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与时间和历史问题主导的现代性社会理论不同，后现代性社会理论更加关注空间和地理问题。从动态看，这是一个空间转向的渐进过程；就静态而论，这又是一个空间主导的结果呈现。以此为平台，依循空间的社会性—空间的政治性—空间的政治化的主导路径，列斐伏尔用空间生产理论，福柯用空间权力理论，哈维用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理论，集结辉映出当代空间性社会理论的核心三角图谱。
关 键 词：社会理论/空间转向/空间主导/社会空间/政治空间
从19世纪初开始到20世纪70年代，整个社会理论的主题几乎完全被现代性理论所主导，而现代性理论的核心属性之一就是时间主导性。利奥塔的“现代性就是现代的时间性”、奥斯本的“现代性是某种形式的历史时间”、鲍曼的“现代性就是时间历史开始的标志”等，都表明了这一点。明确时间与现代性的内在关系，强化时间对空间的优先性成为分析与阐释现代性理论的一个基本取向。从米德在《现在的哲学》中第一次表达出时间是社会理论的主题开始，几乎所有的社会理论都在宣扬一种时间主导的思想，而这种对时间主导性的强化最终演变为时间性—历史主义—历史决定论思想的全面主导，结果空间作为牺牲品被长期搁置甚至湮没。然而，20世纪80年代利奥塔的《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和哈贝马斯的《现代性对抗后现代性》的问世，标志着一个后现代性时代的到来。对于这样一个新的时代，或许因处于一种面对诸多问题的激烈争辩中而难以概括其全部特质，但仅就时间和空间的对位关系而言，却呈现出近乎一致的结论：空间逐渐取代时间成为日常生活和社会理论的焦点。“后现代思想的兴起，极大地推动着思想家们去重新思考空间在社会理论和建构日常生活过程中所起的作用。”[1](P56)
“英国在沉没，但伦敦还浮着。”这是当代典型的世界城市理论的响亮口号，其凸显的是拥有全球经济控制力的一种“去国家化”或“超国家化”的世界城市的价值，它们堪称世界体系的中心，而其背后的主导思想正是当代空间政治理论。催生这种空间政治理论的内在动力恰恰是空间转向。“历史意识受到了星际意识、地形学意识的压制。时间性移向了空间性。”[2](P440)伴随着这种“时间性移向了空间性”，“社会科学也集体地转向了地理学问题”，[3](P154)空间越来越成为当代日常生活和社会理论的重要支点，进而成为研究、认知当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维度。
所谓空间转向，表达的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即当代日常生活和社会理论关注的焦点逐渐由时间转向空间。就这种空间转向所呈现的基本主题来看，主要表现为：第一，确信空间与后现代性之间内在的、本质性的关联，即与现代性偏重时间不同，后现代性明显地更倾向于空间。“后现代主义是关于空间的，现代主义是关于时间的。”[4](P243)对于空间与后现代性之间的这样一种内在关联，福柯的总结可谓切中要害：“如果现代性总是被认为是一个由时间和历史问题主导的时代，那么也许现代性理想的持续衰落要求我们把进入后现代理解为向由空间和地理问题支配的时代转变。”[5](P392)在这里，“时间和历史问题主导”与“空间和地理问题支配”作为明显的两大类分，分别指向社会理论发展的两个不同阶段。第二，确信空间在日常生活和社会理论中的中心地位，即空间是无处不在的，在当代社会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以至于逐渐成为社会经济、政治运行的中心枢纽，主导着社会的各项设计和规划。“空间的概念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的一个核心维度，随着这种从时间向空间的转移，历史性断绝了与历史主义的一切关系，社会领域相应地向各种新的解释开放。”[6](P149)作为结果，空间转向引导出一种全新的以空间性为价值基准的认知判断体系。
