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作为国际政治学科的核心研究领域之一，国际安全研究的发展动态值得关注。近年来，国际安全研究的理论创新主要集中在中国崛起与国际秩序变革、军备与武力使用、恐怖主义与反恐战争、地区安全机制和群体冲突及其管理等几个核心领域，并逐渐出现了一些具有鲜明特征的理论和学说。总体来看，这些研究有三个特点：议题导向的研究逐渐成为主流；中层理论和微观理论成为理论创新的生长点；研究方法更加精细，同时使用定性方法和定量方法成为常态。理解这些研究领域及其特点，对于未来的国际安全研究至关重要。
【关 键 词】国际安全研究/核心议题/理论创新/传统安全
国际安全是国际政治学科最为核心的研究领域之一，可以将其称为学科的基石领域。这一领域在美国学术界被称为国际安全研究，在英国学术界则一般被称为战略研究。顾名思义，国际安全主要研究国家之间的安全议题，旨在探讨战争、冲突与纷争的原因以及国家的外交行为模式。狭义上，国际安全研究聚焦于国家之间的安全问题。广义上，诸如恐怖主义、族群冲突等一些国家与准政府组织或者准政府组织之间的安全议题，以及单个国家的安全议题，仍然可以视为国际安全的研究范畴。处理某些安全议题则比较棘手，以能源安全和环境安全为代表，这些议题属于非传统国际安全，但是其重要性也在上升，如何归类这些议题可以根据研究的具体情况而定。
国际政治学科脱胎于历史学科，作为其核心领域的国际安全在近百年内逐渐成熟，在诸多议题上卓有建树。在二战之前，国际安全研究已经在战争与冲突、权力与威望、集体安全等领域成果斐然。冷战期间，国家安全研究进入了一个相对繁荣的时期，在一些议题上发展出一系列重要的理论，成为国际关系理论争论的焦点。这一时期，国际安全研究有两个显著特点：其一，议题导向和理论导向共存，理论导向的研究占据主流地位，大理论的创新非常突出。其二，从方法论上来看，经过行为主义的洗礼，实证主义方法被大多数学者接受。这一趋势一直持续到冷战结束后，并对当下的研究方法有深远的影响。需要指出的是，国际安全研究在某些议题上与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有高度的契合性，但是国际安全是一个研究领域，并不单单属于某一理论流派，不同的理论流派都可以有自己的视角和理论。
进入新世纪后，国际安全研究的大理论创新逐渐停滞，理论发展进入了一个间歇期。在此背景下，国际安全的研究取向发生了转变。那么，近年来国际安全有哪些核心的研究议题？其代表性的理论和观点是什么？鉴于国际安全研究的议题非常庞杂，将其合理归类并不容易，因而有必要集中笔墨，简单介绍少数几个最为重要的领域。
一、中国崛起与国际秩序变革
大国崛起是国际安全研究中经久不衰的议题。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这一议题有了新的内容。总体而言，对中国崛起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主题：
第一，中美两国在国际格局中的态势。作为最近几年研究的热点问题，中国是否在崛起争议不大，而美国是否衰落则存在争论。一些学者主要关注冷战后美国的单极世界的幻想，研究美国政府在战略上犯的错误。特别是对美国陷入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泥潭，及美国过度自信、过度消费、过度扩张讨论颇多。这些学者大多批评当前美国大规模的海外驻军和海外扩张威胁，对当前美国的权力难题深表忧虑。[1]另外一些学者则坚持美国的衰落并非一个不可避免的选择，他们声称美国领导世界对美国和世界都有益。在理论上，一个国家权力集中超越了一定的门槛，体系对其安全政策的束缚作用逐渐丧失了效用。当前，美国空前集中的权力资源逐渐使得体系中的制约美国安全政策的努力毫无作用。[2]因此，这些学者主要关注美国未来如何维持其首要地位，如何领导世界。
第二，中国能否和平崛起。中国能否和平崛起？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有泾渭分明的两派。一些学者认为中国不可能和平崛起，其研究角度比较多元。从国内政治的角度，中国的独特政体、脆弱的国内政治结构和高涨的民族主义都使得中国无法和平崛起；从权力转移的角度，中国作为崛起国，必然对现行国际秩序不满意，并挑战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从均势理论的角度，中国崛起必然引起其他国家的制衡，并有可能加入美国领导的联盟体系。[3](P381-396)另一些学者则认为，中国和平崛起在理论上是有可能的。这些学者分别从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社会化过程，以及中国与国际社会、国际制度的互动来论述中国和平崛起的可能性。[4](P341-367、P5-36)相对而言，在理论上回答中国可以和平崛起相对薄弱，目前也没有令人信服的、被广泛接受的理论，这也是未来国际安全研究有待于突破的领域。
