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与罚》这部小说，是给陀思妥耶夫斯基赢得世界声誉的重要作品之一。它不仅出版之后立即受到读者的喜欢和评论家的关注，而且随后在全世界也产生了重大影响。法国、德国、美国的一些大作家受其影响都想写出一部自己的《罪与罚》来。据一些学者研究，保尔布尔热的《门徒》、安纪德的《梵蒂冈的地窖》、阿加缪《局外人》、德莱塞的《美国的悲剧》都明显地表明着作家们的这种意图。[ 参阅弗里德连杰尔《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世界文学》，施元译、胡德麟校，上海译文出版社版。] 我国很早就有人翻译，现在已有好几种译本， 但是我没有看到有哪位著名作家受过它的影响，甚至没看到哪位著名作家谈论过它。我看这跟译本不够理想有些关系。因此我建议：读过一个译本，不妨再读读别的译本，通过比较既可以避免“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也可以看出同一原作在不同译者的笔下会有多大差别。
研究这部小说的专著和论文，据学者统计，有几百种之多，用汗牛充栋来形容，恐怕也不为过。从任何一个角度来说，都有说不完的话。这里我只想根据自己的体会谈谈读这本书首先必须知道的一些情况。
一、关注热点，提炼题材
——话说作者为什么要写这部小说
《罪与罚》是陀斯妥耶夫斯基1865—1866年写的。
最初他想写一本关于酗酒问题的小说。1865年6月初，他给《祖国纪事》杂志主编克拉耶夫斯基、《圣彼得堡通报》主编科尔什写信提议要写一部小说，承诺10月份交稿，信里说：“我的这部小说叫《酒鬼》，跟现在酗酒问题有关。不仅要谈酗酒问题，而且也要表现这个问题衍生出来的其他问题，主要是家庭生活情景，在这种环境里对儿童的教育问题，等等，等等。将不少于二十印张，也许还要多些。”
这个提议未被上述报刊接受，因此搁置起来。1865年10月上半月，他给《俄罗斯导报》主编卡特科夫写信，说他在写一部五六印张的小说，已写两个月了，预计两周——一个月之后可以写完。他在信里说：
小说的思想不会......跟贵刊有任何抵牾；甚至相反。这是一次犯罪的心理报告。故事发生在现代，也就是发生在今年。一个被大学除名的青年，小市民出身，生活极为贫困，由于轻浮，信念不坚定，受到流行的一些奇怪的“草率”思想影响，决定一劳永逸地摆脱困境。他决定杀害一个九等文官的遗孀——放高利贷的老太婆。这老太婆愚蠢，耳聋，病弱，贪婪，收取高额利息，凶狠，坑害他人，奴役自己的妹妹。“她毫无用处。”“她活着干吗？”“她能对谁有益呢？”等等。这些问题把青年人引入歧途。他决定杀死她，把她的钱拿来使住在外省一个县城的妈妈过上幸福生活，使他在地主家给女地主当陪伴的妹妹摆脱男地主的有致命危险的纠缠，使他自己读完大学，到国外去游历一趟，然后终生做一个诚实人，坚定不移地履行“对人类的人道主义义务”，这一切当然能“弥补罪行”......
他在作案之后，到最终的悲惨结局，几乎有一个月平安无事。对他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怀疑。正在这时候才展开了犯罪的全部心理过程。一些无法解决的问题出现在凶手面前，没有预料到的一些感情折磨着他的心。上帝的真理和人间的法律占了上风，他最后被迫自首。他被迫决定，即使死于苦役，也要再回到人群中来。犯罪以后立即感受到的脱离人群的孤独感使他痛苦不堪。真理和人性取得了胜利......罪犯决定承受苦难以赎罪......
