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中东特别是阿拉伯地区的反美情绪一直比较强烈，美国富有争议性的中东政策是其根本原因。但是美国并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而是想当然地认为自己的政策是造福于人的“无私”政策。美国对中东反美主义的误解直接导致美国在“9.11”之后把中东广泛存在的反美主义简约为恐怖主义，并认为中东的独裁政治是孳生反美主义的首要原因，这曲解了中东反美的根源，颠倒了中东反美主义和恐怖主义的因果关系。建立在此等片面的认识之上，美国提出“民主改造中东计划”，但是民主政治本身并不能消除恐怖主义，所以至少从近期看，美国的这一政策效果还不甚理想。

关 键 词 中东的反美主义；美国民主化

“9.11”之后，美国把国家安全的首要威胁定义为恐怖主义，恐怖主义遂成为反美主义的核心体现。在遭受“9.11”惨剧的美国人看来，历来动荡不安的中东是反美主义的集中之地。2002年初，国际著名的调查机构“佐各比国际”（Zogby International）针对7个阿拉伯国家做的一个民意测验，结果显示，对美国不满的比率分别是科威特的48％、约旦的 61％、埃及的76％、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的87％。2004年的一次“普尤全球态度民意测验”（Pew Global Attitudes poll）也表明，有93％的约旦被调查者和68％的摩洛哥被调查者对美国持有消极态度。[①]上述调查数据表明，中东的确存在着较为宽泛的反美情绪，而决不是什么“虚假的反美主义”。[②]鉴于此，美国在“9.11”之后制定并逐渐实施了“民主改造中东”的新政策，希望以中东的民主化来遏制和消除中东的反美主义。

但是民主化真的就是遏制甚至消除中东反美主义的灵丹妙药吗？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商榷的问题。要消除中东的反美主义，美国首先要对催生中东反美主义的原因有一个清醒的认识，然后再对症下药。但遗憾的是，美国对此问题的认识比较片面，因而它推行的遏制中东反美主义的政策成效自然也就不能令其乐观。

一、中东存在反美主义的原因

近几十年来，中东一直存在较为强烈的反美倾向，这既是近现代以来西方各国对中东的侵略、压迫所致，更是美国的中东政策使然。

历史上的中东各民族不仅有建立大帝国的辉煌，而且也有遭受外敌侵略、殖民的屈辱。特别是近现代以来，英、法、俄、奥等西方大国对中东展开了长期的侵略、殖民活动，给当地人带来深重灾难，理所当然，外部势力成为中东各民族的反对目标。二战结束后，美国逐渐取代欧洲传统强国，成为对中东拥有最大影响的外部国家，不过这也决定了美国必然会更深地涉入该地区事务，这对刚刚获得民族解放、国家独立的中东大部分民众而言无疑是一个刺激——他们把美国的干涉视之为近现代以来欧洲主宰自己事务的继续。于是，中东对欧洲国家一些愤怒也转嫁到美国的身上，中东国家的反西方主义也就过渡到反美国主义。[③] 实际上，这是一种因为曾遭受惨痛的外部压榨而自然形成的对外警惕、排斥的心理。

但是中东反美主义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美国自身，正是美国的中东政策播下了“仇恨的种子”，招致了那里强烈的反美主义情绪。2003年初，“佐各比国际”和马里兰大学安瓦尔·萨达特和平与发展委员会（Anwar Sadat Chair for Peace and Development）针对6个阿拉伯国家做了一次民意调查，结果其中的5个国家的大多数接受调查者表示，相比较美国的价值观念，他们对美国的态度更是建立在美国的具体政策上，46％的埃及人把美国的政策看作是他们反感美国的根源，而认为是美国的价值观念引起他们反感美国的只有43％，在约旦、黎巴嫩、摩洛哥和沙特阿拉伯，有不少于58％的被调查者强调他们反对的是美国的中东政策。[④]

最让中东穆斯林不满美国的就是美国在阿以和巴以冲突中的不公正立场。考虑到阿拉伯人在历次的中东战争中惨痛的失败，就不难想象，阿拉伯人对长期在阿以、巴以冲突中一味偏袒以色列的美国会是一种什么态度。正如《纽约时报》在2002年9月载文指出：“（阿拉伯世界）对美国的愤怒根植于这一观点：布什政府以牺牲巴勒斯坦人的利益为代价，给予以色列无限制的支持。这样的愤怒在整个阿拉伯世界已经高涨到空前的程度。”[⑤]所以，美国对以色列的长期坚定地支持是阿拉伯反美主义盛行的主要因素。

