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与时间和历史问题主导的现代性政治理论不同，后现代性政治理论尤其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更加关注空间和地理问题。在空间主导与政治化的大平台上，法国新马克思主义者列斐伏尔用空间生产理论，完成了对空间政治价值的首度发掘；以此为基础，美国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哈维用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理论，实现了对空间政治价值的再度升华。两者交相辉映，共同呈现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新空间政治理论的核心图景。
【关 键 词】空间转向/空间主导/空间政治化/后现代性
从19世纪中后期开始到20世纪70年代，社会理论的主题几乎被现代性主导，而现代性的核心属性之一就是时间性，时间的根本性在于社会预想和社会建构。从米德在《现在的哲学》中第一次表达出时间是社会理论的主题开始，一个多世纪几乎所有的社会理论都在倡导一种时间主宰的思想：“各种社会理论一般都在各自的论述中赋予时间以优先于空间的特权。”[1](P256-257)强化时间性和时间对空间的优先性成为社会理论的一个重要取向，其核心主题是在对社会历史发展整体性与统一性的思考中发现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基本规律。这种发源于德国古典哲学的理论模式，经过马克斯•韦伯的创新性发展，最终演变成解释性的社会理论传统，其所标注的时间—历史主义—历史决定论，成为当时社会理论的主导潮流。这种社会理论主题的长期主导，事实上压制了空间的社会政治地位，于是空间只能作为社会生产的参与因素而存在，很难上升到更广泛的政治和社会意识形态的高度，结果空间作为牺牲品被长期搁置甚至湮没。“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可以被看作在批判社会思想方面历史决定论正在崛起而空间观念相应湮没的一个时代。一种去空间化的历史决定论的跃然升起，它十分成功地对空间进行了堵塞、贬低和去政治化，将空间当作批判社会话语的一个对象，这样，即使是解放的空间实践的可能性也销声匿迹了将近一个世纪。”[2](P63)
然而，真正的转折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伴随历史决定论的相应沉寂，时间主导也逐渐让位于空间转向，一个新的空间主导的时代开始确立。福柯的总结可谓切中要害：“如果现代性总是被认为是一个由时间和历史问题主导的时代，那么也许现代性理想的持续衰落要求我们把进入后现代理解为由空间和地理问题支配的时代转变”。[3](P392)
一、空间转向与主导：开启后现代性政治理论的基本主题
“英国在沉没，但伦敦还浮着。”这就是当代典型的世界城市理论的响亮口号，其所浓缩的是拥有全球经济控制力的一种“去国家化”或“超国家化”的世界城市的诞生，它们堪称世界体系的中心，而其背后的主导思想正是当代空间政治理论。这样的空间政治理论并非凭空而生，其形成背后有着系统严密的逻辑支撑和演变过程。其中最为关键的结论是：伴随空间对时间优越性的逐渐确立，最终取代时间成为新的主导。
20世纪80年代是后现代主义的重要时期，也是后现代性政治理论成熟的关键阶段。代表性作品是利奥塔的《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和哈贝马斯的《现代性对抗后现代性》，它们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对于这样一个新的时代，当然不止具有一个或几个方面的特质，但仅就时间和空间在社会理论中的对应关系而言，却呈现出非常明晰的特征：不是他者，正是空间转向和空间主导。所谓空间转向，表达的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即日常生活和社会理论的中心渐渐由时间转向空间；所谓空间主导，强调的是一种既成的状态，即空间已经取代时间成为日常生活和社会理论的全面主导。两者间的内在关联是显而易见的，空间转向作为动力最终促成空间主导的形成。这种空间转向和空间主导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确信空间与后现代性之间内在的、本质性的关联，即与现代性偏重时间不同，后现代性更倾向于空间。由现代性向后现代性的过渡显示了社会进展的另一个重要尺度，伴随这种过渡而来的是空间对时间优越性的渐渐确立，以及由此引发的空间转向的发生。“历史意识受到了星际意识、地形学意识的压制。时间性移向了空间性。”[4](P440)詹姆逊的观点更具代表性，“后现代主义是关于空间的，现代主义是关于时间的。”