这里已可以看出《罪与罚》的基本轮廓。 陀氏专心致志地写这部小说，以为它将“好于”以往所写的作品。到1865年11月末，他已写出了很多，可是他觉得小说结构应当改变，于是他就把手稿烧了。他说他自己不喜欢，说新的形式，新的布局在吸引他。[ 见陀氏1866年2月18日给弗兰格尔的信。]于是他就重新开始写。这里说的“新的布局”显然是指小说的最后布局：在这里不仅把马尔梅拉多夫的情节（即原先打算写的《酒鬼》）和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情节（即他在给卡特科夫信里所说的“犯罪的心理报告”）揉合到了一起，而且增加了斯维德里盖洛夫和波尔菲里的情节。——波尔菲里在以前的创作扎记里是没有提到过的。
那么，他为什么要写这么一本书？
对这个问题，我们没有看到过直接的答案，但根据他提炼小说题材的特点，我们可以大致推测出来。
我们知道陀氏是很关心时代热点的。他的小说几乎都是描写时代热点而且情节是跟时代同步的，书中人物甚至讨论当时报刊上讨论的问题。他写拉斯柯尔尼科夫这个人物而且把他作为主线来写显然也是为了写当时现实生活和思想界的热点。
首先，现实生活里1860年代俄国城市劳动居民生活日益贫困，高利贷猖獗（仅1865年第141期《圣彼得堡警察局通报》就刊登了11则各种抵押贷款的高利贷广告）、犯罪率剧烈上升（据彼得堡警察局统计，1853—1857年间，各种案件的发案率就增加了一倍）。穷人被迫铤而走险的案件屡有发生。1865年8月，莫斯科野战法庭审判了一起入室杀人抢劫案。这个案件跟《罪与罚》里描写的案件颇多类似之处。案犯奇斯托夫二十七岁，被指控1865年1月入室抢劫用斧子杀了主人的两个女佣——一个是厨娘，一个是洗衣妇，两人都是老太婆，死在不同的房间里。作案时间是在晚上七点到九点之间。这个案件在报刊上报道过，对陀氏的创作可能也有所启发。在我们上面引的给卡特科夫的信里，陀氏自己也说过，有人告诉他去年莫斯科有个被大学开除的青年抢劫邮车打死了邮差，说自己打算写的这个题材决不冷僻。[ 正在《俄罗斯导报》开始刊载《罪与罚》的时候，1866年1月12日莫斯科发生了一桩凶杀案，证实了作者的论断：一个叫丹尼洛夫的大学生入室抢劫，杀死了退伍大尉、高利贷者波波夫及其女佣。1867年2月4日此案审理完毕，案犯被判九年苦役。小说的刊载与此案的审理几乎是同时结束的。当时一些评论家甚至拿此案同陀氏的小说进行了比较。]
其次，1865年，俄国翻译出版了拿破仑三世写的《尤利乌斯恺撒传》。拿破仑三世在这本书的序言里宣扬了这样一种思想：普通人的行为按一种逻辑、一种法律评判，而“英雄”、“世界天才”则按另一种逻辑、另一种法律进行评判。这实际上就是说，普通人要受法律制约，而“英雄”、“世界天才”是不受法律制约的，可以为所欲为。1865年第二期《现代人》杂志就发表文章指出，拿破仑三世“写《尤利乌斯恺撒传》完全是为了证明序言里所宣扬的思想，而这本书的任务则是为拿破仑主义辩护，证明拿破仑政体的正确性。”这篇序言引起俄国思想界的广泛关注，许多刊物都著文加以驳斥。陀思妥耶夫斯基写拉斯柯尔尼科夫这个人物的原因显然也是为了回应舆论界的这种讨论，从全书情节来看，也是对这种思想进行驳斥，免得青年受它的影响误入歧途。
最后，从文学创作渊源上看，作者写《罪与罚》也颇有水到渠成之势。
首先，作者1850—1854在鄂木斯克监狱服苦役期间接触过许多刑事犯。从那以后，作为艺术家和思想家，他不断思考犯罪问题。在他主编的《时代》杂志上就辟有刑事案例专栏，定期刊载1830—1850年代轰动欧洲的对心理学家有意义的法国案例。而且1861年在他主编的杂志《时代》上还发表了盖斯凯尔夫人的小说《玛丽巴顿》（里面描写的一个堕落女人的故事和约翰巴顿杀死工厂主的儿子后精神痛苦并去自首的情节，跟《罪与罚》里索尼娅和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情节颇为接近）。
