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近年来，东亚安全成为热点问题。相关东盟国家的国内政治出现重大变化；地区安全的参与力量、治理架构、规范与议程多元化；南海问题持续发酵，叙事升级，加剧地区紧张。本文以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视角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审视和剖析。现代性是西方启蒙运动后出现的社会秩序，以理性和普遍性为核心。后现代性以反权威、反正统、去中心为灵魂，以不确定性、否定性、多元性、非连续性为特征，是对现代性思维的质疑和颠覆。论文指出，东亚安全热度上升主要来自地区秩序的不确定性，尤其是塑造秩序的理念不确定，基于现代思维的主导权之争与后现代去中心进程并存；在安全规范和议程上，地方知识获得更多的本土自觉，主权安全和发展安全并重，协商治理成为可行的规范；南海问题基于实在的领土争议，但又是话语建构的安全热点，服从于霸权护持的目的。面对长期化和不断复杂化的东亚安全局势，论文提出，应参照后现代性的“他者”思维，建设具有包容性和普遍代表性的地区规范和价值体系。
关 键 词：东亚 安全 南海 现代性 后现代性
近年来，东亚安全问题持续升温，国家和地区层面上都出现了变局与困局，复杂性特征突出。在国家层面，几个东南亚国家的国内政治已经或正在发生重要变化，2015年缅甸民主选举中民盟获得压倒性胜利，成为中南半岛政局变化的标志性事件。在地区层面，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地区安全规范出现多元化趋势；东亚政治安全合作渐渐提上日程，制度建设出现缓慢进展，非传统安全合作受到各方重视。南海问题成为东亚安全的热点和突出问题。2010年美国公开介入南海问题，高调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中美竞争公开化、常态化；南海成为美国加强亚太安全同盟体系的抓手，也成为有关国家平衡中国日益上升的实力和影响力的杠杆；从飞越和航行自由到国际仲裁，从填海造岛到军事化，真命题和伪命题争议不断；南海问题直接影响东盟内部团结，干扰东亚合作进程，但是彻底解决遥遥无期。
如何透过纷乱复杂的现状去探究东亚安全的本质和核心问题？能否超越形势分析与政策解读去捕捉更深层次、更具有普遍意义的逻辑与规律？如果当前没有走出困局、应对变局的合理有效途径和措施，那么是否可以在更广阔的时空图谱中找到和审视当前的坐标，预测未来的发展趋势？
只有理解东亚安全背后的根本逻辑，才能从长远角度把握地区安全架构、规范与议程的发展趋势，制定符合历史潮流的战略与议程，化解困局，应对变局。本文拟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理论视角对东亚安全和南海问题进行观察和分析。论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跟踪梳理了东亚近年来重大的国内政治安全和地区安全变化，以及南海问题的发展。第二部分提出分析框架，阐述了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产生背景，两种逻辑与思潮的冲撞，以及东亚情境中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特征与思维。第三部分以前文的经验与理论为基础，提出东亚安全热度上升主要来自秩序的不确定性，尤其是塑造秩序的理念不确定，主导权之争与去中心进程并存；在安全规范和议程上，地方知识获得更多的本土自觉，主权安全和发展安全并重；南海问题基于实在的领土争议，但也是霸权维护和话语建构。最后一部分对全文进行了总结，指出东亚安全的复杂性将长期持续存在，并提出应参照后现代性的“他者”思维，建设具有包容性和普遍代表性的地区规范和价值体系。
一、东亚安全的变局与困局
近年来，东亚安全的总体态势可以用变局和困局两个关键词来概括。在国内层面，几个东南亚国家的国内政治出现重大变化，政治安全成为对外政策的重要变量。在地区层面，既有变局也有困局。变局是地区安全从力量、架构、规范到议程的多元化，困局集中体现为南海问题。南海争议在一定程度上绑架了一些国家的对外政策，对地区合作进程构成了阻碍和掣肘，在可预见的未来难以得到彻底解决。
(一)国内政治变局与缅甸大选
在国内层面，近期最大的政治安全变局出现在缅甸。2015年底的缅甸议会选举结束了由“军人直接执政或扶持巩发党执政”的军政府长达53年的执政权，昂山素季领导的缅甸全国民主联盟(以下简称民盟)获得压倒性胜利。①民盟胜选在意料之中，但是一边倒式的压倒性胜利是各方没有预料到的，这表明缅甸的国内政治生态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程度之深、覆盖面之广超出了国际社会的预期和想象。
