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层分一线二线是毛泽东在1953年下半年提出的。毛泽东希望其他政治局常委在一线主持日常工作，自己退居二线。所谓退居二线，除了有不主持日常工作的涵义外，还包含有在适当时候辞去党和国家最高领导职务的内容。自1953年下半年起，一线二线的分工逐渐成为中共中央一种非正式的制度。特别是到了1962年“七千人大会”开过以后，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层一线二线的分工已经非常明显而且相对固定。但对于这一制度中共中央始终没有做出过正式的规定，因而它在起止时间和职责范围两方面都具有模糊性，并不存在一个一线二线制度正式开始实施的具体而明确的时间。一线二线的分工，产生过积极的作用，但这一制度的模糊性，也成为“文革”前毛泽东与在第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产生矛盾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文革”的发生。
关键词：一线二线；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文革”
一线二线是“文革”前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层即政治局常委中实际存在的一种分工。1966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其中讲到“文革”前政治局常委分一线二线的情况。他说，政治局常委分一线二线是他提议的，他处在二线，不主持日常工作，别的同志处在第一线，很多事情让他们去做，让他们在群众中树立威信，“以便我见马克思的时候，国家不那么震动”，但搞了一线二线，出了相当多的独立王国，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一线二线的制度就改变了。i 毛泽东的这一讲话是迄今为止了解一线二线制度的最主要资料。但这一资料没有能够说明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文革”前政治局常委分一线二线是从什么时候正式开始的，中共中央关于这一制度有没有做出过正式的规定？鉴于这一制度与“文革”的发动有着密切的关联，国外一些有眼光的学者对它形成的时间非常关注。英裔美籍著名学者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在《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中，曾试图解决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层分一线、二线的时间问题，他列举了不少资料，但最后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ii本文旨在对“文革”前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层分一线二线制度形成的时间进行考证，围绕这一问题，还将对这一制度的涵义及如何评价这一制度提出自己的看法。
一、一线二线制度的涵义
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层分一线二线是毛泽东在1953年下半年提出的。关于这一点，有两条材料可以说明。
1980年3月19日，邓小平就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发表谈话，在讲到高饶问题时说：“这个事情（指高饶问题，引者注），我知道得很清楚。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三年底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高岗活动得非常积极。”iii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主编的《刘少奇传》，也有如下说法：“一九五三年下半年，毛泽东在领导层内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的问题，希望自己退居二线，由其他同志主持一线工作。中共中央还提出过最高国家行政机关是否采取部长会议的形式、党中央是否增设副主席或总书记的问题。”iv
上述两条材料，都指出毛泽东提出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层分一线二线是在1953年。不同的是，邓小平的谈话认为在1953年底，而《刘少奇传》则指出是在1953年下半年。这种不同，并不意味着两条材料的说法矛盾，而是反映出毛泽东在1953年下半年有可能不止一次提出过中央最高领导层分一线二线的问题。
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层分一线二线，是什么涵义？按照毛泽东1965年10月25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说法，所谓一线就是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二线就是不主持日常工作，政治局常委中，他处在第二线，其他同志处在第一线。根据这一说法，再结合“文革”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的情况，我们可以对一线二线的涵义做出一个更为具体和确切的概括，其内容如下：
第一，政治局常委分一线二线，毛泽东处于第二线，其他政治局常委处于第一线；
第二，毛泽东处于第二线，就是不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中央日常工作由处于第一线的政治局常委主持；第三，刘少奇和邓小平是主持中央第一线工作也即中央日常工作的两个主要领导人。
但笔者认为，1953年下半年毛泽东最初提出中央领导层分一线、二线的问题时，他所谓的退居二线，不仅仅是不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因为在1953年之前，中央日常工作就经常由刘少奇主持，如果仅仅是不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并没有必要专门提出这个问题。1959年4月15日，毛泽东在第十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解释为什么提名刘少奇为国家主席候选人时说过这样一段话：“因为我们共产党内主持工作的，我算一个，但是我是不管日常事务的，有时候管一点，有时候不管。经常管的是谁呢？是少奇同志。我一离开北京，都是他代理我的工作。这已经是多年了，从延安开始就是如此，现在到北京已经二十年了。”v
由此可见，1953年下半年毛泽东提出的所谓退居二线，除了不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外，还包含更深刻的涵义。笔者认为，这就是在适当的时候从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职位上退下来，说得更明确一点，就是在适当的时候辞去党中央主席和国家主席（在1954年9月前是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职务，以党中央名誉主席的身份继续参加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这一点，可从下述几个方面的材料看出：
第一，曾长期担任毛泽东机要秘书的叶子龙回忆说：“记得斯大林去世前后，他曾当着我的面说过：斯大林太累了，高处不胜寒啊！我也不想当主席了。”vi斯大林去世是在1953年3月，因此毛泽东在1953年下半年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的问题，与他向叶子龙所说不想当主席了的话，应是有联系的。
第二，叶子龙还回忆说：高饶事件发生后，大约在1954年底或1955年初，毛泽东曾对他说，高岗就是想当国家主席，但他不合适，国家主席必须承担很大的责任，必须由有威望的人来担任。毛泽东还表示：“我老了，不适合当国家主席了，我也不想当这个主席。”vii
第三，中共八大召开之前，毛泽东曾向中共中央提出过他辞出党中央主席和国家主席的问题。1956年在北戴河召开的一次有几十人参加的中央高层会议上，还对这个问题进行过讨论。讨论的结果是：对毛泽东辞出国家主席的要求，“大家认为可行”；对毛泽东辞去党中央主席的要求，“也认为将来适当时机可行，只时暂时还不可行”viii.