[5](P243)而且，伴随这种空间转向而来的是后现代思想家们对空间的重新思考，“后现代思想的兴起，极大地推动着思想家们去重新思考空间在社会理论和建构日常生活过程中所起的作用。”[6](P56)第二，确信空间在日常生活和社会理论中的核心价值，即空间是无处不在的，在当今社会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以至于逐渐升华为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中心，主宰着社会的基本建构和各项规划。“空间的概念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的一个核心维度……随着这种从时间向空间的转移，历史性断绝了与历史主义的一切关系，社会领域相应地向各种新的解释开放。”[7](P149)作为结果，这样的空间转向和空间主导几乎成为所有后现代性政治理论的鲜明标志，并以此与现代性政治理论形成强烈反差。
为什么是空间？何以必须摆脱时间主轴，转向空间呢？空间，真的重要吗？的确如此，特别是对后现代性政治理论而言。离开空间，就难以阐述后现代性；空间，甚至就是后现代性政治理论的根基。实现这种空间转向和空间主导，既是一种社会理论历史发展和转型的必然结果，也是符合时间和空间本身逻辑联结关系的必然结果。从后现代性政治理论的视角分析，存有两大逻辑支撑，最终空间取代时间成为主导者。“从平淡感到某种新的永久的现在：我们分析的这一轨道暗示了后现代主义现象的最终的、最一般的特征，那就是，仿佛把一切都空间化了，把思维、存在的经验和文化的产品都空间化了。”[8](P293)
其一，对后现代性思想家而言，第一位的任务和使命是对抗现代性。鉴于现代性思想的基石建立在时间和历史之上的因由，要在整体上形成对现代性的突破与反对，便只能寻求时间和历史的对立面，因此空间和地理成为不二之选。这种貌似简单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使得后现代思想家不得不站在空间和地理的根基上。在这种没有其他选择的选择中，首先体现出的并非是对错之别，而是后现代性思想家的一种整体性的态度和倾向。详细分解开来，这样一种对时间性的对抗性坚持，既与时间本位政治理论难以继续有关：因为基于时间的历史决定论思想虽未完全过时，但已日趋衰落，面对这种基本事实，后现代性思想家们只能去寻求新的替代思想；又与后现代社会实际发展中拒绝对社会未来远景的认知与把握相关：后现代社会并不可能延续时间序列，进一步去追问后现代之后将是什么，因为这种追问的前提是时间，后现代社会的发展已经越来越远离现代性。结果，空间成为后现代性思想家对抗现代性思想家的惟一突破口，后现代性思想家依凭空间，完成了对现代性思想的全面对抗和超越。这是一种基于时代整体的核心态度和倾向的转变。
其二，惟有强化空间和地理，才能更贴近当今时代的核心特质，即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所呈现的碎片与多元化的现实。当今社会的发展在诸多的裂变和流动主导下，越来越呈现出碎片与多元化的基本样态。这种碎片与多元化状态，既是对时间主导的背离，即对时间和历史主导的现代性所追求的宏观整体统一性的反对；又是空间本位政治的一种外化结果，本质上是空间多样化、差异化、复杂化的体现。当今社会也恰恰在这样的“一反一正”中强化了空间本位意识。在这里借助这样的内在关联，真正体现出后现代性政治理论的现实根基。鉴于当代社会的碎片与多元化的基本事实，不仅吻合了空间转向的基本逻辑，而且又进一步强化了空间主导的最终形成。
借助空间，后现代性与政治和意识形态真正结为一体，渗透至社会的各个领域。当今社会俨然已经变成一个奠基于空间基础上的复杂的多元系统。空间的社会性、政治性成为社会理论的新平台基础。“空间在其本身也许是原始赐予的，但空间的组织和意义却是社会变化、社会转型和社会经验的产物。”[2](P121)而且把空间性作为基础，将带来对社会认知的有意义的新洞见。“把空间作为空间结构的表达来分析，就要考虑经济因素、政治因素和意识形态系统，它们的联系，以及由它们所生产的社会实践对其所产生的塑造作用。实际上，我们可以概括由空间生产的经济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系统解读空间。”[9](P143)对空间的社会性、政治性的深入发掘促使空间政治化策略的真正确立；而反过来，又借助空间政治化策略，将空间的社会性、政治性价值的发掘引向深处。“我们社会面临着政治空间的激增，这种激增从根本上是全新且不同的，它要求我们放弃那种政治建构只有惟一一个建构空间的理念。”[10](P23)