2015年缅甸大选结果主要是四种力量推动产生的，即政治改革、民心思变、社会变化和西方施压。首先，自2011年以来缅甸政治改革顺利推进。军人政权转化而来的吴登盛政府与主要反对党民盟的关系从对抗转向和解，推进了在政党活动、公民权利和新闻自由等多个领域的改革，有效避免了社会动荡。②第二，民众对军政府和军人扶持政权长期执政的不满情绪经年累积，产生了“换党换人”的心理。③第三，公民社会日渐壮大。尽管缅甸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社会结构和政党成熟度都没有发展到政治转型的临界点，④但是民主政治文化通过媒体、社交网络和非政府组织得到广泛传播，理念和规则得到广大民众认可和遵守；大选程序和结果得到国际社会认可，顺利实现权力交接。第四，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对缅甸当局施加强大压力，向缅社会各界输送民主理念和原则，并培养大众的选举参与和监督能力。⑤通过这次大选的过程和结果可以看出，缅甸社会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如果说，苏联解体是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苏联政治精英的观念变化和“新思维”推动的；⑥那么缅甸政局变化则具有更加广泛的社会基础，社会和民众的观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此外，中南半岛和湄公河流域的其他国家在国内政治层面也都在经历着不同程度的变化。泰国政治自2006年他信被迫解散众议院以来持续动荡，军事政变、司法干政、结构暴动不断，陷入民主困局，政治和解难以实现。⑦越南、老挝和柬埔寨将在2016-2018年期间进行选举，面临领导人更替。越南近年来意识形态领域发生深刻变化，越共六大后实行选举革新，政治体制改革进入深水期，党政领导权力分散，越共高层在一些政策问题上立场摇摆不定，在政治改革方向问题上出现分歧。2013年柬埔寨举行国会选举，洪森领导的执政党人民党仅以微弱优势获胜，推崇西式民主、自由、人权的救国党迅速崛起，人民党的独大局面已经改变；2016-2018年，柬埔寨将分别举行县、省、国家三级议会选举，反对党挑战较为严峻，非政府组织成为影响柬埔寨政治与社会的重要力量。⑧伴随领导人更替，越老柬国内政局必然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也将对次地区和地区政治生态产生重要影响。
(二)地区安全变局与安全多元化
地区层面的安全变局可以概括为多元化，体现在安全威胁多元、行为体多元、架构多元、规范多元和议程多元。
安全威胁的多元化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在东亚地区非传统安全威胁成为各国需要共同面对的最大威胁，自然和人为灾害、经济和金融危机、恐怖主义、流行病、跨国犯罪等等给各国造成巨大人员和财产损失，直接威胁到民众福祉，成为地区合作的重要驱动力，东亚地区一体化就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直接驱动的，2004年印度洋海啸、2008年中国汶川地震、2011年日本东部大地震等都直接推动建立了地区合作和灾害管理在地区安全合作中的优先地位。⑨
行为体多元包括两个层次，一是越来越多的国家行为体和国际机制以不同方式进入东亚安全领域，以不同的渠道或形式参与或影响地区安全进程，东盟于2015年底建成共同体，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二是跨国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在安全层面的影响日益扩大，比如西方扶植的大量非政府组织在湄公河领域推进的生态环境安全活动和民权活动等，已经从低级政治外溢到高级政治，对国家和次地区政治走向构成了重大影响。
架构多元是指东亚地区安全架构和安全合作进程出现多元化趋势，除了美国主导的安全同盟体系以外，还有东盟主导的东盟防长扩大会议，以东盟为中心的东亚峰会和东盟地区论坛，以及论坛性质的香格里拉对话会和香山论坛等等。2015年11月，第三届东盟防长扩大会议(ADMM+)没有能够发表联合宣言。⑩虽然合作受阻，但也从另一方面说明各方都将之视为重要平台，都在竞相施加影响力。
东亚地区安全合作规范也呈多元化趋势，目前主要包括三大规范。一是美国主导的安全同盟规范，二是东盟主张的政治安全共同体和合作安全规范，(11)三是中国提出的命运共同体与亚洲安全观。这些规范代表了不同的价值理念和利益，共同作用于地区秩序的演进，既有合作也有竞争。
在安全议程方面，大国竞争与领土主权争端虽然近年来成为安全热点，但是地区安全合作的务实性仍然很强。东盟强调综合安全，即不仅要应对传统安全威胁，更要应对制约发展的各种非传统安全威胁。南海虽然是地区安全的热点议程，但各方关注的焦点有所不同，规则制度建设和海上非传统安全合作是东盟的关注重点。(12)
(三)地区安全困局与南海问题
东亚地区安全困局集中体现在南海问题上。2010年美国在东盟地区论坛上公开挑起南海问题；2012年7月东盟外长会议上，因为南海问题导致东盟成立45年来首次没能发表外长会议《主席声明》；2015年11月，东盟防长扩大会议因为南海问题未能发表联合宣言。南海问题原本可以控制为几个国家之间的岛礁及其附属水域的主权和权利归属问题，但在国际政治大格局演变的背景下被地区化和国际化，陷入了阻碍合作、破坏地区合作文化，而又难以解决的困局。
南海争议的地区化和国际化是三个话语议程建构的，即国际法与国际仲裁、航行与飞越自由，以及岛礁建设与军事化。就国际法而言，各方均认同以“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CLOS 1982)在内的国际法”作为解决南海争议的普遍原则，(13)但是对于主权和权利归属等具体问题是否可以通过国际法和国际仲裁解决持有异议，“国际法和国际冲裁”之争被高度政治化和国际化。以2010年希拉里·克林顿在东盟地区论坛上公开发表南海问题的讲话为标志，南海问题成为美国转向亚太和再平衡的抓手，甚至主导了美国在东南亚的外交。美国开始“干预”南海问题，并事实上“选边站队”，不断强调领土要求不能基于模糊的历史权利，而必须建立在国际法基础上，声称南海问题的国际仲裁具有法律效力。(14)然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不管陆地，只管海洋，海上岛礁的主权归属问题不是其主题事项；且《公约》确认“历史公约性所有权”为划界原则中的合法要素。(15)
