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从2000年起开始发布中国市场化指数，这项指数从六个方面，用20多个统计指标和调查指标来度量各省的市场化进程。最新的指数显示，经过2009年的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导致市场化指数大幅下降之后，指数从2014年开始出现了明显回升。

该所副所长王小鲁表示，自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以来，这两年政府通过简政放权等改革减少了行政权力对市场的过度干预，这是市场化指数回升的原因。

然而，王小鲁也提醒，当前货币政策过于宽松，不利于结构调整，并有扩大金融风险的趋势。他主张货币政策应切实恢复中性。他还建议政府支出结构需要尽快调整，向教育、社保等公共服务倾斜，以带动有效需求，改变经济结构失衡的状况。

宽松货币政策亟需调整

第一财经日报：这15年来，你一直坚持做市场化指数的测量和研究。这一指数能够从一个相对的尺度看到我国市场化进程的变动情况，从近一个时期指数变动的情况可以看出当前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有哪些进步或者退步？

王小鲁：从市场化指数变动的情况来看，2009年以来市场化程度经历了明显的下降和回升，这和当时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在时间上是重合的。当时“双宽松”的经济刺激政策，大力度放松货币供应和大幅度扩大政府投资，的确在短期内提高了经济增长率，但大力度地干预市场，也对市场配置资源产生了相当的副作用。

这期间的政府投资中，有相当部分低效率、不经济的投资项目，同时过于宽松的信贷政策，也扶植了一些低效率的企业，这些对资源的优化配置起了不利的作用，造成了市场化指数的下降。

市场化指数在2014年有相当程度的回升，部分原因是前一时期的刺激政策在某种程度上退出了。而且近年来政府在推行简政放权的改革，减少了行政审批，这对于扭转行政过度干预起到了一些作用。

但其他有些方面的改革进展还比较缓慢，形势还不乐观。有些政策仍然对资源配置有不利的影响。例如货币政策，现在虽然没有明确说是宽松的货币政策，但实际上货币政策已经相当宽松。

到今年10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同比增长13.5%（M1增长14.0%）；同样以名义增长率计算，GDP前三季度同比增长仅为6.6%。M2增长率比GDP增长率高了7个百分点。这说明当前已经是一个非常宽松的货币政策了。

如果这个趋势持续下去的话，意味着又是大规模的刺激政策。在当前的经济状况之下，这种刺激政策不仅没有起到扭转经济疲软走势的作用，反而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加剧结构失衡。

日报：那你认为当前的经济刺激政策会走过去的老路吗？

王小鲁：我非常担心货币政策回到传统刺激的老路上，而且我还担心这样刺激下去负面影响会越来越大。因为现在的情况与2009年时已经不同了，2009、2010年的刺激政策毕竟带动了实体经济领域的投资，尽管这些投资随后也加剧了产能过剩，但短期内还是把经济拉起来了。

但现在大量流动性投出去之后经济没有明显反应，GDP增速依然在下行。在大规模的刺激政策刺激不起实体经济的时候，过多的流动性会向虚拟经济跑，造成虚拟经济的泡沫。这几年的杠杆率一直在以非常快的速度上升，下一轮就很可能出现大量呆坏账，这不但会对实体经济造成打击，而且也会给整个宏观经济带来一系列问题，未来发生金融危机的风险在继续加大。

从流动性角度来讲，我认为当前已经具备了造成比较严重的股市泡沫的条件。房地产市场也是一样的，虽然有些地方由于过去几年供给过剩房价还是起不来，但在一线城市地价已经一高再高，背后的原因就在于过剩的流动性在抬高地价。

那么放松货币是否有利于实体经济融资？虽然经过几次降息之后，银行的借贷利率达到了一个低点，但虚拟经济的泡沫化却造成表外融资的利率居高不下，在虚拟经济回报率可以抬得更高的情况下，实体经济的中、小、微企业想要获得低利率的融资是非常难的。因此这反而推高了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在虚拟经济泡沫化的情况下，再宽松的货币政策也解决不了实体经济的困难。所以，我认为货币政策是亟需调整，从实际宽松回归中性。

“调结构”应成为首要目标

日报：虽然政府已经多次强调中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为什么似乎对经济下滑的容忍度仍然非常有限？

王小鲁：担心下滑止不住，担心对就业产生不良影响，都是可以理解的。但目前的经济下行是不是可以靠刺激政策来改变？如果是结构失衡造成经济疲软，那是否应该容忍更低的短期增长率，而把调整结构放在首位？对这个问题，在学界和在政府内部都有各种不同看法，认识很不统一。

