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在教育领域提出了“向工农开门”的方针。“向工农开门”，当然首先是指各级各类学校向工农及其子弟开门，为他们入学提供便利。但如果进行深入考察，就会发现这一方针是有侧重点的。从内涵上说，它主要指高等学校“向工农开门”;在实际贯彻执行的过程中，重点也是放在高等学校“向工农开门”。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强调高等学校向“工农开门”?这一方针如何实现、经历了怎样的演变?探讨这些问题，有助于深入认识和反思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的教育政策。

一、高等学校“向工农开门”的提出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在教育领域提出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培养工农出身的新型知识分子。主要从这一目标出发，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教育“向工农开门”的方针。1949年12月23日，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在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的开幕词中提出：“由于我们的国家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因此我们的教育也应该以工农为主体，……我们的小学校应该多多吸收工农的子女，我们的中学校和大学校也应该有计划有步骤地为工农青年大大开门，以期大量地培养工农出身的新型的知识分子，作为我们国家建设的新的坚强骨干。”他认为，新中国的教育工作一方面要改革反映旧政治旧经济、为帝国主义和封建买办统治服务的旧教育，另一方面要建设反映新政治经济的新教育，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教育，而学校“向工农开门”即是建设这种新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新教育建设的工程中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工作。”[㈠]

围绕学校“向工农开门”的方针，这次会议重点讨论和解决了两个问题，一是创办中国人民大学，二是普遍举办工农速成中学。会议认为，创办中国人民大学和创办工农速成中学是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新教育的重要内容，也是解决学校“向工农开门”的重要举措。其中，创办中国人民大学是新中国完全新式的高等教育的起点，它的主要任务是学习苏联经验，有计划有步骤地培养新中国的各种建设干部。“参加这个大学学习的，不仅有青年知识分子，还要吸收工农青年和干部。”[㈡]而创办工农速成中学，其任务则是“招收优秀的产业工人和工农干部，使他们毕业后升入高等学校，培养成为工人阶级自己的忠实可靠的国家建设骨干和专家”。[㈢]从会议所规定的中国人民大学和工农速成中学的性质、任务看，前者直接承担着招收工农青年、工农干部，把他们培养成为新型知识分子的任务，后者则是要为工农青年和工农干部进入高等学校学习创造条件，它们所涉及到的都是高等学校“向工农开门”的问题。这次会议虽然在原则上也提出了其他各级各类学校要“向工农开门”，但并没有提出具体举措。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教育“向工农开门”的方针，在其提出伊始侧重点就是高等学校“向工农开门”。

1950年6月1日至9日，教育部召开首届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会议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根据新中国的性质和各方面建设的需要，进一步改革旧的高等教育和建设新的高等教育。从解决这一问题出发，会议明确提出并一再强调，高等学校要“向工农开门”。周恩来在会上发表讲话，给高等学校明确提出了“向工农开门”的要求和任务。他说：“我们的高等教育首先就要向工农开门，培养工农出身的新型知识分子。”[㈣]在会议的开幕词中，教育部部长马叙伦也提出：“我们的高等学校从现在起就应该准备和开始为工农开门，以便及时地为我们的国家培养大批工农出身的知识分子。”[㈤]

为了规范和指导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建设，会议确定了新中国高等教育的方针和任务，高等学校“向工农开门”成为了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部副部长钱俊瑞在会议的结论中指出，新中国高等教育的方针具有三个基本特点：第一，高等教育要为国家建设服务;第二，高等教育要贯彻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方法;第三，高等教育要为工农开门。他提出，要根据这一方针，一方面坚决地同时是有步骤地和谨慎地改革旧的高等学校，包括教育内容、教育方法，以及各种教育制度和组织，另一方面尽一切可能建设新型的高等学校。[㈥]从钱俊瑞的讲话内容可以看出，无论改革旧的高等教育，还是建设新的高等教育，高等学校“向工农开门”都是必须遵循的一个重要方向。

这次会议明确提出高等学校“向工农开门”，当然并不是否定其他各级各类学校“向工农开门”，而是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对高等学校“向工农开门”的重视程度。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着重强调高等学校“向工农开门”?

这首先是因为培养工农出身的新型知识分子，高等学校是最主要的环节。如果没有这一环节，培养工农出身的新型知识分子就只能是一句空话。高等学校与其他层次的学校相比较而言，要求学生具有较高的文化程度作为学习的基础。这对于工农干部和群众来说，往往成为一道难以跨越的门槛。这种门槛是教育规律的客观要求，并不会因为政权性质的改变而消失。因此，所谓“向工农开门”的问题，其实更主要地存在于高等学校。就其他层次的学校而言，特别是就小学而言，自从新中国成立后，它们的大门对工农群众就是敞开的，并不存在如高等学校那样的文化程度方面的门槛。即使如中学，虽然对文化程度有一定的要求，但这种要求是相当一部分工农干部和群众能够达到的。

