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进入冰心研究领域的时间不长，但遇到冰心的热爱者崇拜者的询问不少，主要是关于她的情爱：像她那样既漂亮又出名的女作家，不像现在一抓一把，五四时期可是凤毛麟角，怎么会在25岁前没有谈过恋爱？怎么会终生只有一次婚姻？除吴文藻外，还爱过他人吗？有多少人追求过她等等。更有“恨水不成冰”的奇（趣）谈。1991年春上在北京，“打的”去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楼探望冰心，司机是个文学迷，了解冰心不少的事情，忽然问我，知道张恨水为什么恨水吗？我说，不知道，司机说，因为他非常爱冰心，可又追求不上，便起了这个名字，恨水嘛，恨水不成冰，就是这个意思，问我，这个“恨水不成冰”故事可是真的？我说，绝对不是，他们两人从未谋面，如何谈得上爱谈得上追？后来发现，这个故事流传甚广，我在南京、福州甚至银川都回答过这个问题。在人们的想象中，女作家总也少不了男女之间的“花边”与“私情”，你看与她同时代的黄庐隐、白薇、林徽因、凌叔华、萧红、丁玲，晚一些的张爱玲等等，哪一个不是这样，怎么独独少了谢冰心？
这确实是一个谜，迷住了许多人，也迷住了我，有人想去解谜，但都解不开，为何？因为没有事实的路径。前几年《人间四月天》风行，电视、书报刊一齐上，很是热闹，于是有人对我说，你为什么不写写冰心的情爱故事？一定轰动。这种心理，这种企图解谜者还是大有人在，他们在解谜时，往往缺少事实的支持，找不到进入迷宫的路径，有的就根据一些零星的史料着手推测，进行引伸，从而制造出一些情爱之类。
去年底在北京开第六次作代会，《人民文学》提前将2002年第一期刊物送给各位代表，会间无事，夜来翻书，一眼便见“专栏”中韩石山的文章《梁实秋的私行》，由于我在研究冰心时，曾接触到梁实秋，所以，先睹为快，且又是“私行”，我想，一定有未知的史料。文章很短，立马看完，看完之后，却说不出话来，一时琢磨不透。次日恰去中央民族大学，便将刊物带去，冰心的女婿陈恕教授复印一份留下，几天后打电话来说，他看过好几遍，不明其意，也弄不清作者为何这般行文？“梁实秋私行”？从它的篇幅与内容来看，改用“冰心的私行”可能更贴切一些，全文155行，写冰心的占98行，其中有45行，专门用来质疑冰心。韩文在一些零星的史料中推断出梁实秋与龚业雅的“且志因缘”后，也用类似的方法推断梁实秋与冰心的“且志因缘”，指出他们之间曾有过的“那份感情”、包括冰心写诗，“动力”在“秋郎”等等，还借用马逢华的话说，他们两人“烽火隔绝三十余载，而此心不渝，这是何等凄美的默契！”最后，韩先生被自己的描述与推断感动，情动于文：“——这样的情感，是他们人性中绚丽的云霞。”
冰心与梁实秋之间几十年不变的感情，确实是“人性中绚丽的云霞”，很美的，但事实中这种绚丽的云霞与美所蕴含的内容，与《梁实秋的私行》所指有所不同，他们之间不曾出现过情爱，不曾有过生死之约、终生不渝的故事，更未有过男女之间的私情，他们的交往基本把握在友谊、友情的层面，从未有过逾越，无论哪一个年龄段，这种交往都是光明磊落的，没有必要等到某某离去、某某老矣才予透露。
在这里要声明一点，我并不是冰心的卫道士，非要去捍卫冰心的纯洁性等等（也无需我辈去捍卫），如果在冰心身上，有那么一点情爱的故事，我觉得不仅可以理解，甚至可能更多彩更美。在冰心先生离去的时候，我在她的寓所接受《文汇报》记者访问，要我用一句话概括冰心的一生，我说了这样的一句话：“冰心的一生如诗如画如玫瑰”。但我私下却感到，也许她的人生之美缺少了一点什么，太完美了也是一种缺陷，我甚至希望有专家真能从史料中发掘出几段趣事，几则故事，但这一切都必须建立在尊重冰心的人生与事实的基础上，无中生有，编造趣事，一叶障目，妄作推测，既不尊重作家本人，也不尊重历史，既不好面对今人，更不是对后人负责。