后现代性政治理论的空间转向和主导，重新发掘了空间的社会价值和政治价值，成为西方当代马克思主义空间政治批判的一个核心趋向，其主题思想是将在一般社会生产要素意义上的空间升格为政治和意识形态意义上的空间。“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然和空间的社会生产的中心观点将地理学的两个传统学派融合成一个可同一理解的不同方面。人文地理学最终融入了社会科学。作为社会科学更有批评性的组成部分，它利用了所有社会科学的概念，同时又给它们增加了复杂的环境空间的概念。”[9](P127)进而言之，这种空间政治化思想作为西方当代马克思主义空间政治批判的主要突破。奠基性的发掘是来自法国新马克思主义阵营的列斐伏尔；集成性的提升是来自美国当代马克思主义阵营的哈维。
二、空间政治价值的奠基性发掘：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
法国向来就是新思想的派生地，就后现代性政治理论而言也不例外。以萨特和阿尔都塞为标志，社会理论的重心似乎已经开始由德国向法国偏移。伴随这种偏移，基于时间和历史问题主导的现代性思考也开始让位于空间和地理问题支配的后现代性思考。因此，萨特和阿尔都塞是后现代性政治理论空间转向和空间主导的探路者。
在萨特和阿尔都塞的基础上，列斐伏尔(H. Lefebvre. 1901-1991)，这个法国新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以后现代社会的空间转向和日常生活转向为基本前提，在其《现代世界和日常生活》、《马克思主义与都市》、《空间的生产》和《空间与政治》等重要著作中，基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生产理论，结合20世纪的空间实践进行了深入的政治分析，用他的后现代性空间生产理论，开启了空间政治价值发掘的大幕，成为空间政治化思想的真正奠基者。
首先，以空间生产为核心主题，用“空间的生产”(production of space)代替“空间中的生产”(production in space)，重新定位空间，发掘空间真正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价值。在“空间中的生产”，空间只是社会生产的一个参与性因素，直接依附于社会生产等，自身并不具有独立的政治价值；而在“空间的生产”，空间已经摆脱了自身的依附属性，成为社会政治的中心要素，整个社会生产由原来的所谓物的生产转化为空间生产，这种空间生产不再是指空间内部的物质生产，而是指空间本身的生产或空间生产本身，而促成这一转换的核心动力是生产力的发展。“由空间中的生产，转变为空间的生产，乃是源于生产力自身的成长，以及知识在物质生产中的直接介入。这种知识最终会成为有关空间的知识，成为空间之整体性的资讯。”[11](P470)借助字面表达上的一字之差，列斐伏尔不仅重新定位了空间，而且明确表达出空间政治化的核心思想：空间并不是某种与意识形态和政治保持着遥远距离的科学对象，相反地，它永远是政治性的和策略性的。这标志着列斐伏尔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认知。伴随从物质生产到空间生产的这种转换不仅意味着空间价值特别是政治价值的再发掘，而且使得现代资本主义的社会规划转变成一种空间规划，进一步赋予这种转向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以历史性的或者自然性的因素为出发点，人们对空间进行了政治性的加工、塑造。空间是政治性的、意识形态性的。它是一种完全充斥着意识形态的表现。”[12](P46)一方面，充分发掘空间的政治性，在对抗现代性理论忽视甚至贬低空间的基础上，将空间的政治价值强化并不断升华，并强调这样的强化与升华并非人为操控的结果，而是其内在的必然性，即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又将空间政治化视为一种社会运行的基本策略，其核心就是对空间进行控制、规划与管理，最终将空间规划视作现代社会的核心要素。这“就需要有一项战略，即被政治化的空间”。[12](P50)甚至将这样的空间政治策略升华为一种“空间的政治学”。在这种“空间的政治学”的指导下，“空间使经济融入政治”成为基本事实，而“围绕空间的激烈争夺”也在不断升级，甚至“阶级斗争被刻入空间”[12](P52)等等，所有这些表述都显示了空间政治性的同时也带有浓厚的政治经济学色彩。作为结果，资本主义这种空间生产的转向，导致现代社会规划上的重心只能向空间转移，于是社会规划本质上成为一种空间的规划。“这种转变导致一个重要的结果：现代经济的规划倾向于成为空间的规划。都市建设计划和地域性管理只是这种空间规划的要素。”[11](P470)这样一种对空间的社会性、政治性、意识形态性的强化，在结果上成就了列斐伏尔空间政治思想的独特价值。在这里，空间获得质的提升，空间的重要价值被重新认定并充分发掘。“在现代社会里，空间在建立某种总体、某种逻辑、某种系统的过程中可能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起着决定性的作用。”[12](P23-24)
