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二战”后的历史和外交实践中，澳大利亚的政治精英形成了跨越党派的中等强国认同。澳大利亚工党在几十年中建立了“中等强国外交”传统，工党领袖们直到今天仍然在努力使之发扬光大。保守党虽然没有使用“中等强国外交”来概括自己的外交路线，但正是保守党政治家首先给澳大利亚贴上了“中等强国”的标签，并对中等强国认同的形成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样都认同澳大利亚的中等强国身份，工党形成了以民族主义、国际主义和积极行动主义为特征的多边行为偏好，而保守党则主要将与强国结盟作为中等强国的生存之道。
关 键 词：澳大利亚 国家认同 中等强国 工党 保守党
中等强国是对英文“middle power”的翻译。历史语境不同，这一概念的所指也不同。从中世纪到“一战”，中等强国的概念在欧洲学者的著作中时隐时现，内涵并不统一。在“一战”后的巴黎和会上，“middle power”一词被引入外交领域，但是一些可以被称为中等强国的国家还没有产生自觉，自我认知仍然停留在与大国的关系上。“二战”后相对稳定的国际体系为讨论中等强国提供了一个确定的历史语境，中等强国作为一种国家类别形成了自我意识。因此，讨论澳大利亚的中等强国认同，需要梳理该国“二战”之后的历史。
关于如何界定中等强国，从国内外已有的研究中可以归纳出七个方面的界定标准。第一是人口与领土。人口与领土是一国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可以直接作为数据指标在量化研究中使用。中国学者王逸舟在研究国际社会的等级时，首先以人口为指标对国家进行了划分，其中中等强国是指人口在5000万至1亿之间的国家。①在此基础上，王逸舟对这些国家的面积进行了比较和说明。第二是经济力。在加拿大资深外交官瑞德尔(R.G.Riddell)对中等强国的界定里，把经济力描述为中等强国对外行为的物质基础。②第三是军事力。军事力与一国对外行为的关联特别突出，且在国际政治中对国家规模的判定时，往往是军事力的权重大于经济力。马丁•怀特(Martin Wight)认为，次要国家(包括中等强国和小国)“只具备保卫有限利益的手段”，勉强能够维护自己的独立，或者连维持独立也有问题。③第四是外交力。功能主义和行为主义中等强国理论认为，在国际体系中处于大国主导之下的中等强国，之所以能够在某些国际事务中发挥领导力，得益于其外交力的创造性发挥。④第五是国内领导力。一国政府要将实力转化为对外行为从而实现对外政策目标，必须有能力调动其国内经济、军事、政治等各方面的资源，因而国内领导力是国家实力的重要方面。第六是国际影响力。澳大利亚学者休•怀特(Hugh White)认为，大国是那些塑造国际秩序的国家，而中等强国是在特定情况下能够塑造国际体系运作方式的国家；中等强国能够通过塑造国际体系的运作方式来保护自身的利益，即使在面对某一大国挑战的情况下仍旧能够做到。⑤第七是心理认同。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Keohane)将国家划分为四个等级，中等强国是其领导人认为自己单独行动无法有效对体系造成影响，但有可能通过结成小集团或通过国际机制实现这一目标的国家。⑥
本文认为，在界定中等强国时，相对于国家实力，心理认同是一个更加重要的维度。一个中等强国的确需要具备一定的物质性实力(人口、领土、经济力和军事力)与非物质性实力(外交力、国内领导力和国际影响力)，才有可能采取行动，去实现本国设定的对外政策目标。然而心理认同，也就是处于本文讨论核心的“中等强国认同”却能够带来行动的意愿，因而对于中等强国外交来说更为关键。在中等强国外交中存在一个中等强国的行为逻辑，实力是外交行动的基础，而认同却造就外交行动的意愿，因此中等强国认同是中等强国外交不可或缺的关键因素。
所谓“中等强国认同”，就是通过考察一国领导人的心理认同来判定该国是否具有中等强国的国家心态。这一“国家心态”至关重要，它能够激发中等强国领导人为本国外交设定更高的目标，寻求在某些领域和国际议题上发挥特定的和重要的作用，甚至是在大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中寻求发挥领导力的机会。具有中等强国的国家心态，在制定外交战略和政策目标时才会以一个中等强国的身份去思考和谋划；而缺乏这种心态，即使该国拥有仅次于大国甚至与大国相当的国家实力，其外交也会流于平庸。中等强国是那些不仅拥有相当的实力，而且愿意将这种实力投入外交领域、将其转化为国际影响力的国家。
从这个意义上说，澳大利亚是一个典型的中等强国，中等强国认同是推动其中等强国外交的重要动力。澳大利亚工党外长埃文斯(Gareth Evans)极力推崇“中等强国外交”的理念，使之成为概括工党外交传统的标志性语汇。埃文斯时期的工党外交成功提升了澳大利亚的国际影响，促进了澳大利亚国内对于工党所界定的“中等强国外交”的接受度，“中等强国外交”几乎成为工党外交的代名词。⑦本文的研究显示，澳大利亚保守党同样具有“中等强国认同”，它认同澳大利亚在国际体系中处于中间等级的国家身份和国际定位。也就是说，在澳大利亚的两党政治中，工党和保守党都具有中等强国认同，在某种意义上两个党派都实行中等强国外交，只是各自的政策含义不同。下文将仔细梳理两个党派“中等强国认同”的发展脉络，总结出这一认同如何影响了不同党派在外交上的行为取向，并具体分析这种影响在各个时期外交中如何体现。