第三，中美两国的战略行为。崛起国与霸权国互动过程中的战略是当前国际安全研究的热点领域。由于国家的行为比较复杂，对中美两国战略行为的讨论更是丰富而多元。在大战略上，对美国应该在全球收缩还是深度介入，以及对中国崛起战略的讨论较多。[5]在具体的战略上，则聚焦于中国如何提升自身国际地位和美国如何维护其霸权地位。例如，美国两面下注与中国“韬光养晦”之间的战略互动，[6](P6-26)美国的重返亚太战略，以及中美两国在朝鲜核问题、钓鱼岛问题和南海问题上的战略博弈，这些议题成为当前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另外，中美互动还涉及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一系列重要议题。例如，中美之间涉及均势理论中制衡问题，[7]中美两国的战略互信问题，美国在亚太地区联盟体系的形成与管理，以及中美两国在联盟问题上的互动与博弈。[8]这些中美两国之间的重要议题，是当前国际安全研究不可回避的领域。
第四，中国崛起的影响。中国崛起的时间长、烈度大，必将对整个世界产生深远的影响。在国际安全领域，主要关注中国崛起对中美关系、亚太地区秩序和全球秩序的影响。在中美关系层面，对中美之间权力转移、战略互疑、新型大国关系和双边关系不稳定性的讨论较多，对两国如何实现战略再保证的研究，也值得引起重视。在亚太地区秩序上，则主要讨论中国崛起对美国战略部署、盟友体系和一系列地区议题的冲击。在全球秩序上，前些年对中国是否是一个修正主义国家的讨论较多，但是近几年来对中国威胁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和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如何接纳中国的讨论逐渐增多，这也反映这几年中国崛起的态势之快，已经冲击到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
二、军备与武力使用
军备与武力使用是传统国际安全研究最为核心的领域之一。最初的研究主要关注常规军备与武力使用，核武器出现以后，对核军备和核战略的关注更为凸显。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常规军备和核军备两个方面来考察最新的研究。
常规军事安全涵盖的议题很广泛，涉及军事制度、军事技术和武力使用等多个层面。第一，在军事制度上，近几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美两国，这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中美两国都处于军事变革中，对制度变革的研究往往能产生新的观点和理论；另一方面，中美两国的军事变革影响巨大，直接关系到亚太地区的稳定。在研究领域上，则主要关注中国的军事制度改革、党军关系与各军事部门对外交政策的影响，以及美国应对反恐战争时的军事制度改革、军政关系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等。由于中国军事制度当前处于调整期，美国学者比较关注这一领域的最新进展，由于各种因素的限制，中国学者建树不多。
第二，军事技术创新也是当前国际安全研究的重要议题。进入新世纪后，信息化技术飞速发展，计算机技术、电子通讯技术和精确制导技术等推动战争进入信息化时代，由此产生了联合作战、信息化作战、网络中心战和空海一体战等一系列概念和理论，这成为国际安全研究的重要领域。特别需要关注的是，由于中国新军事变革加速进行，中国军事技术不断取得突破。航空母舰、新型战斗机、新型潜艇、新型军舰、新型导弹服役，以及中国的“反介入”和“区域拒止”战略，正在塑造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并导致美国针锋相对地发展新军事技术和作战理论，中美两国在军事基础创新上的竞争是当前研究的热点问题。另外，日本和印度等大国的军事技术创新，及其对地区安全产生的影响也值得关注。
第三，在武力使用上则主要有两类研究：一类关注空中力量、航空母舰、反舰导弹和核潜艇等的使用，特别是对空中力量和特种部队与现代战争关系的讨论，成为研究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重要内容。这一类研究较为微观，既关注武力使用的战术层面，也关注其对战略层面的影响。另一类则从宏观上考察一个国家如何使用武力，[9](P1-34)这包括强制外交、干涉和威慑等，这类研究多从理论和历史两个层面考察国家使用武力决策过程中的实力、承诺、决心和信誉等因素的作用。例如，当前威慑理论的发展已经进入第四波，这一波理论研究主要关注威慑对恐怖主义、“无赖国家”和族群冲突的作用，更加关注威慑过程中的语言交流、社会建构和行为体之间互相学习。[10](P705-732)