美国对中东独裁专制政权的支持也是导致本地区出现反美主义的原因。冷战时期及其后的一段时间内，美国在中东的政策主旨是维持亲美政权的稳定，为此，美国对独裁专制的伊朗巴列维政权和沙特阿拉伯等国的王室均给予大力支持，甚至不惜发动政变以达到此等目的。[⑥]但是不幸的是，得到美国大力支持的中东各独裁政权都没能实现国家经济的健康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明显改善，相反，面对来势汹汹的全球化浪潮，它们反而日益边缘化，民众的挫折、沮丧感十分强烈。这样不可避免的，对独裁专制政权的支持会加重生活在其中的民众的苦难，自然也会加深他们对独裁政权外部支持者的痛恨，伊朗伊斯兰革命中伊朗民众强烈的反美情绪和时下沙特阿拉伯民众的仇美心态就印证了这一点。

中东的反美主义与美国对阿拉伯世界的负面认识也有一定的关系。受政府某些政策的影响，美国一些媒体对阿拉伯世界做了大量的片面报道，正如我国学者周烈指出的那样：“在目前，无阿拉伯世界事件报导的新闻已不成为新闻。然而这些新闻报导的不是阿拉伯世界的振兴与发展,不是阿拉伯国家的和平与繁荣,不是阿拉伯人们的幸福与安宁,而是阿拉伯世界的分裂与争斗,是大国的控制与干预,是接连不断的战争与暴力,是关于恐怖主义活动的议论与传言,是阿拉伯人民所遭受的种种不幸与苦难……。”[⑦]在这种舆论的引导下，阿拉伯和穆斯林的整体形象受到严重的损害，阿拉伯民众的尊严也受到相当大程度的触动，再加上“好莱坞”文化与伊斯兰自身文化的一些观念冲突[⑧]，这一切都助长了中东穆斯林对美国的反感情绪。

当今中东反美主义盛行的另一重要原因是“9.11”之后美国主要针对中东穆斯林国家的反恐战争以及“民主改造中东”计划。“9.11”事件发生后，美国迅速把恐怖主义列为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而历来动荡不安的中东则被美国视为是反恐斗争的核心区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和伊拉克萨达姆政权相继被推翻。美国对伊拉克的军事打击尤其遭到阿拉伯世界的广泛置疑和反对，埃及《金字塔报》主编更是明确指出：“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击垮阿拉伯民族的意志,分化阿拉伯国家阵营,根据美国的利益重组地区格局。”[⑨]这一观点也代表了为数众多的阿拉伯人的看法。

其实美国对阿富汗、对伊拉克展开的军事行动决不仅仅只是为了推翻反对自己的塔利班政权和萨达姆政权，而主要是为了更好的 “民主改造中东”。美国建立在中东伊斯兰文化缺乏民主成分基础之上的“民主改造中东”计划同样遭到绝大多数中东穆斯林的反对，此计划一出炉，埃及、约旦、沙特、卡塔尔、巴林、黎巴嫩等国就先后表态，反对美国“强加”给阿拉伯国家的“民主改革”；在阿拉伯民间，反对之声更加激烈，激进的学者认为这是美国干涉阿拉伯国家的内部事务，是“赤裸裸的侵略”。[⑩]时至今日，阿富汗和伊拉克依然难获平静，特别是伊拉克，已经成为中东地区的主战场，那里几乎每日都会发生的爆炸悲剧不可能不增强中东穆斯林的反美情绪。此外，在反恐战争的过程中，美国对中东穆斯林进行公然的侮蔑，就像“美国虐囚事件”所显示的那样，既然有这样的行为存在，那么招致中东强烈的反美浪潮就是可以容易理解的了。

二、美国遏制反美主义的对策：民主改造

中东的反美主义是的确存在的，美国也已经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但是，美国是如何看待中东反美主义的呢？当1978－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爆发并高举反美大旗的时候，美国人百思不解其意，他们认为，当二战后伊朗面临苏联威胁之际，是自己帮助波斯人赢得了国家的独立自主；当伊朗国力虚弱时，是自己伸出了援助之手，使伊朗获得了一个发展平台；在二战后的20余年中，美国也一直是伊朗巴列维国王最值的信赖的朋友。此外，美国人还自视是“现代化”和“国家建设”的化身，从不认为自己具有帝国主义色彩。因此，当1979年革命表现出强烈的反美之时，美国人对此难以理解，只能感叹“毕竟我们是在为他们（伊朗人）服务”。[11]

