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天马歌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有一个旋律历千年而不变，那就是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对峙、冲突。 

著名作家周涛曾对两种不同的文化作过这样精彩而形象地描述：

“长城里边的那个孩子驯化了牛，也被牛驯化了。他坚韧，有耐性，吃得起苦，受得起劳累，索求不多而贡献一切；他强壮有力，不屈不挠却内蕴丰富，他从不张扬自我，不主动侵犯别人，他的双角纯粹是一种防御，甚至连防御的功能都退化了；他是一种稳劲，崇尚扎实，但也 于缓慢、笨重；他虽然力大无比，身躯粗壮，但总是把自己看得很低、很渺小，很容易服从……”

“长城外边的那个孩子抓住了马，他驾驭马的时候也难免不受马的驾驭。他迅疾、灵敏度高，无牵无挂，喜欢合群，孤独的时候，他是多情的，美丽忧伤。但是一旦成队成群，他的多情就变成了激情，亢奋、猛烈，一种渴望奔跑的欲望被群体的力量所鼓动、裹胁之后，便产生横扫一切的凶猛攻击精神。”

周涛说：“我们的民族正是在这样截然不同的两种力量的长期矛盾、冲突、交融、汇合当中生存发展过来的。”

但他们又是为何冲突？怎样矛盾后才达到交融、汇合呢？

他们之间的所谓矛盾、冲突实际上就是刀光剑影的战争。当然，他们的战争不是以牛车对骑兵，而是真正的骑兵对骑兵的大规模作战。

这就遇到了一个大问题，善于养牛的农耕民族，又如何能得到马匹，并跨上马背像一个真正的骑手那样，与游牧的强敌作战呢。

这个问题，恰恰是汉武帝最迫切解决的问题。

公元前138年，西汉王朝派张骞出使西域，联络匈奴世仇大月氏共同抗击匈奴，结果张骞出去不久便被匈奴扣留，并给他娶了一个匈奴女子为妻。12年后，张骞趁匈奴内乱带着妻子与随从逃回长安，带来的最令汉武帝兴奋不已的消息，便是西方有一个叫大宛的国家，“多善马，马汗血，其先天马子也。”

听说有汗血的天马，汉武帝恨不得马上就得到，立即派人“持千金及金马以请宛王贰师城善马”，不料大宛国不肯出售，汉武帝大怒，派大将李广利带兵征讨，并封李广利为“贰师将军”。

李广利率大军越葱岭，也就是今天的帕米尔高原西击大宛，路途遥远，军士疲惫，沿途的国家不愿提供后勤保障，李广利兵败而回，汉武帝大失所望，下令关闭玉门关，不准李广利的部队回来，“军有敢入者，辄斩之！”

与此同时，汉武帝又给李广利增派兵力，以一年多的时间，6万士兵从敦煌出发，还不包括那些自带衣食兵器随军参战的人。

他们赶着10万头牛，3万多匹马，还有无数的驴，骆驼等军需物资。同时增派18万甲兵戍守酒泉、张掖以北，设置居延、休屠两个县护卫酒泉。为保证粮食供给，汉武帝调发全国7种犯罪者远载干粮。运输物资的人接连不断，一直延伸到敦煌。

为了夺取汗血马，汉武帝几乎倾一国之力，发动了一场距离遥远的战争，一时间天下为之震动。

李广利率军第二次进攻大宛，围城多日，切断该城水源使大宛贵族杀死其王毋寡，谴使议和。“宛乃出其善马，另汉自择之。汉军取其善马数十匹，中马以下牡牝三千余匹……乃罢而引归。”

汗血马得到了，汉武帝如愿以偿，于是将原来叫“天马”的乌孙马改名为“西极马”，称汗血马为“天马”。汉武帝甚至自己创作了一首《天马歌》，并将它作为宫廷的大礼之乐。歌曰：“……天马来，从西极，涉流沙，九夷服。”

汉武帝爱马，导致西汉养马业迅速发展，“农夫以耕载，而民莫不乘骑”，当时中央直辖的军马就达４０万匹，出征的骑兵从２万到４万，直到１８万。武帝也终于有了足够和匈奴抗衡的大规模的骑兵力量。

出兰州，4个轮子的现代化汽车，飞速行驶在丝绸之路的千年古道上，黑色的柏油马路——实际上不是“马走的路”，而是汽车走的路，与汉朝护卫丝绸之路的黄土颜色的古长城相伴而行，沿着河西走廊向前延伸。这给人一种非常奇异的感觉：我们既走在历史中，又走在现实中，恍若在来回穿越着2000年的时空隧道。