一、工党“中等强国外交”的确立与发展
传统上，只有大国和超级大国才是国际体系的主角；大国之下，都是芸芸众生。“二战”末期中等强国概念的兴起，为澳大利亚这类国家带来了机遇。中等强国认同引领它们在国际体系中锁定更为有利的位置、获得声望与影响力。澳大利亚工党之所以选择中等强国身份并着力追求“中等强国外交”，是因为这样能够为澳大利亚开拓更加广阔的国际空间。
旧金山会议以及联合国的政治实践造就了一批中等强国，澳大利亚是其中的代表。其倾向于运用多边手段解决国际问题，因为中等强国通过联合具有类似想法的国家，能够有效对抗或者制衡大国权力，从而保障本国利益的实现。中等强国往往避开大国主导的传统安全领域，选择联合国维和、防止核武器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领域，积极和大力参与，甚至担任领导角色。另外，中等强国还表现出一种成为“国际好公民”的倾向性，遵从国际法，与大国相比较少显露出自我中心的利益驱动。埃文斯后来把这些行为抽象为三个主义：民族主义、国际主义和积极行动主义。澳大利亚工党的中等强国认同，带来的是对这三大主义以及它们所代表的行为方式的认同，工党不同时期的外交实践都体现出这三大主义的影响。
1.1 奠基者伊瓦特(1941年10月-1949年12月)
赫•维•伊瓦特(H.V.Evatt)是澳大利亚现代历史上最杰出的外交家之一。在出任澳外交部长的九年里，他不仅带领澳大利亚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外交独立，更在联合国筹建过程中让整个世界记住了澳大利亚。伊瓦特以鲜明的个人风格为三大主义注入了自己的内涵，奠定了日后工党中等强国外交的基础。
伊瓦特首先是一位伟大的民族主义者。借助“二战”独特的国际局势和历史机遇，伊瓦特从英国手中夺回澳大利亚的外交权和军事权，从而开启了澳大利亚独立外交的新时代。也是在伊瓦特领导下，外交部成为一个具有专业性的政府部门，基本制度得以建立，人员得以扩充。⑧
为了在战后争取更大的发言权，在伊瓦特的建议下，1942年成立了太平洋战争委员会；随后他两次率团访问英美，同丘吉尔和罗斯福就有关西南太平洋战争的问题举行会谈；他还联合新西兰，通过《澳新协定》将澳新打包，巩固了澳大利亚在西南太平洋的主导地位。⑨在旧金山会议及联合国早期的各次会议中，伊瓦特也始终以澳大利亚自身的利益作为基本出发点，竭力维护澳大利亚在地区及新的全球秩序中的利益。
伊瓦特的“国际主义”可以从他的家庭背景和人生经历中找到线索。他出身于贫寒之家，从一位优秀的学者、出色的律师、澳大利亚联邦高等法院历史上最年轻的法官成长为澳大利亚工党的骨干力量和外交部长。一位同僚诺尔曼•马金(Norman Makin)这样描述伊瓦特，“在国际法方面澳大利亚无人能出其右”，“本性中蕴藏着伟大的人性”，并且“勇敢无畏”。⑩20世纪40年代的澳大利亚“白澳”(11)当道，伊瓦特却能够力排众议，用自由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政治理想来引领国家。“二战”的结束催生了新的世界秩序，伊瓦特的国际主义正好与那个时代历史性地重叠在一起。
在任期间，伊瓦特还始终保持着积极行动主义的个人风格。他坚信在联合国这样的国际舞台上，澳大利亚应当主动寻找自己的位置与机会，承担与中等强国相应的责任并发挥影响力。他“想要看到澳大利亚发挥自己的作用，并让别人也看到这一点”，这种抱负不断启迪和激励着后来者。埃文斯这样评价伊瓦特的积极行动主义，“坚定果决、创意非凡，总是显现在他那标志性的充满激情和闯劲的知性风格中。”(12)
1.2 革新者惠特拉姆(1972年12月-1975年11月)
高夫•惠特拉姆(Gough Whitlam)是澳大利亚第21任总理，他领导工党扭转了在野23年及9次败选的颓势，以革新的理念对内政外交进行方向性的调整。上台伊始，惠特拉姆就从越南撤回澳大利亚军队。与此同时，他兑现在野时的承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启动两国建交的谈判。这两个大动作，归结起来都是独立外交的理念在起作用。惠特拉姆将澳大利亚外交的独立性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而支撑独立外交的是民族主义理念。
这届工党政府执政时间只有三年，却在外交上实现了时代性的变革，在澳美同盟的关系上拉开了与美国的距离，不再唯美国的马首是瞻。由总理部秘书、财务部、外交部和后勤主管组成的国防委员会(Defence Committee)对澳大利亚的战略环境进行了重新评估，评估报告认为“澳大利亚属于世界上较为安全的国家之一……未来15年澳大利亚不会受到直接攻击”。(13)政府得出的结论是，由于不存在直接威胁，无需只为了配合盟友的行动而将澳大利亚军队派驻到多个亚洲国家。澳大利亚在越南的参战部队在短时间内完成了撤军，新加坡卫戍部队也被召回。
民族主义理念还突出反映在该届政府的防务政策上。惠特拉姆反对在防务上过于依靠英国和美国，认为澳大利亚的战略思维需要找到平衡，新政府需要在防务政策中注入“逻辑”和“独立性”。(14)“逻辑”是指防务政策必须基于对自身安全环境的准确判断，在这个基础上按照逻辑来制定政策；“独立性”是指决策者应以澳大利亚的需要作为出发点，以自己的角度来思考，而不过分受到盟友因素的制约。
