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吐 鲁 番 的 火 焰

对于久居新疆这样一片土地的人，“绿洲”是一个令人百感交集的词汇。

新疆的辽阔让生活在拥护逼仄空间里的内地人难以想像，新疆的荒凉也让见惯了“播根筷子也发芽”的内地人感到震惊不已。

166万平方公里的面积，只有4%的地方人类可以居住。人类可以居住的地方就叫绿洲。

绿洲所呈现的是这样一种严酷现实：大片大片无边无际如海如洋的荒凉，包围进逼着小片小片互相隔绝、孤独的、岛屿般的绿色飞地，人类和其它生灵，被命定式地限制在狭小的绿色圈中，难以逾越半步。

我曾长久地坐在绿洲和沙漠的分界线上，注视着最后一片绿色和最后一面黄色的对峙，那是一种你死我活，惊心动魄的景象，生存和死亡，繁茂与荒凉，就这样裸陈在强烈的阳光之下，向蓝色的天空发出哈姆莱特式的永恒疑问。

生生死死每时每刻都发生在我们身边，然而只有在某些时刻、某些地点、某种具体的机缘的情景下，才如此触目惊心。

所以，从一个绿洲走向另一个绿洲的旅程，就是从一个希望穿越绝望到达另一个希望的过程，也是从一种生存穿越死亡到达另一种生存的过程。

现在，我就处于这样一种过程之中。

四周都是彻骨的荒凉，只有偶尔驶过的几辆汽车扬起的烟尘，才提示我仍旧生活在有着60亿同类的这个蓝色星球上，而不是行驶在火星或者月球的荒凉表面。路极其难走，我们的这台已经走了38万公里的80岁的老爷车，哼哼唧唧，歪歪扭扭，深一脚浅一脚地一步一步往前挪，还不如一匹慢慢腾腾的骆驼。更糟的是，它已经没有力气带动空调，空调一开就熄火。外面正是骄阳似火，仿佛整个天空、戈壁都在燃烧。车窗没法开，我们的车被自己扬起的尘土笼罩着，上帝又没给我们的呼吸系统安装过滤设备，打开车窗，我们就会像鱼一样，被自己污染的水憋死。这样，我们的面包车就成了一个封闭的烤箱，而我们就成了“北京烤鸭”，身上的汗像烤出的油一样滋滋往外冒。

从哈密绿洲到吐鲁番绿洲，实际上是从吐鲁番盆地的盆沿上一直往盆底走。吐鲁番盆地是一个奇特的盆地，它位于雄峻的天山重峦之中，却下陷至海平面之下，5万平方公里的面积，居然有4万多平方公里低于海平面。最低处是艾丁湖，位于海平面以下154米。艾丁湖维吾尔语意为“月光湖”，但这里既没有水也没有月光，只有咸水蒸发后留下的坚硬而晶莹的盐壳，也许有月光的晚上，盐壳会反射出波光粼粼的月色光影？

吐鲁番盆地像一个巨大无比的凹透镜，将炽热的阳光聚集起来，在中国第一低地世界第二低地的这个地方形成了无与伦比的干热气候，最高气温达到过摄氏49.6度，地表温度达到90度。于是，人们称这里为“火洲”。

愈接近盆底，愈是奇热难耐。在四个轮子的大烤箱内，驶向盆中那烈火熊熊的以火焰命名的山，真有一种飞蛾扑火的壮烈感受。一位同来的记者说：“我知道为什么几乎每年都有人从兰新线飞速行驶的火车上往下跳啦，我现在就恨不得跳下去！”另外一位记者到达宾馆，就写了篇《火浴吐鲁番》的文章。

而我此时，想起了一本曾经读过的书，一本分析火的书。

这是一本奇特的书。小开本，不厚，装帧设计也很一般。在一排又厚又大的豪华版本中，它显得瘦小而羞怯，躲在夹缝里一点也不引人注目。然而我还是一眼就发现了它，因为它有一个非常奇特的名字。

《火的精神分析》。“火”竟然可以“精神分析”吗？“火”又如何“精神分析”呢？翻开目录，章节小标题上赫然写着：“火与敬重”、“火与遐想”、“性化的火”、“理想化的火”、“火与纯洁”等等。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本与众不同的书。

现在，我来抄录一段这本书的文字：

“若一切缓慢变化着的东西能用生命来解释的话，那一切迅速变化的东西就可用火来解释。火是超生命的。火是内在的、普遍的，它活在我们心中，活在天空中。它从物质的深处升起，像爱情一样自我奉献。它又回到物质中潜隐起来，像埋藏着的憎恨与复仇心……因此，它是一种普遍解释的原则。”

真的，没有任何一种东西可以像火这样，既是一种实体的存在，又是一种抽象的存在；既有一种改变其它物质形态的现实力量，又有一种驱除黑暗和恐惧，带来光明与希望的心理安慰作用。

我们可以想象我们遥远的祖先，当初从树上下来不久，刚刚直立起来，还脚步踉跄摇摇晃晃地走不稳当，他们用陌生的眼光第一次打量着周围新奇的世界，这时候，突然看到了火，他们吃惊得目瞪口呆，恐惧得一塌糊涂，继而又狂喜不已，激动地发出尖利的呼叫——他们发现了被烧焦的动物尸体，那尸体正散发出令人垂涎欲滴的香味；而火，让他们瑟瑟发抖的身体感到了温暖，让他们在漆黑的暗夜里看到了光明。于是，他们不停地往火里添薪加柴，以防止火熄灭。火，成了他们的生活依靠，成了他们的生活中心，成了他们崇拜的对象。