丝绸之路，作为一条古老的商路，骆驼的驼铃声幽远的回响，应是它的主旋律。然而杂沓的马蹄声，也是它的无法抹去的背景声音。围绕着这条商路的控制权，农耕的中原五朝与游牧民族，曾经发生过一次次地拼死争夺。

武威雷台，曾发现一座东汉大型砖窑墓。走进斜窄的古墓通道，阵阵寒气袭来。讲解员告诉我们，据此墓出土的99件铸造精致的铜马车仪仗俑推测，墓主人起码俸禄在2000石以上，并且可能是一位职位很高的将军。然而令人们不解的是，墓室中只有一根腿骨而缺少其它骨骸，是不是他是在战争中牺牲，人们无法找到他的尸体，却只从尸横遍野的战场，捡回一根腿骨？

最让人叫绝的是墓中出土的一件铜奔马。奔马三足腾空而起，右后蹄踏住了一只飞燕，马头上一撮呈流线型的鬃毛指向翘起尾部；嘴巴微张，似在嘶鸣；飞燕回首惊顾，更增加了奔马疾速向前的动势。整个奔马造型优美，神势若飞，合乎力学平衡原理，充满着浪漫主义色彩，是中国汉代极富想象力的自由精神体现，也是一种举世无双的艺术珍品。郭沫若先生将铜奔马命名为“马踏飞燕”，1984年铜奔马被定为国家旅游标志。

武威发现如此精美的铜奔马和铜马车仪仗俑并不是偶然的。武威地处河西走廊的咽喉，汉昭帝时在今日兰州设金城郡，与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合称河西五郡，组成凉州，武威即为凉州刺史的治所，因此又别称“凉州”，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是河西的中心。

高超的艺术品，来自于生活的丰富性。铜奔马在武威出土，恰恰证明了武威周围，骑兵部队众多，辽东史书上所载“凉州之畜为天下饶”也是吻合的。

在这里我还想说的是，汉武帝作为一个农耕民族的帝王，为了免除边患，保护丝绸之路，决意建立庞大的骑兵部队，这无疑是一件极端困难的事情，但汉武帝却做到了，并因此取得了对匈奴之战的胜利，将西域纳入中国版图，开通和保护了丝绸之路，使东西方文明终于依靠这一纤细的孔道得以交流碰撞，造成了东西方的文化奇观，人类文明由此获得了飞跃性发展。

马作为一种充满灵性的动物，在人类历史中扮演者极端重要的角色。我们热爱马，就是热爱自由奔放的精神，热爱独立不羁的生活。当然我们也热爱牛，牛给我们沉稳、厚实、值得信赖、土地般质朴的生活。

当牛和马所代表的不同文明不再以杀戮作为打击对方的方式，我们将获得一个完整的美好世界。

                （2000年8月10日，甘肃武威市天马宾馆 ）

六：金 张 掖

“金张掖，银武威”，从踏上河西走廊的第一天就有人不断地这样对我说，可我有点不以为然。

人们介绍一个地方时，容易犯两个毛病。一是不加思虑地把一些流行的现成说法直接进行传播；再就是喜欢对现实的情况加以夸张，或作某种程度的加工。

从兰州往西北行，车过乌鞘岭时，刚才还是阳光灿烂蓝天白云，一下子就变得阴沉沉的，从车窗的逢隙中吹进来的风，也凉嗖嗖地有些寒意。古凉州之地，果真有些荒寒，外边的景色也逐渐少了绿色。

然后，就下起了雨。

下了海拔3000多米高的乌鞘岭就进入真正的“河西走廊”了。虽然路边的地上有不少庄稼，庄稼的长势也不错，但当眼睛稍稍放远一些，你就会看到黄褐色的、裸露的荒山。

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中，还会有什么可以称得上金和银的地方，的确令人难以置信。

到达张掖参观大佛寺，我感到震惊。这里居然有这么大的巨型雕塑，据说是中国乃至亚洲最大的室内泥塑佛。佛大，佛殿自然就大，大佛殿高20.2米，长48.3米，宽24.5米，也是我国最大的佛教殿堂。

张掖人能造出这么大的佛殿和佛雕，可见气魄就不一般。

大佛寺院落的一角外边，有一个规模较小却非常精美的古代建筑，一问是山西会馆，这又让我吃惊不小。

谁都知道晋商厉害。晋商在这里建了这么漂亮的会馆，可见这里山西商人很多。山西商人多的地方，肯定是能赚钱的地方，张掖靠什么吸引了这么多的商人来到这里？

我在一个小书摊上看到有本叫《金张掖》的书，便买了下来，翻开一看才知道，张掖自汉代以来便是商贾云集的地方。在1400年前，这里曾开过一个国际性的“万国博览会”。

丝绸之路，是因为丝绸贸易而产生的一条路，所以它首先是一条商道，这条路上来来往往的主体，便是那些被称为“商人”的人。

农耕民族不仅对游牧民族有些看不惯，而且对商人尤其反感。司马迁曾这样形容当时为致富而拥挤奔波的民情世态：“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班家父子对此就很不满，班彪说，司马迁“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班固说，太史公是“崇势利而羞贱贫”，一副重农抑商的论调。