核问题研究则是另一个不可或缺的领域。在冷战那种高烈度对抗的时代，对核问题的研究在理论上取得了高度的成就，时至今日仍未被超越。纵观最新的研究，理论色彩较为淡薄，多聚焦于当前尚未解决的议题。近年来对核问题的研究，主要关注以下几个点：
一是集中研究印度、巴基斯坦、朝鲜和伊朗等少数几个国家，这既有对印巴两国的成功案例进行研究，也有应该如何与伊朗这种尚未获得核武器的国家进行互动的研究。换言之，通过考察少数一些国家掌握核武器的过程，研究其研制核武器的行为模式，在此基础上把握这一国家的核政策。
二是研究核扩散。在恐怖主义兴起的背景下，如何控制核扩散是核问题研究的重心，这既是人类世界面临的艰巨难题，也是应该极力杜绝的危险。近十年来，学术界致力于解开核扩散的诸多谜题。一般来说，有核国家不会向恐怖主义分子扩散核武器，但是在反恐战争的时代，对恐怖分子获得核武器的忧虑使得两者关系成为学者关注的重点。对有核国家来说，它们可能基于自身的战略考虑，向其他国家提供核援助；换言之，当两国拥有共同的敌人时，有核国家更可能向无核国家提供核援助。[11]而这种核扩散是通过一系列网络来实现的，例如巴基斯坦核武之父卡迪尔汗建立的核扩散网络，向伊朗、利比亚和朝鲜等国出售核技术，再例如朝鲜建立的走私网络，通过出售核技术来换取外汇。
三是核战略研究。作为战略研究的塔尖，核战略代表着人类理性在战略研究领域所到达的高度。冷战时期核战略研究水平达到了相当的高度，迫使当前的国际安全研究关注一些正在发生变化的新领域，特别是印巴获得核武器后的两国的战略互动、中国核战略的演变以及中美两国的核战略互动。[12](P579-614)这些议题有别于冷战期间的历史，可能产生一些新的理论。
三、恐怖主义与反恐战争
恐怖主义研究在国际安全研究领域长期处于边缘地位，但是“9•11”事件改变了这一局面，加之美国反恐战争对国际政治带来的深远影响，这一议题迅速成为热点研究领域。近十余年来，对恐怖主义和反恐战争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这些研究的重点在于探索恐怖主义的原因和行为模式，并找出其解决之道。
“9•11”事件冲击了既有的观念，面对这一古老而新鲜的事物，普通人心中第一反应是一系列疑问：恐怖主义是什么？为什么会发生恐怖主义？其行为模式是什么？而这些问题，也是学术界研究的焦点。首先，针对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学术界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在经济上，关注贫困、教育对恐怖主义产生的作用，探讨恐怖主义的经济根源；在政治上，探讨政治体制对恐怖主义产生的影响，集中关注国家治理体系、政治自由和民主政体对恐怖主义的影响；在文化上，更多地注意到极端宗教思想与恐怖主义之间的密切联系。[13]其次，对恐怖主义的组织形式进行细致入微的研究。学术界不仅关注恐怖主义静态的组织形式，更加注重探究恐怖主义组织的动态。马克•萨格曼(Marc Sageman)就认为，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恐怖主义作为一种社会运动，其严密的社会网络成为其影响国际事务的重要组织保证，正是社会网络鼓励相互疏远的年轻穆斯林加入圣战组织。[14]再次，更加注重研究恐怖分子的心理和行为。恐怖分子一般通过绑架、劫持、爆炸和自杀式恐怖袭击等行为实现其政治目的，那么，其背后的行为动机和行为模式就成了研究的关键。罗伯特•佩普(Robert Pape)通过研究就指出，自杀式恐怖主义与极端宗教关系不大，他们的自杀式恐怖主义行为有自己的战略逻辑，即试图迫使西方民主国家从其领土上撤军。[15]在这一点上，西方民主国家很脆弱，往往能让恐怖分子达成目的。
研究恐怖主义正如有病求医，经世致用的学术诉求较为明显，因此研究议程也符合这一轨迹。在知晓是什么之后，学术界进一步问的问题是怎么办。这首先要从大战略上回答这一问题，因此对美国在恐怖主义时代的大战略讨论较多，这些讨论整体上倾向于对美国大战略调整进行探讨，理论色彩较浓厚。随着美国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随着战争的深入，研究更加贴近战争中的难题。由于反恐战争本质上是一种非常规战争，因此美国在战争中到底应该采取何种战略，学术界有争论。一种观点认为反恐战争可以通过常规战争手段实现目标，这一观点主张通过强有力的军事行动，打击恐怖主义，通过军事行动解决问题。另一种观点则被称为反叛乱理论，即反恐战争应该通过反叛乱战略完成。对反叛乱理论来说，反叛乱行动既强调斩首行动这类具体的战术，也强调空中力量和特种部队的现代化作战方式，[16](P9-46、P161-176)更有政治、经济、社会等非军事手段。也可以说，军事手段仅仅是反叛乱的一部分，其他手段可能更为重要。