其次，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开展的旧教育的改革和新教育的建设中，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建设是最为核心的内容，受到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为高等教育在培养国家建设急需的高级专门人才和培养工农出身的新型知识分子方面，发挥着最为重要的关键作用，另一方面是因为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建设相对于其他各级各类学校而言，任务更为艰巨，需要克服的困难和障碍也更多。即以学生成份而论，在旧中国的各级各类学校中，都存在着工农成份学生相对较少的情况，但由于经济条件和文化程度的限制，这种情况在高等学校更为突出。因此，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把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建设摆在最为突出的位置，把它视为教育改革和建设的当务之急和重中之重。而在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建设中，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又把高等学校“向工农开门”视为改革和建设的重要内容、重要途径和重要方法。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希望通过高等学校“向工农开门”，逐步增加高等学校中工农学生的比重，改变高等学校的办学性质和办学方向，掌握高等学校的领导权，从而实现高等教育为生产建设服务，为工农大众服务。从实际情况看，新中国成立后高等教育的面貌发生改变，初期的显著表现之一即是高等学校招收工农干部入学。1951年初，《新建设》杂志举办了《迎接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建设高潮》新年笔谈，北京大学著名教授汤用彤在《三件划时代的大事》一文中，认为1950年中国的大学教育除了课程改革外，还发生了“三件值得大书特书的大事”：“第一件是大学正式招收工农干部入学”，第二件是大学保送学生入军事干部学校，第三件是学校参加抗美援朝运动。他认为前面两件大事，是大学面向工农兵，学生与工农兵相结合，“这是由于无产阶级所领导的革命的成功，一个完全新的文化已经开始。”[㈦]

二、高等学校如何实现“向工农开门”

新中国成立后，高等学校“向工农开门”，培养工农出身的新型知识分子，既是一项文化教育任务，也是一项政治任务，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更主要地是一项政治任务。1953年第5期《人民教育》发表的《做好工农速成中学附设于高等学校的移转工作》曾经指出：“培养工人出身的技术专家和领导干部，使成为国家建设的骨干，是高等学校极其重要的政治任务。”作为一项政治任务，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采取了两项强力措施来促进这一方针的实现。

第一项强力措施是创办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共产党对创办中国人民大学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刘少奇亲自负责这所大学的筹备创办，并主持制定建校计划。建校计划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审查和批准后，1950年1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成立中国人民大学的决定》，特别强调：“中国人民大学的创办，是一件大事，各地党必须保证该校本科此次招生的完满成功。”刘少奇在《决定》中加写了一句话，要求《决定》的“各项由各中央局、分局令各级党委保证实现”。[㈧]在办学经费方面，中国人民大学得到了大力支持。在1950年教育部的经费概算中，中国人民大学占到20%。[㈨]换句话说，当年国家教育经费的五分之一投入了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它的重视可见一斑。

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后，把参加革命工作具有一定年限的工农干部和产业工人作为招生的重点。为了招收产业工人入学，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专门作出决定，并分配了各地区各行业招收产业工人的名额。[㈩]在入学条件方面，考虑到工农干部和产业工人文化程度比较低，而经历过革命斗争锻炼的工农干部和产业工人又都年龄偏大，因而放宽了对他们的学历和年龄的限制。学历方面，只要具备相当于初中程度的文化水平即可。年龄方面，参加革命工作满八年以上的工农干部放宽至35岁;参加革命工作三年以上或具有三年以上工龄的工农干部和产业工人放宽至32岁。中国人民大招收的第一期本科学生共计1600余人，其中参加革命工作八年以上的工农干部270余人，参加革命工作三年以上的工农干部450余人，产业工人170余人，此外有原在华北大学及政法大学学习的青年知识分子700余人。工农干部和产业工人所占的比例超过50%。[11]第一期本科学生于1950年3月13日正式上课。[12]至10月3日中国人民大学举行正式开学典礼时，全校有学生3000余人，其中参加革命多年的工农干部和工人先进分子占到学生总人数三分之二以上。[13]

此后，中国人民大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坚持了“向工农开门”，以培养工农知识分子为主的方针。“着重培养工农干部成为国家各项建设事业的骨干”，成为中国人民大学的一个办学特点。[14]1954年6月30日，高等教育部办公厅人民来信组在《人民日报》发表《关于中国人民大学招生问题答读者问》，对招生对象作出如下答复：“中国人民大学由于招生对象不同，除外交系、俄文系参加全国统一招生，招收一部分高中毕业学生外，其余各系各专业在国家统一的培养高级建设人才计划指导下，均只招收在职干部及产业工人。”[15]由于主要面向工农干部和产业工人招生，因而学生中的工农干部和产业工人与知识青年的比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大体上保持在7：3左右。1953年10月4日，中国人民大学举行创办三周年校庆会，校长吴玉章在会上宣布，当年毕业的443名本科学生中，产业工人占12%，工农干部占60%，知识青年占28%。[16]

由于工农干部和工农青年的文化知识基础较差，为了使他们能够适应高等学校的学习，中国人民大学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如为他们补习基础知识;文化课的教学按程度编班，对不同程度的学生，在学习进度方面提出不同的要求;在教学计划、教学方法等各个方面都照顾他们的特点，等等。中国人民大学在贯彻执行高等学校“向工农开门”方面所做的工作以及取得的成绩，得到了高等教育部的表扬。1954年4月21日，高等教育部副部长杨秀峰在中国人民大学教学经验讨论会上致闭幕词，他说：“关于高等学校为工农开门的方针，中央在1950年已作出决定，从高等教育部来讲，这个工作是做得不够的，但中国人民大学在这方面的成绩却是突出的，今后各校都应学习他们培养工农学生的精神。”[17]