正是火，打开了物质世界的神奇之门，又开启了精神世界的神秘通道。可以说，它是科学与宗教的共同源头，并为他们提供着持久的动力。

火就是这样贯穿着我们，引领着我们，也规范、提升着我们，在有关我们人类的所有事物上，都打下了它的深深印记。

而被称为“火洲”的吐鲁番，它的一切，都是火所造就的。

我们先来看看吐鲁番的山吧！

吐鲁番盆地四周皆山，在吐鲁番抬头一看，便可看到闪着银光的冰山雪峰。但盆地中，却东西横亘着一条火焰山。

人们以“火焰”命名这座山脉，是因为它太像火焰了，火的颜色，火的造型，火的动势，整座山整个就是一个活脱脱的火焰的雕塑，鬼斧神工，浑然天成，维妙维肖，任何人见了都会发出一声惊叹。

而且像的决不仅仅是它的外形，还有它的灼人的热浪。明代陈诚的《火焰山》一诗写道：“一片青烟一片红，炎炎气焰欲烧空。春光未半深如夏，谁道西方有祝融。”这首诗已经很不错了，但唐代的岑参《火山云歌送别》一诗似乎更为精彩：“火山突兀赤亭口，火山五月火云厚，火云满山凝未开，飞鸟千里不敢来。”一口气连用了4个“火”字，肆口成章，不加雕饰，不避字重词同，将乍见火焰山瞬间强烈的灼热感受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这才是随心所欲、不为字句所缚的诗中神品。

然而影响最大的却是小说家吴承恩在《西游记》中的描述：“这里有座火焰山，无春无秋，四季皆热，那火焰山有八百里火焰，四周围寸草不生。若过得山，就是铜脑壳、铁身躯，也要化成汁呢！”火焰山于是从吴承恩的笔下走进神话，与唐僧师徒4人，与牛魔王、铁扇公主一起，代代流传。

火焰山的确是大自然的神来之笔；在最恰当的地方，以最恰当的形态，成为一个最恰当的象征。我不知道究竟是吐鲁番的热造就了火焰山，还是火焰山的热造就了吐鲁番。

我们再来看看吐鲁番的水。

你在吐鲁番很少能够看到汇聚在地表的水——那些被人们称为河流、湖泊、池塘的流动的或静止的水面。因为地表过于干燥炎热，水全都转移隐藏到了地下，流淌在一种叫做“坎儿井”的地下渠里。

这种坎儿井从雪山的山前戈壁开始，每隔二三十米打一眼竖井，再将竖井之间挖通，连接成地下渠道。每条坎儿井的长度均在3000米以上，有的长达几十公里，从地面望去，坎儿井是由戈壁一排连绵不绝的砾石土堆连缀而成，每个砾石堆都像一个巨大的蚁穴——对，它就是一个个巨大的蚁穴，吐鲁番人就像蚂蚁一样，用最简陋的红柳筐、铁镢头之类的工具，一点一点地挖掘，居然在荒惊的戈壁之下，挖出了上千条四通八达、密如蛛网的坎儿井，据说总长度超过了长江、黄河，与长城、大运河并称为我国古代建筑史上的三大工程。

在一个极端干旱燥热之地，生命所需之水，要以这样的艰辛劳作在地下几十米的深处摄取，的确有一种庄严的悲壮。

气候在决定着自然状态的同时，也在塑造人的生存状态。

还有吐鲁番大地上生长的植物和它的果实。

我要说的正是葡萄。这些在火焰山陡崖的沟壑中孕育而成的串状果实，实在是果中极品。吃了吐鲁番的无核白、马奶子，你会认为其他地方所有叫的葡萄的东西，都是假冒伪劣产品。

唐人李颀曾写过一首《古从军行》的诗，诗的头两句是“白日登山望烽火，黄昏饮马傍交河”，“交河”就是吐鲁番现在的交河故城，可见是写的吐鲁番；诗的最后两句是“年年战骨埋荒外，空见蒲桃入汉家”，可见这仗打得与葡萄有关；汉家皇帝为了葡萄不惜派兵征战，可见吐鲁番的葡萄实在太让皇帝嘴馋了。李颀写了这首有点发牢骚的诗，估计是他既未到过吐鲁番，也没吃过吐鲁番的葡萄。你想一千多年前的唐代，既没有快速如飞机的运输工具，又无什么冷藏保鲜技术，除宫庭之外，一般人哪里能吃上来自西域的新鲜葡萄！没有吃到过吐鲁番葡萄而不知吐鲁番葡萄美味的诗人，有几句对嘴馋皇帝的怨言，也大可理解了。

吐鲁番葡萄的甘甜，当然来自太阳，它是阳光的储存和酿造，它是热能的凝聚和转化。

我们可以想想糖是怎样熬制出来的，只不过吐鲁番将这一浓缩过程自然化了。我们还可以想想散落在地上、房顶上的一座座晾房，这些泥土砌成、满是洞眼、专为葡萄建筑的房子，当干热的风一次次从中无碍地穿过，便带走了葡萄的水分，留下了提纯的糖。晾房就是人类的峰房，他们在这里制造更为浓缩的甜蜜。

然而最值得看的还是两千多年前的城市标本。

两千年，对于人类来说，是一个过于巨大的数字，它大到可以抹掉一切历史记忆，使本该鲜活生动的重大事件和有血有肉的伟大人物，都随风而去，消失得无影无踪。历史于是成为一段空洞的陈述，一段抽象的记载，寥寥百字，只言片语，让后代学者拈断了胡须，也无法补续其中的缺口；愁白了头发，也无法猜出其中的奥秘。

