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0月19日，被誉为20世纪中国脊梁的鲁迅逝世；2005年10月17日，被誉为20世纪中国良心的巴金逝世。都说，巴金的去世，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终结。在我看来，这个彻底终结的时代，即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时代。“鲁郭茅、巴老曹”被人们公认为代表“五四”新文学时代的六位巨匠，在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精彩华章。其中五位已然驾鹤西去，而最早去世的鲁迅先生离开我们已近七十年。尽管现代文学作家依然不乏健在者，但随着巴金的离去，中国现代文学的标志人物统统化为历史。我们知道，现代文学终结于1949年，不仅是时间上的划分，更是精神内容的断裂。像绝大多数“五四”新文学作家一样，巴金解放过后也陷入了长久的创作停滞期和空白期，其14卷文集，有12卷写于解放前，只是到了80年代思想解放的新启蒙时期，巴金才又焕发了火热的青春，创作出版了五卷本“生命的大书”——《随想录》。这本说真话的书，充满对自己尖锐而冷隽的反思与批判，巴金从而也完成了由文学大师向思想大师生成的心路历程。如果说巴金创作是出于情感的自我需要，为的是倾诉苦闷的情感;那么，巴金忏悔则是出于道德的自我需要，为的是救赎蒙羞的道德。

对于巴金的去世，我意绪复杂，不仅因为我们曾受过他著作的哺育，不仅因为他是我们四川作家，是伟大而杰出的巴蜀之子。近年，断断续续从各类媒体了解巴金卧病在床，饱受非人折磨的消息，因此对他的去世并不感到突然与意外，这是我们必须接受的必然。也许，他的去世不仅对他，而且对大家都是一种解脱。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人能自己终止自己的生命，是上帝赋予人的基本权利。然而，在巴金生命最后的岁月里，他却不能享有这样的权利。对他来说，长寿是一种惩罚，是一种非人的生活，他曾要求停止抢救，实行安乐死，但他已不能左右和决定自己的命运，还要为别人而活。

海德格尔曾说，人的存在是通向死亡的存在，人的死亡是通向存在的死亡。人们只有通过死亡，向死亡学习，才能了解生命的本质和意义，才能真正享受和完成生命。实际上，西方文化即是一种由死入生的文化，更强调生命的质量和强度，耶稣死去之后复活，即是一种隐喻和象征；而中国文化是一种由生入死的文化，更注重生命的数量和长度，孔子即有“未知生，焉知死”的论述。中西死亡观念的巨大差异，使我们更加看重生命的物质形态，更加看重“我的在世”，所谓好死不如赖活，乱离人不及太平犬，即是其生动的世俗表达。恐惧死亡，当然是人的本能，但人同时又是一种超越的存在。巴金以不能思想、不能言说的方式存在，他甚至失去了对痛苦的感觉，对他来说不啻是一种煎熬与折磨，他的存在只具有象征的意义。

巴金之死提醒我们，世间还有一种高贵尊严的文学，它有着高尚的思想、真挚的情感、优美的文采，始终抚慰我们、关怀我们、照射我们，使生命不要堕落不要枯萎，而是让它高高飞翔。它用文学的哭泣，使每个人都得到春天，都得到幸福。巴金之死昭示我们，世间还有一种浩然正气的人格，他有着美好的理想、单纯的信仰、热忱的灵魂，永远丰富我们、提升我们、鼓舞我们，推动我们不断走向超越。