无论是防务独立，还是与亚洲大国改善关系，都是澳大利亚作为一个地处亚太的中等强国在其传统的联盟外交之外寻求出路的努力。惠特拉姆认为，澳大利亚有条件、有可能在外交自主的道路上走得更远，这更加符合澳大利亚作为一个中等强国的利益。在惠特拉姆时期，民族主义真正成为澳大利亚外交的一面旗帜，其对外政策更为自信、敢于彰显自我，这为日后澳大利亚工党的“中等强国外交”开辟了一条新路。
1.3 新局面的开创者霍克与海登(1983年3月-1991年12月)
1983年，鲍勃•霍克(Bob Hawke)带领工党再次取得执政权，比尔•海登(Bill Hayden)是他的外长。他们的组合为澳大利亚工党外交开创了新的局面，也为日后的“中等强国外交”攀上高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一时期工党的中等强国认同明显增强，三大主义在外交上都有所体现。民族主义体现在政府敏锐地将经济利益确定为国家利益的核心，不遗余力地追求有利于本国发展的地区与国际经济环境，并且在澳美关系中保持坚定的民族主义立场，捍卫澳大利亚的经济利益；国际主义呈现为贸易多边主义，追求和引领贸易自由化进程，从利他主义中实现自身利益；积极行动主义体现在主动把握地缘条件带来的机遇，将身份困惑转变为身份优势，在地区事务和国际事务中发出澳大利亚的声音。
霍克对于中等强国外交的界定首先是经济意义上的。一方面，几个亚洲国家经济起飞，发展势头旺、竞争环境相对宽松；另一方面，澳大利亚农民夹在美欧农业补贴战之间深受其苦。两相对比之下，霍克认识到转向亚太的重大机遇，不失时机地推动成立了亚太经合组织，促进了亚太地区国家之间日益频繁的互动。对于澳大利亚而言，好处不仅是经济上的，还帮助它解决了地区身份与认同的困扰。
在防务方面，霍克政府坚持民族主义立场，主张“根据自己防卫义务的出发点和目的来履行盟国责任”。(15)1987年，政府发布的《防卫白皮书》提出了结盟条件下实行自主防卫的概念。在建立南太平洋无核区问题上，虽然美国持反对的立场，澳大利亚依旧联合南太平洋论坛各成员国，签订了禁止在南太平洋地区使用、试验和拥有核武器的《南太平洋无核区条约》。
外长海登在行动上表现出对工党“中等强国”传统的强烈认同。他努力在美、苏两国之间建立对话，促成两个国家在裁减中程核武器方面达成协议，是冷战中中等强国发挥作用的范例。(16)澳大利亚还组织一些出口化学制剂的西方国家组成“澳大利亚集团”，协调彼此之间在出口控制和防止扩散方面的合作，并在日内瓦裁军会议的《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谈判中发挥了积极作用。(17)
如霍克所言：“澳大利亚作为一个中等强国的重要性正在增强，国际和多边论坛上经常能起到舆论导向作用。”(18)在冷战走向尾声、贸易区域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霍克政府积极的多边政策帮助澳大利亚摆脱了困境，开拓出一番新的天地。
1.4 集大成者埃文斯与基廷(1988年8月-1996年3月)
埃文斯是工党外长中声誉卓著的一位，他担任外长8年，任期跨越了霍克和基廷两任工党政府。埃文斯不仅是外交的实践者，更是理论家。实际上，正是他对工党的历史进行了回顾，抽象出三大主义，并以此作为工党决策与行动的向导。(19)他以非凡的才智和领导力，见证了澳大利亚工党“中等强国外交”的高峰。
埃文斯是第一个对“中等强国外交”进行理论总结的澳大利亚政治家。他指出，有效的“中等强国外交”需要四个条件。首先，中等强国可以有效行动和发挥作用的机会并不是随处可见。没有合适的时机，再好的想法也只是好高骛远，难以得到有力的支持，更不会有任何结果。其次，一个中等强国必须有足够的物质实力去参与问题的解决，并坚持到底。这主要涉及外交资源，包括资金、人力以及关系网络。再次，解决国际问题不仅需要实力，还需要想象力和创造力，中等强国在实力上远不及大国，但是可以发挥才智方面的优势。最后，中等强国要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领导作用，需要具备一定的国际信誉，包括独立于大国的政策立场、言行一致等。(20)
埃文斯对柬埔寨和平问题的深度参与成为国际主义、积极行动主义的生动注脚。1989年7月召开的巴黎会议上，柬各方在监督大选、和平重建以及临时政府组成等关键问题上陷入僵局，埃文斯却从中看到了机会。(21)澳大利亚提出，扩大联合国在过渡时期的作用并监督大选。澳大利亚工党自“二战”后就建立了较强的联合国外交的传统，增强联合国的作用也恰好有利于中等强国发挥领导作用。为此，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副秘书长迈克尔•卡斯特罗(Michael Costello)在21天时间里在13个国家与有关各方召开了30多次主要会议，进行游说，最终获得了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各地区大国的支持以及柬埔寨各方对方案的接受。(22)
另外，基廷政府推动亚太经合组织的政策也体现了国际主义、多边主义倾向。基廷政府欲将亚太经合组织拓展成为覆盖更广泛、功能更全面的地区组织，从而利用这一组织更好地融入到地区发展中去。相对于联合国或者英联邦，基廷认为亚太经合组织更能够体现澳大利亚的独特性——在互相依赖的世界中，追求全球贸易的自由化，并且发挥一个中等强国的作用参与塑造地区的未来，甚至在国际议题的设定中掌握一定的发言权。(23)其对国际主义的注解是“寻求通过多边机制解决问题，实现设定的各项目标”。(24)