2003年萨达姆倒台之后美国人在伊拉克的遭遇也让他们大失所望。在美国决策者看来，萨达姆是一个置民众利益于不顾的独裁者，是一个对地区安全和稳定有相当威胁的暴君，用民主政治来取代“无恶不作”的萨达姆政权，对伊拉克民众、对中东特别是海湾地区的国家而言都是一个非常理想的结果。但是萨达姆倒台后美国并没有赢得伊拉克和其它阿拉伯国家人民的普遍好感，相反，阿拉伯人对美国发动伊拉克的动机却是多有质疑。[12]

美国对自己在伊朗、伊拉克的困惑很有代表性。在看待中东较为普遍的反美主义问题上，美国人的视角存在严重的偏差。他们倾向于把自己置于造福于人的地位，认为自己的中东政策不存在对当地人利益的侵犯，而只会给他们带来全方位的利益，例如政治的进步、经济的发展等，从而会在美国和中东之间出现“双赢”的局面。正因为对自己的政策有此等的双重获益界定，所以，美国对中东出现的反美主义难以接受，认为其是事出有因，是中东各种势力为谋私利而加罪于美国，让美国成为了“无辜”的替罪羊。正如美国著名学者巴里·拉宾（Barry Rubin）所言：“反美主义已经成为十分有用的工具。激进的统治者，各种不同的革命运动，即便是温和的政权，都能利用反美主义来凝聚国内的支持和追求地区目标，而且还无需付出任何重大的代价。事实上，作为一种战略，反美主义似乎为所有人提供了他们需要的东西……反美主义对压迫性的阿拉伯政权也有价值，因为这使它们可以把民众的注意力从它们的很多失败之事上移开……抓住反美主义这张牌，各阿拉伯政府就可以确保其反对派不能再使用这张牌来攻击它们……就是对公众而言反美主义也被证明是有用的，让美国来为他们生活中的一些错误负责，有助于说明世界运行方式和他们生活从未改善的原因。”[13]

美国人对中东反美主义的这种片面认识自然会模糊他们的视线；戴着有色眼镜，他们制定出来的中东政策自然很难恰当反映那里的政治现实。美国决策者的特长之一就是对于概念的偷换。当针对美国的“9.11”袭击发生后，美国立即做出声明，坚称这是恐怖主义对全世界的明目张胆的袭击，是对整个人类犯下的滔天罪行，因此，一切正义的国家和人民都应该紧跟美国的步伐，投入到反对恐怖主义的战争中去。这样美国就完成了从“反美 ”到“反人类”、“反世界”的概念扩张，把自己描述为全世界的悲剧的承受者。同样，在面对中东的反美主义问题时，美国人把那里广泛存在的反美主义简约为“恐怖主义”，从而实现了从“反美主义”到“恐怖主义”的概念偷换，为自己在中东的争议性政策增添了一块遮羞布。

尽管在概念与事实之间存有巨大差异，但是美国小布什政府还是在反对中东恐怖主义的基础上，推出了“民主改造中东”的计划[14]，希冀以民主政治来对抗进而消除中东的恐怖主义。把恐怖主义和缺乏民主连在一起的观点在美国是有一定市场的。除小布什及其政府大力推行“民主改造中东”计划外，在2004年的总统选举中，参议员约翰·克里（John Kerry）强调，有必要把中东实行更广泛的政治改革作为反恐战争的一部分；克林顿政府负责中东政策的高级官员马丁·因达克（Martin Indyk）也已认为，克林顿专注于阿以和平而没有重视中东的民主是一个失误，他因此呼吁华盛顿要关注中东的民主改革；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更是一再向公众推销他的中东民主化逻辑。在小布什当局及其拥护者看来，推进中东民主不仅可以传播美国的价值观念，而且还可以提升美国的安全。随着民主政治的推广和民主思想的蔓延，中东地区将不会再产生反对美国的恐怖主义，长期存在的中东反美注意也将会销声匿迹。因此，推进中东地区的民主政治不仅符合美国的安全目标，而且也是取得这些目标的必要条件。这是一个非常诱人的美好前景。

三、对美国相关对策的评析

美国妄图以民主化来消除反美恐怖主义，但是民主政治就真的能远离恐怖主义吗？未必。1970年代和1980年代，在西方民主国家同样出现了一些残忍的恐怖组织，例如意大利的红色旅，爱尔兰共和军，日本红色军，西德的红色军等。此外，西班牙也没有消除埃塔巴斯克分离主义恐怖行动；土耳其的民主制也经受了十余年的政治暴力，一直到1970年代末才逐渐稳定下来；拥有非常完备的民主体系的以色列也产生了自己的恐怖分子，1995年刺杀拉宾总理的就是以色列极端分子；卷入2005年7月伦敦自杀式炸弹袭击的也至少有三人出生并成长于英国；美国奥克拉马城事件同样证明，即使是在高度民主的美国也会产生恐怖行动。总而言之，没有让人信服的证据证明在政权模式和恐怖主义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

