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这个问题无法通过外交解决，那么更不可能被权力和鲜血解决。——列夫•托尔斯泰《塞瓦斯托波尔故事》

在2015年，我们已经看到，俄罗斯将外交政策向亚洲倾斜，这主要带来了两个结果。首先，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变得更紧密。中国是亚洲大国，也是崛起中的全球大国。其次，俄罗斯的外交政策日益重视中亚国家。中亚已成为俄罗斯倡议的“欧亚经济联盟”与中国倡议的“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主要合作地域。

很明显的是，俄罗斯越来越默许中国对后苏联空间的不断介入，尤其是中亚。这是史无前例的。俄罗斯一直拒斥西方国家对那里的介入。俄罗斯态度变化的至少部分原因是中国外交的灵活技巧：西方国家试图通过单边行动来与后苏联国家交往，既不征求也不索取俄罗斯的支持，也几乎不顾及俄罗斯的战略敏感，而中国则采取了合作态度，试图把俄罗斯的利益纳入考虑之中。

本文的主要论点是，中俄走近实际上符合各方的最大利益，包括西方国家，因为两国有助于维持脆弱的世界和平。即使我们假设，西方决策者的主要目标是遏制俄罗斯的单边好战倾向（无论这是客观存在还是仅为一种主观感受），使其返回妥协政治的轨道，中国作为一个奉行谨慎外交政策的国家，以及一个潜在的调停中介国，其影响力也极有利于这个目标的达成。

为了证明这一论点，我们设想中俄关系发展的三种可能场景。中亚地区安全形势的变化情况，以及西方国家对中俄两国的态度，是我们考虑的两个变量。

场景一：欧亚经济联盟和丝绸之路经济带实现互补

2015年，中俄双边关系的主要政治事件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5月对俄罗斯的访问。两国签订了欧亚经济联盟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合作宣言，确定了未来的合作计划。仔细考察宣言文本，我们会发现，“经济”一词单在标题里就出现了两次。很明显，两国试图加强的合作主要是经济领域的合作。

丝绸之路经济带可以让中亚的交通变得更通畅。该战略是基于中国国内一项非常成功的经济发展战略：中国多山省份的发展经历证明，通过修路，打破一些地区的隔绝状态，能有效促进经济发展。

但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目前尚不能解决的是，基础设施网络在建成之后的管辖权问题。外国与中国省份不同，中国将资金投入最终将由外国政府经营的公路等设施时，中国投资者的收益将如何保障，的确是一个问题。

但事实上，主要以欧盟（EU）为灵感的欧亚经济同盟，完全有能力解决这个管辖权问题。事实上，欧盟已经通过一系列所谓的“铁路指令”，即超国家的欧盟法律，为跨界铁路运营设立了立法先例。从1991年开始，欧盟逐渐放开了铁路经营的市场准入，允许铁道基础设施之外的企业参与，结果是跨国界的铁路数目大增，由欧洲之星（Eurostar）、Thalys、TGV等企业运营。欧盟各方现正举行谈判，以通过“最后一步”，为“欧洲单一交通区”构建法律框架。如果这一努力成功，最终将形成由欧洲铁路局（European Railway Agency）主导的超国家的铁路管理机制。

欧亚经济联盟还提议建立一个铁路客运与货运的管理框架。根据欧亚经济联盟缔结条约中仿欧盟的规定，该联盟意在实现“货物、服务、劳动力和资本的自由流动”。即使中国不正式加入欧亚经济联盟，该联盟也可以成为签证、海关等多边事务谈判的辅助性平台。如果该平台能得到有效利用，还可能促成某种混合机制，如类似于欧洲的申根区——瑞士、挪威等非欧盟国家也可加入申根区。

场景二：中亚的安全威胁可能推动中俄结成战术性联盟

2015年9月曾传出一项几乎未被西方媒体注意到的消息：中亚国家塔吉克斯坦发生了一场伊斯兰主义的政变图谋。塔吉克斯坦与阿富汗相邻，其居民与阿富汗北部居民在种族上相近。该国有漫长而痛苦的族群争斗史。这段历史常被带着意识形态色彩，描绘为世俗政府与伊斯兰主义反对派之间的冲突。

俄罗斯知名军事专家瓦西里•卡申（Vasily Kashin）在今年6月的清华世界和平论坛上发言时指出：“（中亚）地区在中期有可能爆发一场全面的安全危机”。卡申认为，假如这样的危机爆发，鉴于该地区毗邻中俄两国，所以两国的介入几乎是必然的，介入的程度将取决于威胁的严重程度。