其次，俄国文学已或多或少地从不同侧面涉及到了《罪与罚》中的一些问题。如普希金《黑桃皇后》里的格尔曼和老迈无用的公爵夫人就很像拉斯科尔尼科夫和被他杀死的放高利贷的老太婆（尽管格尔曼是为了得到猜牌的秘诀夤夜潜入公爵夫人的卧室把公爵夫人吓死的），再如果戈理《肖像》里的高利贷者跟《罪与罚》的高利贷者也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
再次，在世界文学里也有许多作品从不同侧面涉及到了《罪与罚》的主题、人物和情节。除了上文提到的《玛丽巴顿》以外，法国斯丹达尔的《红与黑》、巴尔扎克的《高老头》[ 陀氏在关于普希金的讲演草稿里有一段话：“巴尔扎克一部小说里一个青年面临一个道德问题苦苦思索不得其解，问他喜欢的朋友——大学生：‘听着，假定你是乞丐，一文不名，忽然得知中国有个又老又病的满大人，你在巴黎这儿不用动地方只要在心里说一句“满大人，你死吧”，魔法师就会由于满大人的死立即给你送来一百万，此事谁也不知道，主要的是在中国......’这是问题，下面是答案：‘Est-il bien veux ton Mandalin?Eh bien ,non,je ne veux pas.’（那满大人是不是老得很了？我吗，吓！我不干。）这是法国大学生的答案。”可以看出陀氏清楚记得巴尔扎克这部小说里跟《罪与罚》很相近的情节。陀氏的引文与小说原文略有出入，见傅雷译《高老头》（载《巴尔扎克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第5卷第136页）。 ] 以及雨果的《悲惨世界》和《一个死囚的末日》，英国布尔沃《尤金阿拉姆》[ 里面讲的是18世纪一个青年学者由于贫穷并幻想完成伟大科学发现而犯罪的故事，跟拉斯柯尔科夫犯罪动机近似。] ,就是这样一些作品。
甚至连《罪与罚》这个书名，在作者之前也有人用过。最先使用这个书名的是意大利法学家贝卡里亚（1738—1794），他因为1764年发表了《Dei delitti e delle pene（《罪与罚》）》而名扬欧美。陀氏主编的《时代》杂志1863年在刑事案例专栏里还发表过以这个书名为标题的文章——波波夫的《罪与罚（刑法史稿）》。
这里应当说明的是伟大作家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既能广泛吸收人类文化精华，又能自出机杼，独树一帜，创作出天才作品来。
二、画虎类犬，遗恨终生
——话说本书情节主线
主人公拉斯柯尔尼科夫本是一个学法律的大学生。
他父亲已去世，妈妈和妹妹住在外省一个县城里。妈妈从微薄的养老金里省出钱来供他上大学。妹妹当家庭教师挣钱资助他。故事开始时，他已停学。他为人仗义疏财，见义勇为。我们在故事开头就看到他虽然穷得吃不上饭，却把仅有的钱拿出来资助马尔梅拉多夫一家（见本书第一部第二章，第二部第七章），以及拿钱请警察雇车把流浪街头的醉酒少女送回家，免得她受到坏人糟蹋（见本书第一部第四章）。后来在法庭审理他的案件时，他的同学拉祖米欣还举出他资助穷同学父子的慈善行为，以及从着火的屋里救出两个孩子的英勇事迹（见本书《尾声一》）。这些细节说明，他杀人不是为了贪图钱财，而是因为受到社会上流行的一种思想影响，认为人分成两类：一类是普通人，应当安分守己，遵守法律；第二类是非普通人，即伟人，为了人类的利益可以践踏法律，为所欲为。他错把自己当成了第二类人，蔑视“普通人”，可是杀人之后却发现自己并不是恺撒或拿破仑那样杀人不眨眼的“伟人”。故事是这样开始的：他认为放高利贷的老太婆对人有害无益，该杀，别人也认为该杀（见本书第一部第六章），把她杀死以后，可以用她的钱开创自己的前程，可以使妈妈和妹妹过上幸福生活，还可以为别人做很多好事。他认为这么做不仅在道义上是正确的，而且在实践上也万无一失——他已经做了周密的考虑。可是去踩道的时候，他心里却犹豫起来，不想干了。恰在这时接到了妈妈来信，他得知妹妹在地主家当家庭教师受到地主纠缠以及妹妹决定要嫁给一个她并不喜欢的人——他看出妹妹是为了他才牺牲自己的。这样，他就又产生了要干的念头。在彼得罗夫斯基岛梦见一匹老马被折磨死之后，他又下决心不干了，而归途在草市广场偶尔听到次日晚七点只有老太婆一人在家时，他认为机会难得，终于不再犹豫。