自2009年起，南海航行与飞越自由成为“问题”。当时美国提出，其“无暇”号海监船在南海国际水域受到了中国渔船的“骚扰”，航行自由受到了干扰。2010年以后，美国对南海自由航行的担忧加剧，将海上监测活动受限的问题夸大为海洋准入和公海航行自由问题。中国认为，自己对南海“九段线”内水域主张的是非排他的“历史性权利”，而不是排他的主权权利，不影响外国船舶和飞机按照国际法通过南海国际航道的航行、飞行自由和安全。美国的扩大化解释实际上是以维护“无害通过权”和“航行和飞越自由”为名，保护其在南海执行侦察行动的能力，维护自己的海上霸权。中国、马来西亚、印尼和印度等国都对美国的解释持反对态度。(16)
2015年以来，岛礁建设和军事化成为南海问题的主题词。美国政策界和学界认为，中国在南海的岛礁建设速度快、规模大，导致南海紧张局势加剧并出现了军事化倾向。(17)东盟方对于南海岛礁建设也表达了“严重关切”，认为有损地区成员互信，影响地区和平与安全。(18)东盟一些具有官方背景的学者甚至直接表示，2015年南海关键词就是“军事化”。(19)但是，中方官学界主流观点认为，中国在南海的岛礁建设是合理合法的，所谓“军事化”是被美国、日本和某些南海声索国出于自身安全和战略利益炒作出来的；(20)中方岛礁建设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改善驻守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并更好地履行中方在“海上搜救、防灾减灾、海洋科研、气象观测、生态环境保护、航行安全、渔业生产等”领域承担的相关国际责任和义务；“中方在维护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同时，将坚持维护南海和平稳定”。(21)
从以上争议可以看出，各方关于南海问题的认知存在巨大差异。关于南海问题的叙事不断发展，从国际法到军事化，推动各方矛盾加深、南海局势一步步走向紧张，愈发陷入了难以解决的困境。2016年，菲律宾南海仲裁案之后，中国与东盟达成相关政治文件，南海问题重新回到对话和协商解决的轨道，热度有所降低。但由于上述争议一个也没有真正得到解决，所以南海问题随时有再度激化的可能。
二、现代性与后现代性
面对东亚地区安全的上述变局与困局，我们应如何理解和把握？如何找到潜藏的逻辑或者发展规律，从而能够着眼长远、谋划未来。也许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可以提供一个比较好的理解视角。东亚是一个强现代性地区，但随着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与地区化的快速发展，以及中国和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后现代性越来越渗透到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理念碰撞到规范冲击，再到实践竞争，产生了种种矛盾和摩擦。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相互交织、相互渗透，共同作用于地区秩序转型进程，东亚安全的变局、乱局和困局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这一过程的体现。
(一)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产生背景
现代是建立在理性至上基础上的后中世纪文明，现代性是启蒙运动后出现的社会秩序。(22)现代性以人的解放为目标，启蒙运动就是要把人从三重限制中解放出来，即神的秩序对人的控制、自然对人的束缚和人对人的压迫。(23)理性和普遍主义是启蒙思想的核心。理性就是科学主义和因果逻辑。普遍主义是指理性和科学原则放之四海而皆准，科学可以创造出控制整个宇宙而无例外的普遍原理。(24)工业化和大机器生产是现代性的重要标志。工业生产的专业化、标准化和一致性是现代性的基本特征。(25)在国际政治领域，威斯特伐利亚国际体系是在现代性思维下诞生的。民族国家是国际政治的基本单位，它拥有主权和领土等本质属性，(26)并且在其领土范围内拥有最高权威和对武力的垄断。国际政治和政治权力被理性化和普遍主义化。国际体系中的国家就好像物质世界的原子，是单一的、独立的、属性一致的，是从时空和互动背景中抽离出来的。现代化也是一种社会政治的演进方式，是技术导向的经济增长。其基本假设是，“不发达”国家通过或多或少遵循一套类似西方的规则，就可成为“发达”国家。