然而，两千年对于吐鲁番的故城来说，仿佛仅仅打了个盹。一觉醒来，已有穿着牛仔裤，打着花洋伞，挎着数码像机的二十一世纪游客，在这里东张西望。

我就是众多游客中的一个。明晃晃的阳光刺得人睁不开眼，阳光打在皮肤上，有一种火烙般的灼痛。在残垣断壁中转了一会，还没从中生发出一些故作深沉的感慨，我就被头顶的太阳晒得昏头昏脑，眼光迷离恍惚，眼前的景色晃动起来，似乎进入了一个虚幻的世界。倒塌的土墙突然站立起来，散落的泥土也纷纷回归墙壁，不一会儿，一个崭新的全部以泥土筑成的巨大城市矗立在我的面前。阳光依然刺得人睁不开眼，打在皮肤上依然有一种火焰般的灼痛，走在宽阔的街道上，我四处张望：咦，怎么一个人也看不到？四周一片寂静，只有我的脚步发出巨大的回声，似乎我不是走在结实的街道上，而是走在一个空寂的山谷或者一面巨大的鼓上，我突然感到了害怕：这是什么地方？我在走向何处？要是我走不回来怎么办？我激凌打了个冷战，听见导游正在一个残破佛塔前，绘声绘色地讲述着高昌王鞠文泰的故事。

高昌实际上是一个汉城，为西汉大将李广利所建。

公元前104年，汉武帝任命李广利为贰师将军，率兵远征地处费尔干纳盆地的大宛，以夺取汗血马。李广利的部队穿越罗布泊地区的广大荒漠，经吐鲁番向西进军。在到达大宛前给养便早已耗尽，沿途各国又不愿供应，李广利只好以武力夺取。就这样边打边走，到达大宛时军队又饿又累，疲惫不堪，根本没有什么战斗力，与大宛军队一战即溃，大败而归。东归敦煌时只剩下十之一二人马。

汉武帝大怒，命令关闭玉门关，不让李广利和他的部队入关。李广利无奈，只好带着残兵败将到吐鲁番盆地的木头沟建城屯垦，就近补充军队、武器、给养。公元前102年，李广利再次征战大宛，大胜而返。李广利率兵屯垦休养的这个地方，由于“地势高敞，人庶昌盛”，所以被叫做“高昌”。

鞠文泰是高昌王国的末代国王，那时已经到了唐代。鞠文泰是个虔诚的佛教徒，据说玄奘西天取经路过高昌时，每次讲经，鞠文泰都亲自执香炉接法师入堂，并当着300听众的面，跪在地上，请玄奘法师踏着他的背坐到法座上去。

但就是这个鞠文泰在政治上却不那么明智，依附西突厥，与强大的唐朝作对，在丝绸之路上拦截商人和使者。公元369年，唐太宗向高昌使者历数高昌与唐朝为敌的事实，这等于向高昌提出了严重警告。

但鞠文泰却认为自己有高昌坚城可以依凭，又有荒漠大碛难以逾越，远在几千里之外的唐朝奈何不了自己，于是不知天高地厚地回答李世民说：“鹰飞于天，雉窜于篙，猫游于堂，鼠安于穴，各得其所，岂不活耶！”这下子把唐太宗气得够呛，唐太宗当时就说了一句：“明年，当发兵以击尔。”

鞠文泰居然十分愚蠢地不在乎：“唐国去此七千里，沙碛阔二千里，地无水草，冬风冻寒，夏风如焚。风之所吹，行人多死，常行百人不能得至，安能致大军乎？”

公元640年，唐太宗命吏部尚书侯君集为交河道行军大总管进军高昌。5月唐军到达哈密时，鞠文泰还说“尚不足忧”；然而当唐军到达碛口时，鞠文泰竟然“忧惧不知所为，发疾卒”，活活给吓死了！

鞠文泰死后，他的儿子继位。本指望西突厥能够前来救助，结果西突厥听说唐军已至，“惧而远走千里”；可汗派来的救兵叶护也“以城降”。没有办法，鞠文泰的儿子鞠智盛只好开城出降。唐太宗力排众议，下令将高昌国改为西州，并设置安西都护府，大规模地经营丝绸之路，高昌由此成为西域最大的国际商会。

站在高昌城高达十一二米、墙厚11米的城墙上，你不能不赞叹这座城的雄伟和坚固。据说，这座城是比照长安城建设的，分外城、中城、宫城三重，外城每面有2-3座城门，曾有“玄德门”、“金福门”、“金章门”、“建阳门”、“武城门”等不同名号。而城内则街道纵横，商肆骈列。

虽然我们今天断壁残垣中已很难分辨出商店的规模，不过，日本人曾在此城中发掘到一份唐天宝年间的记帐本。这个帐本显示，当时高昌城的商肆成立了各种商品“行”，包括粮食、帛练、干鲜果品、皮毛、驼马、酒酥等等，一应俱全；而且商品还分等级，如面粉，1升上等38文，中等37文，下等36文，说明这里的商业相当发达。

这里的商品，既有中原名产，又有外来的进口货，如波斯骆驼、突厥马，天竺药材、香料。甚至还有当时称为“拂菻狗”的哈巴狗，这种狗出自东罗马，“高六寸，长尺余，性甚慧，能曳马衔烛”，可见高昌是一个多么繁华的所在。据记录，唐朝时通过吐鲁番各地的商税收入，可以供应整个西域地区军资、行政用费的需要。

著名学者德·克林凯特从文化上指出了吐鲁番的国际性，他说：“几乎没有哪个绿洲，在文化面貌上像吐鲁番这样丰富多彩，它位于一条东西大道和一条南北大道的交汇点上，很特殊地成为东西方许多不同文化的相会地点。吐鲁番好像一块海绵，它从各个方面吸收精神内容和文字形式，而并不一定把他们统一化、规范化。引人注目的是，这个绿洲的传统多么富于国际性！”