杀死老太婆之后，他也把偶尔闯进来的老太婆的同父异母妹妹利扎韦塔杀了。利扎韦塔是无辜的，而且也是备受欺凌的老实厚道的好人。他感到惋惜，这也是使他后来悔恨的一个重要原因。
杀人以后，他精神上受到难以忍受的折磨：慌恐忧虑，疑神疑鬼，丧魂落魄，心胆俱裂；既感到离开人群的孤独，又想一人独处；既想投案自首以求解脱精神重压，又心存侥幸千方百计负隅顽抗。他精神崩溃，昏迷了四天。恰在这时妈妈和妹妹到了彼得堡，这就更加重了他的思想负担。他的种种反常表现已引起警方注意；跟负责侦破此案的波尔菲里交锋之后，他已感到随时可能被捕，但是他认为警方并没有掌握真凭实据，所以他还想负隅顽抗。笃信基督的索尼娅劝他自首，他既无力违抗，又不想顺从。后来在波尔菲里的敦促和索尼娅的规劝下，几经反复，他终于走上了自首的道路。直到自首的时候，他也不认为自己是错的。临去自首前，他跟妹妹的一段对话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 难道你去接受苦难不是已把罪行洗刷了一半吗？”她抱住他吻着喊道。
“罪行？什么罪行？”他忽然发疯似的喊起来。“我杀了一只可憎有害的虱子，杀了一个无人需要的、喝穷人血的、放高利贷的老婆子——杀这样一个人可以赎四十条罪孽，这能算是罪行吗？我不考虑这个，也不考虑洗刷它。人们干吗要从四面八方对我喋喋不休地喊‘罪行罪行’呢。现在我才看清我怯懦行为（指自首——引者）的全部荒谬性，就在我决心去接受这毫无必要接受的耻辱的时候！我决定这么做纯粹是因为自己卑劣窝囊，而且因为有好处（指减刑，见本书第六部第二章），这个......波尔菲里已提议过！......”
“哥哥，你说什么呀！你流了别人的血嘛！”杜尼娅绝望地喊道。
“别人的血，人们都在流！”他几乎狂暴地接过话茬说。“这种血，世上过去流过，现在也在流，像瀑布一样流，像香槟一样流，为此人们在卡彼托山上给凶手授官封爵，称他为人类的恩人。[ 卡彼托山在罗马，山上建有宫殿。古罗马时尤利乌斯恺撒（纪元前100—纪元前44）在佩尔加姆斯（Pergamus，古地名）殘酷鎮壓了海盜之后回到罗马在这里被授予最高祭司和軍团司令官头衔。]你好好看看就能看清！我希望给人们做好事，会做上百件上千件，代替这一件蠢事，甚至不是蠢事，不过是干得笨拙罢了，因为这全部想法当初决不那么蠢，不像现在失败时......（失败时一切都显得蠢！）我不过是想通过这件蠢事获得独立地位，迈出第一步，取得资金，然后用无可比拟的好事来弥补......。可是我第一步就没迈出去，因为我卑鄙！这就是全部关键所在！无论如何我不能用你们的观点看问题：要是我成功了，人们会对我歌功颂德，可现在呢，却让我钻捕兽器！”
“不是这么回事，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哥哥，你说什么呀！”
“啊，话说得不那么动听，不那么优美！不过我毫不明白：为什么用炮弹杀人，围城屠杀更值得尊敬？害怕不美是软弱无力的第一个征兆！......我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么清楚意识到这一点，我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么不理解自己的罪行！从来，从来我也没有像现在这么坚强自信！......”（本书第六部第七章，陈殿兴译）。
直到一年多之后在西伯利亚服苦役的时候，他仍然不认为自己有罪。只在一个问题上，他承认有过错：他没有坚持到底，前去自首了。本来要学拿破仑，可结果却画虎不成，反落了个终生遗恨。
最后，在索尼娅的爱情感召下，他终于下定了决心：“现在难道她的信仰会不是我的信仰吗？起码她的追求，她的感情......”