在挑战与挫折中，埃文斯和基廷将工党的“中等强国外交”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成为后来者遵循和学习的标杆。澳大利亚在亚太经合组织的发起和早期发展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引领和平解决柬埔寨问题的联合国行动，高调倡导核裁军和消除化学武器。澳大利亚从没有在如此多的国际议题中同时发挥作用。(25)也是在这一时期，澳大利亚中等强国的外交能量令世界印象深刻，这大大提升了外部世界对澳大利亚中等强国身份的接受与认同。
1.5 继承者陆克文与吉拉德(2007年12月-2013年9月)
陆克文(Kevin Rudd)和朱莉娅•吉拉德(Julia Gillard)两位工党领导人继承了工党中等强国外交理念，其中尤以陆克文更热衷于恢复它的荣耀、甚至更上一层楼。吉拉德致力于在美国盟友与亚洲伙伴之间找到最佳的平衡点，因此她在深化澳美军事合作的同时，明确将战略重心调整到亚洲，反映出民族主义的行为立场。
陆克文将自己的外交政策设定为“引领前行，不尾随于后”的“富有创造力的中等强国外交”。(26)早在选举过程中，陆克文就批评前任约翰•霍华德(John Howard)所谓的“平衡外交”，实际上是过于追随美国，“尤其在后9•11阶段，已很难发现澳大利亚寻找同盟框架外的其他道路”。(27)陆克文一上台就批准了《定都议定书》，放弃与美国盟友一致的立场，以宣示澳大利亚外交对自主性的追求。
2008年6月，陆克文提出亚太共同体的倡议，意欲推动亚太地区一体化向欧盟的方向迈进。建立亚太共同体有助于促成区域内主要国家之间的深度合作，特别是形成“共同体意识”。(28)虽然由于缺乏足够的协调及共识，倡议并没有获得足够多支持，但是“亚太共同体”是陆克文为“中等强国外交”设定的一个新高度，体现出他对于国际多边主义以及积极行动主义的深刻认同。
吉拉德在2010年当选之后，一方面继续深化澳美同盟关系，另一方面基于民族主义立场，也没有放慢向亚洲进行战略重心调整的步伐。2011年11月澳美两国元首达成协议，双方将进一步深化军事合作，澳大利亚密切配合美国的“重返亚洲”战略。同时，吉拉德政府组织人员撰写《亚洲世纪中的澳大利亚》白皮书，于2012年10月对外公布。白皮书将21世纪定位为“亚洲世纪”，将澳大利亚的经济与亚洲经济捆绑在一起，并以此为根据制定出澳大利亚2025年的国家发展目标，标志着吉拉德政府对外战略重心的调整已经完成。(29)身处亚洲周边的澳大利亚敏锐觉察到“世界经济重心的转变”，对此，吉拉德认为“澳大利亚有机会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新战略布局”。(30)
在理念上，无论是陆克文的“富有创造力的中等强国外交”、“亚太共同体”的倡议，还是吉拉德的“亚洲世纪”，都显露出工党继续在“中等强国外交”的道路上走下去的强烈意愿。在实践中，澳大利亚当选2013-2014年度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印证了澳大利亚工党领袖继承和发展“中等强国外交”的努力。
二、保守党中等强国认同的形成与演变
中等强国就是澳大利亚的现实，比工党更为“现实主义”的澳大利亚保守党当然也无法忽略这一现实。在民族意识觉醒和独立的国家意识不断强化的历史进程中，保守党领导人认识到，澳大利亚是一个以欧洲文明为主体却地处亚洲近旁的中等强国。保守党的中等强国认同是历史发展的结果，也是澳大利亚现实处境的折射。
虽然都具有中等强国认同，但是两个党派的外交行为取向有所不同。保守党的中等强国认同，是认同大国的军事保护，投射在其外交政策上是与强国结成联盟，做大国的小兄弟。中等强国在外交上依附强国，归根到底，是由于军事上有求于人，澳大利亚就是如此。由于军队数量少而相对薄弱，军事是澳大利亚中等强国实力的短板。本身地广人稀，却毗邻人口稠密的亚洲，两方面的结合加剧了澳大利亚自身的不安全感。长期附属于英国的历史造成澳大利亚依附强国的行为惯性与心理依赖，当有条件与“二战”后军事最强大的美国结成联盟，澳大利亚自然是义无反顾。
实际上，两个党派在外交上是存在一些共识与重叠的：首先就是澳美同盟，工党的三大主义从没有真正威胁到这一同盟，澳美同盟是澳大利亚战后外交的基础；其次是民族主义，一些保守党领导人同样认识到澳大利亚拥有独立的国家利益，因而主张外交自主。两党的分歧存在于对多边主义和积极行动主义的态度上，在保守党看来需要避免不切实际的国际主义，因为其投入过大且缺少相关性。另外，保守党对中等强国的认同包含对于澳大利亚所处独特位置的认识，在行为上表现出在大国和大国集团之间、在亚洲和非亚洲之间发挥中间调停人和桥梁角色的倾向性。
2.1 斯彭德时期(1949年12月-1958年12月)
1949年，罗伯特•孟席斯(Robert Menzies)第二次当选总理，珀茨•斯彭德(Percy Spender)是其第一位外长。1949—1958年十年间，斯彭德任外长三年，驻美大使七年，成为这一时期对澳大利亚独立外交的领军人物。他个人风格高调强势，执著于认定的目标，并且具有很强的执行力。任大使期间，斯彭德在华盛顿使馆和纽约联合国之间穿梭自如，多次带领澳大利亚参加联合国大会。斯彭德没有使用“中等强国”的概念，但是他在外交自主以及联盟外交方面的实践为保守党的中等强国外交设定了基调与方向。