导致这种空间转向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由外部环境与内在逻辑所决定的。就外部环境而言，这种空间转向是后现代性对抗现代性的必然结果。对后现代性思想家而言，第一位的任务和使命是对抗现代性。鉴于现代性理论建基于时间和历史之上的因由，要在整体上形成对现代性理论的颠覆与超越，必然要求在整体上形成转移或转向，于是便只能寻求时间和历史的对立面，而空间和地理则成为不二之选。这种貌似简单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使得后现代性思想家不得不选择站在空间和地理的根基上。后现代性思想家这样一种对空间性的选择与坚持，既与历史主义—历史决定论的时间本位理论难以继续有关：因为基于时间主导的历史决定论思想虽未完全过时，但已日趋衰落，面对这一基本事实，后现代性思想家们只能去寻求新的替代思想；又与后现代性理论拒绝对社会未来远景的认知与把握相关：在后现代性思想家看来，当代社会并不可能延续时间序列，进一步去追问后现代之后将是什么，因为这种追问的前提是时间主导性，而当代社会的发展已经基本脱离现代性主导的历史主义轨迹，驶入新的地理问题支配的景观布局和规划，这种景观社会的特质是与空间主导性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空间成为后现代性思想家对抗现代性的唯一突破口，后现代性思想家依凭空间，完成了对现代性思想的全面对抗甚至超越。这是一种基于时代整体环境的根本态度和倾向的转变，其所传递出的是一种时代精神的转变，所表达的是一种整体性的转向。
就内在逻辑而言，这种空间转向是当代社会核心特质外化的必然结果。唯有强化空间和地理，才能更贴近当代社会的核心特质，即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所呈现的碎片化与多元化的现实。与现代性理念主导下的秩序化与整体性社会不同，当代社会的发展在诸多裂变和流动性的主导下，日益呈现出碎片化与多元化的基本样态。当这种碎片化与多元化的社会形态成为主导性的社会常态时，理论家们的视野与思考模式也必然发生转变，其中核心的一个转变便是空间或空间性的再次显现和强化。这种碎片化与多元化状态，既是对时间和历史主导的现代性所追求的宏观整体统一性的反对，本质上又是空间多样化、差异化、复杂化的直接体现。当代社会也恰恰在这样的“一反一正”中强化了空间本位意识，从而真正体现出当代空间性社会理论的现实根基：如果没有碎片化与多元的社会现实，便很难想象这样的空间转向能出现，即使出现恐怕也很难持久。但是，当代社会的碎片化与多元化的基本事实，不仅在事实层面上契合了空间转向的内在要求，而且又进一步推动了空间主导的确立。这是一种由当代社会实际形态所主导的转向，有着非常坚实的社会基础。
因此，离开空间这一关键因素，我们既难以解释当代的日常生活，也难以阐述后现代性的整体社会理论。“我们分析的这一轨迹暗示了后现代主义现象的最终的、最一般的特征，那就是，仿佛把一切都空间化了，把思维、存在的经验和文化的产品都空间化了。”[7](P293)在这里，“一切都空间化了”似乎成为一个基本标志或符号，标注出后现代性社会的核心特质，进而唤起了思想家们对于空间的极大关注与深入思考。这种对空间重要性的重新思考和发掘，成就了当代空间性社会理论的诸多创建。列斐伏尔(H.Lerebvre，又译勒菲弗)、福柯(M.Foucault)和哈维(D.Harvey)堪称其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列斐伏尔在空间转向与主导的基础上创立了空间生产理论，其中心思想是空间生产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的基本标志。福柯在空间转向与主导的基础上创立了空间权力理论，其中心思想是空间已经成为当今社会政治权力的核心领域。哈维更是将空间作为其思想的突破口，创立了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理论，其核心逻辑在于，只有引入空间维度才能对当代资本主义予以全新的认知，才能对国际社会的矛盾争斗和城市生活的复杂格局予以合理的阐释。