作者的意图是极其明显的，仍在宣传他的一贯主张：不管是为了什么崇高的目的也不应该杀人，人应该互相友爱，社会问题只有通过基督教导的爱才能解决，人只有通过苦难皈依基督才能获得幸福。
把握住拉斯柯尔尼科夫性格这条主线，对理解书里对他那些细致入微的心理描写是很重要的。这也是理解全书的关键。
三、传神写照，扣人心弦
——话说本书的艺术特点
这是一本心理小说，正像我们前面引的作者的信里说的，是“一次犯罪的心理报告”。在心理描写方面，除了陀氏，我还没见过还有谁能这么剖毫析芒，淋漓尽致。读了他的这部小说之后，我才切实感到心理描写的重要。只有心理描写才能真正使人物栩栩如生。我甚至觉得读一些没有心理描写的小说像看木偶戏似的。但是这虽是一本心理小说，然而却并不沉闷枯燥，而且还能扣人心弦，令人紧张得几乎喘不过气来。作者何以能取得这样的效果呢？
我觉得，原因可能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结构紧凑。全书四十多万字，却只写了九天的事情。第一天是踩道，第二天作案，接着七天写拉斯柯尔尼科夫从隐匿赃物到自首的种种心态和遭遇以及侦查和反侦查的过程。写的全是危机时刻的突发事件。这就给了读者一种紧张感。中间穿插了马尔梅拉多夫一家的悲惨命运、斯维德里盖洛夫到彼得堡后的活动、拉祖米欣和杜尼娅的接近以及人物的身世和错综复杂的纠葛。这就不仅使情节有张有弛，跌宕有致，而且也使描写拉斯柯尔尼科夫作案后的心理活动获得了更广阔的空间。
其次，是情节多变。作者笔下的事件甚至人物的心理往往变化莫测，一波三折，“节外生枝”的情况比比皆是。例如，波尔菲里跟拉斯柯尔尼科夫第二次谈话的时候本来把曾吓唬过拉斯柯尔尼科夫（他曾当面说拉斯柯尔尼科夫是凶手，拉斯柯尔尼科夫没敢否认）的小市民藏在隔扇后面准备在适当时候放出来对拉斯柯尔尼科夫进行突然袭击，可是没等他实施这个计划，尼古拉却突然闯进来招认人是他杀的（本书第四部第五章和第六章）；斯维德里盖洛夫把杜尼娅骗到住处威胁利诱不成，要强行施暴的时候，杜尼娅开枪，一枪只擦伤了点儿头皮，第二枪火帽出了问题，这时斯维德里盖洛夫本来可以实现他的欲望，但是他却把她放了（本书第六部第五章）。在心理描写方面，这种变化更是俯拾即是，只要读者留意，随时可以发现。
再次，是悬念叠出。在我看来，作者写作遵循的是从现象到本质这样一条原则。我们先看到的是人物的表现，并不明白这种表现的用意，这样就自然产生了悬念，总想看个究竟，甚至提心吊胆，欲罢不能。等到后来作者把谜底揭开以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是一些极其普通的情节。我们这里只举本书第三部第六章描写小市民出现的那段作为例证。
拉斯科尔尼科夫下楼遇到一个小市民模样的人打听他，他走过去问什么事，那人乜斜着眼打量了他一阵，一句话不说就慢慢转身走了。他感到奇怪，追上前去，问那人为什么打听他而他来了竟一句话不说就走了，那人忽然对他说他是杀人凶手。拉斯科尔尼科夫大吃一惊，深感诧异：作案时旁边并没人，他怎么知道的？拉斯柯尔尼科夫吓得不寒而栗，轻轻地迈着无力的步子，膝盖颤抖着，浑身冷得要命，回到住处......