有人称吐鲁番文化是一种“十字路口文化”，我不赞同这种说法。吐鲁番位于十字路口，西来东往着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物品，各种各样的文化，但这些并不仅仅在这里穿过、陈列，它们还在这里驻留、融合。吐鲁番是一个巨大的火盆，所有的东西来到这里，都会在它的的热能中被融化、吸收、转化，形成一种属于这个火洲自己的文明。

就像高昌，它是一座汉族人建的城，两千年来却容纳了众多的民族，众多的文化。高昌现在已是城虚人空，我们已经无法确知这座混血的城当年居民的生活境况，但高昌城外的公共墓地，却为我们保留了丰富的历史档案，人们把这个名叫“阿斯塔那”的墓地称作“地下历史博物馆”。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发掘墓葬456座，墓主人以汉人为主，但也有不少车师、突厥、匈奴、高车以及昭武九姓等民族，正说明这座城是多民族聚居之地。

我们同样要感谢吐鲁番的酷热干燥，为我们在阿斯塔那保存了那么多的纸质文书。正像敦煌藏经洞的发现而建立了博大精深的敦煌学一样，吐鲁番也因阿斯塔那地下文书的发现，形成了吐鲁番学。敦煌和吐鲁番同在丝绸之路，并且毗邻相连，在文化上一脉相承，多有渊源，所以现在人们将吐鲁番学与敦煌学并称，成立了中国敦煌——吐鲁番学研究学会。

考古学者和历史学家做梦都想得到的东西，在这里都有。它不是统治者的御用史官以粉饰之笔写成的所谓“历史”，它就是现实的直接呈示，历史的具体复活。它们都是世俗的文书，租佃、雇佣、买卖、借贷的契约，户籍、手实、计帐、定户等帐，受田帐、欠田帐、退田帐，差科薄等籍帐，审理案件的辩辞和录案，授官授勋告示，收发文薄、收支帐历、行旅的过所和公验、符贴碟状等官府文书，以及历书、药方、经籍、私人信札、随葬衣物疏等。

在这些世俗文书中，流淌着栩栩如生的鲜活生活。比如，其中有那位大名鼎鼎的边塞诗人岑参的一笔马料帐，上面写着：“岑判官马柒匹，共食青麦三斗五升，付健儿陈金。”我们平常只是沉醉于诗人那些光彩夺目的伟大诗篇，实际上，没有这里记载的7匹马，没有这7匹马所食青麦，这位岑大诗人根本走不到西域，也就写不出那些雄奇的诗篇。

再伟大的东西，也要根植在平凡、质朴、实在的物质之上。生活就是如此，现实就是如此，历史也应如此。我们就从这世俗的一角，掀开了历史神奇眩目的表面，触摸到了潜在下面的历史实质。

在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中，还发现了奇妙的伏羲女娲图。

伏羲女娲是我国古代传说中的人类始祖，伏羲教导人们从事农牧、渔业生产，女娲则教导人们婚姻嫁娶人伦理法。图中的伏羲、女娲都是人首蛇身，伏羲在左，左手执矩；女娲在右，右手执规。专家们说，他们手中的规、矩既是生产工具，又象征着社会秩序。伏羲女娲蛇尾缠绕在一起，可能暗喻交合生殖；头上绘日，尾间绘月，周围绘满星辰，似乎表达一种空阔浩渺的宇宙图景。

   这的确是一幅构图奇特，寓意深奥，具有浓重神秘色彩的国画。这幅彩色图画一发表，立即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人们发现，这幅画竟然与生物的基本遗传物质——脱氧核糖核酸分子的结构非常相似。以化生万物为名，198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杂志《国际社会科学》，将《伏羲女娲图》作为首页插图刊出。

阿斯塔那古墓群位于一片寸草不生的青色隔壁上，戈壁上稍有隆起处，便是一座古墓。

沿着考古工作者挖开的甬道，一步步走进墓室，就像沿着时光的隧道走向历史深处，一股阴森森的凉气扑面而来，灿烂的阳光不见了，墓室中只有一盏昏暗的白炽灯泡在睡眼惺忪地发着红光。墓室里的壁画影影绰绰，斑斑驳驳。其他人都已出去了，只有我一个人站在墓室里遥想墓主人生前的音容。墓室里太静了，我似乎听到了自己心“咚咚”的跳动声；墓室里阴气又太重了，一股寒意从脚底升起，弥漫全身，沁人骨髓。我赶紧转身走出墓室，又回到蓝色的天空和明亮的阳光下，让烫人的热风劲吹我的胸臆。

后来我就看到一位妇女的词藻华丽的墓志铭。这是一位贾姓妇女，死于1333年前：

“上天所赋予她的生命是有限的，因为正如白驹过隙一样不会拖延，正如闪电一样不能驻留。岁月也到了它的来端，生命也消耗净尽。翡翠树干枯了，她永远离开了这些时日，永远冲破了这人间的苦难之网。”

站在阿斯塔那一座接一座突起在戈壁上的古墓地上，我对这篇墓志铭沉吟再三，回味良久。

（2000年8月18日，新疆吐鲁番市吐鲁番宾馆 ）

十二：土 尔 扈 特 人

“是因为我们所过的生活和其他人如此不同，还是因为我们处在遥远偏僻的位置，人类才爱把我们当成怪人——世界上已经消失了的，莫测高深的幸存者呢？”