作为新中国第一所新型的正规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任务除了贯彻执行“向工农开门”的方针，培养工农出身的新型知识分子外，还必须在旧高等教育的改造和新高等教育的建设方面起到示范和样板的作用。1950年9月23日，刘少奇在中国人民大学开学典礼上发表讲话时指出：“中国将来的许多大学都要学习我们中国人民大学的经验，按照中国人民大学的样子来办。”[18]按照中国人民大学的样子来办，当然也包括在办学方向上“向工农开门”。中国人民大学在这一方面为其他高等学校提供了榜样和范例。为了使文化程度较低的工农干部和工农青年能够跨入高等学校的大门，从1950年暑期招生开始，每年各高等学校招生都对工农干部和工农学生“作有从宽录取的规定”。1950年秋季，全国高等学校(不包括中国人民大学)录取了产业工人和工农干部各200人;1952年春季，又招收了万余名具备高中文化程度的工农干部，在经过半年补习后，进入高等学校学习。[19]在进入高等学校以后的学习方面，各高等学校也学习中国人民大学的经验，针对工农学生的特点进行了一些特殊照顾。如清华大学“采取了集中编班、免修俄文、数学单独开班、增加特别辅导等办法”。[20]所谓集中编班，就是在有些招收工农学生较多的系或专业开设专门的工农班。如清华大学机械制造系在1954—1955年学年共有三个工农班，土木系有一个工农班。[21]

第二项强力措施是普遍举办工农速成中学。举办工农速成中学的目的，主要是为工农干部进入高等学校创造条件，希望工农干部通过三年或四年的学习，学完中等学校的基本课程，“以便毕业后直接升入大学或高等学校”[22]。当时有人形像地指出：“工农速成中学是工农同志进入大学或专科学校学习的桥梁。”[23]1950年9月20日，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在全国工农教育会议的开幕词中，更加透彻地阐明了举办工农速成中学的这种目的。他说：“这种学校与文化补习学校的差别，主要是在升学。这是国家有计划地培养工农出身的新型知识分子、专门家的一个重要步骤。不办这类学校，不办好这类学校，工农出身的人就无法在短时期走进高等学校的门。”[24]所以，创办工农速成中学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为实现高等学校“向工农开门”而采取的一个重要举措。

工农速成中学的创办和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试办工农速成中学。1950年4月3日开学的北京实验工农速成中学，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创办的第一所工农速成中学。第一期招收三个班的学生，共计116人。[25]在开学典礼上，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副部长钱俊瑞、韦悫，北京市文教局局长翁独健都出席并发表讲话，[26]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创办工农速成中学的高度重视。北京实验工农速成中学创办后，北京、天津、察哈尔、平原[27]、山东、山西、河北、沈阳、哈尔滨、大连、无锡、开封、西安、兰州等省市相继创办了工农速成中学。一些部队也创办了工农速成中学，招收部队中工农出身的干部入校学习。还有一些普通中学，如安徽省合肥市一中、蚌埠市中学、淮南中学等，设立了工农速成中学班。至1950年9月全国第一次工农教育会议召开时，全国已创办工农速成中学18所，共有学生2520人。[28]

第二个阶段是全面举办工农速成中学。1950年9月20日—29日，教育部和全国总工会在北京联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工农教育会议。这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举办工农速成中学和工农干部文化补习学校的指示》和《工农速成中学暂行实施办法》，规定工农速成中学招收十八岁以上三十五岁以下、具有一定革命工作年限的优秀工农干部及工人入学，学习相当于普通中学的基本课程，修业期限为三年。这次会议后，工农速成中学的创办进入了全面举办的新阶段。

在举办工农速成中学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不断采取各种措施做好这一工作。1951年11月20日至29日，教育部为了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创办工农速成中学的经验，进一步推进工农速成中学的工作，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工农速成中学工作会议。会议确认了“工农速成中学是在较短的时间内培养工农干部和产业工人升入高等学校的一种准备学校”，决定工农速成中学的修业年限暂时仍定为三年到四年，并讨论了如何改进工农速成中学的课程、师资、教材等问题。[29]为了引起各级政府和党的各级组织对创办工农速成中学的重视，会议强调指出创办工农速成中学“乃是一个政治上的重大任务”。[30]这次会议促进了工农速成中学的进一步发展。至1952年底，全国工农速成中学的学生人数由1950年底的4447人，增加到22729人。[31]

第三个阶段是将工农速成中学附设于高等学校，将其正式定性为高等学校的预备学校。为了加强工农速成中学的管理和教学力量，使工农速成中学的教学和人才培养与高等学校更好地接轨，1952年11月19日，教育部作出《关于工农速成中学附设于高等学校的决定》，明确规定：“从1953年起，工农速成中学应有计划、有步骤地附设于各类高等学校，作为高等学校预备学校。学生毕业后，一般即直接升入本高等学校继续深造”。决定还指出：工农速成中学附设于高等学校，“不但可以逐渐改变高等学校的学生成分，使高等学校确实面向工农开门，而且可使工农速成中学实行重点分类的教学计划，更容易与高等教学课程密切衔接，同时在设备及教学方面，亦可得到高等学校的具体帮助和指导”。 [32]因此，工农速成中学附设于高等学校，是落实高等学校“向工农开门”的一项重要举措，是“保证高等学校完成这项政治任务，保证工人和工农干部能够继续深造的重要环节”。[33]一方面，它有利于提高工农速成中学的教学质量;另一方面，它为工农速成中学的学生进入高等学校学习提供了进一步的便利条件。