尽管他们彼此间也存在思想差异，但其共同致力于空间转向与主导的努力却“震撼了以往20年依然处于霸权地位的历史决定论，启动了后现代地理学的发展”，[8](P24)为当代社会理论带来了一种全新的气象与面貌。所有这些基于空间重要性的思考和发掘，如同打开了一扇门，借此进入了一个空间的新纪元。在这里，社会问题、政治问题、经济问题等都借着空间缠绕在一起，空间不再只是空间本身的问题，而是成为一个空间结构的大平台，容纳了当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及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把空间作为空间结构的表达来分析，就要考虑经济因素、政治因素和意识形态系统，它们的联系，以及由它们所生产的社会实践对其所产生的塑造作用。实际上，我们可以概括由空间生产的经济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系统解读空间。”[9](P143)
“自然空间已经无可挽回地消逝了。”列斐伏尔的这句经典概括在宣告自然空间消逝的同时，也拉开了社会空间发掘的大幕，因为对空间的社会性认知几乎就是当代空间性社会理论的基石，而“无可挽回”却导出了这个过程中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基础。事实上，离开空间的社会性平台，当代空间性社会理论的根基就被挖空了。在这里，凸显的不单是自然空间向社会空间的转变，更重要的是对空间社会性内涵的深度发掘。
何谓空间的社会性或社会空间？空间的社会性，是直接针对空间的自然性或者自然空间而言的，主要是指空间在原有的纯粹自然属性存在的基础上，在当代被赋予了更多的社会含义和属性，成为真正的社会性的存在或具有社会意义的存在。换言之，即一切空间都具有社会性，都是社会空间。在这里，首先需要明确一点，即空间的社会性并没有架空和否定空间的自然属性，空间的自然属性不仅仍然存在，而且仍旧构成空间社会性的基础。所不同的只是在此强烈表达出这样的观念：在当代社会，离开空间的社会性，不仅难以确定空间的基本属性，而且难以认知当代社会空间性的内在特质。人类围绕对空间的认知，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时期：神秘空间—神圣空间—自然空间—社会空间。这个过程传递出两个基本信息：其一，人类对空间属性的认知是在不断深化和升华的；其二，在当代社会之前，人类对空间属性的认知基本上停留在自然空间层面，对空间社会性的认知只是局部的、零星的，这种状况只是在当代才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社会空间或空间的社会性成为后现代思想家认知空间属性的基本前提。也就是说，空间的社会性意识是后现代思想家的专利，空间的社会性存在是当代社会的一种基本属性与形态。
当代空间性社会理论，不仅对空间社会性的认知达成了共识，而且将空间社会性的发掘建立在“关系”基础上，即关系成为表达空间社会性的一个基本维度。只要涉及社会性，总离不开关系，而关系性几乎就是社会性的一种本质显现；空间即关系，空间的社会性在某种程度上演变为空间的关系性，即空间因为人的关系性本质和存在而显示出真正的社会性。因此，对空间所承载的特定关系的发掘成为后现代性社会理论的重要特征：列斐伏尔关注的是社会关系，福柯关注的是权力关系，哈维聚焦的是制度关系。
社会关系是列斐伏尔揭示空间社会性的重要切入口，空间与社会关系之间的关系成为他关注的主要问题。针对空间的存在及属性，列斐伏尔通过强调其从自然产物到社会产物的转化，最终揭示的是空间中人的特定社会关系及其属性。“空间是社会产物”，[10](P45)这是列斐伏尔的基本命题，也构成其重要的理论突破。正是借助这个基本命题，列斐伏尔才将对空间的社会性认知建基于社会关系之上。具体可以区分为三个层次：其一，借强化空间是社会的产物、是某种社会产品来标识和强化空间的社会性。“空间在其本身也许是原始赐予的，但空间的组织和意义却是社会变化、社会转型和社会经验的产物。”[11](P121)这是最基本的层次。其二，借空间生产的社会性来强化空间的社会性。