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埃及“1.25革命”与伊朗伊斯兰革命之比较

埃及1.25革命和伊朗伊斯兰革命都以创建国家新制度为主要诉求。从革命外围形势来看，埃及1.25革命要优于伊朗伊斯兰革命；从革命力量看，伊朗有明确的革命领袖和相当统一的革命力量，而埃及革命则缺乏领袖、力量分散；从革命进程看，伊朗伊斯兰革命是经过长期的酝酿才发动的，而埃及革命则是由偶发的事件催生而突然发起的；从革命结果来看，伊朗革命创建了伊斯兰共和国，而埃及革命则没有导致国家政治制度的创新。埃及1.25革命没能成功的主要原因是其爆发的突然性和革命力量的分散性，以及完备行动方案的缺失和革命目标设定的模糊与不切实际。

埃及1.25革命和伊朗伊斯兰革命都是要推翻既有国家领导人或政体、并期望构建新的政治体制的群众运动。尽管1.25革命在时间上比伊斯兰革命晚了三十多年，而这个时间段也恰恰是民主思想在广大发展中国家迅速普及的节点，且1.25革命爆发后其参与者还得到美欧诸大国的“民主”声援和帮助，但是相比较伊朗伊斯兰革命迅速结出延续至今的“伊斯兰共和国”之果实，埃及1.25革命在制度创建方面可谓是一无所获。国内外专家学者对这两场革命已经分别给予了相当研究，但是对其进行比较研究的成果很难见到。本文旨在通过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和埃及1.25革命的对比研究，并在对革命后埃及进行实地考察的基础上，探求埃及1.25革命最终失败的原因。

一、革命对象之比较

伊朗伊斯兰革命和埃及1.25革命的对象分别是巴列维国王和穆巴拉克总统，以及他们所代表的日渐不得人心的政治体制。巴列维国王1941年登基1979年初黯然出走他国，穆巴拉克总统1981年上任2011年初被赶下台，他们两位均担任国家元首长达三十（余）年。不可否认，不管是巴列维国王还是穆巴拉克总统，都曾励精图治发展国家，但是各自的误政和既定的政治制度，最终还是把他们推到了历史的审判台。

1. 伊朗巴列维国王

伊朗伊斯兰革命的最直接对象是巴列维王朝末任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Mohammad Reza Pahlavi，1919年出生，1941年登基）。

在1941年希特勒德国大肆侵略、英苏为了自身利益联合出兵占领伊朗的严峻情势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接替被迫退位的父亲，成为伊朗巴列维王朝的第二任国王，俗称巴列维国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英美三大国在伊朗皆有驻军，巴列维国王对国家的领导力自然也就相当有限。但是随着冷战的兴起和愈演愈烈，伊朗在美国战略中的价值迅速提升，于是美国帮助伊朗先后摆脱了苏联（沙俄）和英国长达百年的盘剥，又策划组织了令巴列维国王权力失而复得的伊朗1953年政变，并且在其后对伊朗提供了全方位援助。华盛顿上述伊朗政策的实施不仅赢得了德黑兰的友谊，而且也把巴列维国王推到了国家独裁者之位。

尽管巴列维国王在权力巩固后励精图治，希望把伊朗发展成为世界强国，但是他的专制统治也遭遇到接连不断的挑战。因为巴列维国王在1960年开启的以土地改革为主要内容的“白色革命”严重伤害到宗教界的利益，再加上他日益突出的世俗化、西方化政策倾向，这使得在伊朗享有重大影响力的宗教界与巴列维国王渐行渐远，1964年宗教领袖霍梅尼被捕并继而被流放他国，标志着宗教界与国王的彻底决裂。从此以后，巴列维国王便面临着一个明确的反对力量——伊朗宗教阶层，也面临着一个明确的反对派领袖——霍梅尼。

随着国际油价的提升和石油出口量的增加，从一九六零年代后期开始，伊朗石油美元激增，但是巴列维国王把大量石油美元投入到国防和军事建设中，对民生领域的投资重视不够，这使得民众生活质量的提升与国家石油收入的剧增不相匹配。再者，王室和统治阶层的普遍贪污腐败，以及伊朗无处不在的秘密警察和特务组织，不仅令民众心生怨恨，也让官员们缺乏安全感。此外，巴列维国王的亲美外交也颇受争议。这样，到1970年后期，巴列维国王身陷众叛亲离的惨淡处境，其在国内的统治基础日益动摇不定。

