在1996年形成了市场经济体制框架，经过不断改革与完善，现在国际上也承认它的市场经济地位。当然，它离文明的市场经济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转型任务远未完成。
李建民：当今中国应从苏联剧变中思考哪些问题？
陆南泉：苏联剧变提供的教训是十分深刻的，不少问题值得我们深思。我们可以从各种视角不同层面去思考问题，这里我仅根据我国现实存在的问题与客观情况提出一些看法。
首先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不断地改革才能发展，不改革只能是死路一条。
这句话，对我们大多数国人来说是十分熟知的，但结合斯大林模式在苏联的实际，再考虑到我国正处在深化改革的重要历史时期，我们再来领悟这句话，可能会有更深刻的体会。
为什么社会主义必须进行不断的改革，我想有以下两个重要原因：
第一，社会主义至今尚在实践中，社会主义并未成形。中国经过对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的总结，明确提出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概念。邓小平在谈到建设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时特别强调：“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探索。”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至少需要100年的时间。至于巩固与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那需要更长更多的时间，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奋斗。这说明，中国远未建成社会主义，而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说明，社会主义远未定型，只是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地探索，在此过程中使社会主义日益完善、成形。在实践与探索过程中，必然要根据客观变化了的情况进行改革。关于这一点，恩格斯曾说过：“所谓‘社会主义’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其他任何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的改革的社会。”⑩小平同志也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之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11)“要发展生产力经济体制改革是必由之路”。(12)不改革死路一条。改革是革命，是一个不断进行的革命，也就是说，只有通过不断的改革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邓小平还指出：“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13)
第二，由于苏联不断丧失改革机遇与改革失误导致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试验失败。这个教训是十分深刻的。
不论从社会主义存在的客观条件来讲，还是从苏联改革的实践来看，都说明，社会主义社会必须进行改革。1991年底苏联发生剧变的历史事实，亦明确无误地证明，不改革是死路一条。30多年来，中国的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与此同时亦出现不少问题，而问题的解决首先要弄清问题产生的原因，是改革过了头还是改革不到位，是在通过总结改革经验教训基础上进行反思，还是否定改革。其次，要在弄清产生问题原因基础上，在各个领域深化改革，决不能走“回头路”。
其次，在改革经济体制的同时必须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
苏联历次改革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有时还出现了倒退，如在勃列日涅夫时期。
我国在探索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在政治体制方面也作了一些改革。在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期间，结合“文化大革命”的教训，邓小平同志特别强调了要发展民主与健全社会主义法制。1980年8月1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讲话，指出了我国政治体制存在的主要弊端是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干部领导终身制和形形色色的特权。随后，在选举制度方面实行了差额选举，加强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度建设，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扩大地方权力等，这些改革主要针对“文化大革命”出现的问题进行的。但由于政治体制改革难度极大，往往出现跟不上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特别在1989年之后，政治体制改革徘徊不前。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阻碍因素。
有关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不只是人们普遍关注的重要问题，也是存在不少争议的问题。在这里，我们从苏联政治体制出现的问题结合我国的情况，提出一些看法。
1.要着力解决党政不分的问题。长期来苏联实行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为什么这么多年来未能解决党政分开的问题，固然有多种原因，但深层次的问题是，实行党政分开就会影响一些人藉以获取特权利益的权力基础，因为党政不分必然会使一些党的领导干部利用行政权谋取利益，并且在客观上为维护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和领导人专制独断提供了制度保证。
2.正确对待斯大林与斯大林模式。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政治体制倒退的一个重要表现是，通过各种方式悄悄地重现斯大林主义化，其主要目的是维护斯大林模式。这样就不可能对导致苏联剧变的高度集权的斯大林模式进行改革，他没有朝着历史发展潮流而进，结果是严重阻滞了苏联的发展。总结这一历史史实，我认为，应该认真严肃的考虑以下两个问题：