教育部的上述决定作出之前，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便已开始进行附设工农速成中学的试点。最早创办的北京实验工农速成中学也在1952年8月移交给中国人民大学，更名为“中国人民大学附设工农速成中学”。此后，新建的工农速成中学一般都附设于高等学校，原有的工农速成中学中，大部分学校的隶属关系由地方教育部门变更为高等学校。如吉林省工农速成中学与辽东省工农速成中学先是实行合并，然后正式附设于东北人民大学。大连工农速成中学也附设于大连工学院。

经过几年的发展，至1955年，全国共有工农速成中学87所，在校学生51000多人。工农速成中学的毕业生，绝大多数都升入了高等学校。1953年毕业的1680人，升入高等学校者有1622人;1954年毕业的4187人，升入高等学校者3297人。[34]工农速成中学毕业的学生，除有少部分是经过考试升入高等学校外，大部分都是免试直接升入高等学校。因此，对于高等学校实现“向工农开门”，工农速成中学发挥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在高等学校“向工农开门”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还在物质方面给工农学生进入高等学校学习提供支持。如在人民助学金的申请方面，高等学校的工农学生受到了比非工农学生更多的照顾。

由于实施了高等学校“向工农开门”的方针，新中国成立以后，工农学生在高等学校中所占的比重逐年增长。1951—1952学年，全国高等学校工农学生只占在校学生总数的19.08%;1953—1954学年中，则占到了21.9%;1954—1955学年占到了28.9%;到1956—1957学年，工农学生已经达到了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总数的34.1%。[35]

三、1955年后一度强调培养工农知识分子以业余教育为主

总的来看，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五年(1950—1954)，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高等学校“向工农开门”是非常重视的。但是，在执行这一方针的过程中，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也逐渐暴露了出来。

首先，进入高等学校学习的工农成份的学生，由于文化基础差，往往在学习上感到困难，难以达到培养目标的要求，影响了高等学校的教育质量。更严重的是，这些学生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有一定资历的工农干部，高等学校对他们的管理存在困难。例如，上海机械学院在其创办初期，招收了一批工农成份的学生，在一次全校数学期中考试中，这些学生有近一半人不及格，结果他们派出代表到学校教务处进行“说理斗争，迫使校方宣布这次考试作废”。对于学校设立的班主任制度，他们“不吃那一套，结果班主任制度等于虚设”。[36]上海机械学院工农学生的这些表现，在“文革”时期曾被作为敢于冲击所谓资产阶级教育制度的正面事迹加以表扬宣传，但实际上反映出了工农学生进入高校学习后存在的某些问题。

其次，工农速成中学的教育质量和办学效果存在比较严重的问题。工农速成中学的学生有相当一部分年龄较大，存在家庭负担。一些需要养育小孩的女同学或者不能坚持正常的学习，或者只能带着小孩和保姆一些上学。如湖北工农速成中学学生300多人，住校的小孩和保姆人数，竟占学生总数三分之一。[37]这就使这些女同学难以集中精力学习。此外，工农速成中学强调速成，要求学生在三年时间里学完中学六年的课程，这大大加重了学生的负担。再加上部分工农速成中学的师资得不到保证，一些教师不注意因材施教，教学内容过多，使得学生经常处于紧张状态，得不到适当的休息和睡眠，从而影响了学生的身体健康，学生中患头痛病、神经衰弱、妇女病和肠胃病的人很多。不少学生中途退学、休学、留级。据1953年对20所工农速成中学的统计，1950年入学的学生中，能够正常毕业的仅占到52%。[38]

第三，大量的工农干部进入高等学校和工农速成中学长期脱产学习，不仅对他们所在单位的工作和生产造成了影响和冲击，而且大大加重了国家的财政负担。

主要由于上述问题的存在，进入1955年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开始对高等学校“向工农开门”的方针进行反思，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相应的政策调整。这种调整主要是，由过去强调通过高等学校向“工农开门”培养工农出身的新型知识分子，转变为强调通过对工农干部的业余教育培养工农出身的新型知识分子。

1955年2月2日—3月7日，教育部、高等教育部和全国总工会在北京联合召开了全国工农速成中学教育会议和全国职工业余文化教育会议。会议虽然提出要继续积极稳步地发展工农速成中学，但同时确定今后培养工农知识分子要以业余教育为主要形式，即大量设立机关干部文化补习学校和职工业余中学，并适当举办夜大学和函授学校。[39]工农速成中学在教育质量方面存在的问题显然引起了会议的关注，工农速成中学提高教育质量的问题成为会议讨论的重要内容。

这次会议标志着高等学校“向工农开门”的方针发生了重要改变。通过让优秀的工农干部先进入工农速成中学学习，然后再进入高等学校深造，以将他们培养成新型工农知识分子的模式，实际上一度被放弃了。取而代之的是强调以业余教育的方式培养工农知识分子。