斯彭德对于澳大利亚外交独立性的认知是领先于他的时代的，即澳大利亚应独立代表其国家利益，在这一点上英国不可能替代澳大利亚人自己。在20世纪50年代，澳大利亚外交仍然保持在英联邦的外交体系之内，在反对去殖民化的有关问题上仍然与英国有诸多协调。澳大利亚同英国以及其他欧洲殖民国存在深厚的历史和文化渊源，而且此时的保守党总理孟席斯是一个狂热的亲英分子。然而，随着澳大利亚外交独立性的增强，其与英国的关系开始发生变化。
1954年，印度尼西亚提请联大审议其对于荷属西新几内亚的主权要求，澳大利亚基于对其北部安全的担忧表示反对，斯彭德在第一委员会主张西新几内亚人民有权决定他们自己的未来。这不仅与澳大利亚以往的立场相悖，其结果还将影响到英国对于塞浦路斯的统治权。该案没有对澳英关系造成实质性地破坏，但遭到英国代表团的抗议。斯彭德深感澳大利亚外交已经到了需要独立行动的时候，第二年他亲自率团出访拉美和南美12国，为西新几内亚以及澳大利亚安理会席位拉票，开创了澳大利亚独立行动、不再依靠英国代表其全球利益的先河。(31)这意味着，20世纪50年代起，独立于英国的国家认同开始在保守党领导人的思维中显现，这是保守党中等强国认同的萌芽。
斯彭德是澳美同盟缔结的主要推动者和实际执行者。如孟席斯所说：“(澳美同盟)实际上是斯彭德先生的政策。我这样说是因为没有哪一任外长像斯彭德那样做了如此之多的工作——正是他的谈判才有了这个条约。”(32)借助于朝鲜战争，斯彭德将澳美间的同盟延伸到战后，并密切了两国间的合作。在美国对其亚洲战略进行重新部署、欲把日本囊括进来时，斯彭德坚持，没有太平洋安全条约对澳新的保护，他们不可能签订对日的“软和平”条约。(33)以此为筹码，斯彭德最终促成了《澳新美安全条约》的签订，从而为澳大利亚“二战”后的外交政策设定了的基本走向。他之所以不遗余力地将澳大利亚与美国捆绑在一起，是基于澳大利亚中等强国实力不平衡、军事实力不足的现实。而这样一种中等强国认同，实际上也为后来的保守党乃至工党政府所继承。
虽然斯彭德带领澳大利亚在联合国发出了有力的声音，在多边外交中为本国争取到更多自主的空间，但是他对于联合国的作用却抱有怀疑。在冷战格局下，联合国成为美俄争霸的战场，否决权造成安理会机制的瘫痪。斯彭德认为联合国无法有效地维护世界和平，并且包含对于澳大利亚信仰的秩序“起干扰作用的人”(34)。历史境遇造就了保守党对于多边外交的抗拒。
2.2 巴威克和哈斯勒克时期(1961年12月-1969年2月)
孟席斯任命的另外三位外长，理查德•凯西(Richard Casey)贯穿了20世纪50年代，加菲尔德•巴威克(Garfield Barwick)和保罗•哈斯勒克(Paul Hasluck)是60年代两位任职时间较长的外长。凯西在外交理念上强调对英联邦的忠诚以及依靠美国盟友对抗共产主义。(35)巴威克与哈斯勒克则更多地表现出民族主义者的特征，并明确提出中等强国的身份问题。
身为保守党的外交部长，巴威克是澳大利亚历史上第一个明确使用“中等强国”来描述澳大利亚的政治家。他指出澳大利亚外交面对一个独特的现实——历史渊源与地理位置的割裂。这一现实所构成的矛盾实际上构成了澳大利亚外交的一个基本面，至今仍存在于外交决策的各种讨论中：澳大利亚在不止一个意义上是中等强国……它具有欧洲背景，地理上却靠近亚洲。这种矛盾既蕴藏着的力量，一种可能的前景，就是澳大利亚能够更自信、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同时，它也带来挑战，就是如何在外交决策中找到平衡点、如何设定澳大利亚的独特目标和达成这些目标。(36)
哈斯勒克同样承认澳大利亚的中等强国身份，并进一步提出，大国政治和大国角色虽然重要，中等强国和小国同样应当担当合适的角色，因为中等强国有责任采取相应的行动，也有权利受到尊重。(37)
然而20世纪60年代冷战的大背景决定了此时中等强国外交更多地局限于联盟外交。整个国际社会割裂成共产主义和反共产主义的两大块，而坚持反共的保守派执政者，最关注的是所谓共产主义在邻近地区的扩张，主要是东南亚地区。这一外交政策的基调体现在1951年签订《澳新美安全条约》和1954年加入东南亚条约组织。孟席斯对澳美同盟的赞美是不遗余力的：“美国的保护存在于互相尊重和信任的基础上，这同我们的未来，以至于世界的未来都是密不可分的。”(38)时势以及领导人的价值取向形成一股合力，大大压缩了这一时期中等强国外交自主性的空间，以至于后来在澳大利亚参与越战的决策中，盟国的需要远远超越了对于本国利益的理智考量。
对于联合国，哈斯勒克多次表示：“澳大利亚努力建设以联合国的宗旨、原则为基础的世界秩序”、支持国际法和国际规范，并且指出大国权力应该受到限制。(39)然而在冷战格局下，他亲身体会到大会和安理会无法在和平与安全问题上有效地发挥作用。问题不在于联合国或者安理会本身，而是在于大国之间不能达成一致。(40)中等强国显然无法回避大国政治的现实，哈斯勒克在出任外长后第一次的国会演讲中说道：“虽然我们也许并不喜欢这样，但是无法否认这就是现实。”(41)这无疑加深了保守党对于多边路径的不信任。
尽管这个时期正式提出“中等强国”理念，然而由于冷战格局和意识形态冲突的影响，保守派执政者的中等强国实践仍然主要致力于同盟外交。这种联盟战略日后受到批评，被认为是亦步亦趋地追随美国。
2.3 弗雷泽与斯特利特时期(1975年11月-1983年3月)
约翰•弗雷泽(John Fraser)是一位临危受命的保守党总理。在1975年的宪政危机中，惠特拉姆被总督解职，弗雷泽成为临时总理，并在其后的选举中带领自由党与乡村党联盟上台执政。他在外交上延续了惠特拉姆的主要方针，仍然重视发展同亚洲国家的关系。(42)他认识到澳大利亚毗邻亚洲的现实，同时也认同中小国家应当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在对联邦国会的讲话中，他用较大篇幅论述澳大利亚可以在英联邦政府首脑会议这样的多边国际组织中扮演重要的角色。(43)