当巴列维国王在伊朗国内遭遇日益严重的统治危机时，其长期以来最坚定的外部支持者美国对他的态度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因为巴列维怀有称霸波斯湾和印度洋的图谋，也有把伊朗发展成为世界第五强国的计划，其外交独立性越来越强，作为地区霸权国家的伊朗和世界霸权的美国在战略上越发冲突，而且巴列维国王对提升国际油价的推动也让美国这个世界头号石油消费国非常愤怒。而与此同时，随着以色列国力的增强、沙特阿拉伯王国的稳定以及埃及外交的转向，伊朗相对于美国的价值却在不断下降，这导致当巴列维国王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面对国内危机时，曾经的密友美国已经不再是他的可靠依仗了。

2．埃及穆巴拉克总统

埃及1.25革命的最直接对象是任职该国总统已达三十余年的穆罕默德·胡斯尼·穆巴拉克（Muhammed Hosni Mubarak）。1981年10月6日，埃及前总统萨达特遇刺身亡，身为副总统的穆巴拉克随之成为埃及共和国第四任总统，并在此之后的三十年中一直担任该职。

穆巴拉克的个人命运与埃及共和国的威权政体息息相关，或者说，他是埃及威权政治的继承者和其矛盾累积的承担者。1952年，以纳赛尔为首的埃及自由军官组织推翻该国的法鲁克王朝，并于次年废除君主制建立共和国。1954年出任总统的纳赛尔在治理国家的方式上表现出非常强势的一面，他给予反对势力残酷镇压。1970年9月萨达特接替逝世的纳赛尔出任总统后，认识到既有的威权政治已经威胁到政权的合法性，再加上盟友美国的推动，萨达特开启了政治改革进程，但是他的改革缺乏政治精英和民众的支持，因此难言成功。1981年接任埃及总统的穆巴拉克不得不面对萨达特时代遗留下来的诸如经济不景气、在阿拉伯世界的严重孤立、国内政治气氛紧张等困局，穆巴拉克总统上台后被迫进行了一些改革，最显著的变化在于政治多元化趋势明显加强，议会、司法、政党、选举制度渐趋完善，政治的制度化水平有所提高，至少在表面上具备了宪政民主的基本架构。

但遗憾的是，民主化只是穆巴拉克维持威权政体生存的权宜之计，穆巴拉克进行议会和政党制度改革的原因在于纳赛尔和萨达特时代的专制统治造成威权政权陷入合法性真空，加之穆巴拉克地位尚不稳固，需要打造自身的民主形象以迎合国内外的期待。赋予司法机构一定的独立性也有着现实的需求，一方面改变人们对总统独大的恶劣印象，另一方面政府进行市场化改革、惩治腐败也需要配套的司法工具，以此减少国家干预。穆巴拉克推行的民主虚假至此，其代表的威权主义之合法性自然是日渐减退；而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需要更强的个人专制，结果在政治上穆巴拉克的执政陷入了一个无可自拔的恶性循环之中。与此同时，严重的社会分配不公和官员腐败也令穆巴拉克执政后期还算可观的经济增速黯然失色。

不过，在2010年底突尼斯“茉莉花革命”爆发和推翻该国总统之前，尽管埃及国内对穆巴拉克的威权统治也是颇有微词，但是他在国内遇到的危机并没有达到生死存在的严峻程度，其既有的外部支持（以美国为首）也并未减损，事实上，1.25革命前夕的穆巴拉克总统之处境要胜过伊斯兰革命前夕的巴列维国王。

二、革命力量之比较

伊朗伊斯兰革命和埃及1.25革命都是深具群众基础的民众抗争运动，社会参与面均非常广泛。但是二者也存在十分明显的差别，伊朗伊斯兰革命拥有一位具有广泛社会认同的（精神）领袖霍梅尼，而且以霍梅尼为代表的伊朗伊斯兰反国王势力是一个持续性存在。反观埃及的1.25革命，它不仅缺乏具有全民性号召力的领袖，而且革命前的埃及也没有反穆巴拉克总统的组织性行动传统。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力量

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伊朗革命之所以被冠以“伊斯兰”的名号，是因为革命的主导者是以霍梅尼为核心的伊斯兰力量，他们掀起革命的目标是建立以伊斯兰原则为导向的新政权模式。