通过用“空间的生产”(production of space)代替“空间中的生产”(production in space)，列斐伏尔不仅重新定位了空间，而且将空间生产视为当代社会的核心属性之一，直接表明空间的社会性特质。空间不是被摆置在那里的或静止存在的，而是不断地被生产出来的，“被生产”或“被生产出来”才是问题的关键。换言之，当代社会的生产不再只是物质商品的生产，本质上表现为空间生产，伴随空间被生产出来，社会生产演变为一种空间生产。其三，借空间的社会关系承载场来强化空间的社会性。由于空间是社会的产物，空间生产已经成为当今社会的重要特征，因此，空间的生产本质上是社会关系的生产。空间的生产本身就是某种意义上的生产关系的生产，而生产关系中当然体现着社会关系的基本内容，于是，空间成为社会关系弥漫的场所。空间作为一种新的现实基础，不断生产出全新的社会关系，从而使社会空间的内涵得以更新。在这里，空间跃升为一种新的社会关系载体，成为一种新的社会现实，在其中真正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形形色色的社会关系。“空间里到处弥漫着社会关系，它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也生产社会关系和被社会关系所生产。”[12](P48)
权力关系是福柯揭示空间社会性的切入点，其基本逻辑在于通过政治、权力与空间的结合，最终将人的历史诠释为空间的历史、权力的历史。在社会空间中，人们通过对权力的态度及行为来体现和印证他们的关系特征。这种关系特征，既是存在于我们身体之中的，身体即权力，特定的身体意味着特定的权力；又充斥于社会关系之中，权力成为最基本的元素或细胞。于是，空间和社会关系不再只是一种空泛的甚至抽象的存在物，而是借助权力成为一种实实在在的、可以触摸的存在，并且呈现于每个人实际生活中。具体而言表现为三个层次的递进：其一，通过将空间具象到权力的拥有者即人本身，强化空间权力源头的社会性，即从身体到活动皆在特定空间中表现出社会性的内容。“必须实现一种真正的权力归并，即权力必须达到人的身体、举动、态度和日常行为。”[13](P441)在这里，“归并”成为表达福柯空间权力思想内涵的基本概念，将权力归并到人的一切，从身体到行为。“身体……直接牵涉到一种政治领域：权力关系对它拥有一种直接的控制……身体充满了权力关系和经济关系，这主要被视为是一种生产力。”[14](P99)因此，强调研究身体不仅成为福柯的理论突破所在，而且福柯认定这种研究会发展成为一种新技术并服务于政治统治。[15](P321)其二，权力与人密不可分，人生活在各种各样的权力联系中，人与人结成的关系网络成为权力相互交织和作用的链条。这种思想最初在《主体与权力》中提出，依据“主体即权力，人即权力”，福柯提出人被置入权力联系的思想，强化了权力对人的制约。“人这一主体在被置入生产联系和意义联系的同时，他也会同样地被置入非常复杂的权力联系。”[16](P281)“个体就是力量的结果……身体是展示力量的平台……人类的关系都是某种程度上的力量关系。”[17](P90-91)“力量关系就是人与人的关系，体现在一个人试图控制他人的过程中。”[18](P81)后来在《规训与惩罚》中，福柯又对所谓以说“不”为标志的传统权力提出了质疑，强调权力是一种生产性网络的新认知，借此将权力与人紧密结合。“应该视权力为渗透于整个社会肌体的生产性网络，而不是将它看做一个仅仅行使压制职能的否定性机构。”[19](P436)在这里，福柯由人存在的单面性深入到空间的网络性，使空间的社会性得到全面拓展：从“机构”这样的点扩展到“关系”，再扩展到“网络”这样的面，不仅空间权力的外延被大大扩展，而且其内涵也得到深化，因为“机构”这样的点所强化的是“否定性”，而“关系”和“网络”这样的面突出的是“生产性”。从原有的“否定性机构”到当代的“生产性网络”，权力的性质虽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但的确出现了新的生成机制。“纪律创造了既是建筑学上的，又具有实用功能的等级空间体系。”[20](P167)其三，权力关系就是力量关系，这种力量关系是通过斗争及策略来实现和改变的。“力量关系包括了一种不同力量甚至对立力量之间的斗争，进而包括为实现这种斗争而采取的策略。”[21](P80)在《性经验史》中，福柯进一步将权力解释为力量关系：“我们必须首先把权力理解为多种多样的力量关系，它们内在于自己运作的领域之中，构成了自身的组织。它们之间永不停止的相互斗争和冲撞改变了它们，增加了它们，颠覆了它们。这些力量关系相互扶持，塑形成链条或系统，或者相反，形成了相互隔离的差距和矛盾。”[22](P60)可以说，借助权力关系，福柯对空间社会性的发掘更多地指向了微观层面。