表现在实际工作中，首先是高等学校对招收和培养工农学生的重视程度大为下降。反右派斗争后，南京一些高等学校在检讨培养工农学生的工作时，“认为1955年前由于领导重视，培养工农学生的工作做得比较好。1955年以后，由于逐渐放松领导，开始出现了对工农学生帮助不够的现象。”[40]部分高等学校招收工农学生的人数也急剧下降。上海机械学院创办后在1952年招收的工农学生有2181人，1955年只招了173人。[41]

其次，工农速成中学停止招生。1955年5月19日—6月10日，国务院召开了全国文化教育工作会议。会议着重讨论了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问题。会议虽然一方面仍提出“高等学校应大力吸收工农青年干部和工农子女入学”，但另一方面又强调工农群众和工农干部的文化教育必须“坚决贯彻业余学习为主的方针”。会议讨论了工农速成中学办学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现有的工农速成中学，过去虽作了很大努力，但这种使产业工人中的骨干和工农干部，大量长期离职学习和短期速成的办法在各方面有难于克服的困难，因此从今年起应即停止招生。”[42]根据这次会议的精神，教育部和高等教育部于7月9日联合发出《关于工农速成中学停止招生的通知》，指出：“实践证明，对工农干部文化科学知识的学习，不用循序渐进的方法而用短期速成的方法，使之升入高等学校，从根本上说来，并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同时，要求大批优秀工人骨干和干部长期脱产学习，目前也是办不到的。”因此，今后“对广大工农干部和工农群众的学习，应贯彻业余学习为主的方针，不再采取举办工农速成中学的办法”。通知宣布：“工农速成中学自1955年秋季起停止招生。”[43]应该说，这一通知认识到了工农速成中学办学过程中出现的主要问题，从实际情况出发做出了正确的决定。

从1955年到1957年上半年，以业余教育为主培养工农知识分子的方针，大约实施了两年多的时间。

四、反右派斗争后重新强调高等学校“向工农开门”

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是当代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这一事件对此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发生了重要影响。在文化方面，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改变了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看法，重新给他们带上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由于这一改变，毛泽东在强调对知识分子加强思想改造的同时，多次提出要造就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队伍。1957年10月9日，他在中共扩大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无产阶级没有自己的庞大的技术队伍和理论队伍，社会主义是不能建成的。我们要在这十年内(科学规划也是十二年，还有十年)，建立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队伍。”他还要求党的各级组织，特别是省、地、县三级要有培养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计划。[44]10月13日，他在最高国务会议第13次会议上再一次提出：“无产阶级必须造就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这跟资产阶级要造就它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一样。一个阶级的政权，没有自己的知识分子那是不行的。”[45]

根据毛泽东“无产阶级必须造就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的指示，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中国共产党重新强调必须贯彻执行高等学校“向工农开门”的方针。12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进一步贯彻高等学校“向工农开门”的方针》一文。文章一开头就提出：“从工人农民中直接培养知识干部是建立一支宏大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的主要环节。”如何从工人农民中直接培养知识干部呢?文章提出必须采取多种方式，例如发展业余教育、举办各种训练班、补习班等等，但强调招收工农及其子弟进入高等学校学习是最主要的一种方式。文章说：“在正规的高等学校中更广泛地吸收工人、农民和他们的子女入校学习，培养他们成为国家建设干部”，“无疑地是其中最主要的一条途径”。[46]这就改变了1955年提出的以业余教育为主培养工农知识分子的方针。

中国共产党这种政策的调整很快在实际工作中得到了贯彻执行。首先是“为着在高等教育事业方面更好的贯彻阶级路线，大力贯彻向工农开门的方针”，国务院领导中央各有关部门(主要是高等教育部)，对如何采取具体措施增加高等学校中工农成份的学生，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并准备制订较为长远的规划，使工农干部和工人、农民以及他们的子弟升入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学习。[47]

其次，在整风运动末期的整改阶段，全国各高等学校都把如何更好地贯彻阶级路线、坚决向工农开门，作为重点问题进行讨论和研究，许多高等学校都提出要采取各种措施，加强对工农学生的培养。例如，北京大学召开会议专门讨论培养工农学生的问题;山东工学院专门研究了如何加强工农学生的教学和辅导，并且抽调教师加强工农班习题课的教学工作。[48]再例如，陕西省的各高等学校在整改中提出要扩大工农学生来源，加强对工农学生的辅导等，有些学校还提高和扩大了工农学生助学金的标准和享受面，减少了非工农成份学生的助学金。[49]再例如，上海高等教育主管部门和各高等学校 “结合整改检查批判了对工农学生学习上的困难袖手旁观、单纯指责以至鄙视等错误思想”，提出要加强对在校工农学生的培养，包括让学习困难的工农学生免修或缓修部分次要课程;在部分课程如外文上为他们单独开班，放慢进度;指定班级学习指导教师对他们个别辅导;对学习困难很大的工农学生减免其社会工作;放宽对工农学生因功课成绩差而退学、留级的标准和临时补助标准;指派有经验的教授和讲师特别为工农学生辅导数学和化学等等。同时，它们还提出要扩大工农学生来源、逐步提高学生中的工农成份比重。[50]

第三，在1957年和1958年高等学校的招生中，加大了录取工农成份学生的力度。据报道，在1957年的高等学校招生中，山东省的山东大学等七所高校，由于“坚决贯彻了向工农开门的方针”，“对工农成份的学生，给予优先录取的条件和方便”，因而在招收的新生中，工农成份的学生占到了48%。[51]这一年全国高等学校招收的新生中，工农学生的比重大幅度增长，占到了新生总数的44%。[52]