这小市民的来历，直到第四部第六章末尾，他来向拉斯柯尔尼科夫忏悔，我们才看到这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毫不神秘。但是当时却把拉斯柯尔尼科夫吓坏了。
接着小说描写拉斯柯尔尼科夫离开那个小市民，回到住处以后，在昏迷之中又记不得怎么出现在街上。
......忽然他看到街对面的人行道上有个人站在那儿向他招手。他穿过马路朝他走去，可是那人却转身若无其事地径自走了，连头也不回，似乎根本没有叫过他。......他追上前去。没有走过十步，他忽然认了出来，大吃一惊：原来这人竟是方才那个小市民，仍然穿着那件长袍，仍然驼背。他远远地跟在后面，心怦怦地跳起来。最后他跟着这个小市民又到了他所杀的那个老太婆家里，看到里面有一把椅子，椅子上坐着一个老太婆，佝偻着身子，低着头，看不清楚脸，但他认出来是被他杀的那个老太婆，便从风衣里拿出斧子来，朝她的脑袋上砍了一下，又砍了一下。可是奇怪，她连动也没动，像一块木头似的，他大吃一惊，弯腰细看；可是她头低得更低了。于是他干脆把头弯到地上，从下往上看她的脸。一看就吓呆了：老太婆坐在那里笑呢。她轻轻地无声地笑着，强忍着不笑出声来，免得被他听见。他忽然觉得卧室的门微微开了一点儿，里面好像也有人窃笑和私语。他发起疯来，用力劈老太婆的脑袋，可是越劈，卧室里的笑声和说话声就越大；老太婆笑得前仰后合。他撒腿就跑，可是穿堂儿里已挤满了人，对着楼梯的门都敞开了，平台上、楼梯上——到处是人，人头攒动，都在看着他，可是都藏起来等待时机，一声不响！......他的心揪紧，两脚抬不起来，像长到了地上......（陈殿兴译）
看到后来我们才知道这是一场噩梦。它不仅表明了现实事件给做梦者心理的强烈刺激，而且也加深了现实事件的神秘色彩。像这样用梦幻来作为表现手段的例子，在这本书里还有几处。如第二部第二章里写的拉斯柯尔尼科夫去藏东西回来，听到派出所长助理在楼梯上打女房东，听的那么真切，他甚至自己也肯定过不是幻觉，直到听到女佣的否认，我们才跟他一起放下心来。
这里我想提醒读者阅读本书的时候要特别细心：在作者笔下一个乍看起来微不足道的细节往往是预示一个重要情节出现的伏笔或表明心理变化的征兆。稍一疏忽就会失去故事的脉络。例子俯拾即是，读者自己会发现，限于篇幅，我们就不啰嗦了。
最后，我们还要提一下作者的语言。这也是这部小说令人拍案叫绝的力量所在。我们读这部小说，不仅像身临其境一样，而且比身临其境看的还真切，我们不仅能看到人物的举止言谈，而且能洞察他心里的细微活动。这当然跟作者的高超的语言艺术分不开。提到作者的语言时，论者都爱引用高尔基对他的评价：在艺术的描写力方面只有莎士比亚可以跟他相媲美。
这里附带说一下，研究者普遍认为陀氏创造了一种极有特色的新型小说。陀氏在写作技法创新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他的小说跟一般小说比起来，作者的叙述和描写甚少，而对话（内心独白也是一种对话，即自己跟自己对话）则特多，这种对话不仅承担着刻画性格、开展情节的任务，也是人物发表自己政治、经济、哲学等见解的场所。这些声音有时各不相扰，类似音乐里的复调。俄国学者巴赫金把这些创新特色概括为“复调小说”，并有专著[ 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白春仁、顾亚铃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版。] 进行研究。读者如有兴趣可找到看看。
四、放眼世界，纵观古今
——话说文学走上世界之路
有不少人希望我们的文学走上世界。可是怎能达到这个目的呢？我想利用这个机会谈谈自己的看法。
我想大家都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有许多小说出版以后，曾轰动一时，可是一旦时过境迁，却再也无人问津；还有许多小说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之间广为流传，甚至脍炙人口，可是它们的影响却无论如何超不出一个民族的范围。然而却有另一些小说能风行世界，经久不衰。什么原因？
这个问题总在我的脑海里萦绕。陀氏的《罪与罚》使我得到了答案。一部作品要想产生世界影响，那它就必须有使世界读者感兴趣的思想内容，而要想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它还必须有能够唤起后世读者感情共鸣的地方。当然，它既是艺术作品自然还必须具备完美的艺术形式，形式越完美，自然流传得就越广越久。陀氏写作本书的艺术高超之处就在于他立足当时的俄国现实，用纯粹俄国的故事揭示了一个使当时和后世的各国读者都关心的道德问题，而且他所创造的艺术形式也独树一帜，语妙天下。
我想，陀氏走上世界的道路是值得志存高远的作家借鉴的。
从本文第二节谈《罪与罚》的创作过程里可以看出来，陀氏不仅愿意而且善于把握俄国社会的热点，而且还能够从本国文学和外国文学里吸收营养。