制度关系成为哈维发掘空间社会性的首要切入。空间、地理发展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成为这种发掘的主导思路。首先，哈维在整体上将空间与社会制度联系起来，强调“制度是或多或少地持续被生产出来的空间”。[23](P407)这种制度不是抽象的，而是通过对空间关系的设计、控制实现的，于是，社会制度的问题演变为空间设计与控制的问题；而在对空间的设计、管理、控制中，时时处处体现出社会正义、价值等问题，所以空间本身就被赋予了更多的社会和政治内涵。其次，哈维借助对空间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分析，透视了资本主义特有的生产关系，提出了空间被制造和创造的思想，以此来彰显空间的社会功能及属性。“空间关系的创造与再创造是资本主义最具标志性的成就之一。”[24](P189)“新的空间和空间关系正在不断地被创造出来。全新的交换，沟通网络，盲目扩张的城市，占用大片土地的景观正在被制造出来。”[25](P143)这种空间的生产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特有属性，是资本主义制度自身发展的必要过程与结果。如果离开了空间生产，资本主义自身的发展就会陷于停滞甚至危机。“地理差异的人类景观创造了社会关系和生产系统、日常生活方式、技术和各种关系。”[26](P147)“它们或者是技术的，或者是空间的，或者创造发明一种新技术和生产线，或者扩张地理，发现一个新的市场。”[27](P158)“通常意义上的空间生产和特别意义下的城市化在资本主义社会变成巨大的商业。”[28](P166)在《资本的限度》中，哈维甚至提出立足空间生产发展资本主义的政治策略，把空间生产视为解决资本主义危机的一种出路。“生产关系的再生产，生产资料的再生产，所有这一切都依赖于空间的发展……我们无法计算其代价，但我们的确知道其手段：占有空间，并生产出一种空间。”[29](P139)再次，哈维以城市为研究对象，强调城市化呈现的新时空关系，揭示了城市规划与建设中阶级关系的分层及正义分化。在《社会正义与城市》中，他将城市与生产方式联系在一起，强调城市化的过程及意义：城市化既是一个空间生产的过程，也是一个时间积累的过程；城市化必然会带来社会制度层面的变化，进而带来制度关系的转变。因此，从表面上看，似乎社会正义与大城市是相距甚远的问题，但在哈维这里却被紧密地联结起来。在制度关系中所体现出的社会阶级或阶层的分化以及社会正义等问题都与空间有着内在的关联。可以说，借助制度关系，哈维将空间社会性的发掘更多地指向了宏观层面。
在空间社会性的平台上进一步揭示空间的政治性，是当代空间性社会理论的核心所在。这种揭示首先是通过强化空间和政治的内在关联实现的，即空间和政治的不可分割已经渗透于社会的方方面面，并借此表达出空间无所不在的政治感和政治性。或者空间被政治化，或者政治被空间化，结果都一样，空间和政治融合在一起难以分割。在空间中，政治是无处不在的；在政治中，空间也是无处不在的。“我们社会面临着政治空间的激增，这种激增根本上是全新且不同的，它要求我们放弃那种政治建构只有唯一一个建构空间的理念。”[30](P23)在这里，空间政治或政治空间成为社会常态。
所谓空间的政治性或政治属性，可以概括为两个基本点：(1)空间不是游离于政治之外的存在，而是具有政治性的存在，这是就空间本身的政治属性而言的；(2)所有空间实践皆是具有政治属性的基础性活动，它们时而是政治活动的目的，时而又是政治活动的手段，这是就空间实践的具体形态而言的。