弗雷泽的第二个外长唐尼•斯特利特(Tony Street)有着更为明确的中等强国认同。在他对国会的首次重要发言中，斯特利特重拾“中等强国”的标签，成为继巴威克之后第二位明确澳大利亚“中等强国”身份的保守党外长。而且他所界定的“中等强国”，更接近前工党外长伊瓦特的主张：澳大利亚不同于大国，但是已经与很多国家建立了广泛而深入的外交关系……作为中等强国，澳大利亚的外交不仅要发展双边关系，还得包括国际组织的多边外交，以及与国家集团一同行动。(44)
在斯特利特的领导下，澳大利亚开始形成较为成熟的中等强国外交的思维逻辑。这一方面意味着澳大利亚必须以本国为基准，不应忽略自己的国家利益。即使面对重要而亲密的美国盟友，对于自己力所不能及的也要坚持说不。另一方面，澳大利亚也不能否认自己在政治、经济和安全上与西方国家的紧密联系，因为西方民主价值观、西方的安全与稳定包含澳大利亚的切身利益。“切断与自己有着共同价值观、类似国家体系和目标的”美国以及西方盟友的密切联系，是不现实和不明智的。(45)从这个时期开始，国家利益已经稳稳地位于澳大利亚政治家对外决策的核心位置。
弗雷泽和斯特利特认识到，澳大利亚的价值和体制是属于西方的，所有的邻国却都是“第三世界”国家。(46)这些发展中国家的政策立场和集体行动将改变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从而实质性地改变澳大利亚赖以生存的国际贸易和安全环境。他们认为，澳大利亚应该在美国和发展中国家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这符合自身的利益，也有利于发挥自己中等强国的桥梁作用。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谈判过程中，澳大利亚努力拉近双方在谈判中的立场。虽然很难从根本上改变双方的立场，但是中等强国可以用说服力来对国际事务进程发挥一定的影响。
2.4 霍华德、唐纳时期(1996年3月-2007年12月)
霍华德在1996年的大选中获胜，并且三度连任，成为澳大利亚任期第二长的总理。他的外长亚历山大•唐纳(Alexander Downer)反对“中等强国”的概念，代之以“关键”(pivotal)国家，从而突出自己与前任工党政府的外交路线有所区别。他表示，中等强国的理念人为地给澳大利亚套上了枷锁，澳大利亚在国际事务中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远远不只是一个中等强国”：我认为中等强国这个概念不能够恰当地描述澳大利亚的国际地位。说澳大利亚是一个中等强国，等于是说我们只不过跟很多其他国家一样，依据国土和人口来说是一个普通的中等实力的国家。甚至更糟，我们就是夹在大国和小国之间的一个无助的小角色。这是在妄自菲薄，完全忽视了澳大利亚在国际上所能发挥的重要作用、所具有的巨大潜力……我绝不接受澳大利亚仅是一个中等强国。不如说澳大利亚是一个“关键”国家，而且澳大利亚外交的众多面之中，它作为国家之间关键性的联系人的角色是我们应该积极推进的。(47)
事实上，建立和推动澳大利亚“中等强国外交”的政治家们都希望以此来凸显澳大利亚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提升澳大利亚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唐纳讲话中所提出的期望，是很多执政者、学者和外交工作者长久以来想要赋予“中等强国”这个概念的。(48)唐纳的“关键”国家只不过是不愿沿用“中等强国外交”另立山头而已，而对于国家的期望和定位实际是一致的。
霍华德和唐纳后来也不再提“关键”国家，但是他们的确选择了有别于工党的外交路线。他们沿袭了前任保守党外长们开创的联盟外交为重的传统，在美澳的双边关系中寻找最佳的着力点，以确保自己作为中等强国的安全利益乃至经济利益。霍华德政府于1997年发布的《国家利益》白皮书中指出，“政府在外交和贸易政策选择的最核心的特色是它对于双边关系的重视，以此来推进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49)其对于多边外交的态度强调务实，“澳大利亚必须将其对多边事务的参与集中在与其国家利益紧密相关的领域”。七年之中，政府的这些政策导向与立场基本上没变，以唐纳的话来说：澳大利亚外交政策的核心目标总是始终如一的，那就是澳大利亚与澳大利亚人的安全与繁荣。而政府对待国际事务仍然是一种务实的态度，反映了对于世界、战略环境和澳大利亚在国际体系中所处位置的清晰认识。(50)
时代变迁，保守党政治家们的欧美情结逐渐被实实在在的国家利益所取代。他们把澳美同盟关系放在第一位的同时，更加兼顾与亚洲国家的关系，致力于在太平洋两岸之间找到平衡。霍华德政府宣称“不在地理和历史之间做选择”，这其实是保守党中等强国外交竭力想要维持的一种局面，因为只有这样，澳大利亚才能兼顾其经济利益与安全利益，其国家利益才能实现最大化。
三、结语