土尔扈特公主尼尔吉德玛，在为一本名为《蒙古人的人和神》的书所写的《前言》中，这样叹道。

实际上，在我们这个已经人口爆炸、如此拥挤的星球上，人与人的空间距离是大大地接近了，但人与人的心灵距离却是愈来愈远。连朋友、亲人、夫妻之间的交流、理解都日渐困难，何况一些陌生的人，一些遥远的、操着不同语言、有着不同皮肤、不同信仰、不同生活方式的人；更何况，生活在天山深处，依然过着传统游牧生活的……土尔扈特人！

尽管如此，我仍然感到了愧疚。我在新疆生活了15年，也曾数次穿过土尔扈特人的牧地，甚至还观看过他们那达慕大会上精彩的摔跤、赛马、射箭表演，可我并不了解他们，不知道他们曾经有过如此悲壮的历史。

尼尔吉德玛，这位曾在欧洲留学多年的公主说：“要知道，认识和了解一个民族，唯一的办法是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亲自去接触他们，去分享他们的苦乐。”

然而对我来说，已经太晚了。我可以去接触他们，试着去了解他们，理解他们，去分享他们的苦乐，可是我却再也无法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因为我已经错过了某种机缘。我和他们之间存在着语言的、文化的、生活方式的巨大屏障，我用剩下的生命已经很难穿透这些屏障，因为我已经被我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厚厚包裹起来，它们已经成为我的皮肤。想脱也脱不掉的皮肤。

“金杯穿银杯呀斟满酒，

双手举过头，

再端上一盘手抓肉，

请你吃个够。

朋友呀朋友，

这美酒甘甜，

这情意深厚，

这情意深厚……”

多么优美动人的《敬酒歌》！歌声在和静县的县界响起，那是一片平展的戈壁。公路边上，骄阳之下，铺着漂亮的地毯，地毯上摆满了切开的西瓜、哈密瓜。身着民族服装的土尔扈特姑娘，排着队，唱着歌，将盛满酒的银碗和镶银的牛角杯一次次举起，按土尔扈特人的礼节向人们敬着“下马酒”。

是的，这美酒甘甜，这情意深厚！到距离县城这么远的地方，迎接来自远方的客人，在歌声响起的瞬间，在美酒入喉的刹那，一切途中的劳顿烦恼都烟消云散了，只剩下温暖和感动。我喜欢这草原上的古老礼俗，因为这种古老礼俗显露着热情和真诚。

来到草原，来到土尔扈特人的故乡，我们应敞开胸扉，丢掉虚套，向古老的草原礼俗臣服。

土尔扈特人，是蒙古人的一支。

蒙古族，一个曾让整个世界为之震颤的民族。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率领的蒙古铁骑，横扫了几乎整个亚洲大陆和东欧，所以亚洲12到14世纪的历史，在世界史上称为“蒙古时代”。

   

13世纪以元朝帝室皇家秘籍为基础编成的《元朝秘史》一开头便说：“当初元朝的人祖，是天生一个苍色的狼，与一个白色的鹿相配了，同渡过腾吉思名字的水来，到于翰难名字的河源头，不儿罕名字的山前住着。”专家们在诠释这段记述时认为，这是说蒙古人的父系祖先是以狼为崇拜对象的部落，而母亲则是以鹿为崇拜对象的部落。

学者们考证，“蒙古”最初只是操蒙古语诸部中一个部落的名字，其族源大致是：东胡-鲜卑-室韦、鞑靼-蒙古。鲜卑的一个分支拓跋鲜卑曾在北方建立过强大的北魏王朝。

但拓跋的北魏，从版图上来说，与蒙古国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江上波夫在他的《骑马的民族国家》一书中写道：“亚欧大陆的原始游牧民族，在从前四千纪后开始的近千年的漫长岁月里，在东起兴安岭，西至东欧草原的空旷而单调的环境中，一直和自己的畜群一块，过着朴素、孤独、单一的和平生活。长时期被维持在如此辽阔的地域中的那种经济和文化的单一、同质状态，几乎根本没有什么年代差别和地域差别……这不能不使人惊叹，在他们住过的地方，只留下原来的炉灶。”

“当进入一千纪的时候，这些原始游牧民族突然变成了好斗的骑马民族。”

蒙古的突然崛起与变得好斗，与一个名叫铁木真的人有关。

铁木真的父亲也该是蒙古贵族。铁木真1162年出生时，父亲正好战胜了塔塔尔部，并俘获其首领铁木真兀格。为了纪念这次胜利，父亲为他取名“铁木真”。

铁木真是个胆小的孩子。9岁那年，父亲带他去定亲，铁木真被狂吠的牧羊犬吓得大哭，躲在父亲身后不敢出来。父亲对亲家说：“把你家的狗栓起来吧，我这孩子害怕。”  

就在这次定亲回家的路上，父亲被塔塔尔部毒死。铁木真家势由此衰落，生活陷于困境。

谁能想到，正是这个怕狗的胆小男孩，长大成为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整个世界都在他的脚下发抖。

   

1206年，铁木真在翰滩河、也即现在的鄂嫩河河源召集贵族大会。就是在这次大会上，铁木真被蒙古各部落推举为“成吉思汗”，并宣告“也客·蒙古·几鲁思”，即“大蒙古国”成立。