其次，赋予空间生产以社会关系的特定内涵，使空间的社会性得以全面凸现，进一步强化了空间政治价值的深度。“自然空间已经无可挽回地消逝了。”几乎可以成为列斐伏尔后现代性空间政治理论的基石，因为其所有的观点都建立在空间的社会性(社会空间)平台上，“空间里到处弥漫着社会关系”。如果说由自然空间向社会空间的升华奠定了列斐伏尔空间政治理论的基础，那么赋予空间生产以社会关系的新内涵则在实质上完成了列斐伏尔对空间社会性的确证。空间是社会的产物，空间的生产本身就是某种意义上的生产关系的生产，而生产关系当然体现着社会关系的基本内容，于是空间成为社会关系弥漫的场所，空间中到处呈现着社会关系。“空间里到处弥漫着社会关系，它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也生产社会关系和被社会关系所生产。”[11](P48)空间中充塞的不再只是形形色色的物，而是社会关系，也正是这种社会关系使社会空间的内涵得以全面更新。“空间已经达到如此显著的位置，它是某种行走在大地上的现实，即在某种被生产出来的社会空间之中的现实，是社会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13](P208)列斐伏尔看到了空间生产的重要性，之所以有这样的认知，其原因在于空间生产恰恰是社会关系的生产，而一切社会都无法脱离社会关系。借助对空间生产之社会关系内涵的认知，列斐伏尔在传扬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形成了独到的创新。这种对空间社会性的发掘又体现在其城市化论述中，即对城市规划的关注和分析。所谓城市化本质上就是特定政治背景下的空间生产过程，而在政治性的空间实践中，统治阶级常常利用空间管理来实现自身的政治目标。一方面，要控制空间，因为对空间的控制本质上是一种新的阶级统治手段。“让空间服从权利，控制空间，并且要通过技术官僚，管理整个社会。”[12](P46-47)另一方面要管理空间，即对空间实行区域化和隔离中体现出强烈的空间政治性，借助边缘空间和对空间普遍化的隔离，使得普通民众在空间中被重新安排，甚至被驱赶到了边缘空间。“人们被分散了，特别是工人，被驱离了都市的中心。在都市的这一扩张中占主导的，是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隔离行动。”[12](P129)
最后，将空间生产视为解决资本主义矛盾与危机的重要手段，进一步提升空间生产的影响力和社会作用。在对资本主义的研究中，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矛盾与危机的分析上，即资本主义因其内部固有的矛盾而爆发周期性危机，这是经典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结论。列斐伏尔当然并没有忽视资本主义的矛盾与危机。只是在他看来，这种矛盾与危机在空间生产中有了新的呈现。一方面，资本的空间生产越来越趋向于表现为全球化，即空间在全球各个层面上的广泛展开，全球已经没有生产空间的空白之地。在全球范围内的资本主义世界正在形成全新的整体空间，从而使这样的全球化空间完全超越了常规意义下的国家和地区等空间概念。这种全球化本质上也是资本逻辑的全球发展的必然结果，因为资本的本性就是超越与打破所有界限，形成世界整体的市场。另一方面，当代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空间生产，又是一个碎片化的发生过程。因为在不同的空间地域存在深刻的内部矛盾，激烈的空间竞争使得空间被肢解，不同的空间之间又被强行区隔，发生碎片化。“这种同质化空间又被碎片化了：既是一体的，又是支离破碎的。”[13](P219)这样一种空间生产的全球化与碎片化的对抗与融合，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矛盾的基本体现，甚至可以说，当代资本主义的核心矛盾在于空间生产内部的矛盾。于是，立足空间生产，便成为解决资本主义危机的一种主导出路。“生产关系的再生产，生产资料的再生产，所有这一切都依赖于空间的发展。资本主义已发现有能力淡化自己一个世纪以来的内部矛盾。因此，自《资本论》的写作完成以来的一百年中，资本主义已成功地获得了发展。我们无法计算其代价，但我们的确知道其手段：占有空间，并生产出一种空间。”[2](P139)因为只有借助空间生产本身，资本主义的扩张和发展才可以成为现实，因而其危机也才能克服，哪怕这种克服只是暂时的、片刻的。