当然，对恐怖主义的反思也没停止。美国学者一开始先反思自身情报体系和国土安全体系存在的问题，随着美国在战争中面临困境，也出现了对恐怖主义威胁的再评估，以及美国对“9•11”事件过度反应的反思。总体来看，美国学术界对恐怖主义的研究已经非常成熟，从议题到方法，从理论到政策，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体系。与之对比，中国学者学术上建树不多，在这一议题上的研究有待于深入。特别是在我国恐怖主义威胁日益加剧的大背景下，学术界的研究远不能满足我国的战略需求。因此，中国学者加强在此领域的研究，这已经成为刻不容缓的任务。
四、地区安全机制
区域问题在国际安全研究中占据重要位置，针对这些区域或议题会形成特定的地区安全机制，这些地区安全机制对于地区安全有着关键作用。总体来看，以往地区安全机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欧洲一体化和北约。然而，当前欧盟和北约已经发展到相对成熟的阶段，学术界在其安全议题上缺少理论突破，除了在欧盟东扩和北约应对恐怖主义等议题上有一些新研究外，整体上亮点较少。
与之相比，针对东盟和东盟+3等东亚地区安全机制的研究更具开拓性，这有两个原因：其一，东南亚有很多不同于欧洲的特质，东盟的形成是中小国家主导的，呈现出“小马拉大车”的特征，这与大国主导的欧洲一体化迥然不同。其二，在东亚地区，大国纷争与地区一体化并行，能持续不断地产生重要安全议题，可以为理论生产提供基本条件。基于此，对东亚地区安全机制的研究，成为中外学者的重点。以东盟为例，早期的研究也从地区实力结构、国际制度和观念的角度展开，这与对欧盟的研究相似。但新世纪以后，对东盟的研究逐渐有所突破。阿米塔•阿查亚(Amitav Acharya)就从国家合作的社会化进程来考察规范如何内化，进而形成身份认同，构建地区安全机制。[17]视东盟国家推动地区安全合作为一个社会化过程，这一研究路径深刻影响了后来的研究取向。
在此基础上，中国学者也在理论上做出了有益的探索。研究社会化的路径试图提出一种“过程建构主义”，考察东亚地区小国吸引大国参与渐进式社会化的过程，探讨这一过程中权力社会化，催生集体认同，进而生成合作的规范。以魏玲为代表，她的创新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一是地区文化转型的过程，特别是地区大国的国内进程和地区大国与其他国家的互动过程两个部分。在其看来，考察地区大国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进程对大国行为的影响，分析地区大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不对称互动，这有利于解答东亚地区实现互相认同和合作的谜题。二是第二轨道进程与规范结构、共同体建设之间的内在联系，通过考察第二轨道中非正式网络对地区合作的作用，在理论上拓展了建构主义理论。[18](P50-65)总体而言，在建构主义理论的范式下，中国学者做出了不少理论创新，值得肯定。
然而，安全仍然是东北亚、东南亚和中亚等地区的核心议题，建构主义可以发展漂亮的理论，却难以解决现实中的众多安全难题。尽管以上海合作组织为代表的地区安全机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东亚地区的地区安全机制大多没有发挥其功能，多沦为无效的机制。因此，学术界大多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首先，地区安全机制的既有经验。这既包括正面的经验，主要以上海合作组织等为代表，也包括负面的教训，以六方会谈为代表。在这其中，对上海合作组织的研究较为深入，从组织制度到议题建设，从中俄竞争到域外力量，都有深入的探讨。其次，东亚地区安全机制问题的原因。对东亚地区安全机制建设存在的问题，多从东亚地区的大国权力博弈出发，探讨由此导致的后果。例如，或者缺乏大国的领导，或者议题泛滥，或者制度过剩，最终造成东亚地区安全机制无效。再次，构建东亚地区安全机制的路径。对东亚地区安全机制实现路径的讨论，一般有两种取向：一是研究多边安全机制，构建正式多边安全机制，聚焦于议题而非机制。[19](P53-75)二是通过大国协调来实现。这一观点认为，东亚地区的地缘环境和安全问题需要大国协调，通过多边协调和双边协调，构建一个“大国协调网络”。[20](P88-113)由于中国崛起冲击了东亚地区秩序，由此产生了一系列安全问题，解决这些难题，积极利用地区安全机制可能是一个不二法门。随着中国参与地区安全治理的程度越来越深，地区安全机制可能是未来中国周边外交中重要的平台，其重要性只会越来越高。由此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则有可能是国际安全研究的知识增长点。