在1958年的高等学校招生中，教育部作出规定，提出“要认真贯彻阶级路线，要保证新生的质量”。 对于报考的工人、农民、工农干部、工农速成中学毕业生以及参加革命工作满十年的在职干部、转业军人、复员军人，在政治、健康条件合乎标准，学科考试成绩达到一定标准(入学后能够跟班上课)的情况下，采取在录取一般考生以前优先录取的办法。 对于工人、农民、工农速成中学毕业生、工农干部等，还可以采取免试保送入学的办法。[53]在这一年，有相当一部分工农成份的学生通过免试保送入学的方法升入了高等学校就读。例如在江西省，有280名工农家庭出身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和224名工农速成中学毕业生，免试分别升入了全国33所高等学校。[54]

第四，为了给工农成份的学生升入高等学校创造条件，部分高等学校开设了工农预备班。如浙江师范学院在1958年4月开设了工农预备班，招收文、理科学生各100名，预备班学员经过半年或一年补习后，正式升入该院学习。[55]此外，广州的中山大学、华南师范学院、华南工学院、华南农学院和刚开办的暨南大学曾作出计划，准备在该年的下学期开办工农预科，共招收学生约800名，招生对象为工农家庭出身、从事工业或农业劳动三年以上，具有初中毕业文化程度的工农干部，学习两年后经考试合格，即可直接进入学校本科学习。[56]

此外，当时还有一种较为普遍的呼声，就是要求工农速成中学恢复招生。1958年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封读者来信，信中提出“受广大工农群众欢迎的工农速成中学应继续办起来，或者兴办类似‘速中’性质的学校，大力培养工农干部”。[57]这种呼声在当时是有代表性的，一些高等学校甚至在做这方面的准备，但后来没有成为现实。

反右派斗争后中国共产党重新强调高等学校“向工农开门”，把通过高等学校培养工农学生作为造就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主要途径，是建立在对中国知识分子队伍没有正确定性的基础之上的，反映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一种“左”倾情绪和思想。但政治标准并不能取代或者弥补文化标准。由于大量的工农学生是免试或降低了文化标准而被招进高等学校的，因此如何保证这部分学生的培养质量，始终是高等学校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进入1960年代后，中国共产党对各方面的“左”倾政策进行调整和纠正，文化教育方面强调要建立正规的学校教育制度，保证和提高教育质量。在此背景下，高等学校“向工农开门”的某些政策虽仍在执行，但已不再作重点强调了。

五、如何评价高等学校“向工农开门”的方针

在195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高等学校“向工农开门”的方针得到了贯彻执行。这在一定程度上使部分工农子弟和工农干部得到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使旧中国教育不公平的状况得到了较大的改变。在这些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的工农子弟和工农干部中，有一部分人的文化程度得到了较大的提高，成长为新中国第一代工农出身的新型知识分子。他们在新中国的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骨干作用。因此，这一方针是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的。

但是，这一方针是有问题的。其中的部分问题，本文第三部分已进行了论述。此外还有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它本身包含有不公平的因素。这种不公平的因素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为了创办中国人民大学和各地的工农速成中学，国家投入了大量的经费。本文前已述及，在1950年教育部的经费概算中，中国人民大学一所大学就占到了20%。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经济比较困难，教育经费相对有限的情况下，过于重视和强调高等学校“向工农开门”，必然会影响到其他层次的工农教育。事实上，中国共产党在举办工农速成中学的同时，作为一种与工农速成中学配套的措施，曾经准备在全国各地普遍地举办工农干部文化补习学校，招收参加革命工作三年以上的工农干部，脱产学习两年小学的基本课程，毕业后或回原来单位工作，或升入工农速成中学继续深造。但后来各地除办了一部分业余性质的干部文化补习学校外，这种脱产学习的工农干部文化补习学校并没有普遍地举办。其原因，与经费的缺乏应该是有关系的。另一个方面是，所谓高等学校“向工农开门”，在1955年之前，主要是向参加革命工作有一定年限的工农干部开门，而并不是平等地向所有工农子弟开门。工农速成中学作为实现高等学校“向工农开门”的桥梁，它创办的宗旨即是以培养工农干部为主。关于为什么要以培养工农干部为主，教育部曾作出过这样的解释：“第一、这些参加革命多年的工农干部，经过了一定的革命实际斗争锻炼(如革命战争和土地改革的考验)，比一般的工农具有较高的政治觉悟和比较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他们是工农中最优秀的分子。第二、限于国家财力与缺乏经验，目前政府不能很快地大量举办工农速成中学;因此只能首先选拔他们入学。”[58]这样的解释当然是有道理的，但它也说明了工农速成中学并不是面向所有工农及其子弟的。此外，中国人民大学招收的学生也是以工农干部为主。笔者指出这些不公平的因素，并不是主张绝对的公平，而是希望澄清过去一种似是而非的看法，即认为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实施学校“向工农开门”的方针，实现了教育的公正和公平。事实上，实现教育的公正和公平，既需要有主观的良好愿望，也需要创造客观的物质条件。在物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实现教育公平只能是一句空话。