一是中国通过改革就是要“去苏联化”。人们普遍认识到，中国特色首先是不要苏联特色，扬弃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应该说，经过30多年的改革，我们在去苏联化方面已取得很大进展。
二是要正确认识改革开放前中国政治体制的特点。我国在取得革命胜利后，在政治体制建设方面基本上搬用了斯大林模式，是一种高度集权的体制，但由于中国长期受封建主义的影响，这种集权往往带有封建专制主义的特点。这个特点使得各级领导在行使权力过程中往往表现为家长制，并逐步发展到对党的领袖个人崇拜。邓小平同志在谈到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方面的种种弊端问题时指出：“多少都带有封建主义色彩”。
3.实现党内民主是推行民主制度的关键。苏共作为执政党，在斯大林时期不断破坏党内民主制度，最后使苏共变成个人集权制政党，没有人敢对斯大林说半个不字。赫鲁晓夫虽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但后来他亦搞个人崇拜。平庸的勃列日涅夫在站稳了脚跟、大权集中在自己手里之后，也同样搞起个人崇拜。从这里可以让人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高度集权体制是产生个人崇拜的制度性基础，而个人崇拜又是党内缺乏民主的伴随物。少数人乃至一个人说了算，作出重大决策，一旦出现问题又没有人敢于提出批评意见，这是党内缺乏民主常见的普遍性的现象。在勃列日涅夫时期，重大问题往往在小圈子里决定，党内讨论问题往往流于形式，在这种条件下，苏联的民主政治无从谈起。
中国自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从上到下，从领导到一般群众，都赞成政治体制民主化的改革，都在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都认为民主是个好东西，但真正实行起来还是很难的。这方面的原因很多，但我认为党内民主没有很好的解决是个关键性的问题。如何实现党内民主，已发表了很多论著，提出了很多设想与建议，如实行党政分开，以建立权力制衡与完善监督机制为目的的党组织体制的改革，发挥广大党员的监督功能，等等。这些对改进党内民主无疑都是有益的。但我一直认为，最为重要的是改革干部制度，这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党主要管党的干部；二是党的干部由民主选举产生，不能由上级某个领导决定或上级党组织任命。不改变这种情况，党内民主只能徒具形式。
4.消除政治体制改革三大障碍。从苏联的教训来看，在我看来，影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原因有三：
第一，现今国内学术界有个共识，认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阻力来自既得利益阶层，也有人称为既得利益集团或权贵阶层。这个阶层对权力与利益的分配有相当的决策权，至少有很大的影响力。有些文章认为，这个阶层有以下几部分人组成：一是部分垄断行业高层人员，他们利用对重要的公共资源的占用和支配权，把本应归社会公享的成果变成部门利益。他们根据自身需要不断调整规则，控制市场，左右价格。为坑民肥私行为披上合法外衣。二是少数党政机关领导干部，他们把自己的掌握公共权力市场化，权力寻租。对中央路线方针政策有利于己的就执行，不利于己的就不执行，从拖延、推诿到偷梁换柱，企图使体制缺陷长期化，既得利益固定化。三是某些有背景的民营企业，利用权力优势破坏市场规则，谋取超额利润。这些人通过收买权力以获取资源优势，他们的行贿活动从经济领域进入政治领域。
第二，“左”的教条主义。应该说，我国在改革过程中重视理论探讨，与时俱进。但这并不能说，中国在理论创新、活跃理论探讨方面有了很好的客观条件了，已经消除了“左”的教条主义障碍。邓小平同志讲，改革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也可以说，改革是促进理论发展，使党始终具有先进思想的一招。不同观点的平等讨论，真正贯彻“双百”方针，言论自由是政治民主的一个重要内容，这也是创新理论的必要条件。总之，在我国，不坚持不断地解放思想，不冲破传统观念，不抛弃“左”的教条，政治体制改革很难取得实质性进展。邓小平同志说得好：“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14)我认为，这句话应该永远是我们社会科学工作者特别是理论工作者从事研究工作的座右铭。严密地控制文化意识形态，造成了全民的沉默，就不可能有理论创新，也不可能创造出先进文化。
第三，不恰当地、过度地强调民主的特殊性而忽视共性，这是影响我国政治民主化进程的一个因素。笔者认为，民主首先是有共性的东西，人类社会的发展都在追求民主，人本身追求自由、民主和人权。如果对民主的共性与特殊性在理解上出现偏差，以特殊性来否定共性，这样对推进民主共性改革产生困难。
再次，要正确认识改革方向的问题。
中国在30多年的改革过程中，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姓“资”姓“社”的争论。从中国改革理论的发展来看，邓小平并没有纠缠在姓“资”姓“社”问题上。他在1992年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15)中国经济改革的指导思想，从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到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和谐发展，十八大后提出“中国梦的本质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这些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亦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
我认为，所谓改革的正确方向，应该是指符合国际社会发展潮流，即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
从原来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应该是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而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应该是从高度集权的体制向民主制度过渡。关于这一改革大方向，已成为人们共识。而经济市场化与政治民主化，它是构成人类共同文明的重要内容。
另外，要正确认识改革、发展与稳定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