中俄两国早已开始为这样的不测做准备。从2005年开始，上海合作组织（SCO）就允许在其框架下举行军事演习，中俄两国也联合参加了演习。从这个角度出发，一些俄罗斯军事专家长期以来都呼吁，提升上海合作组织的防务潜力，尤其是加强中俄两国的军事协调，其最引人瞩目的代表是俄罗斯科学院的Anatoly Klimenko将军。

2015年7月乌法峰会通过的《上海合作组织至2015年发展战略》重申，上海合作组织不准备成为一个政治或军事联盟。在和平年代将是如此。但通常发生的情况是，如果发生战争或冲突，为了展开军事行动，国家之间就会结成战术性联盟。所以，任何担心中俄结盟的人，都应首先祈祷中亚保持和平与稳定。

场景三：中俄两国政治稳定受威胁可能加快新的多极化世界秩序趋势

“一带一路”战略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是迄今为止非西方国家提出的最具雄心的发展倡议。尽管这两项倡议是否能成功，现在判断为时尚早，但它们明显在软实力方面是成功的。AIIB有50多个创始成员国，包括俄罗斯。中国已与俄罗斯就围绕“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合作签署了一项重要宣言。而最关键的是，在这项计划所涉及的各国里，政治经济决策者都预估该计划能成功。这表明了国际上对中国的信心，这是来之不易的，中国也完全有理由为此自豪。

可以说，中国外交战略的主要优势在于，中国在承诺提供发展支持的同时，不挑战当地精英的政治权力。西方以经济政治改革为条件的做法备受指责，被认为在世界很多地方导致了冲突，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方式更具吸引力。作为一个非西方国家，中国一方面能学习西方的发展方法，另一方面保留了根据自身需要来选择适用国际“最优经验”的权利。

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悲剧在于，一方面，学习西方科学、政府治理与社会管理制度，对自身发展至关重要，但另一方面，动荡的政权更迭，或者说所谓的“颜色革命”，又会让任何负责任的政府望而却步。正像记录乌克兰“独立广场运动”的纪录片《凛冬烈火》所表明的，反政府示威往往不仅不能鼓励政治多元化，反而造成混乱和失序，而且像穆斯林世界的例子所说明的，可能使恐怖主义威胁加剧。

在俄罗斯，脆弱的政治平衡已被2011-2013年的反对派运动打破，该运动质疑弗拉基米尔•普京竞选连任成功的合法性。大部分反对派领导人都是自由派阵营的代表。在1990年代非常不得人心的改革中，他们的影响力已受损，至今缺乏真正的社会支持基础。因此，俄罗斯反对派运动未能实现其让普京下台的目标，他们唯一做到的是，推动普京及其他中间派与更保守的力量结成联盟。同时，尤其是在克里米亚危机和西方对俄制裁之后，很多原本亲西方或属于自由派阵营的俄罗斯人，也已转向更加民族主义的立场。

回到国际关系方面，很多人认为新的多极化不可能出现，理由是在现代世界不存在两种意识形态选择，例如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历史的终结》、《世界是平的》等很多书阐述了这一假定。然而，中国“一带一路”战略、AIIB等倡议的吸引力表明，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可能正在出现。发展中国家有权走稳定和平的发展道路，不受来自西方国家的外部政治压力，或许确实在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很多新兴市场国家，如“金砖国家”，都会认同这种观点。而且，来自西方的政治压力越强，中俄结成实质性战略联盟的可能性就越大，两国也会越有动力去尽可能拉拢那些对西方施压不满的国家，作为自己的盟友。

在本文描述的三个场景中，第一个以经济合作为目的的场景，是中俄两国官方目前所愿意实现的。任何国家，包括西方国家，都没有理由担心该场景的实现，或者为其可能的失败而鼓掌。如果我们认为当前的主要任务是维持世界和平，那么向俄罗斯施压以希图实现政权更迭，显然不能实现这个目标。由于西方政治家曾试图通过单边行动增强西方在前苏联国家的存在，他们在俄罗斯人眼中已失去公信力，所以他们的外交努力也无法实现这个目标。但是，中国作为一个奉行审慎外交政策的国家，作为一个潜在的协调中介，却有可能间接地促成世界和平目标的实现。当前国际政治已发展到危险阶段，全球力量平衡正在转移，这让一些人联想到两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岁月。在这种情况下，合作尤其是经济合作的立场，而不是对抗的立场，在本质上是一种远为明智的立场。

注：本文作者Larisa Smirnova（苏梦夏）是居住在中国的俄罗斯人，是厦门大学外籍教师，莫斯科大学政治学博士，法国国家行政学院ENA、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双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