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9月5日的白宫简报会上，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表示，对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推出新款高端手机不予评价，同时强调美国应该继续实施“小院高墙”技术限制措施。而早在今年4月27日，他在布鲁金斯学会一项对华经济议程演进中也曾提出，美国并不寻求同所有的中国公司“脱钩”，不禁止美国公司向中国出口半导体、新能源以及生物医药等领域的产品，而只禁止出口“最先进的产品”。此外，沙利文还强调，这一策略是白宫反复斟酌后精心制定的，不针对所有新兴经济体，而只针对个别领域内被白宫认为有潜在威胁的对手，可谓是针对原有的对华“脱钩断链”策略而加以改进的“针灸式”“微创式”打压手段。

不过，这一旨在“去风险化”的对华策略其实早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就经由美国某智库机构提出，并且确定了三项衡量标准——一是相关技术对国家安全、区域军事合作与安全至关重要；二是确保美国仍处于该技术发展的前沿；三是中国的高校科研机构与企业掌握的技术和相关基础知识相对匮乏。

西方对华技术限制措施由来已久，但其松紧程度取决于国际政治局势的演变，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产业升级转型，体现出一定的周期性。从“巴统”到“瓦森纳协议”，在确保盟国和伙伴国家步调一致对中国进行高科技封锁的基础上，美西方技术限制措施一度在某些技术领域对中国企业的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甚至间接导致了中国企业创新不足和技术依赖的局面。然而，以华为公司为代表，一些坚守初心的中国企业在通过全球分工加入全球价值链的同时，致力于科技研发上的高投入，以惊人的勇气和毅力，在信息通信等“一般用途技术”上实现了“2G、3G跟跑”“4G并跑”“5G领跑”的跨越式发展。

2018年，美国制定“出口管制改革法案”明确提出限制“新兴和基础技术”出口。由美商务部工业安全局公布的出口管制类新兴技术清单中包括生物技术、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定位与导航、芯片等。2020年10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公布《关键技术和新兴技术清单》，包括先进的常规武器技术、人机交互、量子计算、芯片、太空技术等。其中，两份清单共同包含的芯片、量子计算、人工智能、数据分析存储等领域，则是代表了新一轮产业革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也正是美“小院高墙”对华进行技术限制的重点领域。

相对于画地为牢的“小院”策略而言，其“高墙”策略意向性更为明确，主要包含三种隔离手段：一是强化多边出口管制；二是加强投资审查，限制中国投资美技术领域；三是干脆搞“技术排华”式的种族主义审查，不让中国人进入、接近技术敏感的实验机构，禁止中国公民参与“小院”相关领域的科研工作，并且不惜牺牲其一向津津乐道的学术自由，对美高校也提出了类似的要求。

去年9月1日，作为本届政府基于“小院高墙”策略进行对华出口管控的重点举措，拜登政府禁止美芯片公司如英伟达等向中国出口两种高端GPU芯片。2023年8月9日，拜登总统签署第14105号行政令，设立对外投资审查机制，限制美国主体投资中国半导体和微电子、量子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领域。在华为发布最新款手机的第二天即8月30日，中国贸促会对美国这个行政令进行回应，认为拜登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理由，有意曲解中国企业正常的跨境融资和经营活动，其对外投资禁令和审查机制歧视性地通过政府力量干预市场、破坏竞争、打压其他国家产业发展的行为，不仅损害他国企业公平竞争的机会，也将破坏目前高度依赖全球分工与合作的产业链。

根据前美联储与财政部官员、瑞银信贷首席经济学家佐尔坦·博萨的大胆预测，美西方的跨国企业若在政治压力下被迫放弃半个多世纪的“离岸外包”，主动寻求对新兴市场国家“脱钩”，将会吞下供应链、产业链断裂的苦果。尤其是在与“一般用途技术”关联的半导体和信息通讯产业，对中国即便只是搞“小院高墙”限制措施，受到更大损害的绝不会是中国企业，而是以高通和阿斯麦等公司为代表的西方龙头企业。不懂“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美西方政府高参们，大概不明白仅仅限制一个“高墙”领域，何以会导致其先进制造业竞争力的整体沦丧。

回顾近10年来白宫在“重返亚洲”后三届政府围堵中国的战略措施，从其对华地缘政治的“切香肠”到以“小院高墙”为代表的金融投机式的技术限制措施，这类投机色彩强烈、极具国家机会主义特征的短视行为，恰恰体现了半个多世纪以来金融资本独大格局所导致的美国精英“国家工业理解能力”的缺失。从5年前扎克伯格参加美国参议院听证会时诸位参议员的业余提问就能看出，给美国制定“小院高墙”策略的政治精英的“科技盲”病症已经非常严重。美国不想办法堵上这个能力缺口，却只想尽办法熄灭别人的灯，这并不会让自己的道路更加光明。

席伟健，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