但是居于锡尔河、阿姆河流域，被人誉为“世界商贩”的粟特人就认为经商没什么不好。他们如果生了儿子，就喂“石蜜”（冰糖），并在掌中涂胶，希望他长大后善于甜言蜜语，手像胶一般粘物聚财。粟特商人是丝绸之路上最善于经商的人。

其实一个人的道德水准与他拥有财富的多少、或者是否是个商人有什么必然联系呢？

齐莫在《高昌回鹘王国的贸易》一书中曾这样赞叹商人：

“他们无休止地进行贸易，他们是获利者……他们从西走向东，把你们所要的东西给你带来，他们有上万件宝贝，世界上的珍品……如果没有这些商人，没有把他们在世界各地旅行，那么你何时才能穿上黑色貂皮？如果中国的商队断了队旗，那么一万件珍宝将从何而来？……所有这一切都取决地于商人，跟随他们一起干吧！把大门敞开吧！为获得那些东西而努力奋斗吧！”

常任侠先生甚至将商贾的作用与为政者相提并论，他在《丝绸之路与西域文化艺术》一书中认为：

“在汉唐之间西域各民族中，推广汉族文化，汉族移居的商贾与政治上的领导者，也就是文化上的推广者。”

其实，在秦始皇那里，为商者与为政者的地位问题已经解决。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在乌氏，也就是今天的甘肃省平凉附近，有一个叫“倮”的人，经营畜牧业。牲畜繁殖多了便卖掉，收购精致的丝织品，从小路上运销外国献给戎王。戎王以10倍于所献物品的东西偿还给他，送给他的牛马多到以山谷为单位来计算数量。“倮”用丝换牛马，辗转贸易，竟成巨富。秦始皇诏令他与封君同列，按规定时间与诸大臣进宫朝拜，参与国家大事。

这也许是因秦始皇是游牧民族出身，所以才使两者地位并列。但其他君主和知识分子就对商人抱有很大的成见，甚至对商人进行打击。否则你就很难理解，丝绸之路是以商人为主体的，但中国史籍有关商人经商活动的记载基本是空白，也就是廖廖几句“胡商贩客，日款于塞下”而已。

对商人的偏见，以及重农抑商政策的施行，严重制约了中国经济、实际上是中国文明的发展。

所以，1400年前在张掖开的“万国博览会”才显得那么非同一般。

那时正是中国的隋代。

公元581年，分裂了160多年的中国再次统一，杨坚即帝位建立隋朝，是为隋文帝。隋文帝开皇年间，社会经济发展迅速，“中外仓库，无不盈积。帑屋既充，积于廊庑之下”，到隋炀帝大业年间，形成魏晋以降未有之殷富奇观。当时，商业城镇遍布全国，“隋氏之盛，极于此矣”。

我觉得这是一个相当奇特的历史现象。秦始皇和隋炀帝两人，在史家笔下，都以“暴君”著称，并且所在的朝代都很短暂便被推翻，但他们后边的朝代，却是中国5000年历史上让中国人引以为自豪的汉唐盛世，这难道不让人感到奇怪吗？

但这两个所谓“暴君”，又似乎皆有鸿图大志。秦始皇完成了统一祖国大业，并称自己为始皇帝，希望自己所开创的事业能够承继万世，没想到二世即终；而隋炀帝也要混一戎夏，做天下唯一的“太阳”。

公元611年，西突厥处罗可汗归隋，隋炀帝对可汗说：“往者与突厥相侵扰，不得安居。今四海归一，与一家无异，朕皆欲存养，使遂性灵。譬如天上，止有一个日照临，莫不宁帖；若有两个、三个日，万物何以得安？”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隋炀帝决定加强与西域“诸蕃”的联系，学汉武帝，再铸丝绸之路的辉煌。

当时“西域诸蕃，多至张掖，与中国交市”，炀帝乃派自己的宠信大臣裴矩到张掖管理互市，了解“西域诸蕃”情况。

裴矩在张掖利用掌管、监护与西域商人贸易之便，搜集整理成《西域图记》三卷，合四十四国，上奏炀帝。炀帝大悦，决定亲自西巡张掖，开一个“万国博览会”。

这真是一个让很多人都震惊得目瞪口呆的决定。中国封建社会绵延千年，除了传说中的穆天子西巡之外，还没有哪个皇帝到过西部青海、河西走廊这么远的地方，即便雄才大略的秦皇汉武，也没有产生如此离奇而匪夷所思的想法。