“成吉思”，有人说这个名字有“强大”之意，也有人说意为“光的精灵”，更多的人认为“成吉思”即“大海”。

公元1219年，成吉思汗派遣的一支450人的商队，在中亚的花剌子模边境全部被杀，而且只留下一人东归报信：不许蒙古人西进！

盛怒之下，成吉思汗亲率20万大军及4个儿子征讨花剌子模，并由此刮起了三次让世界为之大惊失色的西征旋风，一征中亚，二征欧洲，三征西亚。

花剌子模的那位愚蠢短视的守将，一定为自己的鲁莽和轻率懊悔不已，他不应该去招惹蒙古高原上那已经蓄积多年、即将冲决而出的蒙古骑兵强大而不可抗拒的洪流。

那位守将不仅自己付出了生命代价，而且导致国家破灭，整个亚洲、欧洲都被践踏在蒙古骑兵的铁蹄之下。

据说，杀害成吉思汗商队的花剌子模国的讹答剌被围5个月，陷落时城中3万守军只剩下最后两人；蒙古人攻陷该国的另一城市乌尔鞑赤后，竟然引阿姆河水将该城淹没，使一座繁华的城市一下子从大地上消失。

战争，即使是冷兵器时代的战争，依然是这样血腥、残暴。

从朝鲜到德国，从北冰洋到波斯湾，蒙古旋风是“文明社会经受的最后一次，也是最激烈的游牧民族的野蛮攻击”（引自《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

1227年夏，正在带兵攻打西夏的成吉思汗病重，他在临终之前谕示秘不发丧，防止被敌人探知消息，以等待西夏的投降。

果然不出成吉思汗所料，半年之后，西夏最后一个城弹尽粮绝投降。这个建国近200年之久，称雄一时的中国西部王国就此灭亡，只留下一些谜一般的西夏文，让现代人难以解读。

伟大的成吉思汗，即便在死亡降临之时，仍给敌人以最后的致命一击，取得他生命中最后一次胜利。

成吉思汗说，他一生最大的快乐是击败敌人。成吉思汗击败了所有敌人，在人世间，他已没有任何对手。唯一能击败他的，是自然的铁律，是生命的大限，是无所不能的上苍。

我们不知道，在死亡降临的那一瞬间，充塞成吉思汗胸臆的是怎样一种情绪。是胜利者的骄傲自豪？还是“拔剑四顾心茫然”的孤独迷惘？

到此为止，一个横跨欧亚大陆，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帝国——蒙古帝国形成了，它由元帝国和四大汗国组成。绵延7000多公里长的丝绸之路，第一次由一个民族的统一政权所掌握。

韦尔斯在《世界史纲》中说：“这段蒙古人的征服故事，确实是全部历史上最出色的故事之一。亚历山大大帝的征服，在范围上不能和它相比。在散播和扩大人们的思想以及刺激他们的想象力上，它所起的影响是巨大的。一时整个亚洲和西欧享受了一种公开的交往；所有的道路暂时都畅通了，各国的代表都出现在喀喇和林的宫廷上。”

蒙古帝国的建立的确是人类历史上最惊心动魄、最不可思议的事情之一。人们很难想象，只有几十万人的蒙古骑兵，竟能够所向披靡地占领几乎整个欧亚大陆。

在这之前，也曾有众多的游牧民族进行扩张征战，但他们所造成的冲击波都是局部的、小范围的、短暂的，只有蒙古人狂飙般的铁蹄敲击大地的声音，才激起了如此深刻、久远的历史惊惧。

正如王国维先生在《读史》诗中所写：“黑水金山启伯图，长驱远zhi(“足”字旁加一“庶”字，意为“脚掌”)世间无；至今碧眼黄须客，犹自惊魂说拔都。”

在和静县土尔扈特王府中，我一边听着土尔扈特讲解员有关土尔

扈特东归的介绍，一边看这土尔扈特人当年留下来的种种遗物，心中不断涌出各种各样的感慨和疑问：一个民族，到底因何突然在历史上扮演了一个主宰者的角色？又是因何消失在历史的视野外，依旧过着那种原始、单调、艰辛而又孤寂的游牧生活？他们曾经强大到让所有敌人望风而逃，又如何衰弱到被人围追堵截，血流成河？他们民族的名字曾经是那样的响亮而显赫，为何现在却如此默默无闻不为外人所知？

元朝灭亡之后，成吉思汗的子孙退归塞外，逐渐形成了漠北蒙古、漠南蒙古、漠西蒙古三大部。漠西蒙古又称厄鲁特，在清代也称卫拉特。厄鲁特蒙古包括杜尔伯特、土尔扈特、和硕特、准噶尔四部，其中准噶尔部最强大。它兼并了和硕特部和杜尔伯特部，把和硕特部的人赶到了青海、西藏。当时，天山以北全是准噶尔部的势力范围，所以今天天山以北的盆地叫做准噶尔盆地。

就在这种情况下，土尔扈特部落被迫从新疆的塔尔巴哈台出发西迁到俄国伏尔加河流域游牧。

噶尔丹当上准噶尔部的汗王之后，出兵征服了塔里木盆地，准噶尔的势力达到了鼎盛。

1688年，准噶尔越过阿尔泰山向东进军，企图占领漠北。清朝康熙皇帝派使者劝说噶尔丹返回自己的领地，噶尔丹自以为兵势强盛，回复说：“你做南方的皇帝，我做北方的君长。”

康熙帝于1690年、1695年、1697年3次御驾亲征，噶尔丹3次大败。噶尔丹迷惑不解地对身边的人说：“世界上的人真的不一样吗？听说皇帝无论走到哪里，那里的沙滩就要涌出甘泉，石头上也生出青草，是天助他吧？我部下的人都投奔他去了，是人助他吧？如今我如何是好呢？”