第二，它包含有对从旧中国过来的知识分子队伍的不信任因素。反右派斗争后重新强调高等学校“向工农开门”，强调通过高等学校培养“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明显是以对当时的知识分子队伍不信任为前提的。其实，这一方针最初的提出，即有在当时的知识分子队伍之外另起炉灶的含义。1953年10月4日，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兼党委书记胡锡奎在《人民日报》发表《培养产业工人和革命干部为高级建设人才的方法和道路》一文，在论述中国人民大学为什么要以培养工农干部为中心时，引用了斯大林的如下一段话：“我们并不是需要随便一种工业指挥人材和工程技术人材。我们所需要的是能了解我国工人阶级底政策，能领会这个政策，并决意诚恳把它实现起来的那种人材。而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我国已经走入这样一个发展阶段，此时工人阶级应当造就它自己的生产技术知识界，即能维护它这个统治阶级在生产中的利益的生产技术知识界。”[59]斯大林的这段话，即是要求在苏联的旧知识分子队伍之外，培养和造就一支新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中国共产党强调高等学校“向工农开门”，也是以此为指导思想的。在1957年的整风运动中，高等学校中曾有教师批评“向工农开门”是“宗派主义”。[60]这种后来被作为右派言论而遭到批判的观点，其实并非空穴来风。

第三，它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向苏联学习的产物，带有浓厚的教条主义色彩。如前文所述，中国共产党强调高等学校“向工农开门”，培养工农出身的新型知识分子，在指导思想上受到了斯大林的影响。在具体的措施方面，更是基本上照搬苏联的做法。从1921年—1936年，苏联曾经在各大城市开办工人学校，这是一种工农干部升入大学的预备学校，招收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工农青年(年龄从16岁至35岁)，在三年内修完相当于六年的中学课程，及格毕业后直接送进大学继续学习。[61]我国的工农速成中学即是模仿这种工人学校建立起来的。但苏联在培养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方面的理论与实践，与中国的国情并不适合，至少可以说不完全适合。例如，旧知识分子对于革命胜利后建立的人民政权的态度，在中苏两国是很不一样的。在苏联，旧知识分子对于人民政权的态度基本是抵触和不合作，革命胜利后，很多知识分子流亡国外;而在中国，旧知识分子中很大一部分人对于人民政权是拥护和支持的，革命胜利后，很多知识分子放弃在国外优越的待遇和生活工作条件回到祖国怀抱，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不考虑中苏两国旧知识分子的这种区别，教条主义的搬用斯大林的理论，把建设新中国的希望主要寄托于培养工农出身的新型知识分子，这不仅对于旧知识分子不公平，而且不利于新中国的建设。再例如，苏联工人学校的学生文化基础与我国工农速成中学的学生文化基础也有很大区别。由于苏联在革命胜利前，文化教育比我国发达，国民的文化程度也普遍高于我国，因此苏联工人学校的学生，在入学前都受过四年的正规教育，这样他们在入学后以三年时间修完相当于六年的中学课程，困难程度相对就要少一些;而我国工农速成中学的学生，由于是以工农干部为主，很多人没有受到过正规教育，他们的文化基础是不能与苏联工人学校的学生相提并论的。在这种情况下照搬苏联的做法，要求我国工农速成中学的学生也要在三年时间内修完六年的中学课程，这实际上是做不到的。教条主义地搬用苏联经验，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各个领域都存在的现象。指出高等学校“向工农开门”的方针中所含有的教条主义色彩，应该有助于全面认识和评价这一方针。

[㈠] 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6页。

[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87、88页。

[㈢] 中央教育部工农速成中学教育处：《五年来的工农速成中学》，《人民教育》1954年第11期。

[㈣] 《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页。

[㈤] 《教育部马叙伦部长在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的开幕词》，《人民日报》1950年6月14日，第1版。

[㈥] 钱俊瑞：《团结一致，为贯彻新高等教育的方针，培养国家高级建设人才而奋斗——6月9日在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的结论》，《新华月报》1950年第12期。

[㈦] 汤用彤：《三件划时代的大事》，《新建设》1951年第1期。

[㈧]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56页。

[㈨] 梁敬芝：《浅谈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人民大学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地位和作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

[㈩] 《大量培养新型知识分子，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决定人民大学招收产业职工》，《人民日报》1950年1月6日，第1版。

[11] 《中国人民大学开课》，《人民日报》1950年3月15日，第3版。

[12]《中国人民大学开课》，《人民日报》1950年3月15日，第3版。另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人民大学第一期本科生是 1950年3月1日正式上课。这是因为从3月1日开始，第一期本科学生就已进行政治学习，但上业务课是从3月13日开始的。

[13] 《 中国人民大学举行开学典礼》，《人民日报》1950年10月4日，第1版。

[14] 《北京高等教育文献资料选编》(1949年—1976年)，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79页。

[15] 中央高等教育部办公厅人民来信组：《关于中国人民大学招生问题答读者问》，《人民日报》1954年6月30日，第3版。

[16] 吴玉章：《中国人民大学三年来工作的基本总结》，《人民日报》1953年10月4日，第3版。

[17] 《北京高等教育文献资料选编》(1949年—1976年)第179页、180页。

[18] 《北京高等教育文献资料选编》(1949年—1976年)第58页。

[19]曾昭抡：《三年来高等教育的改进》，《新华月报》1953年第2期。

[20] 《北京高等教育文献资料选编》(1949年—1976年)第186页。

[21] 《工农成份的学生在高等学校中的比重增长》，《人民日报》1955年1月10日，第3版。

[22] 《陆定一文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21页。

[23] 程今吾：《迎接工农速成中学的创办》，《人民教育》1950年第1期。

[24] 《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马叙伦部长在全国工农教育会上开幕词的摘要》，《人民日报》1950年9月24日，第3版。