美国希望通过推进中东的民主化来消除中东的反美主义，不仅其手段值得探讨，其目标也未必能够实现。认为民主政治可以消除中东反对美国的恐怖主义的观点是非常值得商榷的。它没有意识到中东产生反美主义的根本原因是美国自私、片面的中东政策，而是把“独裁专制”的政治制度视为导致反美恐怖活动的根源。美国人的这一根本观点不改变，其中东政策的可塑性就不会得到大的改观，中东的反美主义也就相应的不会停息。

另一方面，民主选举是民主政治的一个基本指标，看一下近年来中东国家进行的选举，就可以知道，假若在中东推行能真正反映民意的民主政治的话，那里产生亲美政府的前景也并不乐观。

在近年进行的阿拉伯选举中，反美较为强烈的伊斯兰力量都取得不俗的成绩，已经发展成为政府的主要反对派。在摩洛哥，成立不久的伊斯兰主义的政党“正义与发展党”（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在2002年的议会选举中获得了325个议席中的42席（位列第三，在它之前的是两个分别活动50和48各席位的老资格政党）；在同一年的巴林议会选举中，伊斯兰主义的候选人占据了40个席位中的19甚至是21个（观察家们对一些独立候选人的分类有不同意见）；在2003年的也门议会选举中，伊斯兰力量和部落势力的联盟——也门改革组织（Islah）赢得了301个议席中的46席，现在成为政府反对派；科威特的伊斯兰力量在议会选举中获得了50个席位中的17席；在约旦的议会选举中，尽管为了照顾独立候选人而把选举延期了三次，并且还修改了选举法，但是穆斯林兄弟会的政党还是赢得了110个席位中的17席，独立伊斯兰主义者获得另外的3个席位，伊斯兰势力成为第一大反对派力量。在2004年巴勒斯坦的市政选举中，哈马斯控制了约旦河西岸的7个城市委员会（法塔赫控制了12个）；在2005年加沙的选举中，哈马斯更是控制了10个城市委员会中的7个，并占有三分之二的席位，尤为引人瞩目的是，在2006年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的选举中，哈马斯赢得了巴新政府的组阁权。在2005年伊拉克的议会选举中，受到什叶派大阿亚图拉阿里·西斯塔尼支持的候选人赢得了275席中的140席，而以时任的总理阿拉维和总统亚瓦尔为首的力量才赢得45席，非伊斯兰主义者的库尔德联盟赢得了75席。[15]而且，这些选举还均受到所在国对伊斯兰势力的有意压制，他们在这种情况下竟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因此他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假如在中东特别是阿拉伯世界实行真正的自由选举的话，自己必能有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这对期待中东出现亲美政府的美国来说并非乐见之事。

事实上，通过完全反映民意的民主选举也许会导致反美的伊斯兰主义或者有伊斯兰主义倾向的中东政府的出现，美国对此肯定难以认同和接受，所以，当这种局面将要发生时，美国非常有可能会利用自己一贯的手法加以干涉。美国这样做固然可以阻止伊斯兰主义者的上台，但不可回避的是，它也会招致当地民众更为强烈的反美情绪，使他们真切地认识到，美国在中东推行的其实是“美国化”而不是“民主化”，而且，美国一边喋喋不休地高唱民主之歌，一边毫不手软地压制民主，这样表里不一的做法也会使在中东本已处于风雨飘摇中的美国信誉受到进一步的削弱，中东反美主义的怪圈也许会因此而长期运转。

所以，希冀以民主政治来消除中东反美主义的举措难以奏效，这仅仅是治标不治本之举。

四、结语

长期以来，由于美国一直执行带有争议性的中东政策，从而导致反美主义在那里孳生、蔓延。美国不恰当地把中东这种普遍的意识存在有意地和恐怖主义联系在一起，这实际上否认了中东反美主义和极端恐怖主义的本质区别，开脱了美国自身政策不利的责任，增添了美国在中东动武的正义性。相对于中东的恐怖主义而言，那里的反美主义更应该受到美国决策者的关注，因为中东的反美主义和恐怖主义根本就不是一个层次的问题——针对美国的恐怖主义仅仅是宽泛的反美主义的具体表现之一，反美主义是恐怖主义产生的土壤。美国如果把目光过多的投向恐怖主义而不注重修正自己带有争议性的中东政策的话，那它在中东的行动只能取得事倍功半的效果。

