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界范围看，官商结盟是一种客观存在的政治生态，它体现政治与经济两个领域的交融，它的存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作为经济领域的商业资本，为了控制国家为其服务，常常会采用各种政治手段。比如，资本利用资本主义民主制度，运用商业利益集团的力量，控制选举，推举其利益代言人成为国家和地方领导人。这些代言人上台之后，理所当然地会回报其所代表的商业利益集团，尤其是利用各种政策、法令为资本服务。官商结盟体制是这些国家最常见的一种政治生态，资本选择政客，政客代言资本，这就是这些国家“民主”的本质。

中国的官商结盟体制形成于改革开放之后，是一种特殊的官商结盟政治生态。

(一)官求商结盟形式的政治生态。改革开放前，中国实行计划经济，所有商业为国家所有或集体所有，当时的商业(企业)、商人均为国家或集体的一部分，在国有或集体所有制商业中的商人，都是“官商”，即代表“官方”的商人，这种体制与其称为“官商结盟”，不如称为官商合一体制。

改革开放初，中国缺少资金、技术、管理，急需引进大量的外来资本。政府制订了大量的有利于招商引资的法律、法规，官方“追求”商人的结盟进程在全国展开。整个中国，掀起了引进外资的热潮，甚至在许多地方上演了激烈的外资引进争夺战，官求商的结盟形态出现。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官求商结盟的政治生态成为了中国政治生活的一道特独的风景线，各地书记、市长带头的招商引资队伍游走于全世界，这一波引进热潮，适逢西方及东南亚先发展国家和地区的产业转移期，两者形成合力，出现了世界范围内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至中国的浪潮，中国成为了“世界工厂”，中国经济在这种政治生态下实现了腾飞。

(二)商求官结盟形式的政治生态。当中国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后，商的范围大大扩大，除了外资企业进入中国市场以外，民营经济兴起，使中国出现了官求商形式以外的另一种政治生态，即商求官结盟形式的政治生态，两种政治生态出现了时空的重置。

市场经济是一种竞争型经济。在成熟度高的市场经济中，资源主要靠市场来配置。但是，在当代中国，政府具有强势，政府计划手段的力量强大，政府配置资源的总量很大。在这种体制下，国家的计划职能强大，政府干预经济也是当前中国经济保持持续发展态势的重要原因。

政府参与资源配置常常排斥自由竞争，如果缺乏完善的外部监督体制，非常容易出现权力寻租，官商结盟就具有了前提条件。中国的市场经济是在政府推动下形成的，其代价巨大，在短期内无法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主导作用。政府配置资源力度越大，资源配置就越是远离竞争与平等，为了获取更多的资源，商业主体就会想尽一切办法从政府手上获取资源，形成官商结盟的政治生态，官商勾结现象就是在这种政治生态大环境下出现的。

(一)官求商结盟形式政治生态的外部性。首先，政府推动的官商结盟在推动经济发展上的确起到了重要作用，尤其在引进外资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一枝独秀的引进外资发展模式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经济的深入发展。引进外资偏重于外向型经济，对外依存度过大，经济受外部影响太大，发展的风险也大大增加，一旦外资撤资或资本转移，将直接影响经济发展。

其次，有的产业中，政府对外资采取超国民待遇，而国内同业却要承受体制遗留的各种负担(如职业养老、医保等社会福利)，前者轻装上阵，而后者负重前行。

再次，外资代表的是外国资本的利益，其投资是为了获利而非发展中国经济，因此外资更倾向于母国利益，从中国的获利大多流向了母国。这种资本利益的特性，与中国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属性有着较大的利益冲突。官求商结盟形式容易使政府在劳资出现矛盾时偏袒外资方，造成政府合法性危机。

(二)商求官结盟形式政治生态的外部性。政府在资源配置中起着重要作用，当商求官结盟形式固化为一种常见的政治生态后，其外部性也就充分表现出来。

其一，出现了被广为诟病的官商勾结现象。政府垄断市场资源，商人拥有资本并需要获得资源进一步扩大资本，官商勾结之后，就形成了官与商之间的权钱交易。官商勾结不仅引发严重的政治腐败，也破坏了正常的市场秩序。官商勾结下的政治生态的外部性，已经被全世界公认为最坏的政治生态，它是社会的毒瘤。

其二，加大了企业发展的潜在风险。市场竞争最能促使市场主体优胜劣汰，但是商求官结盟的政治生态形成后，有一部分企业不是把发展方向放在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上，而是放在与政府尤其是政府官员搞好关系上，企业以牺牲对市场的适应性为代价，片面追求与政府的亲密度，企业的这种发展模式短期内或许可以获取一定的利益，但不是长久之计，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将面临危机。

官商结盟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中国也可以从世界其他国家处置官商结盟关系成功的经验中，学习到可用于改革中国官商结盟关系的一些措施。西方官商结盟体制的优点在其法治性，西方国家的民众对资本渗入国家权力同样深恶痛绝，但是，西方民众仍能忍受这样一种“民主”体制。究其根本，是在其体制内没有更好的可以取而代之的政治体制，这种体制是其宪政体制所决定的，是在其法治范围内、在重法的思维下运转的，目前的体制虽非最好，却无更好体制来取代。

中国官商结盟的政治生态是在特定的时代需求背景下出现的，但这一满足特定时代需求的政治生态，目前已经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经济与社会发展。改善这种政治生态是当前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任务，借鉴西方经验，走中国社会主义的法治化道路就是一条可行的道路。

改善官求商结盟形式的政治生态，可以通过法律的完善来实现。对于外资的超国民待遇问题，国内的立法正在不同程度上予以取消或纠正。当前，在产业不断从沿海发达地区向欠发达的中西部转移过程中，中西部仍在采用沿海已经用过的超国民待遇办法，这既与现行法律相悖，也不符合社会发展的大趋势。招商引资需要再深入，但必须是在守法的前提下进行，要形成在守法政治生态下的良性发展，不能采用短视的随个别领导人意志而转移的非常态的招商引资。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则是，越遵守市场法规的地方，越能吸引资本流入，因为遵法的社会环境可以减少非确定性，可以减少投资风险。官在求商的过程中，更要建立良好的守法政治生态。

改善商求官结盟形式的政治生态，既依靠完善的市场经济法规，还要依靠切实有效的权力监督体制。政府配置资源在西方发达国家也频繁采用，虽然也产生腐败，但很少像中国政府配置资源过程中那么容易出问题，其原因是西方监督政府行为的法治相对完备。这一点正是我们缺少的，我们的市场经济发展的时间短，我们对政府配置市场资源的监督体制还没有完善起来，市场法治建设才刚刚开始。在缺少监督的政治生态下，官商勾结的情形很容易出现。研究和完善对政府的监督体制，完善监督官商结盟的法律、法规，完全可以改善商求官结盟形式的政治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