陀氏在走上文坛之前就不仅对本国文学做过深入研究，而且对世界文学名著也十分熟悉。成名之后，他仍然密切注视着国内的文坛发展的同时，也时刻关注着国外的文学创作。他总是把自己的创作放在这个大背景上来考虑。研究陀氏著作的著名专家弗里德连杰尔说：
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一个特点，他不是把自己艺术作品仅仅视为个人努力创作的结果，而是把它看作不同国家和不同时代众多作家集体创作的继续，也是民族文学和世界文学发展中的共同的（就其本意而言）倾向和规律的表现。这一点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经常不厌其烦地把自己作品的主人公及自己的写作方法同另一些作家，诸如普希金、果戈理、莎士比亚、塞万提斯、
勒萨日、席勒、巴尔扎克、乔治桑等人作品中的主人公和创作方法所进行的比较中得到了反映。陀思妥耶夫斯基总喜欢把自己的长篇小说，把自己的前辈和同时代人的作品置于一个广阔的历史背景下，把它们看作完成人类历史向各个民族和各国文学所提出的共同任务的必要环节。[ 弗里德连杰尔：《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世界文学》，施元译、胡德麟校，上海译文出版社版，第141页。]
我觉得，弗里德连杰尔指出的陀氏创作的这个特点并不是陀氏独有的——虽然在他身上也许表现得最为明显。19世纪赢得世界声誉的俄国大作家如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等人也都极其注意研究世界文学的优秀成果。一切享有世界声誉的大作家在创作上也都不乏这个特点。就拿在创作上受到这部《罪与罚》影响的那些大作家[ 同上，第261—263页。]来说吧，他们接受陀氏影响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他们在创作中也都是放眼世界、纵观古今、博采众长、刻意创新的。歌德研究阿拉伯、波斯的诗歌和中国、印度的文学哲学，寻找欧洲传统以外的诗的国土，是大家都知道的史实——这大概也可以证明这里说的放眼世界的创作方法在世界著名作家之间是带有普遍性的。
我想，我们决心有所作为的作家也应该这样，眼睛不仅应看着国内，也应该看看世界！文学创作要走上世界，这大概是必由之路！
为了实现中国文学创作走向世界这个理想，文学翻译家们和出版家门都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他们应当多向我们的作家和读者提供外国文学的优秀译本，尤其是陀氏作品的优秀译本！
注释：
1.参阅弗里德连杰尔《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世界文学》，施元译、胡德麟校，上海译文出版社版。
2.见陀氏1866年2月18日给弗兰格尔的信。
3.正在《俄罗斯导报》开始刊载《罪与罚》的时候，1866年1月12日莫斯科发生了一桩凶杀案，证实了作者的论断：一个叫丹尼洛夫的大学生入室抢劫，杀死了退伍大尉、高利贷者波波夫及其女佣。1867年2月4日此案审理完毕，案犯被判九年苦役。小说的刊载与此案的审理几乎是同时结束的。当时一些评论家甚至拿此案同陀氏的小说进行了比较。
4.陀氏在关于普希金的讲演草稿里有一段话：“巴尔扎克一部小说里一个青年面临一个道德问题苦苦思索不得其解，问他喜欢的朋友——大学生：‘听着，假定你是乞丐，一文不名，忽然得知中国有个又老又病的满大人，你在巴黎这儿不用动地方只要在心里说一句“满大人，你死吧”，魔法师就会由于满大人的死立即给你送来一百万，此事谁也不知道，主要的是在中国......’这是问题，下面是答案：‘Est-il bien veux ton Mandalin?Eh bien ,non,je ne veux pas.’（那满大人是不是老得很了？我吗，吓！我不干。）这是法国大学生的答案。”可以看出陀氏清楚记得巴尔扎克这部小说里跟《罪与罚》很相近的情节。陀氏的引文与小说原文略有出入，见傅雷译《高老头》（载《巴尔扎克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第5卷第136页）。
5.里面讲的是18世纪一个青年学者由于贫穷并幻想完成伟大科学发现而犯罪的故事，跟拉斯柯尔科夫犯罪动机近似。
6.卡彼托山在罗马，山上建有宫殿。古罗马时尤利乌斯恺撒（纪元前100—纪元前44）在佩尔加姆斯（Pergamus，古地名）殘酷鎮壓了海盜之后回到罗马在这里被授予最高祭司和軍团司令官头衔。
7.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白春仁、顾亚铃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版。
8.弗里德连杰尔：《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世界文学》，施元译、胡德麟校，上海译文出版社版，第141页。
9.同上，第261—26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