在对空间政治性的发掘中，最具影响力的应该首推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和《空间与政治》等重要著作中，列斐伏尔围绕空间和政治的关系进行了创新性的研究和分析，其聚焦的中心问题是空间的政治性及其策略，其基本结论是空间是政治性的存在，或空间是具有政治属性的社会存在。空间不只是摆放在那里的，而是被生产出来的、具有政治属性的社会存在，从物质生产到空间生产的升级转换意味着空间价值特别是政治价值的再提升，空间并不是某种与意识形态和政治保持着遥远距离的科学对象，相反，它永远是政治性的和策略性的。“空间是政治性的、意识形态性的。它是一种完全充斥着意识形态的表现。”[31](P46)很明显，在列斐伏尔看来，空间的这种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不是空泛的、口号式的，而是非常具体地体现在特定的社会活动中。“阶级斗争不断被刻入空间”、“空间使经济融入政治”[32](P55)等表述都充分表明了空间的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作为一种政治实践，空间的政治性又特别体现在基于空间的城市规划中，在这里，空间的政治性与城市化内在地连接起来。列斐伏尔充分发掘空间的政治性，在对抗现代性理论忽视甚至贬低空间的基础上，将空间的政治价值强化并不断升华，强调这样的强化与升华并非人为操控的结果，而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由空间中的生产转变为空间的生产，乃是源于生产力自身的成长，以及知识在物质生产中的直接介入。这种知识最终会成为有关空间的知识，成为空间之整体性的资讯。”[33](P47)可以说，城市化本身就是在特定的社会政治背景下进行空间生产的过程，空间生产越来越丧失其客观中立性，成为拥有资本和权力的利益集团实现自己意识形态的主要工具。
福柯对空间政治性的发掘则是借助空间、政治与权力的不可分割来展开的。空间的政治性就是空间的权力性。他强调权力就是空间、空间就是政治活动的舞台，以此来表达空间的政治性。因为在一切社会形态中，权力都是政治的中心性内容与主题，而权力的运作都是借助空间来实现的。“一部完全的历史仍有待撰写成空间的历史——它同时也是权力的历史——它包括从地缘政治学的重大策略到房屋、机构建筑学的小战术，以及在各种政治和经济配置起来的从教室到医院的组织化的各种内容。”[34](P39)空间是任何权力运作的基础，政治权力和空间互相建构。借助权力，福柯将空间与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一方面，空间本身表征着权力，空间权力甚至是最重要的、最具影响力的权力，没有空间意味着没有权力，空间的丧失意味着权力的丧失；另一方面，权力又是政治活动的核心内容，几乎所有的政治活动都是围绕着权力展开的、实施的：“政治的策略，就是一种基于力量关系的总体的策略……力量并不产生于自身或内部，而是一种关系的产物，以一种互为因果的循环的方式存在。”[35](P1-2)空间、政治与权力的相互结合通过城市空间发挥作用并得以实现，进而成为现代政治研究的核心问题。从当代社会中各种各样的充斥着权力的局部微观空间入手，福柯将研究的重心聚焦于各个微观的场景，如监狱、学校、医院、公园、图书馆、公墓等场所。“政府的主要问题，就是用规训结构空间……一个城市，就是一个设计的空间”，[36](P20-21)它们堪称权力的中心。由此，当代社会中的新型权力关系不再是存在于所谓最高的中心点，而是存在于各种社会场中，这些密密麻麻的“社会场”其实就是各种各样的权力网络。就基本特征而言，在后现代社会中，权力不再是获得的、取得的，而是在互动关系中发生的，是内在于各种社会关系的，既不是来自上层也不是来自中心，而是来自下层和基层机构，其中空间又是权力、知识等话语转换成实际权力关系的关键。
在当代社会，权力如何充斥于各种各样的微观空间中，这是福柯研究空间政治、阐释空间政治性的主旨所在。“政治的策略总体上就是力量的策略。权力本质上就是控制，一种对自然、本能、个体、阶级的控制。”[37](P15)“政治就是斗争，用另外的话说就是战争，一种战争的批准和再制造。”[38](P66)这种斗争的力量源自关系，“斗争是基本的主导的关系”。[39](P2)微观的权力借助微观的空间主导着当代社会的政治运作与实践，对福柯而言，这才是真正的空间解放。伴随空间的解放而来的是权力的分散化结局：空间越分散，关系越重要。在某种程度上，空间权力演变为空间关系权力：关系处置得好，权力运作系统就健康健全，可以正常地发挥功效；关系处置得不好，权力运作系统就失常，难以正常地发挥功效，甚至会陷于瘫痪状态。