列斐伏尔毫无争议地被称为西方当代马克思主义阵营空间政治思想的创始者，其空间生产理论也无可辩驳地成为西方当代马克思主义空间政治思想的源头。“勒菲弗坚持不懈地在理论与实践方面试图对马克思主义思想进行重新的语境化，而且正是在这样的重新语境化中，我们才可以发现对空间性进行唯物主义解读的许多直接根源，以及由此产生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和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许多直接的源头。”[2](P75)由于其创造性地提出了空间生产理论，用空间生产代替物质生产，极大地丰富和强化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空间一面，并最终形成一种空间批判理论的奠基性突破。
三、空间政治价值的集成性提升：哈维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理论
美国虽然缺乏建构社会理论的历史传统，却有着晚期资本主义最丰富鲜活的社会图景，以及对当今世界的整体影响力。两者的重合使之成为后现代性思想的集结地和大本营，就后现代性政治理论而言似乎更是如此。哈维(D. Harvey，1935- )在列斐伏尔之后发展出后现代性空间政治理论的新主题——一种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理论。其核心逻辑在于，只有引入空间维度才能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给予新的更准确的认知，从而也才能在终极意义上完成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改造和创新，赋予其新的不朽生命力。
首先，借助空间因素，赋予传统历史唯物主义新的改造纲领，成就了一种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理论。何以要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称谓中加上“地理”字眼呢？可以肯定的是这并不是文字游戏，而是要赋予历史唯物主义一种全新的价值内涵。这也正是哈维的突破之处，而且这种突破显然有别于局部的修补，而是整体的、纲领性的，本质上可谓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改造与重建。哈维本人则多次强调这样一种改造的必要性和意义。由于现代性背景下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时间主导性，哈维将突破口牢牢锁定为空间。从空间入手，建立一种全新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成为其首要目标。1984年哈维在《论地理学的历史和当前状况：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纲领》一文中，便开始着手探讨空间的使用价值属性，强调社会转型中的空间力量与价值；进而在《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意识与城市的体验》和《后现代的状况》等著作中不断反复地提倡“认真地对待时空问题，即地理学问题”，“一种唯物主义的时空关系理论承担着一种关键的政治和科学角色。”[13](P408)并将这一连贯的思路坚持到底，直到提出一个全新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理论。在这样的理论中，借助“地理”这个概念，哈维不仅将空间纳入历史唯物主义体系，而且强化了空间的价值。空间被称为一种被生产出来的社会制度。其最明显的创新之处在于：其一，通过强调空间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性，进行有效的融合，从而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空间缺陷进行了有效弥补。其二，作为探究问题的方法，历史地理唯物主义为新都市空间理论的提出奠定了基础。“将空间的生产与空间的布局整合为马克思主义理论阐述的核心中的一个积极因素。正是这一关键的理论创新才允许我从对历史的思考转移到了对历史地理学的思考。”[2](P101)
其次，以历史地理唯物主义为基础理论，进一步建构出的新都市空间理论。这是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理论在城市空间问题上的具体应用和展开。对于其具体内容，可以分为两个层次：其一，在整体上将空间与社会制度联系起来，强调“制度是或多或少地持续着被生产出来的空间”。[13](P407)以此来彰显空间的社会化、政治化功能及属性。一方面，空间实践本身就带有强烈的社会性和政治性功能。“空间和时间实践本身可以将自身显现为已实现了的神话，因而成了社会再生产的基本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改变社会的任何规划都必须把握住空间和时间概念及实践之转变的复杂棘手的问题。”