在我看来，答案是很明确的。货币刺激只有短期效果，不能持续使用。最近两年，靠货币宽松已经明显不能刺激经济增长了。在当前这种情况下，不能再靠传统的刺激政策来拉动经济，“调结构”应该取代“稳增长”成为政府的首要目标。只有经济结构调整合理了，未来的经济增长才能获得动力。

日报：政府在“调结构”中应该发挥什么作用？

王小鲁：政府应该在调结构中发挥关键的作用。但并不是像过去曾经做过的那样，由政府替代市场的作用来扶持一些产业，淘汰一些产业，更不是指政府来决定经济的增长率。调结构必须促进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增长率也应该由市场而不是政府来决定。

我认为，政府必须通过改善政府职能来“调结构”。我国一个时期以来储蓄过度，投资过度，消费不足，这导致了产能过剩，最终需求不足。当前我国经济结构失衡与上一轮政府大规模投资和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有直接的关系。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强力刺激社会投资，结果造成了投资过度和大规模产能过剩。如果宏观政策的重点继续放在刺激投资上，问题会更加严重。

要改变这种状况，首先是要调整政府支出结构，完善公共服务的功能，把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障搞好，尤其是要尽快实现城镇常住居民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全覆盖，否则消费很难刺激起来。同时要推进改革，促进改善收入分配。

按照当前统计，城镇居民七亿多人有三分之一是没有户口的，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仍然没有得到城镇居民所享受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虽然户籍制度改革的任务已经提出来了，进展却仍然缓慢，地方政府对促进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全覆盖的积极性不高。这种状况必须改变。

日报：现在政府也在提供给侧的改革，那你认为现在中国的经济问题主要是出在需求侧还是供给侧？

王小鲁：我认为需求侧和供给侧都存在问题，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更加突出。这与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关系很大，需要推进体制改革来改善收入分配。当然供给侧也存在问题，主要还是结构性问题。很多产业面临供给过度，政府希望发展新型产业来带动新的需求。但新型产业的发展需要有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使资源能够实现优化配置，而不是政府代替市场去配置资源，给某些特定行业和企业提供补贴或其他各种特惠政策。这在过去已经有过很多教训，比如鼓励新能源发展，一度导致风电、光伏产业快速扩张，导致产能大量过剩，一些民营企业苦不堪言。所以，供给侧的改革应该着力于改善市场环境，培育市场中的创新能力，政府在产业和技术选择方面一定要慎重，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避免用行政手段代替市场的选择。在去除过剩产能方面也是如此。

2016年改革展望

日报：在经济增长、结构调整和改革这三者的关系中，你认为应该把结构调整和改革放在经济增长的前面，那么2016年应该重点推进哪些改革？

王小鲁：政府支出结构需要尽快调整，政府职能回归公共服务，政府支出向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倾斜，同时减少低效率的投资，减少多余的行政支出，这才能带动有效需求，改变结构失衡的状况。所谓积极的财政政策，不见得非要体现在投资上，在公共服务上加力，和减轻企业负担，都属于积极的财政政策。

在具体政策上，除了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实现公共服务全覆盖之外，当前最重要的就是通过减税和降低企业的社保缴费率来减轻企业负担。虽然政府有给小微企业减税的政策，但实际力度并不大，并不是所有的小微企业都能够享受到这项优惠，即使微型企业也不是都能享受到，所以降税还有很大的空间。

降低企业的社保缴费负担，用国有资产来充实社保基金是一个很好的方案。与此同时，还必须同时降低企业的社保费率。现在企业面临很艰难的局面，减轻企业的社保缴费负担，帮助企业跨过这个坎，应该是一个关键的举措。按相当于工资总额的比例，我认为要给企业降低十个百分点，才能对降低企业负担发挥实质性作用。

在国企改革方面，要解决竞争性领域的低效率国企问题。过去几年政策宽松使得一些低效率的企业得到了大量的资金，它们占用了稀缺的资源，实际上对高效率但得不到信贷支持的企业造成了伤害。下一步，需要对那些“僵尸企业”动手术，或者重组、改造，或者干脆退出。主动调整，还能比较平滑地度过这个阶段，如果拖到彻底背不动的时候再来卸包袱，可能就晚了，将对经济造成更大的冲击。

一财网 郭晋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