与福柯不同，哈维对空间政治性的发掘总体上是偏向宏观的，即更加关注资本市场和城市空间。“新自由化的整体过程借助不平衡的地理发展这个机制得到巨大的推动和驱使”[40](P87)、“不平衡的地理发展成为多样化、创新和竞争的某种结果”[41](P115)等都表明空间对政治的内在控制。在哈维看来，空间的政治性是与空间的资本渗透性、城市权利与正义等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从社会实践角度切入空间认知，使空间的政治性本质得以显明：城市权利、社会正义统统与空间密切相关。在当代社会，阶级关系仍旧是理解城市权利、社会正义问题的基础，而资本主导下的社会关系与空间生产下的社会关系真正合二为一，则凸显了空间政治性的核心。“空间与时间实践在社会事务中从来都不是中立的。它们始终都是某种阶级的或者其他的社会内容，并且往往成为激烈的社会斗争的焦点。”[42](P299)“空间和时间实践本身可以将自身显现为已实现了的神话，因而成了社会再生产的基本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改变社会的任何规划都必须把握住空间和时间概念及实践之转变的复杂棘手的问题。”[43](P272-274)社会正义与城市的政治结构密切相关，而城市的政治结构又与城市的空间规划直接对应。哈维在《社会正义与城市》中系统阐述了公正的规划和政策的实行必须面对社会经济政治的重大问题，强调了城市规划布局与社会正义之间的关系，使得对空间的管理如何体现社会正义有了新的阐释角度。在《资本的限度》中，就空间与资本的关系、资本对空间的拓展性成为资本主义必然的支撑，哈维直接延续了马克思《资本论》的主题，强调当代空间构型中生产与资本的关系，认为这样的生产是通过资本积累、劳资斗争等实现的，从而进一步拓展了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理论。资本主义的空间活动是一个富有多样性和差异性的系统，既是经济的又是社会的、政治的。“地理扩张、空间控制、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的维持是必需的。”[44](P95)“资本主义不平衡地理发展的动力学与世界舞台上的资本发展的时空呈现在本质上是强大的……城市化运动的变化表明了这个过程。”[45](P338)在《希望的空间》中，他将资本主义发展的未来建构在空间之上，并借此来强调空间对整个资本主义的重大价值。“如果没有内在与地理扩展、空间重组和不平衡地理发展的多种可能性，资本主义很早以前就不能发挥其政治经济系统的功能了。”[46](P23)
空间的政治性主导决定了对空间必须进行系统性的管理和控制，以达到特定的政治目的，这就是空间的政治化策略和应用性技术。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其一，针对空间的基本政治实践，主要分解为空间管理和空间控制两大策略；其二，以此为基础又相应地延伸出一整套具体化的、可操作的手段性措施，包括空间控制—空间隔离—空间分割—空间等级化等。总体而言，针对空间管理和空间控制两大策略及措施的表述，在列斐伏尔、福柯和哈维那里呈现出基本相近或相似的内容。
在列斐伏尔看来，空间政治化策略与操作更多地呈现为空间规划与管理。他将空间政治化视为一种社会运行的基本策略，主旨就是对空间进行控制、规划与管理，最终将空间规划视作当代社会的核心要素。“需要有一项战略，这就是被政治化的空间。”[47](P50)他甚至将这样的空间政治策略升华为一种“空间的政治学”，以此来确立其核心地位：“在现代社会里，空间在建立某种总体、某种逻辑、某种系统的过程中可能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起着决定性的作用。”[48](P23-24)作为引申，资本主义这种空间生产的转向，导致当代社会规划的重心只能向空间转移，社会规划本质上成为一种空间的规划。