[25] 唐孝纯：《北京市实验工农速成中学概况介绍》，《人民教育》1950年第2期。

[26] 《有计划地培养工农干部工农青年，京工农速成中学开学》，《人民日报》1950年4月5日，第3版。

[27] 平原省，1949年8月1日由华北人民政府通令成立，1952年11月15日撤销建制，所辖地区一部分划归河南省，一部分划归山东省。

[28] 马叙伦：《关于第一次全国工农教育会议的报告》，《人民教育》1951年第1期。

[29] 《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举行第一次全国工农速成中学工作会议》，《人民日报》1951年12月12日，第3版。

[30] 中央教育部中学教育司：《第一次全国工农速成中学工作会议总结摘要》，《人民教育》1952年第2期。

[31] 中央教育部：《解放前后各级学校学生人数发展的比较》，《新华月报》1952年第11期。

[32] 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第127页。关于这一决定发布的时间，该书标为“1951年11月19日”，实际应为“1952年11月19日”。

[33] 师唯三：《做好工农速成中学附设于高等学校的移转工作》，《人民教育》1953年第5期。

[34] 《全国工农速成中学有了显著发展》，《人民日报》1955年3月8日，第2版。

[35] 《工农成份的学生在高等学校中的比重增长》，《人民日报》1955年1月10日，第3版;《高等学校工农成份学生年年增加》，《人民日报》1957年12月27日，第7版。

[36] 《从上海机械学院两条路线的斗争看理工科大学的教育革命——调查报告》，《人民日报》1968年9月5日，第1版。

[37] 《全国工农速成中学存在不少问题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应加强领导》，《人民日报》1953年8月29日，第3版。

[38] 《全国工农速成中学存在不少问题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应加强领导》，《人民日报》1953年8月29日，第3版。

[39] 《教育部、高等教育部和全国总工会召开会议，确定培养工农知识分子的方针任务》，《人民日报》1955年3月10日，第3版。

[40] 《南京九所高等学校今年将大量招收工农学生》，《人民日报》1958年1月13日，第7版。

[41] 《从上海机械学院两条路线的斗争看理工科大学的教育革命——调查报告》，《人民日报》1968年9月5日，第1版

[42] 《全国文化教育工作会议闭幕》，《人民日报》1955年6月12日，第1版。

[43]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第480页。

[44]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72页。所谓“十年内”，是指从1958年到1967年。当时中共中央正在修改1956年1月提出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简称农业“四十条”)，这个纲要对我国农业生产的发展进行了时间跨度为12年的规划。毛泽东发表这个讲话时，完成这个规划只剩下了十年的时间。他所讲的“十年内”，即是指此而言。

[45]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89页。

[46]鲁歌：《进一步贯彻高等学校“向工农开门”的方针》，《人民日报》1957年12月27日，第7版。

[47] 《高等学校工农成份学生年年增加》，《人民日报》1957年12月27日，第7版;《全国高等学校正以革命精神改进工作》，《人民日报》1957年12月6日，第7版。

[48] 《全国高等学校正以革命精神改进工作》，《人民日报》1957年12月6日，第7版。

[49] 《扩大工农学生来源加强辅导，西安高等学校积极贯彻阶级路线》，《人民日报》1958年2月1日，第7版。

[50] 《贯彻阶级路线坚决向工农开门，上海高等学校采取改进办法》，《人民日报》1957年12月24日，第7版。

[51] 《山东七所高等学校今年工农成份学生占48%》，《人民日报》1957年12月28日，第7版。

[52] 《高等学校工农成份学生年年增加》，《人民日报》1957年12月27日，第7版。

[53] 《贯彻阶级路线保证新生质量，教育部发出高等学校招考新生的规定》，《人民日报》1958年7月3日第7版。

[54] 《江西五百多名工农学生免试升入高等学校》，《人民日报》1958年7月4日，第7版。

[55] 孙延生：《浙江师范学院开办工农预备班》，《人民日报》1958年5月6日，第7版。

[56] 《广州高等学校开办工农预科，培养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人民日报》1958年6月23日，第7版。

[57] 阎培章：《拥护学校向工农开门》，《人民日报》1958年1月13日，第7版。

[58] 《投考工农速成中学，为何要受参加革命年限的限制?》，《人民日报》1950年7月21日，第4版。

[59] 胡锡奎：《培养产业工人和革命干部为高级建设人才的方法和道路》，《人民日报》1953年10月4日，第3版。这段话是1931年6月23日斯大林在苏联经济工作人员会议发表题为《新的环境和新的经济建设任务》演说时所讲。在1979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斯大林选集》下卷中，这段话与胡锡奎文章中的引文在文字表述上不完全一样。

[60] 郭林：《不许动摇教育向工农开门的方针》，《人民教育》1957年第9期，第12页。

[61] 金凤：《苏联教育专家谈苏联工农教育》，《人民日报》1950年1月16日，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