后现代性是一种思想、批判方式和文化思潮，自20世纪末以来产生了重大影响。“后现代”一词最早出现于1934年的西方文学作品中，用于描述“现代主义内部发生的逆动”。1945年，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用“后现代”来表示西方文明史中一个新的历史周期，即“西方统治告终，个人主义、资本主义和天主教教权衰落，非西方文化抬头”。20世纪70-80年代，后现代主义开始从文学中外溢，成为广泛的文化思潮，并蔓延到全世界。(27)20世纪90年代，后现代性渗透到一些应用性强的学科领域，“后现代实践”对管理、社会工作、教育和法律产生影响。后现代性是文化思潮、文化体验和社会状况的结合。(28)后现代性产生的现实基础是信息化的后工业社会。信息和知识爆炸瓦解了旧有的分类概念和原则，导致了西方建立在分类基础上的知识体系的整体崩溃和支离破碎。过程化和多元化是信息化的后工业社会的两个重要特征，完整统一的规则丧失了，让人产生失去秩序和确定性的无力感。与此同时，现代自然科学越来越揭示出事物的相对性、非确定性和不完全性，也破坏了现代性赖以依存的确定性世界观。(29)在政治领域，宏观政治让位于微观政治；政治斗争不再局限于上层建筑领域，而是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出现；为伟大政治目标服务的宏大政治叙事终结，政治犬儒主义兴起。(30)
(二)后现代性对现代性的颠覆
现代性迷恋基础、权威、统一，以主体性为基础和中心，坚持抽象的事物观。后现代性以反权威、反正统、去中心为灵魂，以不确定性、否定性、多元性、非连续性为特征，是对始于笛卡尔的、以确定性为特征的现代性思维的质疑和颠覆。(31)
后现代性消解了现代性的“中心”思维。“去中心”(decentering)思想已经渗透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领域，影响力日益增大。去中心就是否认社会现实中的本质、基础和决定性因素。首先被去中心的就是人。自20世纪中叶以来，人的中心性受到质疑。福柯认为，并无恒常不变的人类主体，并不存在人的核心本质。“我”既不是自己的中心，也不是世界的中心。去中心思潮认为，以追求统一中心、绝对真理为目的的活动都隐含着极权。(32)
现代性是启蒙理性精神冲动下对秩序的追求，这种追求就是要排除矛盾、含混、差异和不确定，建构一个中心化的、井然有序的、区分明确的人为系统。这个系统否定一切不能同化的权利、根据和事物，要求对“他者”去合法化。(33)后现代思潮认为，任何总体化的努力，对整体、普遍、同一、必然、连续性的追求都具有暴力性质，因其必然以压制和排斥个别、局部、差异、偶然和非连续性为代价。(34)在后现代思潮下，宏大叙述和整体意识形态坍塌。在后现代知识状态下，“伟大的航行、伟大的目标”都消失了，人们不再相信历史性的伟大主题和英雄叙事。(35)后现代主义把宏观社会结构解构了；社会被理解为孤立、分散的个人之间的结合体，政治成为个人之间的、日常生活领域中的斗争。(36)
后现代性以差异、个体和地方经验颠覆现代性的同一、共性和普遍性。普适价值的确立意味着某种表征的支配性和优先性，其他差异性的价值和表征便被边缘化或者被排斥了。(37)后现代强调现实世界的多义多元，强调局部和地方经验的价值。在国际政治领域，实践转向、多元文明研究、全球国际关系理论的倡导都是对普遍经验、普适真理和共同价值的反思与挑战。(38)
(三)东亚现代性与后现代性
当代东亚是一个强现代性的地区，在政治领域，以主权规范为基础的威斯特伐利亚现代国际关系体系占据主导地位；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大部分东亚国家还处于现代化进程之中。主权规范是随着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的签署和现代民族国家体系的建立而兴起的。二战结束后，大批东亚前殖民地国家获得独立，面临国家建设和经济发展的双重任务，主权原则成为他们珍视的基础与核心规范；即便是在东盟一体化和共同体建设进程中。主权独立和不干涉仍然是东南亚各国坚守的规范，在主权问题上各方依然敏感度高，防范心理强。(39)当欧洲在一体化进程已经产生“主权汇集”和“现状领土”规范的时候，(40)东亚一体化仍然维持着自上而下的国家间模式，领土争端甚至在近几年成为地区安全热点。从经济社会发展来看，发展理论认为现代性是西方的发明，是从西方向非西方扩散的过程，从资本主义、工业化、科技革命，到城市化，大多数东亚国家正处于经济和社会现代化进程之中。
但是，在全球本土化(globalization)进程的作用下，东亚也受到了后现代思潮的冲击，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张力逐渐加强。首先是差异、个体和地方经验越来越受到重视，不再迷信单一逻辑的现代性和普适经验与价值。二战后，东亚见证了一个个经济发展奇迹，从日本到“四小龙”，到“四小虎”，再到中国，推动了人们对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的讨论与研究，从“亚洲四小龙”发展模式直至最近的“北京共识”。经济发展所依赖的深层次的社会文化因素也在不断被挖掘，东亚价值、儒学和传统思想文化研究兴起。(41)在国际政治研究领域，地方规范、东亚体系、中国学派等研究成果大量出现，表现出强烈的文化自觉。(42)其次在社会文化领域已经表现出去中心、去权威倾向，宏大叙事和英雄叙事逐渐式微，人道关怀和全方位的人的安全越来越成为关注的重心。在东亚各国政治社会进程中可以看到，市民社会和非政府组织发展迅速，气候变化、生态环保、可持续发展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常常成为影响到整个社会政治稳定的重大议程。
三、东亚安全与南海问题
安全问题离不开社会文化规范的场域，即便是国防战略和领土争端等硬安全问题。国家安全的文化深嵌于社会规范结构中，(43)并在行为体的互动中不断呈现和产生新的规范、规则与意义。强势现代性和冲击性的后现代思潮正在塑造着转型中的东亚地区规范结构，塑造着相关行为体的权力观、秩序观和安全观，正在重新界定着他们的安全与利益，塑造着他们对南海问题的认知与行动选择。