1902年出生的霍梅尼从小受教于伊斯兰学校，研读《古兰经》和其他一些宗教书籍，少年时期他曾到伊拉克求学伊斯兰知识，学成后一直定居于伊朗伊斯兰教圣城库姆，并成为一位学识渊博、身负众望的伊斯兰宗教领袖。他始终对巴列维王朝充满了仇恨，他把父亲的罹难、小女的溺毙和长子的暴亡都视为王朝之罪，巴列维国王对伊斯兰教的漠视也让他愤怒。在20世纪60年代前期，因为“白色革命”和授予在伊朗的美国军事专家法律豁免权等问题，霍梅尼接连展开了对巴列维国王的反抗和抨击，结果早已被巴列维国王视为异己的霍梅尼于1964年11月惨遭驱逐出境的厄运，开始了其长达14年有余的流放生活。霍梅尼先是在土耳其流亡，1965年9月又转移到伊拉克纳贾夫，直到1978年10月才离开这里到法国巴黎近郊流亡。

因为在霍梅尼流亡伊拉克时期伊朗和伊拉克这对邻国的关系相当糟糕，所以作为巴列维国王反对派的霍梅尼在伊拉克享有较为广泛的活动空间，这也使得霍梅尼的影响并没有因为离开伊朗而遭受减损，其渊博的伊斯兰教学识和浓烈的反抗精神仍然备受伊朗民众关注。1970年6月，库姆48位阿亚图拉集体宣布拥戴霍梅尼为“大阿亚图拉”，坚决支持他在伊朗进行伊斯兰革命的政治纲领，即建立伊斯兰政府、实现教法学家的统治、反对君主制以及建立伊斯兰世界秩序。霍梅尼的名声日益隆盛，国内外的追随者不断增多，逐渐成为伊朗甚至全世界什叶派穆斯林的精神导师。

到1977年伊朗国内反巴列维国王运动日渐高涨之时，尽管各派力量对巴列维国王后的伊朗都有自己的设想，但是它们也都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无力和以霍梅尼为首的伊斯兰力量进行正面角逐，所以也就能够接受霍梅尼在新伊朗的主导性存在。特别是当霍梅尼抵达法国后，面对伊朗已经一发而不可收拾的动荡局面，伊朗各反对派领导人纷纷奔赴其在巴黎近郊的流亡处，聆听他对伊朗革命的指导和对未来国家发展的建议，霍梅尼的反对派（精神）领袖地位已经毋庸置疑，他也成为反对派与巴列维国王对抗的鲜明符号。

2. 埃及1.25革命力量

在观察埃及1.25革命前的情势时，一个不得不注意的事实是，尽管当时穆巴拉克总统面临的国内危机日益上升，但反对派的力量却是相当分散，没有任何一个反对派具有号召/整合其他反对派的力量和能力。就国内局势的紧迫程度而言，革命前穆巴拉克总统承受的压力要比当初的巴列维国王小一些。

埃及在1953年成立共和国后走的是世俗化发展路线，宗教阶层没有形成一股较为强大的力量，更没有出现类似霍梅尼那样深具政治号召力的宗教领袖，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20世纪以来埃及社会对伊斯兰力量的持续警惕，事实上，长期以来埃及并不存在合法且具有普遍影响力的伊斯兰力量。1928年成立的穆斯林兄弟会（穆兄会）是当代埃及最具组织力和动员力的宗教/政治团体，但是它在埃及的发展环境很不理想，不管是在法鲁克王朝时期还是在共和国时期，穆兄会都曾遭受政府的强力打压，并因此而长期处于地下活动状态。再加上埃及社会由来已久的世俗化发展倾向，民众对有伊斯兰情结的穆兄会也是多有抵触，从而导致一直到1.25革命爆发前夕，穆兄会获得的社会认同度并不高，自然它也就难以成为众望所归的革命领导力量。

埃及共和国成立后奉行的是威权政治模式，政党存在的空间非常有限，纳赛尔总统在1953年解散了所有政党，后来只是出于自身需要才成立了执政党，这使得非宗教色彩的强大反对派在埃及也难以出现。尽管萨达特在1970年接替纳赛尔出任总统后逐步建立多党制，但是成立新政党的条件非常苛刻，为数极少的几个新政党也基本上是从原执政党中分化出来的派系，缺乏社会和民意基础。穆巴拉克在1981年出任总统后推动有限多党制向宽松多党制转变，这使得政党数量得以增加，比如20世纪70年代初合法政党只有5个，而到2010年就已经有23个之多了。不过反对党数量的增加非但没能推动政治多元化，反而成为政权分化反对派的工具，埃及的选举是统治者分配政治权力的?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