“这种转变导致了一个重要的结果：现代经济的规划倾向于空间的规划。都市建设计划和地域性管理只是这种空间规划的要素。”[49](P47)进而言之，空间规划的具体化便是空间战略的贯彻执行问题，一种基于空间的政治性操作，即空间规划与管理。具体而言涉及两项内容：都市建设计划和地域性管理。就前者而言，都市建设计划本质上就是一种基于空间管理的系统设计和工程，从最简单的中心区和非中心区设计到复杂的功能区划，都离不开空间设计和管理；就后者而言，地域性管理就是针对不同空间的设计和管理，不同的地域就是不同的空间、不同的边缘空间。列斐伏尔还提出了空间隔离的思想，以更好地解释这种空间政治化策略：“人们被分散了，特别是工人，被驱离了都市的中心。在都市的这一扩张中占主导的，是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隔离行动。”[50](P129-130)
空间政治化策略与运作，在福柯看来，更多地呈现为空间控制与规训，社会微观权力的规训技术就是通过对空间的隔离、分类、划等而实现的。“规训是处于中心的，借助规训强化、隔离和关闭空间，所有这些都是对空间的一种归置。”[51](P44)当代社会是一个空间化的社会，是一个个规训性空间并置的社会，是通过空间来组织和管理的社会，而空间政治化就是对空间进行一系列的控制与使用，诸如分割、归类、等级化、政治化、精细化等。将权力技术和空间控制提升为社会运行的基本策略，强化了空间的社会和政治职能。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场景中，鉴于空间无处不在的权力化特质，对空间的管理和控制成为新的课题。福柯总结出了四种控制支配的基本技术，即生产技术、符号技术、权力技术和自我技术，而它们无一例外地都依附于空间。就具体手段而论就是边缘化空间措施：借助空间普遍化的隔离使得民众在空间中被重新安排，借助中心空间和边缘空间的区隔强化空间管制。
空间政治化策略与技术，在哈维看来，更多地呈现为空间管理与隔离。他以城市为研究对象，关注城市化的新时空关系，特别强调城市规划与建设中对空间的管理与隔离。在《巴黎城记——现代性之都的诞生》中，哈维运用时空关系的坐标，提出了“阶级区隔”和“垂直隔离”的概念，强化了城市化与现代性的关系，对空间关系与时间关系作出了新的解释，强调“阶级区隔”是空间的，而“垂直隔离”是时间的。“社会阶级的区隔既以空间生态的方式存在，又以垂直隔离的方式表现。”[52](P44)
空间的未来价值及走向如何，这是当代空间性社会理论家非常关注的问题。一方面，哈维视空间生产为解决资本主义矛盾与危机的重要手段，以此提升空间生产的社会作用；另一方面，哈维对空间价值的未来进行了大胆设想，提出了辩证的空间乌托邦思想，以此预言社会发展的未来。“空间形态控制着时间，一个想象的地理控制着社会变革和历史的可能性。”[53](P155)到那时，空间似乎不只是主导，或许将成为社会的真正主宰。更为关键的是，发出这种声音者不止哈维一个。在美国，与哈维同时，詹姆逊在《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中，提出了“断裂的帝国主义空间”的论断，揭示了后现代文化的基本特征：空间主宰下的深度消失，历史意识消失，甚至时间消失。在法国，继福柯之后，波德里亚用后现代主义的“超空间”概念，标注晚期资本主义崭新的全球性空间。所有这些都表明，当代空间性社会理论的影响几乎无所不在。正如列斐伏尔的学生苏贾在《第三空间》中所言：“空间性—历史性—社会性的这一三面的情愫，正在带来的不仅是我们对空间思考方式的深刻变化，同样也开始导向我们历史和社会研究方式的巨大修正。”[54](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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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贵楼，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思政教研部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