(一)结构竞争与中心消解
现代性逻辑的强势存在与后现代思潮的全方位冲击共同构成了东亚安全的复杂图景。从总体上看，东亚安全热度上升主要来自秩序演变的不确定性，不仅仅是秩序结构不确定，更为深层次的是塑造秩序的理念不确定。一方面是基于现代思维的非此即彼的排他性主导权之争，而另一方面却是后现代思潮下颠覆主导、消解中心的地区进程。
在现代性思维下，东亚安全从根本上是结构性问题，即中国崛起引发的国际体系结构变化；中国在地区进程中主导性和影响力加强，势必导致美国影响力的减弱，东亚安全就是中美主导权竞争的反映；大国之间的相对力量是此消彼长的零和博弈。现实主义认为随着中国经济和军事实力上升，中美必定展开地区霸权的暴力争夺；制度主义强调维护美国霸权就要加强美国主导的国际制度体系建设；规范主义学者认为，中国意识形态与价值体系不同于西方，因而难以实现和平崛起。(44)新兴大国中国与守成大国美国之间必然出现霸权争夺，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亚太是中美互动和利益交织最为密切的地区，因此中美战略性竞争与冲突将首先集中体现在对地区主导权的争夺和对地区秩序的塑造上。
后现代思潮恰恰是要颠覆“主导”，消解“中心”。当前东亚进程的多元多重多维正是颠覆“主导”、消解“中心”的体现。东盟通过“东盟+1”的对话关系机制，与各大国开展合作，实现“关系制衡”和在区域合作中的借力打力，维护“东盟制度中心”；与此同时，又坚决维护东盟团结，捍卫“东盟方式”在地区互动中的基础地位。(45)东亚合作的“东盟中心”和“东盟方式”在现代国际关系思维看来是“小马拉大车”。而事实上，小马拉车并非是为了车，或者说至少不是首先为了车，而是要防止在大车前进的过程中自己被边缘化、被碾压。“东盟中心”恰恰是消解中心的后现代思维驱动的。
因此，在东亚秩序的演进和塑造过程中，一方面在现代思维惯性下，人们陷入大国权力转移、主导权之争和非此即彼的二元逻辑；而另一方面，在后现代思潮冲击下，又产生了边缘、弱小与非主流力量自发又自觉的抵制主导、消解中心的努力。东亚秩序的演进过程中出现了多元行为体和多重制度与规范在多个维度上的互动，开放性和包容性大大加强；而正如现实所呈现的那样，合作的可能性与合作实践也大大增加。行为体的个体能动性及互动实践是化解结构困局、塑造秩序走向的关键。
(二)普适规范与地方经验
东亚安全从议程到规范都体现出普遍经验与地方经验的共存与交锋，一方面西方经验随着全球化进程被塑造成普遍经验；而另一方面，地方经验获得更多的本土自觉，成为塑造地区安全规范和议程的重要力量。
对于什么是安全，东亚的界定是主权安全和发展安全。对主权安全和不干涉规范的坚持，既是强现代性的表现，也是背景知识和地方规范的自我维护。20世纪90年代东盟将欧盟的“共同安全”规范改造成为“合作安全”，保留了共同安全中的两个基本要素，即包容的多边方式，和反对敌对性的基于威慑的安全体系，但是去掉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安全合作和国内政治与地区安全的关联性。与此同时，东盟坚决抵制了各种形式的以干涉为核心的规范，这才使得东盟安全共同体建设和以东盟为中心的制度化安全合作(如东盟地区论坛)成为可能。(46)2009年，《东盟政治安全共同体蓝图》提出综合安全观，即不仅仅要应对传统安全威胁，更要应对关乎地区和成员国发展的非传统安全威胁。2015年，东盟宣布建成共同体，作为其根本制度和法律框架的《东盟宪章》强调了三套规范，首要的依然是“东盟方式”。因此，东盟在短期内不太可能超越“主权”和“不干涉”规范，综合安全是东盟的优先考虑。(47)2014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亚信会议上首次阐述了“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指出“对亚洲大多数国家来说，发展就是最大安全”。(48)亚洲安全观对于合作安全和发展安全的强调与东盟的安全理念相契合，离不开特有的地区经济社会和历史文化背景。
关于如何维护安全，东亚的规范是协商合作，不同于现代理性思维下的法律规范和契约合作。协商合作是协商承诺，是建设共识的过程。协商承诺没有强约束性，其目标、手段和结果都是开放的。协商一致的关键在于协商过程，这个过程充分考虑全体成员的意见和感受，容留灵活度，保证舒适性；不将观点或决定强加于人，而是努力构建共识、培养合作习惯；过程往往比达成特定具体的结果更为重要，过程可以独立于结果。协商合作的非敌视性环境对于达成初步合作至关重要；协商一致的非强制性，尤其是在决策和落实模式及规则上的灵活性，为成员国的国内政治谈判预留了空间，从而为最大程度的多边合作创造了更大的可能。舒适度和协商一致规范保证参与各方的基本利益都得到关注，保证相关议程获得最大程度的支持，保证参与方不失面子、不被孤立。(49)在互信不足、成员身份异质性大的情况下，以协商合作为基本特征的弱制度更加有利于合作的推进和制度的维护，是对基于规则的制度治理的重要补充，(50)也是根植于东亚的“关系”、“面子”和“协商”等背景知识的规范。(51)
(三)领土争议、霸权护持与话语权力
南海问题从表面上看是领土争议，实质是现代性思维下的美国霸权维护行为，而将之建构成为安全热点的则是后现代的话语权力。历史经验表明，主权和领土争端在世界范围内都是难以解决的问题。在当代国际关系体系和秩序中，一国对他国使用武力改变领土现状的合法性被大大削弱，领土争端只能通过争议方的友好协商和外交谈判来解决。中国是拥有邻国最多的大国，地缘环境非常复杂，但中国的历史实践与行为轨迹证明中国解决领土争议的方式是倾向于谈判协商、和平合作的。(52)