冰心与梁实秋第一次见面是在前往美国的杰克逊总统号邮轮上。冰心是燕京大学的毕业生，已经很有名气，她五四时期所作的“问题小说”《超人》，风靡一时的《繁星》已结集出版。燕京大学前往留学的还有许地山与陶玲，梁实秋是清华学堂集体“放洋”中的一员，顾一樵、孙立人、吴文藻等同届，冰心与梁实秋在船上不期而遇，各自都有一些尴尬与矜持，几句话不投缘便说不下去。因为这里有件“昨日往事”，也许就是这件“昨日往事”，奠定了他们交往的基础，甚至影响了一生。
1923年1月《繁星》、5月《春水》结集，作为文学研究会丛书出版，当时是一片赞扬声，并由此带出一个小诗运动，但是，清华高等科学生梁实秋却对这两部诗集展开了相当尖刻的批评，虽然梁实秋也承认“冰心女士是一位天才的作家，但是她的天才似乎限于小说一方面”，而她的诗《繁星》与《春水》“比她自己的小说逊色多了，比起当代的诗家，也不免要退避三舍。”梁实秋归纳了冰心的小说与诗长短的缘故：“（一）表现力强而想象力弱；（二）散文优而韵文技术拙；（三）理智富而感情分子薄。”之后，专门就冰心诗中的感情作文章：“我从《繁星》、《春水》里认识的冰心女士，是一位冰冷到零度以下的女作家。”读她的诗“得不到同情与慰安，只有冷森森的战栗。”他说：“我总觉得没有感情的不是诗，不富感情的不是好诗，没有感情的不是人，不富感情的不是诗人，‘概念诗是做不得的’。”根据他的分析，梁实秋断言：“《繁星》、《春水》这种体裁，在诗国里，终不能登大雅之堂。”此文写于1923年7月7日的午后，发表在7月29日出版的《创造周报》第12号上，冰心8月5日抵达上海，作出国留学的准备，在上海等船的日子，已读到梁实秋的批评文章。由于这个“昨日往事”，年轻的被赞扬声包围着的冰心，从感情上说，总是不那么舒服的，因而见面时态度冷淡，完全是可能的，“初识冰心的人，都觉得她不是一个容易令人亲近的人，冷冰冰的好像要拒人千里之外”。（梁实秋：《忆冰心》）但是，从理智上，从她的诗歌观念上，对梁实秋的批评又是认同的，冰心在她的简历中，从不标上“诗人”的头衔，晚年我与她有过几次交谈，每及她的诗作，她常有“我不是诗人，那不是诗”之类的表述。1987年11月25日，梁实秋的遗孀韩菁清到北京看望冰心，握别时，冰心深情地说，实秋是我的一生知己，一生知己……这个一生的知己，大概就从梁实秋对她的诗歌批评始，“知己”首先指的是文学理念与诗歌观念的相通与相知。就是那次在船上，梁实秋挑头办了一个叫《海啸》的壁报，向冰心邀稿，冰心自然不会拒绝，但她好像有些赌气，偏偏给的都是诗稿，《惆怅》《纸船——寄母亲》《乡愁》最初就是发表在《海啸》上，这里有些文人之间以文人方式游戏的意味。
杰克逊总统号邮轮在西雅图登陆后，中国的留学生便各奔东西，梁实秋去了科罗拉多大学，冰心则前往东海岸的波士顿，入威尔斯利女子学院攻读硕士学位。一年后，梁实秋提前完成大学课程，进入哈佛大学研究生院，选修白璧德，当时他与顾一樵共同租住在剑桥的奥斯丁园。剑桥与威尔斯利镇同属波士顿地区，两人曾结伴到威尔斯利看望冰心与谢文秋（在威尔斯利女子学院体育系读书）。于是，就有了1925年初剑桥中国学生宣扬中华文化而用英语演出《琵琶记》而闹出的“逢场作戏”的“谑浪”。冰心本来没有角色，“因为演宰相女儿的邱女士临时病了，拉我顶替了她。”戏中的蔡中郎（梁实秋饰）看上了赵五娘（谢文秋饰），而宰相的女儿（冰心饰）又看上了蔡中郎，按照中国传统的模式，最后自然是蔡与宰相之女成婚。然而，现实中，却是谢文秋看上了在西典军校读书的朱世明。“朱门一入深似海，从此秋郎是路人”，是用来调侃梁实秋的，原因是谢文秋引发的。韩石山认为“秋郎”体现着冰心的感情色彩，梁实秋用做笔名，直至老年，这里蕴含着“且志因缘”是否确切？实际上，《琵琶记》中的“逢场作戏”倒是引出了另外一个人的感叹，他就是已经改到英国留学的许地山，“后来顾一樵给我看了一封许地山从英国写给他的信说‘秋实有福，先在舞台上做了娇婿’。”（冰心：《悼念梁实秋先生》，《冰心全集》第8卷232页）冰心说，这是当时青年留学生之间彼此戏谑的话，当不得真的，只是一番幽默。