[1](P272)另一方面，围绕空间的政治斗争又强化了空间的社会政治属性。空间争夺十分普遍和激烈，无论从宏观的国际政治对抗还是微观的企业行为，都离不开空间。“对市场、网络和空间的支配仍然是一个根本性的企业目标。”[1](P291)空间既是斗争的目标，也是斗争的场所和政治工具。“今天，阶级斗争比以往被更加铭刻在了空间之中。”“空间实践始终表现了某种阶级或者其他的社会内容，并且往往成为剧烈的社会斗争的焦点。”[1](P299)而当代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动力机制仍旧是资本积累，借助资本积累完成全球资本的空间扩张，实现新的空间剥削，因为资本的逻辑在本质上就是全球化的逻辑。其二，以城市为研究对象，明确城市化的新时空关系，强调城市规划与建设中社会关系的分层及正义分化。他先是在《社会正义与城市》中，将城市与生产方式联系在一起，强调城市化的过程及意义。其既是一个空间生产的过程也是一个时间积累的过程，强调城市的正义与城市的政治结构、空间布局有着内在的关联，从而将正义问题建立在非常具体的政治实践中，而非探讨那些抽象的原则。接着在《巴黎城记——现代性之都的诞生》一书中，又运用时空关系的坐标，指出了“阶级区隔”和“垂直隔离”的现实，强化了城市化与现代性的关系，提出了新空间关系与时间关系的内在联系，“阶级区隔”是空间的，“垂直隔离”是时间的。“社会阶级的区隔既以空间生态的方式存在，又以垂直隔离的方式表现。”[14](P44)最后在《资本的限度》中，直接延续马克思《资本论》的主题，提出当代空间构型是生产与资本的关系，这样的生产是通过资本积累、劳资斗争等实现的。阶级斗争成为空间争夺的一个具体实践。“跨越资本主义的唯一道路在于劳动阶级反对资本家阶级及其相关利益集团的阶级斗争，这种斗争贯穿于社会过程的全部环节。”[15](P124)“如果没有内在于地理扩展、空间重组和不平衡地理发展的多种可能性，资本主义很早以前就不能发挥其政治经济系统的功能了。”[16](P23)
最后，对空间政治价值的未来予以规划和设想，提出未来的空间乌托邦思想，以此预言社会发展的未来趋势。几乎所有的后现代性思想家都拒绝未来预设，但哈维是个例外。他不仅对未来社会给予预设，而且将预设的逻辑牢牢地建立在空间之上，或说将未来社会的希望建立在空间之上。在《希望的空间》和《资本的空间》中提出了辩证的空间乌托邦理想，将自己的空间政治化思想推向极点。在这样的空间乌托邦中，“空间形态控制着时间，一个想象的地理控制着社会变革和历史的可能性。”[16](P155)在未来社会中，空间和地理将全面地控制社会的一切建构和规划。
列斐伏尔之后，哈维通过强化空间完成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改造，并最终建立起自己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理论，并借助新都市空间理论，将空间政治化思想推向新的高度。
四、空间政治化链条的不断深化
在法国，列斐伏尔之后，波德里亚提出了“超空间”概念，用以标注晚期资本主义的空间意识，“后现代主义的‘超空间’乃是晚近最普及的一种空间转化的结果。至此，空间范畴终于能够成功地超越个人的能力”。[11](P62)在美国，詹姆逊提出了“断裂的帝国主义空间”，借此来表达深度和历史意识的消失，乃至最终时间的消失，“在后现代当中，无论如何时间都已变成了空间。”[17](P6-7)列斐伏尔的学生苏贾在《第三空间》中如此陈述：“不管在哪种形式的公共生活里，空间都是根本性的东西；不管在哪种形式的权力运作中，空间都是根本性的东西。”“空间性—历史性—社会性的这一三面的情愫，正在带来的不仅是我们对空间思考方式的深刻变化，同样也开始导向我们历史和社会研究方式的巨大修正。”[18](P191、3)所有这些表述都是对空间政治化思想的进一步延续，他们所承载的思想内核统统源于列斐伏尔和哈维。由此可以看出，西方当代马克思主义的空间政治化思想的重大影响力，它开启了空间政治化思想的跃升空间。
就最近几年研究的基本情形分析，空间政治化思想深化的链条基本上沿着两大方向延伸。其一，将空间政治与城市权利结合在一起，强调重构公共空间成为建构城市权利的时代焦点，将空间政治化的思想影响推广到群体和个体的价值及实现途径问题上。其二，在空间政治与城市化和全球化的结合问题上，也越来越多地吸引大家的目光，成为另一个新的关注焦点，在这里涉及空间政治化逻辑中国际政治空间的新区划以及区划的标准问题。因此，当我们今天对空间政治化问题予以关注时，也已经很难把它只是归结为某个热点，因为空间政治化思想已经扩展成一个如此宽阔的思想界面，正在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理论界和国际政治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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