不久，噶尔丹服毒自杀。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平定噶尔丹叛乱。

西迁的土尔扈特人在伏尔加河流域游牧140多年后，突然决定回到故土，回到“太阳升起的地方”。

关于这次东归的原因，丹麦人亨宁·哈士纶所著的《蒙古的人和神》中，曾记载了流传在土尔扈特人中的这样一个故事：

“我们从家乡草原带来的欢乐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黯然失色了。我们在外国的土地上的自由草原被外国人包围起来，在我们邻近之处，建起了许多庙宇，我们的宗教没有没有力量控制那些白人喇嘛。

“我们终于被迫屈从于察干汗——俄国人的白人沙皇，我们付出的贡物是500个15岁的男女儿童。我们顺从了这一点，因为俄国人说我们的孩子应该幸福地生活，并托白人沙皇的福享受良好的教养——我们因而相信了他们。

“但在虎年，一个屈从的青年逃回到他的人民那里，当他揭露我们子女的命运时，我们才晓得俄国人欺骗了我们。

“有一天，回来的哪个青年的女孩被带走了，但他对她的爱是那样之深，以致他晚上逃出去追踪她的下落。

“在他搜寻几天之后，他来到一堆大火旁，旁边坐着一个白人巫师。他正好赶上看见巫师把他心爱的人扔给一条巨蟒，蟒蛇吞下了她和她尚未出生的孩子。蟒蛇吞下不幸的殉难者后，它又被扔进一口正在大火上沸腾着的大锅。白人巫师不停地念着秘密咒语，时而用一根棍棒搅动大锅。

“天要黑时，巫师睡觉了，被吓坏了的青年斗胆地走向火堆，大锅里油腻的酿造掺和物正在冒泡，这男孩用棍棒大胆地去找他心爱者的残肢断片，她的头颅也许可作为一个辟邪的法宝。突然他绊了一跤，棍棒掉下去正好打在这位睡觉的法师的手上。霎时间，这个巫师就在死亡的痛苦中来回摆动翻滚。

“大锅里的东西是致命的剧毒，要做好这个就必须先有一条吞下子宫里怀着第一胎的女孩的蟒蛇。

“土尔扈特人现在懂得了所有他们信任地交给沙皇的年轻人，都成了他想得到这种致命毒物罪恶愿望的牺牲品。

“这就是渥巴锡汗决定从白人魔术师包围的住地—额济勒—宰（即伏尔加河）逃走的原因。”

这整个是一个神秘的寓言故事。也许游牧民族就是这样，总喜欢将现实演绎成一个传奇的寓言故事，然后让它在无垠的草原上，从一个蒙古包到另一个蒙古包，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从一把马头琴到另一把马头琴，与歌声一起飞翔流传。

这个神秘故事的现实依据是：沙俄强迫信奉喇嘛教的土尔扈特人改信东正教，并策划已改信东正教的土尔扈特贵族敦杜克夫家族取代渥巴锡的汗位；与奥斯曼土耳其作战的沙俄强征土尔扈特人入伍打仗，指使土尔扈特人每年死伤七八万人，1770年夏，沙皇帝又下令凡16岁以上的土尔扈特男子都必须上前线，土尔扈特人面临着亡族灭种的危险；还有沙皇强迫土尔扈特人交纳大量沉重的租税，土尔扈特人不堪重负，他们的骑兵甚至去攻打伏尔加河沿岸的俄罗斯城市。

当时土尔扈特人的领地里，到处可以听到“土尔扈特人的末日到了”的哀叹。

 

1771年1月4日，渥巴锡在雷恩沙漠附近别尔图地区集结汗国军民，宣布起义东返计划。这位仅29岁的汗王慷慨陈词：“俄国女皇已命令，把自己的儿子和王公达官贵族的儿子送往彼得堡，而且要从卡尔梅克（即土尔扈特人）人中选出1万名新兵派往俄国军队中去，”他对他的臣民说：“为了遵守本族法规和保护卡尔梅克民族，除了摆脱此间的庇护出走外，别无他法。”

第二天清晨，渥巴锡汗亲手点燃了自己的木制宫殿，其他土尔扈特人也点燃了自己的居所，瞬间无数村落烈火熊熊，火光冲天。土尔扈特人以此表达永不复返的决心。

一辆辆载着老幼妇孺的牛车，组成漫长的队伍，缓缓行进在冰雪覆盖的俄罗斯大草原上，两边是保护这支队伍的骑手，前面是突击骑兵，后面是断后部队，高呼着“我们的子孙永不当奴隶，让我们到太阳升起的地方！”，向东方进发。

俄国女皇叶卡捷林娜二世闻讯大发雷霆，责骂大臣说：“你们居然这样漫不经心，让整个部落在你们鼻子底下暴动，逃出神圣的俄罗斯国境，罗曼诺夫家族将为这件事蒙受永不磨灭的耻辱！”

这是一首用蒙古人的流血迁徙所写就的悲壮史诗。饥饿、疾病、追杀、牺牲，历时8个多月，1万名殿后战士在与哥萨克骑兵的血战中全部壮烈牺牲，17万人只剩下7万多人，牲畜也死亡殆尽。土尔扈特人为了回到故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得知土尔扈特归来，清朝政府立即派兵接应，急调牲畜、米面、茶叶、布匹、毡房等物质赈济土尔扈特部众，并将巴音布鲁克等丰美的草场划拨给土尔扈特。

1771年9月，乾隆皇帝在承德避暑山庄召见渥巴锡，册封他为“卓理克图汗”。“卓理克图”，蒙语意为“英勇刚毅”。

乾隆皇帝还亲自撰写了《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和《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两块石碑的碑文。这两块石碑至今仍矗立在承德城外的普陀宗乘庙内。