第四，中共八大通过的党章，增加了“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可以设立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一人”这样一款。八大召开期间，毛泽东在会见外国共产党代表团时，对这款新的内容做过解释。他说：“我本想辞掉主席的职务，想干个名誉主席。这次党章草案中有一条，必要时可以设名誉主席。我这是准备后事。现在同志们都不赞成我下台，我说，拖几年也可以。所以，设了四个副主席。现在还是逃不脱。我的方针是两个主席都辞掉。”ix
“两个主席都辞掉”，至少在中共八大召开前的一段时间内，是毛泽东退居二线的一层重要涵义。但中共八大后，由于种种复杂原因，毛泽东改变了原来的设想，在1959年4月不再担任国家主席之后，对辞去党中央主席的事不再提及，退居二线也就成了比较含糊的不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二、一线二线制度是什么时候形成的
关于一线二线制度形成的时间，在一些回忆录中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为了澄清这一问题，笔者查阅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刘少奇年谱（1898－1969）》、《刘少奇传》、《毛泽东传（1949－1976）》，试图找到有助于说明这一问题的答案。但在这三本利用了大量中共中央档案资料编写而成的重要著作中，无一例外地都没有刘少奇是什么时候正式开始主持中央第一线工作、毛泽东是什么时候正式退居第二线的记载。我认为，这绝对不是编写人员疏忽所至，合理的解释只能是：在“文革”前，虽然事实上是刘少奇、邓小平在中央一线主持工作，但中共中央从来没有对一线二线制度做出过正式的成文的规定，对刘少奇从什么时候开始主持中央一线工作也从来没有明确地以成文的形式做出过决定。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华在一次学术报告中讲到“文革”前中共中央领导层分一线二线的制度具有模糊性，我很赞成这一说法。那为什么具有模糊性？就是因为对这一制度没有做出过成文的规定，这一制度始终只是一个非正式的制度，它的内容，它开始实施的时间，都是模糊的。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费了很大功夫对一线二线制度开始实施的时间进行探讨，最后没有得到明确的答案，原因即在于此。在一些直接或间接当事人的回忆中，为什么对刘少奇、邓小平从什么时候开始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问题说法各异？原因亦在于此。
所以，实际上不存在一条明确的时间界限，在此之前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层没有一线二线的划分，在此之后就有一线二线的划分。“文革”前事实上存在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的一线二线分工，是一种非正式的制度，这种非正式制度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过程。这个过程有五个重要的关节点：
第一个关节点是1953年下半年，毛泽东提出中央领导层分一线二线的设想。这一设想提出后，中共中央的领导体制便开始进行调整。1954年9月，中共中央建立秘书长会议制度，其内容是在中央书记处下设立一个秘书长办公会议，负责协助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研究和处理党和群众工作方面的日常事务，以及政治局和书记处交议和交办的其他事项。毛泽东曾对时任中央秘书长的邓小平说：“工作你们去做，然后都统一用中央的名义，政治局也好，书记处也好，不用秘书长的名义。”x 什么工作？主要是日常工作。在此之前，中共中央书记处是事实上的政治局常委会，负责最高决策工作，同时又处理中央日常工作。在此之后，中央日常工作转移到了秘书长办公会议，秘书长办公会议成为后来新的中央书记处的前身。秘书长会议制度建立后，中央领导层一线二线的分工已初现雏形。
第二个关节点是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在这次会议上及会议开过以后，毛泽东进一步从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中摆脱出来，中央最高领导层一线二线的分工开始明朗化。“八大”期间，毛泽东有一次在接见外国友人的时候说，这次党代表大会他是跑龙套，唱戏的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xi事实也是如此，“八大”一些主要文件的起草，“八大”的几个主要报告，都是刘、周、邓等人做的。此外，为了适应中央最高领导层一线二线的分工，按照毛泽东的提议，在“八大”上中共中央的领导体制也进行了调整，这主要是建立了新的中央书记处，并且设置中央总书记一职，推选邓小平担任这一职务。xii 此外，在“八大”上，毛泽东再一次提出政治局常委分一线二线。“八大”闭幕以后，刘少奇、邓小平实际上开始主持中央第一线工作。当时中央的基本领导格局是：政治局会议主要由刘少奇主持，书记处会议主要由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则由周恩来主持。但毛泽东并没有完全退出党和国家第一线的领导工作，很多的重要决策，仍然由他主持作出，有不少时候，他甚至仍然在第一线主持工作。特别是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大跃进”运动期间，更是如此。
第三个关节点是1959年4月刘少奇在第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国家主席。刘少奇是继毛泽东之后担任这一职务的。不再担任国家主席，是毛泽东决定逐渐退居二线的一个既定步聚。在此之后，国家事务方面第一线的领导工作，主要由刘少奇主持和负责，中央最高领导层一线二线的分工又朝前迈进了一步。但是，毛泽东仍然没有完全退出中共中央第一线的领导工作。在此之后至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前，中共中央关于国际国内的许多重要事务的决策，仍然是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作出的。