关于这个问题，勃列日涅夫执政18年的教训特别值得我们吸取。不少俄罗斯学者在分析勃列日涅夫时期出现全面停滞的原因时指出，它与一味地、片面地维持“稳定”有关。勃列日涅夫靠稳定来维持其领导地位，为此，也用稳定来压制改革，从而导致社会经济发展的停滞。我认为，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苏联最紧迫的任务是通过改革来推动经济的发展，从体制上解决一系列社会中存在的种种问题，缓解矛盾，达到社会稳定的目的。当然，改革的力度要根据当时社会承受的能力。但同时又应该清醒的认识到，任何改革都是权利在各阶层的一种调整，就会打破原来的平衡，从而也可能出现不同程度的社会波动，之后出现新的平衡。如果只是求稳怕乱，不敢冒一点风险，最后只能是问题越来越多，积重难返，走向停滞。对此，邓小平同志就讲过：“强调稳定是对的，但强调得过分，就可能丧失时机。可能我们经济发展规律还是波浪式前进……稳这个字是需要的，但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根本的一条是改革开放不能丢，坚持改革开放才能抓住时机上台阶。”(16)就当今的我国来说，解决在改革中出现的如腐败、贫富差别拉大、垄断等问题，也只能通过改革政治体制来解决。政治体制改革阻滞与片面理解稳定压倒一切有关。有些人一提政治体制改革就认为就会出现社会动荡。实际上，稳定不可能压倒一切，稳定也不应该以放弃改革而导致社会经济停滞为代价。我们要特别警惕勃列日涅夫时期以政治体制改革停滞乃至倒退为代价换取社会短暂的与积聚大量矛盾与问题的稳定，最后为苏联衰亡创造条件，这个惨痛的教训值得总结与吸取。
李建民：您围绕斯大林社会主义体制模式与苏东国家剧变问题，提出了很多十分重要的看法。我想广大读者一定会很感兴趣的。最后，想问一下现在您在研究什么重要课题？
陆南泉：我的研究工作还是离不开体制改革与转型问题。现正在研究转型与俄罗斯国家现代化关系。我认为，像长期在政治上实行高度集权、经济上高度集中靠行政命令运转的国家，如苏联、中国与东欧国家，必须通过改革使制度转型才能达到国家现代化的目标。国家在转型过程中，要集中解决以下6个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问题：(1)政治民主化，成为法治国家；(2)经济运行机制必须从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即经济市场化；(3)转变落后的，不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增长方式，经济的增长主要依赖于科技进步，即要成为创新型经济；(4)改变经济发展模式与调整不合理的经济结构；(5)转变观念与意识形态，即实现人的现代化；(6)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成为开放型国家，处理好与发达国家的关系。以上是我研究转型与国家现代化关系的基本思路。
注释：
①《中共党史研究》，2004年第1期。
②③参见[苏]尤里•阿法纳西耶夫编：《别无选择》，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724、725页，第492页。
④《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33页。
⑤《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70页；第2卷，第333页。
⑥《普京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页。
⑦参见[保]托尔多•日夫科夫著，吴锡俊等译：《日夫科夫回忆录》，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226-229页。
⑧刘书林等著：《斯大林评价的历史与现实》，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5页。
⑨(11)(12)《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8、259页，第370页，第138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中文版第1版，第443页。
(13)《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33页。
(14)《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3页。
(15)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42页。
(16)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31页。
【作者简介】陆南泉，1933年生，江苏省江阴人。1960年莫斯科财政学院(现俄罗斯联邦财政大学)研究生毕业，同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先后在中国人民大学与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执教和从事苏联问题研究。1981年起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现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曾先后任经济研究室、俄罗斯研究室主任研究员，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与中国新兴经济体研究会顾问(曾任该两学会副会长)。另外，还先后担任清华大学、国家体改委、吉林省社科院、吉林大学、山东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新疆师范大学与黑龙江大学等校兼职教授与研究员。还兼任哈尔滨市政府经济顾问等职。先后两次任日本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中心、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客座教授。撰写、主编和合作主编的专著有《苏联经济体制改革史论(从列宁到普京)》、《苏联经济》、《苏联经济简明教程》(教育部委托撰写的高校教材)、《从企业入手——戈尔巴乔夫的经济体制改革》、《苏联改革大思路》、《独联体国家向市场经济过渡研究》、《新俄罗斯：政治•经济•外交》、《苏联兴亡史论》、《俄罗斯西伯利亚与远东》、《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上中下三册)》、《苏东剧变之后——对119个问题的思考》(上中下三册)、《论苏联、俄罗斯经济》(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俄罗斯经济二十年》与《转型中的俄罗斯》等28部，发表论文与研究报告500多篇。还有《苏联财政》、《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等合作译著5部。1992年国务院给陆南泉颁发了为我国社会科学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证书；李建民，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