南海问题因美国战略调整被激活，通过美国主导的话语建构成为地区乃至国际安全热点。在上个世纪70-80年代，南海出现过一些争议，但是并没有成为地区热点问题。(53)9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与东盟建立对话关系并启动全方面合作，南海保持了相对和平稳定的局势。2009年奥巴马政府就职后，酝酿启动“亚太再平衡”。(54)2010年，希拉里·克林顿在东盟地区论坛发表讲话，正式介入南海问题。正是在此背景下，南海争议有关当事国借机加大声索力度，推动南海问题多边化和国际化；一些域外国家为了战略利益追随美国，通过经济援助、军事合作、资源开发等方式介入南海事务，加剧了地区地缘政治竞争，(55)助推南海问题朝着升级与激化的方向发展。
南海问题成为地区、甚至国际安全热点，话语建构发挥了重要作用。言语即行动。(56)上文已经讨论了南海问题的三种叙事和话语议程。话语建构并不是要解决争议，事实上也无法解决争议。法律规范并不一定能强化规范遵守，在某些敏感和关切领域，社会规范的法制化甚至会弱化规范遵守。(57)东亚合作迄今为止都不是通过有约束力的法律规范或者仲裁实现的；相反，将法律规范引入地区进程的努力往往因为威胁到了“不干涉”这一根本规范而失败。《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不是法律文件，但作为政治承诺，同样维护了南海和平稳定，维护了中国与东盟各国在南海的合作。航行与飞越自由是个伪命题，实为维护“抵近侦察”之特权。就岛礁建设与军事化而言，各争议方与美国等外部参与方只有程度的不同，没有性质差异；要把百分之六十的海上力量部署到太平洋的美国提出军事化问题更凸显出一种霸权逻辑。最近，美方又抛出了中国在南海问题上“自我孤立”的说法，(58)话语构建进一步升级，到了非常危险的“异化”国际社会成员的地步。这些话语议程对于问题的解决并没有真正起到建设性的作用。而是单方面框定议程、规则和逻辑的话语霸权，以霸权立正统，赋予其合法性并强加于人，将不服从者污名化、(59)边缘化和异化。
本文从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视角观察和分析了东亚安全与南海问题。希望能够超越具体问题争论，捕捉到更深层次的、更具时空纵深的意义和启示。东亚秩序转型是多元多层多维的复杂过程，中国崛起、东盟国内政治变化、地区经济一体化和美国再平衡等都是进程的组成部分和重要内容。东亚地域范围内，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进程同时存在。在东亚与外部世界的交往过程中，现代性对地区秩序和安全规范的修正性改造不过70年左右的时间，而后现代思潮又随着全球化和西方化进程冲击而来，两种逻辑相互交织，政治安全问题因而更显复杂，变局与困局似乎也更具典型性。从长远来看，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还将长期共存，安全问题的复杂性将成为东亚政治的日常，新兴大国中国遭遇的政治安全挑战与困难也正在成为新常态。
现代性的积极意义和局限性都在于普遍主义，而后现代性的最重要意义和最大局限都在于其否定性。后现代性强调多元、差异和开放性，是对普遍、中心和权威的反思和解构。后现代思维让人们认识到镜像比喻和表征性知识的局限性；社会世界远非主客、真假、理性与非理性的黑白二分，而是复杂多面的；语言不仅仅是意义结构，语言创造意义本身。后现代性否定权威，强调和维护了人的尊严和根本自由；但它过于强调差异性、不确定性，执着于否定性，又往往容易陷入绝望和虚无。(60)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需要思考的问题是有无普适价值？如何重建包容广泛差异性的体系价值？后现代性要求在“普适”价值构建过程中必须把“他者”作为参照因素，要关照差异性的“他者”的存在及其表征。也许以“他者”为参照，构建具有包容性和广泛代表性的体系规范与价值，才有可能超越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困局。(61)
同理，面对两种逻辑思维冲击下的东亚安全复杂态势，关照差异性“他者”，建设具有包容性和广泛代表性的地区规范与价值体系，才能主动应对变局，化解困局，超越具体问题之争，塑造东亚安全与秩序之本。
[收稿日期：2016年10月12日]
[修回日期：2016年11月01日]
注释：
①宋清润：《议会选举后缅甸的政局走向及中缅关系发展》，载《当代世界》2015年第12期，第64页。
②贺圣达：《缅甸政局发展态势(2014-2015)与中国对缅外交》，载《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15年第1期，第10-14页。
③宋清润：《议会选举后缅甸的政局走向及中缅关系发展》，第64-66页。
④李晨阳：《2015年缅甸大选评析》，载《周边要报》2015年第4期，第2页。
⑤宋清润：《议会选举后缅甸的政局走向及中缅关系发展》，第65-66页。
⑥Robert G.Herman,"Identity,Norms,and National Security:The Soviet Foreign Policy Revolution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in Peter J.Katzenstein ed.,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6,pp.271-316.