第四个关节点是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这次会议是为进一步统一全党的思想，加快国民经济调整的步伐而召开的。之所以说这次会议是一线二线制度形成的一个重要关节点，是因为以这次会议为起点，刘少奇实际上开始全面主持中央的党政领导工作，自此以后直至“文革”发生，毛泽东基本上退出了中共中央第一线的领导工作。这次会议有一个不为人所注意但实际上非常重要的细节，即在会议闭幕的第二天，1962年2月8日晚，毛泽东即坐专列离开北京到外地去了。xiii此后，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主要在刘少奇的主持下进行。他曾戏称自己是“非常时期大总统”xiv.在刘少奇的主持下，相继出台了一系列调整国民经济的重要措施，有效地扭转了极端困难的经济形势。而在此之前的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主要是在毛泽东的主持下进行的。1961年中共中央制定的一系列重要文件，如《农业六十条》、《工业七十条》、《高教六十条》，都是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完成的。刘少奇真正主持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是从“七千人大会”开始的。毛泽东在这次会议闭幕的第二天即离开北京去外地巡视，很有可能不是偶然的，而是有意识地摆出的一种退居第二线的姿态。
第五个关节点是1964年8月5日中共中央“四清”、“五反”运动指挥部的成立。“四清”、“五反”是毛泽东在对当时中国的阶级斗争形势做了过于严重的估计的情况下，所发动的一场政治运动。至少在1964年这一年，领导这场运动是中共中央的中心工作。对这场运动，毛泽东一直给予密切的关注和领导。但耐人寻味的是，在1964年8月5日，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书记处开会作出决定，中央成立“四清”、“五反”运动指挥部，由刘少奇挂帅。xv在此之前，刘少奇虽然经常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但中共中央从来没有正式作出过决定，应该在什么时候，什么问题上由刘少奇挂帅。即使是“七千人大会”后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虽然毛泽东实际上已经完全放手让刘少奇主持，但也没有给过刘少奇什么正式的名义。“由刘少奇挂帅”，这是在中共中央的决定中，第一次出现这样的说法。虽然“挂帅”的范围只限定于领导“四清”、“五反”，虽然在决定让刘少奇“挂帅”后，毛泽东出于对“四清”、“五反”运动的重视，实际上并没有退出这一运动第一线的领导工作，但不管怎么说，这都意味着毛泽东至少在名义上有意让一线二线的分工进一步明确，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刘少奇在党内的地位进一步提高。如果不是在1964年底至1965年初，刘少奇与毛泽东在制定《二十三条》时发生意见分歧并产生冲突，这种一线二线制度渐进形成的趋势还会继续下去。但是，由于在制定《二十三条》时刘少奇与毛泽东发生的分歧和冲突，使毛泽东产生了要在政治上把刘少奇搞掉的想法，因而直到1966年“文革”爆发，一线二线始终是一种非正式的而且没有完全形成的制度。“文革”爆发后，随着刘少奇和邓小平这两个在中央第一线主持工作的领导人被打倒，这种非正式的制度也被废除。
毛泽东既然首倡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层分一线二线，而且在“文革”前这种一线二线的分工又一直在实际上存在，毛泽东也认为这是中央的一种领导制度，那为什么不对这种一线二线的制度作出明确的规定，让它正式化呢？笔者认为，这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毛泽东所谓的退居二线，本来的涵义是辞去国家主席和中共中央主席这两个职务，担任中共“八大”党章设立的党中央名誉主席一职。按照毛泽东在“八大”前后的设想，他退居二线的第一步是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第二步是在中共“九大”辞去党中央主席的职务，担任名誉主席。只有在辞去党中央主席后，他才算真正退居了二线。但由于后来“九大”没有如期召开，毛泽东没有辞去党中央主席的职务，这也就意味着毛泽东始终没有退到真正意义上的、他原来设想中的第二线，在此情况下，自然不可能对一线二线制度作出正式的成文的规定。
第二，中共“九大”没有如期召开，这实际上意味着毛泽东改变了原来辞去党中央主席，完全退居二线的想法。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对一线二线的制度作出正式规定，那实际上会成为对毛泽东的一种约束，他要再回到第一线主持工作，就会变得名不正言不顺。这是毛泽东所不愿意看到的。在改变了辞去党中央主席职务的想法以后，毛泽东既希望中央最高领导层有一线二线的分工，能让他从繁重的日常工作中摆脱出来，同时又希望这种一线二线的分工制度具有相当大的弹性，不要限制他在认为必要的时候重新回到第一线主持工作。这一原因也使得中共中央不可能对一线二线的制度作出正式的成文的规定。
三、如何看待一线二线制度