巴金死了，但他永远活着，他始终像一团火，点燃我们；像一盏灯，照亮我们。巴金之死，不仅是一种解脱，更是一种涅槃，一种永生，是通向存在的死亡。它不仅长留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长留在中国当代思想史中，更是长留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恐怕再也找不到比巴金更坦白的作家，他一遍又一遍地对我们倾诉，要把心交给读者。因此可以说，巴金是最透明、最澄澈的现代中国作家。他一生都在追求真诚的情感境界，真话的思想境界，真理的信仰境界。他富有忧郁的气质和悲悯的情怀，抗拒黑暗、追求光明的生活；抗拒罪恶、追求道德的生活；抗拒平庸、追求精神的生活。巴金又是一个充满矛盾与冲突的作家，他曾说：“我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我过的是两重的生活。一种是为他人的外表生活，一种是为自己的内心生活，我的灵魂充满了黑暗。”一方面，他告诫自己，“我要做我自己的主人；我偏要做别人不允许我做的事。……我牢牢记住佐治．丹东的话：‘大胆，大胆，永远大胆’”；另一方面，他又软弱妥协，屈从于别人的意志和环境的压力，说违心的话，做违心的事，凝结成了他生命中永远的痛。作为一个道德感极强的作家，这种精神世界的分裂与冲突，必然引发巴金的反思与忏悔。

从1978年12月1日到1986年8月20日，历时8年，巴金写作出版了煌煌42万言的五卷本《随想录》。这部反思文革、批判极左路线的力作，被誉为一个伟大灵魂的思想忏悔录。巴金十分看重自己这部当作遗书来写作的生命大书，他曾在1998年对新华社记者说，他一生没写什么作品，只写了《随想录》这部作品。巴金的谦逊是众所周知的，他经常说自己不是作家，没有作家的才华，没有写出好的作品。但上述说法足见巴金对《随想录》的高度看重。他说，《随想录》是我最后的著作，是解释自己、解剖自己的书，在《随想录》第一集的序中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觉得我开始接近死亡，我愿意向读者们讲真话”。其中既有血泪的控诉，也有深刻的反思，150篇文章讲述了十年浩劫带给巴金的历史伤痛和创伤记忆。特别是其中无情地解剖自己，鞭挞自己，以深沉宽广的人类意识、忧患意识、忏悔意识反思历史、文化、人性的篇什，具有撼人心魄的力量。他曾说，文革不仅和我们有关，而且和全体人类都有关，不在中国的当时发生，也会在别处发生。正是怀抱这样的历史使命感，他提议建立文革博物馆，以警世人。

在《一千零一夜》中，宰相聪慧的女儿桑鲁卓知书达礼，仪容高贵，读过许多文学历史书籍，有丰富的民族文化历史知识。她凭着每夜不断跟国王讲述一个又一个新鲜的故事，从而避免了被杀头的厄运。这其实是一个关于知识者天命的隐喻与象征，知识分子的天命便是言说，“我说，故我在。”然而在文革极左专制的年代里，我们不仅失去了说话的自由，而且失去了沉默的自由。如果认为可不可以说话是衡量一个社会进步的尺度，那么，如何说话则是衡量一个人道德状况的尺度。由于受封建专制文化的影响，在一种二元思想结构的社会里，人们的自由思想被禁锢，追求真理的勇气被压抑，人们失去真纯的信仰，失去了追求社会公正的内心要求。人的自由思想变为一种体制思想，成为体制的喉舌与传声筒。每个人都说着应该说的话，即“政治正确”的话，我们被权力话语和金钱话语操控和支配，而将人性话语抛诸脑后，不是“我在说话”，而是“话在说我”。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之家，语言不仅是手段、工具，而且就是目的、本体，语言与存在分离的生活是不道德的。由谎言意识形态构筑的家园，只能滋生瞒与骗的文化，假、大、空的话语模式成为弥漫社会的集体无意识。然而，人又是天性自由的，知识分子又是天性思想的，自由与思想可以被抑压禁锢，但永远不可能被消灭，思与言的分裂由此而来，信仰与行为的冲突由此而来，知识分子内方外圆的人格由此而来。于是我们便看到同一个人在体制内外不同的言说，在公共场所与私人空间不同的表演。王彬彬博士曾激烈批判过太过聪明的中国作家。而在我看来，中国文化其实也是一种聪明的文化，缺少一种诚实与诚恳的精神。在这种文化环境中，说真话，道出常识并不是那么容易的，这也正是我们的可悲哀之处。在中国，说，还是不说，这是一个问题。