美国简单地把中东恐怖主义的根源归结为那里存在的独裁统治模式，由此提出并实施了“民主改造中东”计划，它的这一观点有失偏颇，其相应的对策也需要进一步的考察。对拥有强大军事实力的美国而言，推翻中东的“独裁主义”政权自然轻而易举，但是在那里推行“民主政治”却又是另一番光景，美国必须要有足够的耐心。

但是不可忽视的一点是，固然美国的“民主改造中东”计划在当地遭遇到重重阻力，但是它对中东特别是阿拉伯世界民主意识的提升和民主化进程的加速的确能起到相当大的推动作用。这也是美国非常看重战后阿富汗、伊拉克选举的原因所在。其实中东民众参与政治的热情是十分高的，这一点充分体现在各国选举的相当高的投票率上，在2005年1月的议会选举中，尽管面临暴力的威胁，但是仍有53％的伊拉克登记选民参加投票；在同月进行的巴勒斯坦总统选举中，投票率达到73％。在2006年1月份的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的选举中，共有130万选民在1008个投票点进行了投票，选举的投票率甚至高达77.7%。对内部涌荡着“民主”潮流的中东而言，尽管其民众不满美国的中东政策，但是他们不会拒绝接受“民主”这个字眼。特别是在美国的压力下，一些“独裁主义”政权将不得不为民主政治打开一些方便之门，这无疑将会促进中东的民主化进程。

注释：

[①] Gregory Gause III,“Can Democracy Stop Terrorism?”,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October 2005.

[②] 2003年9/10月号的《外交政策》刊登了一篇题为“虚假的反美主义”的文章，该文认为，世界性的反美主义并不存在，因为“反美主义”的现象背后实际上是对美国的真切向往。参阅Fouad Ajami,“ The Falseness of Anti-Americanism”, Foreign Policy, September/October 2003.

[③]高祖贵（《美国与伊斯兰世界》，北京：时事出版社，2005年，第102页。实际上，美国一些学者认为近现代欧洲列强对中东的侵略是当今中东存在反美主义的因素之一，理查德·克塔姆（Richard W. Cottam）在《伊朗和美国：冷战个案研究》（Iran and the United States:A Cold War Case Study,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1998）一书的前言部分、塞缪尔·亨廷顿在《穆斯林战争年代》(‘The Age of Muslim Wars’, Newsweek Special Issue,2002) 一文中都曾提到这一点。这种观点虽然有为美国开脱责任之嫌，但是也有一定的合理成分。

[④] Gregory Gause III,“Can Democracy Stop Terrorism?”,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October 2005.

[⑤] Jane Perlez,‘Anger at U.S.Said to be at New High’, The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11,2002.

[⑥]美国在1953年主导了伊朗政变，把民族主义的摩萨台政府赶下台，巴列维国王借此重新掌握大权，并建立了自己对国家的独裁统治。参阅范鸿达：《美国和伊朗1953年政变》，载《百年潮》，2002年第6期。

[⑦]周烈：《全球化浪潮对阿拉伯世界的冲击》，载《国际论坛》，2005年第一期，第59页。

[⑧]美国《国家利益》杂志在2002年夏季号刊登了《那是娱乐？好莱坞助长了国外反美主义》一文，对好莱坞文化不能如实反映美国的现实和因此而招致的国外对美国的反对表示了担忧。参阅Michael Medved, “That’s Entertainment? Hollywood’s Contribution to Anti-Americanism Abroad”, The National Interest ,Summer 2002.

[⑨]胡锡进等：“中东人对美国又恨又爱”,《环球时报》,2003年4月21日。

[⑩]万铤：《美推民主计划 阿拉伯加速变革 两种改革较量中东》，《环球时报》2004年03月15日。

[11] Richard W. Cottam, Iran and the United States:A Cold War Case Study,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1998，preface.

[12] Youssef M. Ibrahim, “Demqcray: Be Careful What You Wish for”, The Washington Post, March 23,2003.

[13] Barry Rubin, ‘The Real Roots of Arab Anti-Americanism’, Foreign Affairs,Nov./Dec.2002,pp.80-81.

[14]关于美国的民主改造中东计划，国内已有一些出色的研究成果，例如高祖贵的《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第206－284页。）、王林聪的《民主化还是美国化》（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9期）、闫文虎的《美国对中东“民主化”改造战略《（载《西亚非洲》2005年第1期）和潘忠岐的《民主改造中东？》（载《阿拉伯世界》2005年第1期）等。在此对这一问题就不再累述。

[15] Gregory Gause III,“Can Democracy Stop Terrorism?”,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October 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