五、群体冲突及其管理
领土争端和族群冲突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可以将其笼统称为在国际政治中的群体冲突。从议题上来看，领土争端、族群冲突都是与政治实体的生存与安全密切相关，因而关注度比较高。新世纪以来，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领土争端和族群冲突逐渐凸显，成为国际安全研究中难以忽视的领域。
对领土的争夺是国际政治中的古老话题，这一议题的普遍存在决定了其重要性。对土地控制的对抗不仅来自于人类社会对稀缺资源的争夺，也是权力政治的体现。但需要指出的是，领土争端也有时代性。换言之，在绝大多数发达国家中，领土争端多已解决；而在一些后发展国家中，这一问题更为突出。特别是在亚非拉地区，历史遗留问题较多，领土争端的形势严峻。最近十年，学术界对领土争端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领土争端升级的原因。领土争端为什么会产生，为什么会升级？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以往学术界的研究要么考察领导人的个性，要么考察国内危机，认为一国升级领土争端是由于国内存在政治经济危机，为了转移国内矛盾和视线而升级领土争端。近来，一些学者关注权力转移对领土争端升级的影响，即国家在领土争端中讨价还价能力下降时，可能更容易通过武力手段解决领土争端，由此导致领土争端升级。也有学者探讨民主国家对于领土争端发生和升级的影响，但是这一路径进入了民主和平论的窠臼无法自拔，影响了其解释力。当前，更具有突破性的研究则集中关注政体安全的影响。傅泰林(G. Taylor Fravel)就认为，内部威胁使得政体安全受到威胁，并导致中国倾向于在领土争端中妥协和让步。[21]其一系列研究具有很大的创新性，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在领土争端中的行为模式。另一方面，领土争端的解决手段。随着近年来领土争端的升温，各国在领土争端中的选择备受瞩目。总体来看，学术界主要关注各国的战略选择。或是关注国家选择谈判并妥协，或是关注国家选择使用武力，或是关注国家通过战略动员来提升自身应对领土争端的能力。[22](P35-54)总体来看，当前这一领域的研究水平在逐步提升，研究也更加细致扎实。
纵观国际社会，族群冲突作为顽疾同样严峻，长时间难以克服。在科索沃、车臣、加沙、库尔德和中国新疆等地区，族群冲突反复上演。族群之间的不满、仇恨、恐惧和敌视造就了一系列国际安全问题，族群冲突日益凸显，人道主义灾难层出不穷，恐怖主义屡屡不绝。鉴于族群冲突凸显，近年来国际和国内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关注日益增加。事实上，早在上世纪，唐纳德•霍洛维茨(Donald L. Horowitz)等学者就做出了突出的研究。近年来，族群冲突研究主要有三种路径：第一种关注族群的心理，主要讨论族群之间的不满、仇恨、恐惧、历史记忆等情绪性心理因素对族群冲突的影响。如果置于国际安全研究的范畴，则可以将之归为情绪与国际安全的研究。第二种是理性主义的路径。其代表性研究认为，当前的内战主要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持久冲突积累的结果，各国之所以会产生叛乱和农村地区的游击战，是因为特定形式的军事斗争可以与不同政治议程嵌套在一起。[23](P75-90)第三种关注族群冲突的安全困境机制，着重分析恐惧、不满、仇恨和精英动员族群的能力四个行为驱动力，并探讨政治不稳定、族群政党系统、歧视性的族群政策、经济衰退、族群间经济差距的变化趋势、历史冲突和族群人口分布的类型七个因素对四个行为驱动力的影响。[24](P1-36)尽管其研究过于宏大，但是其动态的分析框架对于我们理解当下的族群冲突大有裨益。综上，当前针对族群冲突出现了一些新研究，有利于拓展我们的理论思路。加之中国国内族群关系面临严峻挑战，关于族群冲突的研究亟须加强。
当然，国际冲突不仅仅包含领土争端和族群冲突，其他类型的国际冲突上文已经有所涉猎，因此不再赘述。一般来说，有冲突相应也会有危机管理。在国际安全研究中，危机管理也是重要的研究领域。在族群冲突上，人道主义干涉是一种重要的途径，由此衍生的“保护的责任”，更成为干涉的重要内容。在领土争端上，相关方之间也会建立危机管理机制，接受各国的斡旋和协调。在国际冲突中，皆是如此。以中美关系为例，危机管理关系能否成功关系到两国关系的稳定性。[25]因此，在国际冲突中如何建立危机管理机制，进而控制危机的烈度，这是学术界近十年来一直致力做的工作。