巴金勇于解剖自我，揭露自身灵魂的丑小，这和鲁迅解剖自己灵魂充满鬼气与毒气并无二致。和鲁迅不同的是，鲁迅进行的是总体、整体的自我批判，是对普遍性精神特质的揭示；巴金则是通过具体的事件回顾暴露自己的蒙昧、愚蠢与羞耻。在怀念满涛的文章中，他写道，尽管自己对满涛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很有看法，“但在学习会上心惊肉跳，坐立不安，只想如何保全自己，不敢讲一句真话”。在《怀念胡风》中，更是“对自己的表现，感到恶心，感到羞耻”。作为一个德高望重、享誉世界的作家，没有一种赤子情怀，没有一种担承精神，要做到这点是不可想象的，他完全可以推诿之，文饰之。在《保持自己的本来面目》中，他自我谴责：“我怎么会是那样的人？我放弃了尊严和做人的权利，低头哈腰甘心受辱，把接连不断的抄家当作自己应得的惩罚。想通过苦行改造自己，也只是为了讨别人的欢心。我越想越瞧不起自己”。他的自我批判、鞭挞是深入骨髓的：“‘革命左派’就是靠假话起家的。我并不责怪他们，我自己也有责任。我相信过假话，我传播过假话。我不曾跟假话作过斗争。别人‘高举’，我就‘紧跟’，别人抬出‘神明’，我就低首膜拜。即使我有疑惑，我有不满，我也把它们完全咽下。我甚至愚蠢到愿意钻到魔术箱变‘脱胎换骨’的戏法。正因为有不少像我这样的人，谎话才有畅销的市场，说谎的人才能步步高升。”

巴金之死，又一次引发了我们的知识分子之思。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尔迪厄说过，知识分子如果批判社会的同时不把自己当做批判和反思的对象，就不会获得关于社会世界的真理性认识，当然也就不会对社会世界有什么作为。就此意义而言，巴金算得上真正意义的知识分子。在我看来，完整意义的知识分子要坚持思想的信念和发挥知识的效用，必须具有这样三方面的禀赋：反思批判精神、道德正义勇气、专业学术造诣。换言之，知识分子不仅具有智慧上的优越感，而且具有道德上的优越感。然而，当今知识分子正由完整人格走向残缺状态，知识分子正由传统的思想精英、道德精英转型为知识精英，由自然与社会的立法者转型为阐释者，他们更看重的是所谓的能力，而不是真理、自由这类普遍价值。所以，当我们在纷乱迷离的浮躁中回首巴金的自我批判与道德反思，更觉弥足珍贵。

我曾经对巴金说真话的份量和意义持有所保留的态度，认为他的反思并未超越现存体制对他的限制，他的批判也带着浓重的时代局限，尚未达到有的思想家那么尖锐激烈、酣畅淋漓的程度。他在反思与批判中彻底否定“文革”具有政治上的正确性，不具有任何政治风险。在《随想录》中，有历史反思，却少现实批判。过多过大地拔高巴金讲真话的意义，只是徒添迷人的空洞光芒而已，并非对于讲真话的巴金真正的崇敬。我曾经不解，为什么1986年后巴金就不写了呢？是身体状况不允许，还是另有原因？巴金曾说：“士兵常常可以死在战场上，我为什么不可以拿着笔死去？”以战士自命的巴金，应该不会放下手中如椽大笔。我们知道，1982年巴金78岁时为捐书，在书房整理图书时摔跤骨折，从此与魔魇交恶；但1985年，他还能去北京开会，看望依然健在的叶圣陶、冰心、沈从文、周扬等；直到1994年又一次骨折，从此健康状况江河日下，益发衰弱，开始长期住院。那么，1986到1994年这段时期，巴金为什么沈默如金？我想，这种沉默的意义就在于不说假话。巴金守住了说话的最后底线，要么说真话，要么不说话。

对巴金，我们无须哀悼，只要缅怀。巴老，天堂路远，一路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