渥巴锡在回归4年后去世，年仅33岁。

和静县城中心广场，有一座渥巴锡的高大汉白玉雕塑。渥巴锡手持长  ，骑在一匹白龙马上，目光炯炯，凝视远方。

他在凝望着什么呢？他看到了土尔扈特人的未来了吗？土尔扈特人如今宁静的游牧生活他感到满意吗？他希望土尔扈特人走出深山，走出草原，到钢筋水泥的城市去过另一种他们不熟悉的生活吗？

渥巴锡并不回答，他只是在出神地凝望，凝望远方那天地相交的地方，完全不理会他的马蹄之下，已不是萋萋芳草；他的周围，已经是市声喧嚣。他骑马站立在那块高高矗立的石柱上，显得是那样高大伟岸，又是那样孤寂无依。

如果你到过草原，尤其是你到过巴音布鲁克草原，你就会理解，为什么牧人对他们的草原这样热爱，为什么他们会为草原奉献出他们所有的赞美和歌唱。

周围是明亮的连绵雪山，那是草原的银质王冠；草原沿山峦柔美地起伏，则是大地绿色的抒情。骑马走在巴音布鲁克草原，蓝天白云，绿草雪山，还有凛冽醇香的空气，都让你感觉到自己身置一个如梦如幻、至纯至美的世界。是的，这里就是一个至纯至美的世界，否则，为什么高贵美丽的天鹅会选择这里作为自己的栖息之地，每年都要不远万里，甚至飞越喜马拉雅山的万丈雪峰来这里生殖繁衍呢？

巴音布鲁克——丰富的泉水；丰富的泉水，形成了珍珠般的天鹅湖。土尔扈特人称天鹅湖为“塔格楞湖”，意思为“神湖”。天鹅湖的面积1000多平方公里，它并不是那种水波浩淼意义上的湖，而是一条波光闪闪的美丽飘带，在草原上曲折婉蜒，沿着飘带是些星星点点的沼泽水面，天鹅就在这些沼泽水面的草甸子上成双成对地谈情说爱，生儿育女。

在这样的地方，有一群毛泽光亮，腰肥体壮的骏马是和谐的、赏心悦目的，但如果有一辆汽车却是刺目的、丑恶的。

在这样的地方，人是自然的一个微小的组成部分，与一匹马，一群羊没什么分别，必须听命于自然的律令。因此在这样的地方，说改造征服自然是可笑的，自不量力的，你又能将一广阔草原改造征服到哪里去呢？你所建造的一栋房屋，在草原的背景下，就像一朵小花隐没草丛一样不会引人注目。

在这样的地方，成吉思汗的老训令依然是不可更改的草原“扎撒”：

“任何人都不得玷污水和火，但从来也没有任何人能区别干净和不干净，但要晓得一切事物本身都是干净的。”

“一切宗教都要受到尊敬，宗教要优先于其他一切而受到尊重，因为由此人们才能使伟大的苍天高兴。”

“当旅行者路经正在吃东西的人时，他有权下马和他一起吃，而不必待该人许可，什么都不能阻碍他。”

“作为友好人民的客人，他应该像一只牛犊，渺小而温顺；但在战斗时，他必须像狩猎中一只饥饿的猎鹰，他必须凶猛地吼叫着冲进战斗。”

   

……

在天山的褶皱里固执地坚守着过去生活的土尔扈特人啊，外面的世界正在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你们的固守像唐·吉诃德一样不合时宜。你们在这里还要一如继往地坚持下去吗？你们还能坚持多久？

自从16世纪欧亚大陆的西部边缘，出现了一种不吃草不喝水只吃煤喝油的不知疲倦的机器怪物，这个世界全变了。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古老的对抗和冲突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以这种“怪物”为“坐骑”的特殊人群，那些追逐利润的资产阶级，他们表现出远胜于游牧民族的活动能力。“它完成了完全不同于民族大迁移……的远征”，“把一切民族甚至野蛮的民族都卷入到文明中来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的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马恩选集》第一卷）

这是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共同遭遇到的新的挑战和危机，也是他们共同面对的困惑。最终消失的，将不仅是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还有植根于他们生活方式的游牧和农耕文化。将来我们将没有“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雄阔诗句，也不会有“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的优美歌谣。将来我们会有什么呢？我们会有“小汽车呀真漂亮，真呀真漂亮”，还是随便什么《机器人之歌》或者《电脑颂》呢？

在《蒙古的人和神》这本书里，土尔扈特的托音喇嘛，表明了他对现代生活的看法：

”正如一个人要保卫他那帐篷的传统，一个民族也必须监护其生活方式，看它是否保留了神灵所赋予的活力。”

“我们最大的危险在于把邻近国家民族的生活方式移植到我们草原上来，因而使我们的人民变得娇气。在神灵苍天之下，好好的马匹和自由的草原是蒙古人的唯一需要，祖先的游牧生活就是他的幸福。”

“因为我们代表原始东西的本身，在真正的游牧民当中燃起了原始的熊熊大火。这是一切民族都具有的，也就是只有它才赋予人类以真正的幸福。”

“原始的火花要从我们这里开始，它的光芒要向西方传播。”

托音喇嘛所说的“原始火花”，也许是指我们个人身上所秉有的原始感悟力、洞察力、生命力、创造力。要是这样，我们真的很需要这种“原始的火花”。

但托音喇嘛所作的箴言式判断，是真正的神启，还是宗教的谵妄？

我们真的将在土尔扈特那里找到我们早已丢失的“原始火花”吗？

我们真的要从土尔扈特人那里得到启示和拯救吗？

这已经远远地超出了我的大脑所能思考的范围，所以我只能说：我不知道。

               （2000年8月20日，于库尔勒市巴音郭楞宾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