1926年梁实秋与冰心先后回国，1927年2月梁实秋与3年前送他上船赴美留学“大哭一场”的女友程季淑结婚，之后先去上海，再到青岛大学任教。冰心则在1929年与吴文藻在临湖轩举行了婚礼，这以后，他们很少见面，但来往的书信不少。1972年梁实秋在误信冰心与吴文藻双双服毒自尽后写作的《忆冰心》一文附录中公开的一组6封冰心致梁实秋的信，都是这之后写的。其间应该还有信，尤其是梁实秋给冰心的信，一封也寻不得，原因是1938年秋天冰心一家到大后方云南，真正的拖儿带女，几十箱的书、信件与资料，全都存在燕南园66号楼的阁楼上，他们都没有预料到从此再也回不到这座美丽的校园。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入燕京大学，司徒雷登被关，冰心的住宅66号楼成了拷审教授的场所，楼上那几十箱的珍贵资料全都不翼而飞。这不仅对冰心同时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都是莫大的损失，梁实秋给冰心的信有一部分显然在此遭难。单从冰心的信件中可以看出，这一段时间交谈的话题较多，创作、文坛、生活、生病等等。梁实秋因为冰心爱海，还特地邀请她到青岛看海，但终因冰心生病未能成行，倒是吴文藻去青岛盘桓了几日。可见他们的书信来往并无什么私密性，吴文藻与梁实秋本是同窗好友，而此时的吴文藻在燕京大学已是法学院院长，在社会学领域，处于学科前沿，真正的大学者。由于这些原因，冰心给梁实秋的信，放松得很，什么话都可以说，总是坦然、自信、风趣而随意，绝无某种营营之心。
在梁实秋公开的信中，最重要的一封即是韩石山在文章中大量使用的“徐志摩遇难没有几天”，“把徐志摩贬低了一通”的信，韩文认为，这里不仅有冰心对梁实秋的情意，更涉及到对徐志摩的评价。“我近来常常恨我自己，我真应当常写作，假如你喜欢《我劝你》那种诗，我还能写他一二十首。”怎么理解？韩先生认为，“谁都知道，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冰心已很少写诗了，偶尔写了一首，只要秋郎喜欢，她就可以接连写一二十首。这是多大的动力。”理解为情爱的动力，显然有误！这话实际上是连接了八年前梁实秋对冰心的批评，与《繁星》《春水》比，《我劝你》更不像诗，这样的诗你会喜欢？这样的诗你喜欢，可以写很多！我理解是这个意思。梁实秋说过，没有感情的不是诗，不富感情的不是好诗，《我劝你》说教味那么重，概念诗，怎么会喜欢？冰心本人对诗有很严格的要求，不能因为自己作些文字，便将诗的要求降低，所以她说，“假如你喜欢《我劝你》那种诗”，显然她自己不认为这是好诗，甚至认为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诗。信中的这段话，实际上是一个艺术的命题，但被韩先生引伸出了情爱的味道。