澳大利亚工党在“二战”后的几十年中建立了“中等强国外交”传统，直到今天其仍然是工党领袖们努力的方向。“二战”后期开始，由伊瓦特开创的民族主义、国际主义和积极行动主义成为工党延续至今的外交传统。中等强国认同呈现增强的趋势，以三大主义的形式体现在各时期的政策中。工党领导下的澳大利亚开始寻求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发挥自己的作用，联合具有类似想法的国家，锁定了多边主义的行为偏好。工党的“中等强国外交”不仅是对澳大利亚中等强国身份的认定，还包含对于中等强国行为方式的认知。
保守党也实行中等强国外交，但在传统上主要是通过联盟的方式来实现的。在保守党的价值判断中，大国政治的现实决定了结盟才是中等强国的生存之道，因此澳大利亚只有与强大的西方霸权国家建立和保持密切的同盟，才能在生存与发展的国际竞争中处于不败之地。保守党没有选择“中等强国外交”这一词汇作为对外政策的纲领，是由于工党对这一理念的使用已经赋予它特定的含义，容易与工党的对外行为偏好联系在一起。实际上，保守党也实行“中等强国外交”，尽管其具体政策与工党不尽相同。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保守党的中等强国外交也在不断发展，有向工党靠近的趋势，参与到MIKTA中就是力证。MIKTA是墨西哥、印度尼西亚、韩国、土耳其和澳大利亚5国在2013年成立的具有中等强国特征的多边机制，力图扩大各国在G20中的权重，并保持和提升G20这一国际机制的影响力。自建立以来，五个国家外长多次会面，促进各国在共同关切的国际问题上进行沟通、甚至形成共同立场。(51)2014年4月，澳大利亚外长毕晓普(Jolie Bishop)在MIKTA外长会议上探讨澳大利亚在拉美太平洋联盟观察员的身份，以及如何深化对这一新兴的拉美中等强国组织的参与。这完全符合工党“中等强国外交”的政策路径。可见，中等强国认同越来越深地渗透到澳大利亚不同党派的外交路线中，而左派和右派都在向中间靠拢。既要维持与美国亲密的盟友关系，又要在一定程度上争取自己的外交空间，进而实现利益的最大化，才是澳大利亚中等强国外交的实质。
在“二战”后的政治和外交实践中，澳大利亚的政治精英逐渐形成了跨越党派的中等强国认同。中等强国身份认同的特殊意义在于，其对澳大利亚对外行为产生了重要的投射性的影响。如卡尔•昂格雷尔(Carl Ungerer)所言，“澳大利亚中等强国的自我认同一直是影响澳大利亚外交表现和外交行为最重要的因素之一。”(52)
注释：
①王逸舟：“对国际社会等级结构的一种调研”，《欧洲》，1996年第3期，第4-12、45页。
②R.G.Riddell,"The Role of Middle Powers in the United Nations",Department of External Affairs,Statements and Speeches,Vol.48,No.40,1948,p.1.
③[英]马丁•怀特著，[英]赫德•利布尔、[英]卡斯滕•霍尔布莱德编，宋爱群译：《权力政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34页。
④Andrew Fenton Cooper,Kim Richard Nossal and Richard A.Higgott,Relocating Middle Powers:Australia and Canada in a Changing World Order,UBC Press,1993,pp.23-24.
⑤Hugh White,The Defence White Paper and Australia's Future in Asia:Will We Remain a Middle Power?,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2009.
⑥Robert O.Keohane,"Lilliputians' Dilemmas:Small State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23,No.2,1969,p.296.
⑦笔者在澳大利亚邦德大学进行博士论文先行研究过程中，于2013年4月采访了10位澳大利亚官员和学者，当谈及“中等强国外交”时，大部分人将它与工党外交联系在一起。
⑧David Lee and Christopher Waters,et al,Evatt to Evans:The Labor Tradition in Australian Foreign Policy,Allen & Unwin,1997,p.12.
⑨张天、张静抒：“赫•维•伊瓦特与澳大利亚独立外交”，《世界历史》，2004年第4期。
⑩Peter G.Edwards,Prime Ministers and Diplomats:The Making of Australian Foreign Policy(1901-1949),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3,p.47.
(11)白澳政策(White Australia Policy)是澳大利亚政府反对亚洲移民的种族主义政策，对澳大利亚社会以及意识形态产生了歧视有色人种的负面影响。
(12)David Lee and Christopher graters,et al.,Evatt to Evans:The Labor Tradition in Australian Foreign Policy,Allen & Unwin,1997,p.13.