⑦参见周方治：《泰国政治持续动荡的结构性原因与发展前景》，载《亚非纵横》，2014年第1期，第54-64页；张锡缜、宋清润：《21世纪泰国民主困局与多重挑战》，载《学术前沿》，2015年第3期(下)，第84-93页；陈红升：《泰国：2014年发展回顾与2015年展望》，载《东南亚纵横》，2015年第4期，第23-28页。
⑧参见许梅：《2014年越南政治、经济与外交综述》，载《东南亚研究》，2015年第2期，第45-52页；张洁：《桑兰西的回归：柬埔寨政治的新格局？》，载《世界知识》，2013年第16期，第24-25页；周龙：《柬埔寨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及其社会影响》，载《东南亚纵横》，2015年第8期，第62-67页；陈定辉：《老挝：2014年回顾与2015年展望》，载《东南亚纵横》，2015年第2期，第3-10页。
⑨灾害管理已经成为几乎所有东亚次地区和地区合作机制的优先领域，包括中日韩合作、10+1合作、10+3合作、东亚峰会、东盟地区论坛等等。
⑩中国新闻网：《东盟防长扩大会未发联合宣言中方：责任在域外国家》，中新网2015年11月4日电，http://www.chinanews.com/mil/2015/11-04/7605543.shtml，登录时间：2015年12月20日。
(11)参见ASEAN Secretariat,"ASEAN Political Security Community Blueprint," http://www.asean.org/archive/5187-18.pdf，登录时间：2015年12月20日；Amitav Acharya,"How Ideas Spread:Whose Norms Matter? Norm Localization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Asian Region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8,No.2,2004,pp.239-275。
(12)ASEAN Secretariat,"ASEAN Political Security Community Blueprint."
(13)参见2015年东亚系列领导人会议主席声明，"Chairman's Statement of the 27th ASEAN Summit","Chairman's Statement of the 18th ASEAN-China Summit","Chairman's Statement of the 10th East Asia Summit",http://www.asean.org，登录时间：2015年12月20日。
(14)参见周琪：《冷战后美国南海政策的演变及其根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6期，第35-40页；Sheldon W.Simon,"The US Rebalance and Southeast Asia:A Work in Progress," Asian Survey,Vol.55,No.3,2015,pp.583-587；以及美国国务院关于南海问题的系列正式表态和文件，如Michael Fuchs,"Address at the Fourth Annual South China Sea Conference," CSIS,Washington DC,11 July 2014; Marie Harf,"Philippines:South China Sea Arbitration Case Filing",Washington DC,30 March 2014; Office of Ocean and Polar Affairs,"China:Maritime Claims in the South China Sea",Limits in the Sea,5 December 2014; Daniel R.Russel,"Remarks at the Fifth Annual South China Sea Conference",CSIS,Washington DC,21 July 2015,http://www.state.gov，登录时间：2015年12月20日。
(15)高风：《南海争端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载《国际政治研究》(季刊)，2013年第3期，第153-154页。
(16)参见周琪：《冷战后美国南海政策的演变及其根源》，第33-34、42-43页；罗国强：《东盟及其成员国关于〈南海行为准则〉之议案评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7期，第89-90页；徐步：《南海航行自由受到威胁只是一个伪命题》，载《星洲日报》，2015年12月14日；Alice D.Ba,"Staking Claims and Making Wav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How Troubled Are the Waters",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Vol.22,No.3,2011,p.283。
(17)Daniel Russel,"Remarks at the Fifth Annual South China Sea Conference"：帕特里克·克罗宁等：《美国在南海的安全角色》，载《海外智库观点要览》第16期，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2015年12月18日；亦参见朱锋：《岛礁建设会改变南海局势现状吗？》，载《国际问题研究》，2015年第3期，第7-8页。
(18)ASEAN Secretariat,"Chairman's Statement of the 26th ASEAN Summit",Kuala Lumpur & Langkawi,27 April 2015,http://www.asean.org/storage/images/2015/april/26th_asean_summit/Chairman％20Statement％2026th％20ASEAN％20Summit_final.pdf,accessed 20 December 2015.
(19)2015年11月，中国外交学院与马来西亚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所在马来西亚吉隆坡联合举办“中国—东盟思想库网络第二次国家协调员会暨中国—东盟关系研讨会”。一些东盟代表在会上表达了对“岛礁建设”的关切，越南等国代表直接指出了“军事化”问题。
(20)朱锋：《岛礁建设会改变南海局势现状吗？》，第11-15页。
(21)新华网：《外交部边海司司长欧阳玉靖就中国南沙岛礁建设接受媒体采访》，2015年5月27日，http://news.xinhuanet.com/2015-05/27/c_127844699.htm，登录时间：2015年12月20日。
(22)[加]大卫·莱昂著，郭为桂译：《后现代性》(第二版)，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5-36页。
(23)夏光：《东亚现代性与西方现代性》，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6页。
(24)Stuart Hall,et al.,Modernity:An Introduction to Modern Society,Oxford:Blackwell,1996,pp.23-24; Peter Barry,Beginning Theory:An Introduction to Literary and Cultural Theory,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2002,p.17.转引自周宪：《从同一性逻辑到差异性逻辑——20世纪文学理论的范式转型》，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第25卷)，第92页。
(25)[加]大卫·莱昂著，郭为桂译：《后现代性》(第二版)，第40页。
(26)关于本质主义与后本质主义的讨论，参见魏玲：《后本质主义文明与国际政治》，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11期，第34-44页。
(27)王治河：《扑朔迷离的游戏——后现代哲学思潮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4页。
(28)[加]大卫·莱昂著，郭为桂译：《后现代性》(第二版)，第8页。
(29)王治河：《扑朔迷离的游戏——后现代哲学思潮研究》，第16-26页。
(30)王晓升：《政治的终结与后现代政治哲学的崛起》，载《学术月刊》，第45卷9月号，2013年9月，第51页。
(31)王治河：《扑朔迷离的游戏——后现代哲学思潮研究》，第8-9页。
(32)王治河：《扑朔迷离的游戏——后现代哲学思潮研究》，第61-83页。
(33)Zygmunt Bauman,Modernity and Ambivalence,Cambridge:Polity,1991,p.8.转引自周宪：《从同一性逻辑到差异性逻辑——20世纪文学理论的范式转型》，第95页。
(34)王治河：《扑朔迷离的游戏——后现代哲学思潮研究》，第44-48页。
(35)王治河：《扑朔迷离的游戏——后现代哲学思潮研究》，第10页。
(36)王晓升：《政治的终结与后现代政治哲学的崛起》，第51-58页。
(37)Terry Eagleton,"Ideology",in Stephen Regan,ed.,THe Eagleton Reader,Oxford:Blackwell,1998,p.236.转引自周宪：《从同一性逻辑到差异性逻辑——20世纪文学理论的范式转型》，第94页。