毛泽东在1953年下半年提出中央领导层分一线二线，其初衷有好的一面。1966年10月25日，他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说，他提出分一线二线，是想吸取斯大林的教训，提前培养接班人，让他们树立威信，以便在他逝世后，党和国家最高权力发生交接时，能减少震动，有利于国家的安全。除此以外，他实际上还有一个没有说出的考虑，即他在中共八大前后，曾设想过建立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退休制度。这种一线二线的划分，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为建立这种退休制度而设计的。从这种一线二线分工的实际效果看，它具有一定的正面作用。首先，它的确在很大程度上培养了在中央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全面领导党和国家工作的才干。“文革”后邓小平复出，之所以能够成为迅速成为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主持制定改革开放的政策，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重大成就，与他在“文革”前十年担任中央总书记时期积累的工作经验和锻炼出的领导才干是分不开的。第二，相对于毛泽东来说，刘少奇和邓小平更年富力强一些，精力更充沛一些。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一线二线的分工，由刘少奇和邓小平在第一线主持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毛泽东精力方面的不足，加强中央最高领导层的领导力量，提高工作效率。
但是，这种一线二线的分工也产生了不好的后果。由于一线二线的分工并不是一种成文的正式制度，因此对一线二线的概念和两者之间的权责划分都不明确。没有明确的权责划分，是“文革”前毛泽东和在中央第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产生矛盾的一个重要原因。1966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说，由于搞一线二线，出了相当多的独立王国。其实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误解。在不少情况下，毛泽东是把在第一线主持工作的领导人在正常范围内行使职权也当成搞独立王国了。这种误解的产生，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种一线二线分工的模糊性所导致的权责不明确。这种误解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它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一个重要诱因。
“文革”前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层实施一线二线分工所引发的严重后果给我们一个重要教训，这就是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政治运作必须制定明确的制度，必须严格地进行制度化操作，必须有明确的权责界限的划分。如果没有规则，如果没有制度可以遵循，那么党内难免由于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产生矛盾和冲突。如果这种矛盾和冲突不能在制度的框架内得到理性的解决，那又难免影响党内的团结，进而影响国家的稳定。
「注释」
i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43页。
ii［英］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36～240页。
iii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57页。
iv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主编：《刘少奇传》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743页。
v 《刘少奇传》下册，第838页。
vi叶子龙口述、温卫东整理：《叶子龙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55—256页。
vii 《叶子龙回忆录》，第256页。
viii《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457页。
ix刘志男：《关于建国后至中共九大期间“接班人”问题的历史考察》，《当代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4期。
x 中国青年出版社编：《20世纪的巨人——邓小平与现代中国》，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第176页。
xi《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8页。
xii 彭厚文：《中共八大前后毛泽东对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探索》，《苏州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及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史》2004年第7期。
xiii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金春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206页。
xiv 黄峥执笔：《王光美访谈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83页。
xv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崇文、陈绍畴主编：《刘少奇年谱（一八九八—一九六九）》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599页。
彭厚文，1965年生，历史学博士，江南大学法政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发表学术论文三十五篇，人大复印资料等刊物全文转载十余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