(13)Gough Whitlam,The Whitlam Government:1972-1975,Penguin Books Australia,1985,p.153.
(14)Ibid(13),pp.153-154.
(15)[澳]鲍勃•霍克著，张晓立等译，宫少朋等校：《霍克自传》，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04页。
(16)Carl Ungerer,"The Middle Power's Concept in Australian Foreign Policy",Australian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History,Vol.53,No.4,2007,p.547.
(17)汪诗明：“澳大利亚与军备控制、裁军和核不扩散机制”，《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
(18)Department of Defence of Australia,The Defence of Australia,1987.
(19)Cough Whitlam,The Whitlam Government:1972-1975,Penguin Books Australia,1985,p.153.
(20)Gareth Evans and Bruce Grant,Australia's Foreign Relations in the World of the 1990s,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1991,pp.346-347.
(21)“1989年柬埔寨问题巴黎国际会议”，《南洋资料译丛》，2003年第3期，第53页。
(22)Ken Berry and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Cambodia-from Red to Blue:Australia's Initiative for Peace,Alien & Unwin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1997,p.30.
(23)James Curran,The Power of Speech:Australian Prime Ministers Defining the National Image,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2006,p.225.
(24)David Lee and Christopher Waters,et al.,Evatt to Evans:The Labor Tradition in Australian Foreign Policy,Allen & Unwin,1997,pp.15-16
(25)James Cotton,Johan Ravenhill and Australi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Seeking Asian Engagement:Australia in World Affairs 1991-1995,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Australi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1997,p.13.
(26)唐晓松、宾科：“陆克文‘中等强国外交’评析”，《现代国际关系》，2008年第10期。
(27)Kevin Rudd,"Leading,Not Following:The Renewal of Australian Middle Power Diplomacy",Sydney Papers,Vol.19,No.1,2007.
(28)刘德海：“陆克文亚太共同体倡议之研析”，《国际论坛》，2010年第4期。
(29)崔越、牛仲君：“澳版‘重返亚洲’白皮书”，《瞭望》，2012年第47期。
(30)潘寅茹：“澳政府‘拥抱亚洲’，在中美间寻求平衡”，第一财经网，2012年10月29日，http://www.yicai.com/news/2012/10/2194155.html。
(31)David Lowe,"Australia at the United Nations in the 1950s",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51,No.2,1997,p.178.
(32)Sir Percy Spender,Exercise in Diplomacy:The ANZUS Treaty and Colombo Plan,Sydney University Press,1969,p.177，转引自孙强华：《珀茨•斯彭德与澳新美同盟的形成》，苏州科技学院世界史专业硕士论文，2009年，第1页。
(33)Alan Watt,Australian Diplomat——Memoirs of Sir Alan Watt,Angus & Robertson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Australi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1973,p.181.
(34)Commonwealth Parliament Debates,House of Representative,9 March,1950,pp.623-624.
(35)Christopher Waters,"Casey:Four Decades in the Making of Australian Foreign Policy",Australian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History,Vol.51,No.3,2005,pp.380-388.
(36)Commonwealth Parliament Debates,House of Representative,11 March,1964,p.486.
(37)Commonwealth Parliament Debates,House of Representative,26 March,1968,p,446.
(38)Commonwealth Parliament Debates,House of Representative,1 May,1963,p.1229.
(39)Commonwealth Parliament Debates,House of Representative,26 March,1968,p.446.
(40)Gordon Greenwood and Norman Harper,eds.,Australia in World Affairs 1961-1965,F.W.Cheshire Publishing,1968,p.34.
(41)Commonwealth Parliament Debates,House of Representative,23 March,1965,p.230.
(43)弗雷泽仍然积极反共，尤其针对苏联，与中国的友好一部分也是出于反苏的战略考虑。
(43)Carl Ungerer,"The Middle Power Concept in Australian Foreign Policy",Australian Journal of Politics & History,Vol.53,No.4,2007,p.546.
(44)Commonwealth Parliament Debates,House of Representative,24 March,1981,pp.829-830.
(45)"Australia's Role as a Middle Power",Speech by Tony Street to the Tenth National Conference of the Australi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in Sydney,14 May,1982,p.306.
(46)James Curran,The Power of Speech:Australian Prime Ministers Defining the National Image,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2006,p.141.
(47)Alexander Downer,"Australia:Much More Than a Middle Power",Speech to the Young Liberals' Convention,Adelaide,8 February 1996,(Mimeo from the Minister's Office),p.3,Quoted in Carl Ungerer,"The Middle Power' Concept in Australian Foreign Policy",Australian Journal of Politics & History,Vol.53,No.4,2007,pp.548-549.
(48)Jonathan H.Ping,Middle Power Statecraft:Indonesia,Malaysia,and the Asia Pacific,Ashgate,2005,p.50.
(49)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In the National Interest",1997,p.iii,http://www.dfat.gov.au/publications/pdf/in_the_national_interest.pdf.
(50)Alexander Downer,"Securing Australia's Interests——Australian Foreign Policy Priorities",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59,No.1,March 2005,p.7.
(51)韩锋：“MIKTA——国际社会的新成员”，《东南亚研究》，2014年第6期，第34页。
(52)Carl Ungerer,"The Middle Power Concept in Australian Foreign Policy",Australian Journal of Politics & History,Vol.53,No.4,2007,p.54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