(38)参见[加]伊曼纽尔·阿德勒、文森特·波略特主编：《国际实践》，秦亚青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版；[美]彼得·卡赞斯坦主编，秦亚青等译：《世界政治中的文明：多元多维的视角》，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Amitav Archaya,"Global IR and Regional Worlds-Beyond Sahibs and Munshis:A New Agenda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Presidential Address to the 55th Annual Conven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Toronto,March 26-29,2014。
(39)参见Mark Beeson,"Sovereignty under Siege:Globalisation and the State in Southeast Asia," Third World Quarterly,Vol.24,No.2,2003,pp.357-374; Amitav Archaya,"How Ideas Spread:Whose Norms Matter? Norm Localization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Asian Region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8,No.2,pp.239-275.
(40)关于“现状领土”规范，参见Markus Kornprobst,"Argumentation and Compromise:Ireland's Selection of the Territorial Status Quo Nor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61,No.4,2007,pp.69-98.
(41)参见杜维明：《东亚价值与多元现代性》，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哈佛燕京学社和三联书店主编：《儒家与自由主义》，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何信全：《儒学与现代民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夏光：《东亚现代性与西方现代性》。
(42)参见Amitav Archaya,Whose Ideas Matter?:Agency and Power in Asian Regionalism,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9; David Kang,China Rising:Peace,Power and Order in East Asia,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7；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秦亚青：《关系与过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建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阎学通：《世界权力的转移：政治领导与战略竞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43)参见Peter J.Katzenstein ed.,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6。
(44)参见John J.Mearsheimer,"The Gathering Storm:China's Challenge to US Power in Asia,"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Vol.3,No.4,2010,pp.381-396; G.John Ikenberry,"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Can the Liberal System Survive?" Foreign Affairs,Vol.87,No.1,2008,pp.23-37; Barry Buzan,"China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Is 'Peaceful Rise' Possibl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Vol.3,No.1,pp.5-36。
(45)关于东盟与地区制度建设，参见魏玲：《小行为体与国际制度——亚信会议、东盟地区论坛与亚洲安全》，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5期，第85-100页。
(46)Amitav Acharya,"How Ideas Spread:Whose Norms Matter? Norm Localization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Asian Regionalism," pp.256-257.
(47)魏玲：《东盟政治安全共同体与地区安全架构》，载《东亚要报》，2015年第7期，总第50期。
(48)习近平：《积极树立亚洲安全观共创安全合作新局面——在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上的讲话》，上海，2014年5月21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4/0522/c1024-25048258.html，登录时间：2016年1月20日。
(49)参见Amitav Acharya,"Ideas,Identity,and Institution-building:From the 'ASEAN Way' to the 'Asia-Pacific' Way?" The Pacific Review,Vol.10,No.3,1997,pp.319-346.
(50)秦亚青：《全球治理失灵与秩序理念的重建》，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4期，第4-18页。
(51)参见Qin Yaqing,"A Relational Theory of World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Vol.18,2016,pp.33-47。
(52)M.Taylor Fravel,Strong Borders,Secure Nation: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in China's Territorial Dispute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8.
(53)洪农：《南海争端解决：南海仲裁案的法律解读及政治意义》，载《外交评论》，2016年第3期，第25-44页。
(54)Wei Ling,"Rebalancing or De-Balancing:U.S.Pivot and East Asian Order,"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terests,Vol.35,No.3,pp.148-154.
(55)吴士存：《究竟是谁在南海挑起事端？》，载《求是》，2012年第17期，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2/0907/c83846-18949271.html，2016年1月20日登录。
(56)K.M.Fierke,"Links across the Abyss:Language and Logic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331.
(57)Sarah V.Percy,"Mercenaries:Strong Norm,Weak Law,"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61,No.1,2007,p.367.
(58)环球网：《卡特：中国的行为可能会筑起一座“自我孤立的长城”》，2016年5月30日，http://world.huanqiu.com/exclusive/2016-05/8986875.html，登录时间：2016年6月2日。
(59)Rebecca Adler-Nisson,"Stigma Managemen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Transgressive Identities,Norms,and Order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68,No.1,2014,pp.143-176.
(60)王治河：《扑朔迷离的游戏——后现代哲学思潮研究》，第30-34页。
(61)周宪：《从同一性逻辑到差异性逻辑——20世纪文学理论的范式转型》，第9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