然而隋炀帝不仅想了，而且还真正地做了。尽管隋炀帝以骄奢残暴著称，我还是要说，仅凭这一举动，他也是个了不起的皇帝。

这是一次长达半年之久的巡行。那时虽然有车马之便，但速度实在与现在的汽车、火车、飞机无法相比。更何况带着群臣近侍，浩浩荡荡，肯定旅途相当劳顿。

大业五年，也就是公元609年的农历三月初二，隋炀帝从京城长安出发，沿渭河西溯，越陇山，经陇西、渭源到临洮后西行，再经青海之乐都、西宁，自扁都口穿祁连山，于6月11日到达河西走廊的张掖。

6月17日，一个重大时刻到来了。九部乐嘹亮地奏响，鱼龙曼延舞跳起，由张掖到武威，到处是欢腾的队伍。隋炀帝登上他的那座安在轮子上的巨大宫殿——观风行殿，满面春风地会见了27国的君主和使臣，行殿下万民齐声欢呼，祝福皇帝万寿无疆。

这恐怕是张掖历史上最为辉煌宏大的一个画面。据说，为了炫耀隋帝国的繁荣，隋炀帝征选河西一带仕女聚集张掖，盛装艳服，高髻流苏，歌舞翩翩，夹道迎宾。张掖周围数十里一时车水马龙，热闹非凡。

历史上被称为“万国博览会”的这次活动，取得了巨大成功，高昌王、伊吾吐屯设等献西域数千里之地，隋炀帝迅即设置西海、河源、鄯善（今新疆若羌县）等四郡。

不仅如此，炀帝回到京城后，对“多至张掖”贸易的西域胡商“啖以厚利，导使入朝”，并对来东都交易的的商人，一律给予优待。来者由典蕃署接待，安排车马舵船，吃住衣行，并负责其互市交易。

这年冬天，胡商到京城做生意的人很多，隋炀帝“征四万奇技异艺，陈于端门衙，衣锦绮、珥金翠者，以十数万。又勒百官及民士女列坐棚阁而纵观焉。皆被服鲜丽，终月乃罢。又令三市店肆皆设帷帐，盛列酒食，遣掌蕃率蛮夷与民贸易，所至之处，悉令邀延就坐，醉饱而散。蛮夷嗟叹，谓中国为神仙。”为了方便胡商前来交易，隋炀帝又令在伊吾（今新疆哈密）筑城，作为商人交易和辗转休息的场所。

看来炀帝不仅会利用经济的杠杆，还懂得“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谁说炀帝只会到处游山玩水、沉溺声色呢？

炀帝的这套办法颇见效果，丝绸之路在汉末阻绝之后，重又出现了“胡商来往相继”的繁荣景象。

秦朝和隋朝在历史的长河中都是昙花一现便告完结，历史学家总结出的关于两朝失败的原因，肯定言之有据，论证严密。但我觉得，是不是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被学识渊博的专家忽略了呢？

这个深层原因就是两个朝代的游牧文化背景。

与农耕文化相比，游牧文化更容易天然地接受商业文明，他们认为以商获利天经地义，但农耕文化就不这样看。他们认为只有将汗水洒在田野里，在土地里生长出的东西，才是正当的收益。商人不耕不收，不生产制造任何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体性东西，只是将别人生产制造的东西从一个地方运到另一个地方，就获得比生产者更大的利润，这简直是一种敲诈，一种他们无法忍受的投机。他们鄙视商人、贬低商人，甚至利用一切机会打击和剥夺商人，可能其间还有着复杂的，诸如眼红、嫉妒等等心理因素。

不管怎样，一个看重商人的政权，是得不到以农耕文化为主体的中原百姓心悦诚服的拥护的，他们看不惯秦始皇、隋炀帝那种带有游牧色彩、商业色彩的作派，以及到处游山玩水、过分奢华的生活，更何况还有历史学家一一列出的那么多过错和罪孽呢？

但也恰恰在这个意义上，才更凸显出丝绸之路、游牧文化、商业文化对华夏文明整体构建的意义。丝绸之路所代表的商业文化，与游牧文化一起，恰恰构成了对农耕文化的强有力的挑战、补充，在农耕文化即将封闭、僵化、狭隘、守旧并走向衰落和死亡的时候，给它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

这，正是华夏文明历五千年风雨仍旧老而弥鲜，成为世界上唯一延续至今的文明的伟大奥秘。

“金张掖”，你的黄金般的颜色是丝绸之路赋予你的，你的黄金般的富庶是商业文明带给你的。

                     （2000年8月11日，甘肃张掖电力大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