六、评述与展望
综合上文所述，国际安全研究是一个议题庞杂的领域，一些经典议题长期存在，在新的时期会出现新特征，重新生长出学术生命力，上文简述的议题就属此列。综合以上五个核心领域的论述，我们可以发现，当前国际安全研究领域内出现了三个新特征。
第一，议题导向的研究逐渐成为主流，重大国际安全议题成为研究的重点。国际安全研究领域长期存在两种不同的研究取向，即理论导向和议题导向。以往，理论导向在研究中占据主流。然而，近年来的国际安全研究大多以议题为导向，关注当前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安全议题。在研究这些重大安全议题的基础上，构建出一些新的理论与模式。在大理论创新贫乏的今天，这是一种比较务实的选择。
第二，中层理论和微观理论成为目前理论创新的生长点。在以往的研究中，大理论的辩论和创新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然而，新世纪以来，大理论的发展面临着一些困境。大部分理论家都承认，国际关系中的大辩论已经结束，大理论的创新日渐贫乏。[26](P483-497、P567587)在此背景下，当前国际安全研究领域逐渐将注意力集中到中层理论和微观理论的创新。由此，转向议题导向的趋势与构建中层理论、微观理论的趋势逐渐合流，国际安全研究领域的新趋势形成。
第三，研究方法更加精细。一段时间以来，国际安全研究领域内推崇定量研究的风气盛行，这是对以往定性研究为主的矫枉过正。诚然，定量研究有利于拓展和加深我们对国际安全的研究。然而，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国际安全研究对定量方法的认识逐渐回归理性，学术界开始重新认识定性方法。换言之，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一项研究中同时使用定性方法和定量方法被接受和认同，研究方法变得更加均衡。
通过对核心议题的分析和对新趋势的讨论，我们可以展望一下未来的国际安全研究。总体来看，未来国际安全研究可能会有三个趋势。
首先，经典议题仍然是主流，但是新议题的重要性凸显。一般来说，上文讨论的这些议题重要而持久，也就是所谓的传统安全的范畴。必须承认，传统安全主要集中在战争与和平、纷争与协作、军备与武力等范畴，它们回答的是国际安全领域内一些持之以恒、反复出现的难题，这些难题关系到人类社会不同层次群体的生存、安全和福祉。与之相对，国际政治的变迁会催生一系列新议题，这些新议题在当前的研究中地位越来越重要。例如网络安全、能源安全、粮食安全、环境安全以及人的安全，这些议题也不能忽视，也非常值得研究。在议题过于庞杂的前提下，限于篇幅，本文只能舍弃某些议题或点到为止。也就是说，上述议题并非全部，只是一些最为重要的议题。
其次，理论的突破有赖于中层理论和微观理论的长期积累。当前安全研究领域的大理论创新几近停滞，这是一个现实。然而，中层理论和微观理论的创新并未停止。目前大部分学者关注具体的议题研究，并构建一些中层理论和微观理论，这种研究取向尽管没法构建大理论，但是为大理论的出现奠定了微观基础。换言之，在议题导向基础上的中层理论和微观理论创新非常值得关注和鼓励。未来国家安全研究领域内的大理论突破，很可能就是在这些中层理论和微观理论积淀的基础之上产生。
再次，中国因素凸显，中国学者的创新会越来越多。新世纪以来，中国崛起的速度急剧加快，日益成为国际社会中的主要角色。在此背景下，当前国际安全研究有一个最突出的特征，即中国问题和中国因素的凸显。当前，中国崛起引起国际政治体系的巨变，并导致了众多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中国如何实现和平崛起，以及由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如何适应和接纳中国。[27](P40-58)这些重大问题必定成为国际安全研究领域理论创新的重要基础，这是因为，国家安全理论的创新必须是基于回答当前国际体系中的核心安全议题，必须能够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难题。对中国国际关系学者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契机，更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中国学者可以利用自身的优势，在这一领域耕耘、开拓，创造出更多的新理论，为国际安全研究的知识生产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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