那么，徐志摩新死，朋友都在悲伤之中，你冰心在梁实秋面前说那些贬低徐的话是什么意思？韩石山认为一是对徐志摩的好朋友林徽因有成见，二是冰心的话不实，欠公平。韩先生说，冰心对徐志摩的评价有可商议之处，这里还真有可商议之处。就我所知，冰心对徐志摩书面的议论也就这一次，并且是在与朋友的私人信件中，她绝对不会想到成了后人对她人品质疑的证据。如果从冰心一贯的做人观念而言，冰心对徐志摩不会有好感，所以她信中说“从来就不是朋友”是真实的，她不喜欢他，主要是与徐志摩的人生态度与情爱观念有根本的不同，尤其不喜欢他那种像蝴蝶般的女人之间飞来飞去。1926年，吴文藻在美国向冰心求婚，冰心说，她自己没有意见，但她的婚事必须得到父母的同意才行。于是，吴文藻向冰心的父母亲写了一封长长的求婚信，在这封信中，吴文藻用了这样的一个词来概括冰心：“令爱是一位新思想旧道德兼备的完人”。吴是社会学家，这句话几乎写尽冰心的一生，因而，她绝对不能理解更遑论接受徐志摩的方式了，只会冷眼相看。恰遇徐志摩济南出事，梁实秋时在青岛，她在写信时，自然回避不了这个话题。冰心不会为徐志摩说好话，也不会隐瞒自己的观点，将她平日的看法与想法尽在朋友的面前和盘托出，又为何不可？这没有什么不公平，更没有别的什么用心。冰心说对徐志摩从来没有说过好话，不是言过其实，《梁实秋的私行》以有一次冰心称其“志摩”而说这是好话，恐怕是将礼貌用语与好话混为一谈了。冰心不仅不喜欢徐志摩，同时还不喜欢陆小曼，《我们太太的客厅》实际上是讽刺陆小曼及陆小曼徐志摩等所谓上流社会的。这里不存在也不涉及“冰心与志摩的好朋友林徽因是有成见的”“另有用意”（我在《朋友，仇敌？——关于冰心与林徽因》一文中专门就此事作过订证，并首次公开了冰心1992年的一次谈话记录），她们两人始终是朋友的关系。1987年，冰心在谈到自五四以来的中国女作家时，用了这么一句诗来形容：“入世才人灿若花”。在那篇文章中，冰心用了很赞美很友好的文学专门写到林徽因：“一九二五年我在美国的绮色佳会见了林徽因，那时她是我的男朋友吴文藻的好友梁思成的未婚妻，也是我所见到的女作家中最俏美灵秀的一个。后来，我常在《新月》上看到她的诗文，真是文如其人。”（《入世才人灿若花》，《冰心全集》第8卷第139页）这段文字，我想大概说清楚了她们之间的友谊与关系了吧。
冰心与梁实秋交往比较频繁是在重庆，那时，他们作为社会贤达成了国民参议会的参政员，顾一樵、浦薛凤、吴景超等清华同学（也都是留美学者）都在重庆，吴文藻是他们中人，而冰心也在清华任过教。战时生活艰苦，同学朋友聚到一起，便会生出一些苦中作乐之事，写写诗，题题字，吃吃饭，聊聊天，调侃取乐，甚至唱唱戏，开开心的情况都有过。当时，冰心住在郊外的歌乐山上，而梁实秋与吴景超、龚业雅住在北碚，这三个人与冰心吴文藻都是朋友。吴文藻那时在最高国防委员会参事室任职，常去外地考察、或到国外访问，冰心闲来无事就乘便车，到北碚成为雅舍的座上宾。有一回，冰心来到雅舍，时值寒冬，几个人围着炭火谈到夜深，冰心的“兴致特高，自动用闽语唱了一段福建戏词，词旨颇雅。”并且夜阑未归，与龚业雅挤在一张小床。还有一回是梁实秋的生日，酒过三巡，寿星梁实秋忽视索要冰心的字，冰心喝了那么一点酒，心境也好，提了笔，展了纸，便写道：
一个人应当像一朵花，不论男人或女人，花有色、香、味，人有才、情、趣，三者缺一，便不能做人家的要好的朋友。我的朋友之中，男人中算实秋最像一朵花，虽然是一朵鸡冠花，培植尚未成功，实秋仍需努力！
（引自《一个人应当像一朵花》，《冰心全集》第三卷第229页）
梁实秋极为珍惜这幅字，一直将它带在身边，直到他在台湾忽然仙逝，他的遗孀韩菁清将一大包字画带到上海。传记作家叶永烈见到这幅字，但对那一句“一朵鸡冠花”不能理解，于是，写了信，问及冰心，不知冰心有无作答，或如何作答？梁实秋那篇悼念冰心的文章，也未提及这件事情。冰心在题字中，对梁实秋评价颇高，才、情、趣都俱备，难得的朋友，也只能是朋友。不管“鸡冠花”是什么含义，冰心将梁实秋始终放在朋友的层面上确是无疑的，“要好的朋友”，朋友中的男人（而不是指男朋友），就是这个定位，也就是个事实，相伴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